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义：以公平的社会政策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一、陆学艺:以公平社会政策培育合理社会阶层结构（论文文献综述）

刘燕妮^[1]（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石立春^[2]（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周银坤^[3]（2018）在《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一是,伴随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作为其对立面的“统筹城乡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在向前积极推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尤其是,当这个过程涉及社会利益改革及调整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展就尤其缓慢;在现实中,“城乡差距”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二是,正是因为看到了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中央政府正在从顶层设计、国家战略、政策供给等层面,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路径。同时,理论界也在讨论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让渡”等问题。从这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出发,本文着力提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理论命题,试图以规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与解释当下中国“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与透彻的;但是,从“利益让渡”与“社会利益让渡”的角度来研究城乡关系的文献,还显不足。因此,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另一方面,从政府政策实践的角度看,“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政策及实践,也没有充分地展开,因此,它是一个新的实践任务。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提出并论证“城市利益让渡”的命题。这一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以江苏为观察样本,以计量方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第二,以“社会排斥”为理论视角,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与症结何在。第三,用三章的内容,从理论资源、现实场域、资源与条件、意愿与能力、动力与阻力等方面进行这一命题的理论建构。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以江苏为观察样本,计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建构奠定现实基础。本章认为,城乡差距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一是,江苏省城乡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他方面的差距;二是,对江苏省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开展系统的描述性分析,意在揭示江苏省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样态和现实图景。对此,本章主要研究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江苏省的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发展的整体差异入手,考察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样态;（2）对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实证考察;（3）从理论上揭示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对于全国的代表性与样本性。第二章:题名为:城乡发展差距的症结:排斥性制度。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应用“社会排斥”这一比较新颖的理论来探讨中国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关于城乡发展差距原因探讨的文章很多,但是,从社会排斥这一角度展开分析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本章选择这一理论框架进行研究,也是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论证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本章试图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阐述“社会排斥”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对于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意义;二是,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造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设计;三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剖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现状;四是,分析了现实中城乡关系中资源配置非均衡性的表现及种类。第三章:题名为:“通过‘城市利益让渡’再造城乡关系”。因此,从这一章开始的连续三章,都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即对“城市利益让渡”进行学理论证。而第三章是把本文的主题点明了,也试图把“利益让渡”与“城乡关系”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对接”起来。在第三章中,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从学理上寻求“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资源,这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还包括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资源。二是,探讨当下中国城乡关系再造的现实场域及其复杂性,即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在解构着城乡二元结构。三是,对“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进行理论建构与论证。第四章:主要是探讨“城市利益让渡”的具体问题,即模式、资源与能力等等。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总结了当下中国社会实践中具有“城市利益让渡”性质的三种模式,即“资源三下乡”、南京“为民服务专项基金”与项目制。二是,探讨了城市利益让渡中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以及各种具体的资源类型。三是,从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利益让渡的主观性意愿与客观能力等相关问题。第五章:题名为“‘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与阻力”。在这一章中,没有采用对策建议或政策建议类题名,是因为,本文认为“城市利益让渡”作为一个命题需要论证与建构,它需要学术、社会与政府的认同与认可,换言之,它离对策建议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不妨我们先来探析它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这一章,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其动力因素,是从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内在动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外在拉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政治压力三个方面展开的;而阻力因素,是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城市政府利益权衡的理性化与乡村承接能力的有限性四个方面展开的。

董田甜^[4]（2016）在《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同时聚集大量的民生问题使得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治运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深入系统地研究民生政治,推进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系统研究民生政治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中国政治主题的新发展,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势。重视民生政治的实践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有利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保障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行动模式。民生政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组成部分,民生政治所显示的治国理政程序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因此,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着力关注和弘扬的良治政治理念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分析途径。本文以民生政治的理论构成和实践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民生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逻辑,从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构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并在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民生政治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必要提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民生政治命题,并以民生政治解读、统领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我国从“经济建设型”转向“民生型”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科学有效地改善转型期民生问题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论文结构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与本文议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还简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预估。正文总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生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民生、民生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为民生政治的学术和现实内涵打下基础,本部分重点对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是后续论证的重要框架。第二部分以中国民生思想和发展历史为主线,以发展政治学为学科视角,在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探讨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构建的战略意义,重点从传统、环境和结构三方面分析,理性节制的政治变革是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五、六、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系统构建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第八部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民生政治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重点通过建立民生发展指数的预测模型来解读民生政治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进步,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生政治发展和建设。最后的结论将各章节的主要观点贯穿起来,得出核心观点并展望中国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政治学说,提出构建民生政治的发展体系之说。较为系统地提出民生政治的概念,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发展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视角创新,试图在整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对当代中国民生政治的系统研究重点在政治发展方面,从价值目标到制度和政策层面再到机制层面,从内到外逐层分析建构,提出系统的民生政治发展的研究趋势和实践探索路径,以利于在总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实施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对策建议。

付舒^[5]（2016）在《公平理论视阈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制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度性和成熟程度既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社会公平关系的现实体现。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党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求其在制度理念、制度结构、制度运行中保证制度公平性,还应通过制度公平进一步推动和实现社会公平。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逐渐从选择性向普惠性、改革试验向成熟定型转型,但普惠性不能等同于公平性,社会保障制度在建设中的矛盾仍较为突出:一方面,社会保障范围持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体系日臻完善;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仍存在分割和失衡状态,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地区之间保障待遇差异较大,制度的公平性备受质疑。学术界虽不乏对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系统性考量,但却缺乏从其与经济社会结构的互动角度出发而对制度公平性问题进行的系统研究。在将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放置于经济社会结构中考察时,社会分层是一个很具有启发性的切入视角。社会分层是一种现实的不平等,理论上讲,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机制有助于缩小社会差距并弱化初次分配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程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属性要求其作为一种逆社会分层的力量,去修正社会分层中出现的以权力、声望、资产等要素在不同人群间形成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远未达到合理的橄榄型结构,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及其运转效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扭正不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基于市场规则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纵向制度结构上的“断裂”以及横向制度结构上的“碎片”使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属性在实现过程中大打折扣,并且还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与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表现出高度的“耦合性”,产生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纵向分层化体系,即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是制度不公的外显化表现,具体有以下四个表征: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在覆盖公民社会风险的范围中存在差异而形成风险分散分层化;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公民社会风险的能力中存在差异所形成的待遇水平分层化;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公民社会风险中政府责任存在差异所形成的责任分担分层化;四是,社会保障服务在公民享受过程中存在分配差异所形成的服务获取分层化。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在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体现分层化特征。笔者在对西方主要的公平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基础上,认为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以及阿马蒂亚·森四位学者在公平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表现在:重视个人权利的公平、重视机会的公平、重视规则的公平。在此分析基础上笔者采用一个综合性的公平理论分析框架,从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三个角度来对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首先,基于社会权利公平性审视,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生成机制。社会权利的发展程度并非一蹴而就,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呈现出社会权利主体范围不断扩大、权利内容循序渐进增多、权利享有和实现的程度日益充分的发展特点。同时,社会权利的渐进化发展趋势对不同社会阶层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形成不同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初期,以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期,各阶层社会权利“差序化”为主要特征;社会保障制度成熟期,各社会阶层社会权利“平等化”为主要特征三个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正是由于制度建设中长期缺乏社会权利观念,致使社会权利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不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公民长久以来享受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水平的严重差异。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仍然残留着不同时期公民社会权利差序化并存的现状,是建立在城乡身份、单位身份、职业身份、行政身份等外在条件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权利,这是有违基于公民身份的社会权利公平基本要求的。其次,基于机会公平性审视,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固化—流动”机制。在社会保障领域中,机会公平性缺失对于弱者意味着社会分层结构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进一步固化,弱者难以通过福利性制度安排对初次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果进行扭正,难以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进而摆脱永久性社会排斥。而强者则可能利用福利资源进一步拉大既有的社会差距,固化其在社会分层中的优势地位。在机会层次的分层图景中,中层机会公平意味着个体可行能力的提升,高层机会公平有助于促进个体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但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所提供的中层机会中,教育机会、就医机会、就业机会存在城乡间分配不公的问题。在高层机会公平上,由于在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中忽视个体能力建设而抑制了个体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再次,基于规则公平性审视,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操作化机制。在评价制度规则的公平性时,从外在规则公平性分析和内在规则公平性分析两个维度展开。外在规则公平性的分析是从资格准入机制、资金筹集机制、投资运营机制、待遇给付机制、统筹管理机制五方面入手,对外在规则如何使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现象操作化进行制度主义分析。笔者认为,资格准入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实现的前提;资金筹集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实现的核心;投资运营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的保证;待遇给付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的体现;统筹管理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的要求。内在规则公平性分析是强调血缘关系的家庭福利规则、强调地域关系的社区福利规则以及强调价值共识关系的慈善福利规则对分层化的缓冲作用,但在个体化趋势影响下这种缓冲作用在逐渐地式微。在此分析基础上,笔者认为对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问题必须进行制度整合。制度整合采用“基础—补充”的双层结构,基础部分强调法制化凸显公民社会权利公平,补充部分资产化以凸显公民机会公平。在此基础上,将“基础—补充”型理念应用的到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从而达到整合“碎片化”制度框架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保障“去分层化”的目的,实现社会各阶层均能公平地享受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福利保障。

李炜冰^[6]（2013）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政府责任研究》文中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世界各地都存在民间自发的、临时性的以解难、济贫、救灾为主要内容的慈善互助活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公民社会发育和壮大以及作为公民社会承接载体的慈善等社会组织全球性的“社团革命”的勃兴,慈善事业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但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政策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提高社会道德水平、解决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因此,慈善事业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这就涉及政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问题。政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依据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跌宕发展的历史轨迹,一般来讲,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均衡互动、合作共赢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因其组织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和商业贸易发展,弘扬公共精神,促进社会创新和民主自治,维护社会利益和社会公正,在公共管理中体现出巨大的能量,得到了政府组织、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和尊重。由于社会及社会组织具有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状态下能够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及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显着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在研讨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过程中,常常刻意强调社会与社会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独立性和“政府隐退”、“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其实,在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一直处于不断变迁和强化之中,其政治控制、道德规引等职能也一直存在,只不过隐藏在繁杂的社会管理职能之后而已。由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承认慈善等社会组织在崇尚公平伦理、追求公共利益、约束政府权力行为、减少社会排斥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并研究分析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功能和积极立场。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政府在慈善事业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与慈善等社会组织关系的限度和平衡点应该怎样把握?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本切入点。政府责任表现为在处理政府对市场、对社会、对政府机构自身以及对公民个人的利益关系时应该履行的集体义务。由于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因而具有公共性质,政府责任又称政府的公共责任。政府责任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和应承担的过失,是一种义务、任务,更是一种监督、控制和制裁行为;它也是现代政府治理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政府变革的重要内容。从具体内容上看,可以把政府责任划分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职业责任。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期,政府的责任呈现着核心公共服务型特征,其职能被限定在提供核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依据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国际经验和传统国情,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支持社会建设和发展,并从伦理性实体、政治性实体和制度性实体三个维度,讨论政府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行动和集体责任。第一,黑格尔认为,伦理性实体的政府对人类公共精神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慈善事业强调利他、博爱和给予,是“人类改造机构”,能够增强公民道德规范建设;反过来,政府可以为社会良序发展承担起积极的社会伦理责任,政府通过加强自身公信力建设,在全社会倡导慈善核心理念、企业公民责任、志愿服务和平民公益慈善理念,有利于公民道德品质的提升、社会道德规范的维系和慈善事业大环境的构建。第二,政府是国家的权威性表现形式,作为政治性实体的政府,应该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继续调整转化公共管理职能,下放公共权力,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培育慈善组织承接公共事务的能力,同时,减少社会分化和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接纳和社会整合,为慈善事业有序、健康发展创造更大更多的生存自由和发展空间。最后,依据诺斯“制度是人类集体博弈的产物”的观点,政府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社区和社会成员是制度供给的重要参与者）。由于慈善事业法制的不健全以及监督约束制度的缺失,造成了慈善组织诸多制约困境,影响了中国社会建设和慈善事业的进程。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法律制度的调节和保障,作为制度性实体的政府,应加快社会立法,制定和完善各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和法律法规。本文从政府职能理论以及公共治理理论分析出发,推断出“政府与慈善组织应该建立一种制度化框架下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应然趋势,并研究论证在治理语境和本土国情下中国政府的行政伦理规引、社会权力归还、社会立法供给的应然的集体行动和相关责任。这姑且认为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一定意义上说,金融危机之后的现代社会是“政府的时代”,当今世界更需要一种灵活多变的融合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也不例外。本文认为,只要中国政府与慈善等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关怀,相互合作,共商社会发展目标,共同创造更长远的社会公共利益,二者间的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

邓谨^[7]（2012）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社会转型期深刻的大变革中，农民阶级快速分化，职业和收入呈现出“农”和“非农”并存的特征。农民个体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增强，几经沉浮，能者升华，不肖者瓦解，一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为形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提供了可能。这是转型期农村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将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农村社会变迁可以归结为农民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壮大并将成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历史。因此，系统研究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现状，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围绕社会分层的七个核心问题对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展开研究：他们是谁？他们的兴起对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结构性特征与功能是什么？他们的职业声望评价如何？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获得？如何培育他们？他们的未来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涵盖了社会分层的形式和资源、分层结构、分层结果、归类过程和分层前景等。首先，界定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在方法论上，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笔者在阅读资料和生活观察基础上所做的一种理论假设，然后在调查中被真实地建构起来。由于农民的收入、生活方式与市民有明显的差距和不同，在界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他们生存的制度安排、环境事实和心理状况，而不是纯粹的收入。因此，本文在界定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时依据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民的比较心理逻辑、职业和乡土社会的认识惯习。第二，研究了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分化与农村社会分层。考察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分层机制及农村社会机会结构的变化，分析了农民分化的原因及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和身份分化的特征，研究了农村社会分层和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兴起对农村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第三，论证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结构性特征及效应。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对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功能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本文选取了中间阶层研究的两个经典命题，亦是学界研究的两个焦点问题作为研究内容，即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否是维护政治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章从结构、意识和行动逻辑方面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态度和政治功能。第四章基于生活必需品消费、家庭耐用品消费、代际文化教育投资、闲暇消费和宗教节日消费五个方面的实证调研，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镜像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初具中坚力量的素质和特征，初步实现了中间结构效应。但是，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特征、各种体制的不完善和农民的获致性特征决定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还处在成长中，其结构性功能的实现还存在一定变数，需谨慎对待。第四，测量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职业声望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能够作为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基础，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能够作为乡村社会的权威主体。第五，研究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教育地位获得、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地位获得过程是复杂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城镇个人的地位获得模式相比较，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制度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最为显着，先赋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影响较强，获致因素的作用力最弱。而这种结果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制度因素和先赋因素交织作用所致，教育自致机制的影响并未彰显。在社会转型期，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总体流动机会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宏观制度环境，现代化和市场化成为农民获得中等地位的强劲推动力。但是，从具体的城乡制度安排分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改进自身社会地位的进程却受到不平等机会的多重影响，造成不平等的叠加效应。第六，探析了农民占有资源的状况，整体定位农民的社会阶层位置，剖析影响农民获得社会优势位置的因素，探索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机制和路径。笔者认为，从社会转型期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考量，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发展的价值选择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不仅是反城市化留下的遗民问题，也是非农化进程中的移民问题，是社会体制变迁与结构创新问题。最后，研判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可能的未来。梳理学者关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分层与流动趋势的经典研究，考察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中产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发展进程中的机会、变数、时机选择和阶层构成的可能态势。论文研究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分析现状，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农村社会初兴的中坚力量；展望未来，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历史的向度，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身份农民的终结。

贾兆义^[8]（2012）在《社会创新视阈下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创新型国家战略是我国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面临的实际需求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创新型国家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科技创新的发展,而是涉及社会各领域的系统变革,需要社会领域创新与科技领域创新的共同驱动。与此同时,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被关注表明中国要告别经济政策时代,走向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重的时代。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力量不断成长,社会领域也逐渐同经济领域和行政领域相分离,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新阶段,社会领域的矛盾相对突出,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有着较大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创新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双驱动力”之一,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缓解利益冲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和社会政策的有效手段,日益呈现出其重要性,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社会创新的视角观察,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缺乏充满活力的社会基础的有力支撑,这制约着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在社会创新的视阈中观察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分析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存在的问题,探讨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培育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的现实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关于社会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比较缺乏的现实出发,首先厘定社会创新的概念,把对社会创新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创新型国家概念的延展作为本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梳理和借鉴现有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社会创新的价值取向、基本功能和行动路径,将创新型国家概念较多从技术创新考察的视角拓展到社会创新的视角,使创新型国家概念的内涵更加完善,更加契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夯实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深入分析我国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的现状是培育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的前提,在当前我国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公民社会的成长、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管理体制的现状都不能满足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充分涌流的社会,不能为创新型国家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撑,这就成为我们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问题。而且,全球化浪潮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特殊背景都对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的培育提出了紧迫要求,全球化的背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及其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所形成的理论共识和鲜活的经验,又为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的培育提供了宏阔的资源和良好的理论向导,使其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在社会创新的视阈内培育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有利于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双重驱动力的发挥,通过促进创新文化的弘扬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为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撑。它作为社会领域建设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子集,既可以利用和谐社会建设营造的良好氛围,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支撑。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的发展必然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其最终目的,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必然遵循这一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的培育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的培育有助于我国人的发展向现实的展开,改变我国人的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促进我国公民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又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培育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最终要落到实处,必须有理念指导和现实的路径。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应当秉持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共治共享的基本理念,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阶层结构优化,协调和理顺利益关系,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构建科学而合理的社会创新系统等几个方面着力,使政府、市场和社会都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在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不遗余力的发现社会,培育社会,厘清各领域界限,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使社会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利益关系得到协调,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从而促进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顺利实现,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刘海军^[9]（2011）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三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成员的身份被打破,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新的社会分层和整合如滚滚红尘涌动在中国大地上。其中,中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变化尤其巨大、深刻,并且这种变化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演化和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工人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他们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注他们的社会命运,追踪其历史流变轨迹,探讨其未来可能的走向,构成我们今天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问题域和主要内容。然而,目前我国对现阶段工人阶级的总体研究却仍然相对薄弱,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十分缺乏。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改变,我们的理论研究和认识水平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更难以融入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来。正是抱持着这样一种现实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本文从梳理工人阶级基础理论出发,理清了关于阶级理论的两大理论渊源,回溯了从马克思到胡锦涛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首先从整体上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新变化,着重阐述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轨迹、变化原因和变化特点；接着具体论述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变化状况；然后文章重点揭示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最后文章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郑重指出了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合理调整的方向、原则和政策取向。

郭风英^[10]（2011）在《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通过计划手段实现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快速的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社会的形成,社会结构产生了激烈、深刻、持续的分化,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多元化,社会异质性和不平等程度增强,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增多。然而,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传统行政一元化基础之上,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缺乏足够的弹性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因此,如何通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府职能改革,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调节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机勃勃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成为新时期我国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学术界对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程的回顾与反思,深刻剖析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现实障碍以及可行路径。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但在历史的梳理之上,笔者更为关注这一演变背后的规律性和制约因素,并期望能给予理论上的说明,为新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可行性路径。钱穆认为：“研究制度,不该从制度本身来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虽然只是社会体制中的一种形式,但是它的演变与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对社会管理体制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在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下不断地演进和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行政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国家一元化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逐步分化,但是分化并不等于对立。相反,“国家-社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密切,这深刻影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和发展。因此,以“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为分析视角,为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提供的基本分析路线,也为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基本的路径。我们必须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才能看清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才能分辨出在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中蕴藏着多少动能和携带着哪些阻力,才能为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可行的发展路径。因此,对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程的回顾是正确认识这些问题的关键。建国后,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松动和日渐式微、治理多元化社会管理体制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体现不同的特征。其中,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是改革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形态,这种管理体制以中央高度集权为前提、政府全能为主要特征,通过科层化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以及全能的社会管理功能实现整个社会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这种管理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和价值取向,使之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对之产生极大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国家全能的形象不断受到质疑,国家也不断分权、放权,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我国社会结构也逐步由国家一元化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过渡,传统行政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失去存在的土壤,而不断松动。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处于转轨期,新旧体制碰撞、冲突、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旧的体制逐步消退,新的体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也为现阶段我国治理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化构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基础。总之,这一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松动以政府分权放权为前提、以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通过社会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适应性调整,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以及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服务。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向治理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体制以社会主体的地位凸显为前提、以“国家、市场、社会”的多元互动为特征,通过网络化的组织体系,综合运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以及社会自治机制等手段,实现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我国现阶段倡导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导。不同时期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社会管理体制模式,与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各种动力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这就是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对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分析是我们深刻把握社会管理体制演变规律,促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前提。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动态运行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结构要素、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变迁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变迁的客观规律。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结构要素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价值形态构成要素、理论形态构成要素、实践形态构成要素以及主体形态构成要素。价值形态作为导向性因素、理论形态作为指导性因素、实践形态作为诉求性因素、主体形态作为推动性因素,在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价值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体现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三种形态即：以“秩序稳定”的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公平效率”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及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导向；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理论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对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去重要推动作用的“集权与分权”理论以及“多中心治理”理论；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机制的实践形态构成要素受制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多元化的实践诉求,以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现实诉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机制中主体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国家（政府组织）、市场（市场组织）和社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演进阶段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秩序稳定为导向的国家一元化推进阶段、以效率公平为导向的国家-市场合力推动阶段和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国家-市场-社会多元推动阶段。每种动力因素在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作用的力度和发挥的作用不同,社会管理体制之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社会管理体制模式转换的关键时刻常常会因为某一力量的发育不足而出现模式转换困境。在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足,要构建治理多元化的体制,就要大力发育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发展。纵观我国社会管理体制60多年的演变历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并呈现典型的规律性特征。总的来说,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遵循了从统治到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管理到服务的演变路线。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与此相对应的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背后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社会管理可以分为：无主地社会管理模式、国家控制社会模式、社会参与国家模式、国家社会合作模式、国家社会共生模式以及社会自治模式。我国现所现阶段构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属于社会参与国家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不足,但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是要在这种模式的发展进步中,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合作共生,实现强国家和强社会。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要实现国家-社会的合作共治需要一定的条件,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沟通机制、构建合作互动网络等,在市场互动中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以及多元合作伙伴关系的生成。深刻认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动力机制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但是,影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因素很多,如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惯性依赖、我国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管理中社会力量实质性参与不足等等,这些既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进的体制性障碍,也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思想观念的阻力。基于对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剖析,文章认为,现阶段要推进我国社会管理向现代治理多元化的制度性构建,必须在正确认识“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培育社会力量、增强社会自治能力,构建多元合作治理网络。

二、陆学艺:以公平社会政策培育合理社会阶层结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陆学艺:以公平社会政策培育合理社会阶层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公平理论视阈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创新视阈下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陆学艺:以公平社会政策培育合理社会阶层结构（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2]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3]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D]. 周银坤.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4]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D].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5]公平理论视阈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问题研究[D]. 付舒. 吉林大学, 2016(08)
• [6]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 李炜冰. 南京大学, 2013(04)
• [7]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研究[D]. 邓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11)
• [8]社会创新视阈下创新型国家社会基础培育研究[D]. 贾兆义. 山东大学, 2012(02)
• [9]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D]. 刘海军. 大连海事大学, 2011(05)
• [10]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D]. 郭风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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