山东大旱年群众安全饮水

一、山东大旱之年保群众饮水（论文文献综述）

皇倩倩^[1]（2020）在《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对水资源的依赖性很大,水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因而使用权便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关键。水利社会史是研究水利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水利社会的核心问题即是水权问题,水组织、水经济、水信仰以及水习俗等系列问题的实质都是以水权的获得为基础的。因而,从水权出发来认识霍州水利社会的独特性,把握社会变迁中的民众生存状态,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变迁中区域社会的认识。本文拟以霍州为个案研究其明清至民国时期水利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从霍州社会整体缺水的大形势出发,重点关注霍州彘水沿岸“四十里米粮川”等丰水区与陶唐峪等缺水区域的水利社会形态,通过比较研究,理清水资源在霍州区域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差异。水利社会研究中以水权为核心形成的地域冲突与合作是贯穿传统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认识水利社会中的矛盾及其解决机制,并对当时民众的生产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一较为全面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水利社会变迁中人与人的关系,对我们认识社会发展中的变与不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水权角度对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作进一步的补充,依据霍州特有的水资源类别,就其水资源利用类型、用水纠纷与调节、水信仰与传说等问题作探讨,探索水利社会史研究中一个小型水利社区的水利社会实践,理清在小泉小水众多的区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形态,以期对我们当下的乡村社会建设有所裨益。

陈启文^[2]（2016）在《大河上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引子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

胡吉伟^[3]（2014）在《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分析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文环境变化中的人为因素。通过对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治理中的政策导向、治水方略、水利机构的利益纷争、湖田开发与太湖水文环境的恶化、治水方式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的防洪措施等问题的分析,来考察水利机构在治水事务中的行为和目的,以及由此引起的太湖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特别是治水机构为获取经济利益将湖滩放垦合法化,导致太湖水文环境恶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程度。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考察揭示出人类的治水活动与太湖流域水系环境变化间的关系。太湖流域由苕溪、荆溪、运河、吴淞江、黄浦江等水系组成,包括江苏省苏南、浙江嘉兴、湖州等市,历史上这一地区被称为“江南水乡”,税赋甲天下。这一地区优越的水文环境是在人为改造下形成的。筑东坝斩断来水,修塘堤防御海潮,建闸口抵御江水倒灌,这些水利设施为江南地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然而,人为改建后的水利设施使太湖流域的水利环境充满了脆弱性,一旦失去人为治理,生态环境便很难自我调适。近代以来,太湖流域水利失修,水旱频发,从而导致社会环境动荡。这是本文第一部分所阐述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剖析了由于政府错误的治水策略引起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恶化。政府在治理与破坏之间陷入矛盾的窘境,一方面,表现出积极治理的姿态;另一方面,治水机构以利益获取作为治水的最高准则,改变明清时期的禁垦政策。实施“浚垦兼施”的治水方略,将湖滩放垦合法化,破坏了水文生态的平衡。湖滩开发致使东太湖排洪水道缩减,防洪能力降低,水灾风险增加。1931年水患虽称天灾,但是,水利不修,人谋之不力亦是不容忽视的致灾因素。第三部分论述了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治理政策上的导向,以及由此引起各水系间水文环境的巨大差异。民国政府继承了明清政府固守东坝的治水策略,将水患遏制在东坝上游地区。高淳县作为潴水区,为维护太湖下游地区的经济稳定作出了牺牲。由于可耕地资源短缺,当地百姓为获取有限的农业资源发生械斗,社会动荡加剧。与乡村水利建设相比,政府更关心城市的排水工程。为实现南京国际都市计划,南京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下水道建设,城市防水能力显着提升。第四部分考察了水利机构在治水事务上的利益冲突,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水利治理方式的转变。北洋政府时期水利机构林立,系统纷岐,缺乏统筹规划,遇事互相推诿,水利治理乏善可陈。1931年长江水灾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水利机构,加强了水利建设,吴淞江、白茆河、城市内河等重要河段的堤坝、河床都得到了修缮,水利状况明显改善。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水灾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水利治理措施,促进了太湖流域的水利发展。强制拆圩、废田还湖、堤防协修、联合布控等举措改善了水利失修的局面,提高了防洪抢险的应对能力。与1931年南京城水患相比,1935年南京城区水患的成功预防,进一步证明,人为治理的缺失,人类活动的破坏是太湖流域灾害多发的关键因素。本文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防洪治水上的作为。另外,尽管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文生态遭到破坏,但太湖水系的改变主要是“支流淤塞与微地貌”的变化。若要考察太湖流域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还需要将时限向下延伸至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时期联圩并圩、废坝建闸、大兴水库、湖滩开发等水利运动对太湖流域自然环境的影响更加剧烈。为此,本文的结语部分对太湖流域水利格局的转变进行了简要描述,以便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近代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变化。

魏光^[4]（2014）在《清至民国时期（1644-1949）甘肃地区的旱灾与社会应对研究》文中认为清至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的旱灾十分频繁,给当地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近年来,甘肃地区更是旱情严重,防旱、抗旱事业日渐成为关系甘肃民生的头等大事。研究清至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的旱灾,总结旱灾的分布规律、分析旱灾的社会影响、探讨当时社会的救灾机制,可以为当前甘肃乃至全国的抗旱事业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在统计分析相关旱灾史料的基础之上,重点研究清至民国时期甘肃旱灾的发生规律、旱灾影响及旱灾的社会应对。在具体的行文之中,又分时期、分地区对旱灾的某些反映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总结出旱灾的演变特点与应灾机制的发展创新。总之,本文通篇是以“旱灾与社会”这两大因素的相互结合为研究中心,通过展开系统地论述,力图将旱灾的研究最终落实到社会应对之上,以求有用于世,服务于当前。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绪论,论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分析了甘肃的自然环境,并详细概括了清至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的政区演变,这为下文展开具体研究确定了研究区域。对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论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突出了研究特色。第一章,首先简要概述了清至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的旱灾发生情况,以灾害年为统计单位,通过对相关旱灾史料的统计分析,得出在这306年间,甘肃共发生大小旱灾共187次,体现出甘肃旱灾的整体频发性。在此基础之上,系统分析了甘肃旱灾的时空分布规律。第二章,本章主要论述了甘肃旱灾的社会影响,分别从旱灾与人口变迁、旱灾与农业经济、旱灾与商品经济、旱灾与社会文化这四个方面展开系统论述。在人口方面,旱灾不但导致人口死亡,而且还造成人口迁移,引发大规模的灾民潮。在经济方面,旱灾对农业经济产生直接的破坏力,并严重阻滞了农业经济的再生产；由于甘肃自古商业不甚发达,故此旱灾极易造成当地经济出现畸形商品化现象。在文化方面,本章主要从旱灾中的女性化与食人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旱灾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价值的体系的冲击影响。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清至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的救灾思想、救灾机构及其相关程序。清代救灾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救灾思想的集大成者,民国更是在此基础之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创新。在救灾机构与程序方面,民国与清代相比要更加的专门化、程序化,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四章,从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两者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应对旱灾。对于官方的应灾,本章主要从备灾、临灾赈济、灾后补救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仓储是备灾措施的重要代表,仓储的完备与否直接决定着备灾的成败。临灾赈济这一节主要是从粮食赈济、钱币赈济、以工代赈这三个方面展开的具体论述,并将其融入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评估其实际成效。而灾后补救则主要分为蠲缓、借贷、安辑之策,并分别就其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民间力量的救灾主要包括士绅的个体救灾、社会组织的专业救灾及外国力量在甘肃旱灾中所提供的帮助。自清末至民国,相比官方赈灾的衰落,民间赈灾所起的作用日渐增强。结论,系统总结了清至民国时期甘肃旱灾的时空分布特点、社会影响及相关救灾机制。通过分析这一时间段内的应灾成效,得出政府救灾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民间力量的赈灾不容忽视。与此同时,也得出政治背景与交通条件也是影响抗旱事业的重要因素。

尹阳硕^[5]（2014）在《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与医疗社会》文中认为本文以明代为时间设置,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空间背景,运用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疫灾与社会做一个整体的研究。第一章主要讨论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长江无论在其流域长度、流域水量,还是流域面积等方面,在我国各大河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是长江水系中的重中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之所以成为长江水系的核心,乃至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其优渥的生态环境成为其历史发展不可忽略的诱因。此外,南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己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最终转移到以长江流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而经济重心最终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而且在城乡发展、交通改善、文化繁荣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诚然,在经济发展、交通便利以及人口流动性大的背后也为疫灾的爆发与流行埋下了潜在的隐患。第二章旨在对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情况做一个基本说明。在明王朝276年的统治时间里,明代进入了一个灾害频发的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疫灾发生年份就多达122个,其疫灾发生频度高达44%。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具有发生次数多,频度高的特点,在时间上,呈现明中后期的疫灾发生数及其频度明显高于明前期的特点,而明中后期又以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四朝疫灾发生次数和频度最高。在空间上,体现出疫灾发生地范围广、地域分布不均匀的特点。造成疫灾频发的原因不仅与自然因素息息相关,而且还与社会发展、人口激增以及人为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有着必然的联系。第三章重点分析疫灾爆发、流行之后,国家与社会对疫灾的应对情况。由于疫灾具有紧急性、灾难性、传染性、流行性的特点,因而,一旦疫灾爆发、流行,其影响不仅关乎到国家社稷的安危,同时也直接威胁到民间社会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因而,面对疫灾的肆掠横行,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社会对疫灾的爆发、流行无不采取相应措施来抵御疫灾的入侵。在国家层面上,作为国家机器的管理者,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赈济染疫民众,然而,在明中后期,因国家腐败,制度松弛,国家财政也赤字连连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国家开始无力赈济灾民,当国家以及地方政府无力赈济染疫民众之时,来自于民间社会的救助力量接过了救赈染疫民众的重担,地方绅士作为地方上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群体,有效参与管理民间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的地方绅士,在面对疫灾肆掠横行之时,清楚地认识到疫灾传染的严重性,因而,地方绅士以及一些有良知的民众开始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救助染疫病患,以此来弥补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对疫灾赈济的不足。第四章重点探讨医者对疫病的看法与应对方式,同时对民间医疗社会中的医患关系予以考察。当疫灾频发之时,作为治疗疫病的专业医者来说,不仅可以帮助染疫民众早日摆脱疫病的侵袭,而对于疫病的治疗更是一次理论的挑战。无论是元末明初的王履,还是明末的吴有性、袁班,他们通过临床实践,对疫病的认知和治疗较前代医者都有了新的看法和突破,因此,我们可以窥见明代疫灾与疫病医学的发展之间往往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疫灾的肆掠横行,疫情爆发、流行不仅给国家、民间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明代的医者,乃至于医学界极大的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疫灾,医者采用前人方剂治疗患者效果甚微,一批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医者无不潜心钻研治疗方法来应对疫病的爆发、流行,而正是因为疫灾对社会各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也促使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温病理论有了质的飞跃,中国传统医学中温病理论认识的渐趋成熟不仅使得受疫困扰的民众早日摆脱病魔,同时也是医界在疫灾的巨大冲击下的有利回应。在明代社会中,国家对于地方医政缺乏必要的建设和管理,国家对于地方医政往往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国家对于地方医政的管理可说是乏善可陈,但这并不代表明代医疗医疗资源的减少,或者民众所能享用的医疗服务水平降低。随着医疗资源社会化的加速,民间医疗队伍的壮大也有效弥补了国家以及地方医政的不足。毋庸置疑,民间医疗资源的社会化有效弥补了国家以及地方医政的缺失,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正是由于民间医疗资源社会化过程中,各类医者从业途径以及专业学习背景的不同,从而导致民间医疗市场中医者诊疗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在实际临床诊疗中,因医者误诊、错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此外,为了在竞争激烈的民间医疗市场中立足,医者们不仅需要过硬的医疗技术,同时还要注意自身医者形象的经营,大多数医者会选择见机自保,择病而医,尽量避免诊疗死症、难症。而病患及其家属面对民间医疗市场中良莠不齐的现象,势必很难将自己或家人全权交给医者予以治疗,因而病患及其家属不得不采用择医而治或频繁换医的方式来寻找真正能够“妙手回春”的医者,来应对明代医疗市场的秩序混乱、医者良莠不齐的现象。在整个民间医疗市场中,医者见机自保,择病而医,医者规避责任,缺乏医者所必备职业伦理道德；而病患及其家属一方也不断择医、换医,对医者缺乏必要的信任,久而久之,医患间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日益突显,因而,我们看到在具体的诊疗过程中,医患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也时常伴有不和谐声音。我们不难发现出,疫灾发生后,对国家、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自然因素亦或是社会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与破坏,无形中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疫灾则成为生态系统破坏背后的承载体,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调节器,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疫灾与社会三组变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不仅贯穿于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脉络之中,同时也贯穿于整个生态过程之中。

李家伟^[6]（2013）在《1950-1979年甘肃省靖远县农田水利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水利发展是有规律的，因此在水利建设中要及时总结经验不足并通过理性化为规律，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做服务。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发以来国家对水利建设颇为重视。本文选择笔者家乡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靖远县1950年至1979年这30年间的农田水利建设，结合相关档案资料、地方志资料、报刊资料做以考察和总结。靖远县地处甘肃中部黄河上游，地势特征明显西北高东南低，地形以山地、丘陵、洪积、流积平原为主，并且深居大陆内部，气候干旱、降水稀少、气象灾害干旱、水灾等频繁发生对靖远县的农业生产发展提出了挑战，靖远县急需农田水利建设，1950年以前靖远县的农田水利建设成就其中包括八大自流渠工程和60个水车灌溉工程，但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在水利建设技术、提水工具、浇灌管理方面的存在着严重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靖远县在1950-1979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论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甘肃省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将靖远县1950-1979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史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阐述即：1950-1952年靖远县农田水利建设的过渡时期、1953-1957年一五计划时期靖远县的农田水利建设、1958-1965年靖远县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落大起时期、1966-1976年动乱中继续发展的靖远县农田水利建设、1977-1979年靖远县农田水利建设的新阶段。分别介绍了1950-1979年靖远县在电力提灌工程、泉水工程、打井工程、涝池工程四个方面的建设情况及重要工程概况。在这30年间靖远县农田水利方面建成电力提灌工程万亩级4处，千亩规模的30处，千亩以下规模的76处。引泉工程102处，机电井118眼，井灌区4个，修建涝池418个。靖远县1950-1979年的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改善靖远县的民生（粮食产量的增加、灌区移民）、促进靖远县的社会动员与控制、改善靖远县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在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农田水利管理法规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这30年间靖远县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有四点: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合理规划；二，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三，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弥补不足；四，树立全局观念，强化整体推动，取得最好效益。

廖金城^[7]（2013）在《民国时期黄河三角洲自然灾害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黄河三角洲是我国的三大三角洲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民国时期黄河三角洲地区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灾害种类也较多,不仅包括水、旱、蝗、疫、潮、霜冻、风雹等突发性灾害,而且包括土地盐碱化、沙化等趋势性灾害。黄河三角洲地区呈现出各种灾害连岁而至、多灾并发,趋势性灾害相伴发生的特点。频繁的自然灾害与黄三角地区脆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反过来灾害又破坏着自然和社会。自然灾害不仅威胁着黄河三角洲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导致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业人口散失、乡村社会秩序混乱、农业生态环境屡遭改变等恶果,从而塑造了本地区脆弱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构成民国时期本地区“地瘠民贫”的地域特征。进入民国以来,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黄河三角洲地区灾害应对机制开始从传统的荒政模式向近代的救灾减灾模式转变。首先是灾害救济方面,救灾机构日益专业化、赈灾物品多元化、救灾活动社会化；其次是防灾减灾方面,黄河三角洲地区兴起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河防工程、水利工程、虹吸淤田工程、灾害监测等防灾减灾事业,这为当代黄三角地区灾害治理提供了一定历史借鉴。

秦岭^[8]（2013）在《水之殇》文中提出如果有人告诉你,80%的人类疾病与不合格的饮用水有关,你会相信吗?如果有人告诉你,截至上个世纪末,中国六百多个城市中,已经有四百多个严重缺水,你会作何感想?如果有人告诉你,相关部门近期对我国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只有3%,你是否会非常吃惊?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的水之殇?当"生命之水"演变成"绝命之水"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当你读完这篇文章,你也许才能真正理解、认同我们的人民多么希望"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温艳^[9]（2012）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研究》文中指出西北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地区。民国时期,该地区自然灾害呈现出灾情严重,成灾面积广泛；多灾并发；旱灾发生最为频繁且最为严重；同步性与非同步性并存,出现三次高峰；地域分布不平衡,与周边省份相互影响；旱灾、水灾、地震等频次逐渐增高；旱灾和地震形成灾害链等特征。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是制约西北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因素。灾期人口死亡数量大且集中,灾民大量逃亡,变动频繁。民众身体素质下降,对西北社会经济造成深远影响。灾害对西北民众的心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自我否认、消极等待援助的思想加重,迷信盛行,伦理道德意识削弱。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西北各省粮食减产或者绝收,农民经济损失严重。大量耕地抛荒,粮食价格的高涨和地价暴跌,地权转移频繁,土地与农民的纽带变得松散,农村阶级构成发生变化。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民国时期,受自然灾害影响,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城镇经济发展滞后,无力接纳大量灾民,无法承担起扶助农村的责任。城镇居民漠视甚至对灾民采取敌视态度,使得灾期西北地区城镇和农村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在灾害波及下,西北城镇在短时间内出现市场萎缩、经济萧条的局面。个别城镇由于大量灾民的涌入,需求增加,经济出现了暂时的畸形“繁荣”。灾民的大量涌入,也推动了城市市政设施、救助系统的建立和改善,对城市治安也提出严峻挑战。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积极承担起救灾职责,注重救灾的制度化建设。中央和西北五省政府采取粥赈、钱赈、粮赈等传统的赈济措施外,还采取以工代赈措施力求救防结合,并在西北组织植树造林,涵养水源；兴修水利,保护水利设施；恢复和发展仓储；建立气候监控体系等,以期从根源上消灭灾害发生的基础。民国政府意识到西北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难能可贵。西北地区严重的灾害,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社会力量广泛动员。国内外团体和个人积极参与西北救灾活动,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的救济成效最为显着。以报刊为代表的舆论媒介积极报道西北地区的灾况,呼吁民众参与救灾,振奋灾民精神,发挥积极作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救灾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特点。在西北救灾中,中央政府出钱,地方政府组织救灾,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政府在西北救灾资金总体投入不足,其主体作用没有得到良好发挥。西北地区没有形成大灾害联省机制,社会资源没有得到良好配置与应用,监管职能缺失,救灾各个环节存在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西北地区的救灾效果。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政府与民间救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谭春华^[10]（2012）在《雨洪管理模式的转换及组织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水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就在全国各地想方设法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同时，雨洪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却未能得到有效利用而白白流走，造成雨洪资源的极大浪费，甚至还要承担防洪排涝的巨大成本。为此，雨洪资源化作为防洪和缓解水资源危机的一种措施被提了出来。适时转变治水观念，使雨洪管理由传统的废弃物排放管理转换为资源的收集利用管理，合理利用雨洪这种非常规资源，有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见，研究“雨洪管理模式转换”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知识和国内外雨洪管理的实践，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雨洪的三种经济学属性，得出了雨洪经济学属性对雨洪管理机制的启示，论述了雨洪管理模式转换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雨洪管理模式选择，进而提出了雨洪管理模式转换相配套的组织政策，最后提出雨洪管理应上升到一个产业，并提出了相应的组织政策。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雨洪的经济学属性。雨洪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属性：雨洪的公共物品属性、雨洪的公害物品属性和雨洪的私人物品属性。由雨洪的经济学属性可以得出对雨洪管理机制的启示：①既然雨洪具有公益性，就应该将雨洪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收集利用。但在雨洪资源的维护或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生产者可能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即存在“市场失灵”，必须引入新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安排方面采取何种方式，取决于雨洪环境问题的特定情形和约束条件，有时还需要多种制度形式的配合使用。②如果家家户户都向外排放雨洪，那么将会出现“由雨变洪”的现状，加剧了雨洪的形成过程，从而导致雨洪的公害性。为了减少雨洪灾害的发生，应实现雨洪管理由旧机制向新机制的转换，即由传统的废弃物排放管理转换为雨洪的收集利用管理，将雨洪这种公害物品“转害为利”，使雨洪真正转变成为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③根据雨洪的私有物品属性，政府可以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各个雨洪利用产权单位自觉的收集利用雨洪，真正将雨洪管理上升到一个产业。这也是我国雨洪管理模式转换的高级形态。为了促使我国雨洪利用产业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使我国的雨洪利用产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开发并利用巨大的雨洪市场潜力，发展我国的雨洪利用产业。（2）雨洪管理模式的转换。在我国，雨洪管理模式转换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极大的可行性。由于雨洪分布和降落地点的差异性，导致雨洪管理主体的多样化，从而使其管理模式出现了多样化。主要的模式包括：①城市政府公益性雨洪管理模式。政府在雨洪收集利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其雨洪利用模式属于公益性的模式选择。②城市小区雨洪管理模式。一般城市小区雨洪主要来源于屋面、道路、水景和绿地三种。③农村政府公益性雨洪管理模式。农村政府对雨洪的管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集流工程建设，发挥好雨洪集流面的作用，将雨洪径流进行收集；二是通过蓄水工程将集流面收集的雨洪储存起来；三是通过拦蓄和入渗工程将部分径流很好的入渗，修复水资源环境。④农村居民点（农村生活单户）雨洪自集自用模式。农村生活单户雨洪利用系统主要包括雨洪收集系统、雨洪储存系统、雨洪净化系统等方面。（3）雨洪管理模式转换的组织政策。针对我国雨洪资源化利用率低的状况，运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分析了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建设单位、小区物业、居民个人等之间遵循着一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所以政府在雨洪收集利用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政府出资进行雨洪的收集利用，则企事业单位、建设单位、小区物业和居民个人都会从中受益，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政府无法承担雨洪管理所需要的全部投入，为了解决这种“囚徒困境”，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等对相关的单位进行管理，转变人们在雨洪收集利用方面的管理理念，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或者共同合作或者强制性的法制法规来提高相关单位的参与程度，从而达到雨洪的合理有效管理，提高雨洪资源化的利用效率和水平。运用博弈论中的“单种群进化博弈——两人对称博弈”分析了农村居民点有限理性博弈，一旦政府利用一些激励措施使其中的一部分居民采用雨洪收集利用技术，就会很快的得到推广。所以相关的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一部分农村生活单户进行雨洪利用技术的试点，让一部分单户真正能够从收集利用雨洪中受益，然后让其他单户产生极大的动力去模仿，从而让更多的生活单户采用雨洪利用技术来收集利用雨洪，真正将雨洪作为一种资源，解决当地的缺水问题。（4）雨洪管理模式的升级——产业化政策的雨洪管理。雨洪利用产业是指从事雨洪收集并向用水户供给雨水的企业集合。为了促进雨洪利用产业的发展，必须制定相应的制度来引导相关雨洪收集利用企业、政府和用水户选择雨洪利用行为，而制定制度的前提是明确各种制度的运行机制。因此，分析雨洪利用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强制机制、利益机制和道德机制，是我们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政策的前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产业形成与发展一般有三种路径选择，即市场自发型、政府培育型、市场与政府结合型。我国雨洪利用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适合选择以政府培育为主、市场力量为辅的产业发展路径。为了促使我国雨洪利用产业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使我国的雨洪利用产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开发并利用巨大的雨洪市场潜力，发展我国的雨洪利用产业。

二、山东大旱之年保群众饮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大旱之年保群众饮水（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至民国时期（1644-1949）甘肃地区的旱灾与社会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与医疗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6）1950-1979年甘肃省靖远县农田水利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时期黄河三角洲自然灾害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雨洪管理模式的转换及组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山东大旱之年保群众饮水（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D]. 皇倩倩. 山西大学, 2020(01)
• [2]大河上下[J]. 陈启文. 清明, 2016(02)
• [3]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D]. 胡吉伟. 南京大学, 2014(12)
• [4]清至民国时期（1644-1949）甘肃地区的旱灾与社会应对研究[D]. 魏光.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5]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与医疗社会[D]. 尹阳硕.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6]1950-1979年甘肃省靖远县农田水利建设研究[D]. 李家伟. 西北师范大学, 2013(08)
• [7]民国时期黄河三角洲自然灾害研究（1912—1937）[D]. 廖金城. 郑州大学, 2013(11)
• [8]水之殇[J]. 秦岭. 啄木鸟, 2013(04)
• [9]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研究[D]. 温艳. 西北大学, 2012(12)
• [10]雨洪管理模式的转换及组织政策研究[D]. 谭春华. 山东农业大学,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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