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域外羌族诸属国（论文文献综述）
李佩燊[1]（2021）在《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牛时兵[2]（2021）在《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文中指出吐谷浑史是中国古代史、西北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正史吐谷浑传是记载吐谷浑历史的主要文献系统。已有研究对这些史料在文本和书写层面的关注非常不足,即使在文献层面仍有推进必要。本文通过史料批判的方式,在系统梳理吐谷浑基本史料的基础上,以吐谷浑自身政权发展及与周边政权关系为线索,探究4—8世纪中期吐谷浑的兴衰历程。第一章系统地对正史及其他史料中吐谷浑传进行了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宋书》和《十六国春秋》中吐谷浑传早期史部分,当来源于吐谷浑“国史”类文献,二者也是之后诸书吐谷浑传早期史记载的两个源头。之后诸书吐谷浑传有着复杂的传抄关系,各代又加入新的内容,形成层累交叠的文本面貌。本文对诸书吐谷浑传史源进行细致梳理,明确先后关系及其生成过程,并对其文献价值予以讨论。第二、三、四章的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历史书写”角度的探究,这是本文尝试有所突破的重要方面。根据吐谷浑早期史的逻辑线索,吐谷浑“国史”类文献产生于南北朝初吐谷浑王拾寅在位时期,是吐谷浑刚刚经历继位之争,以及迫切需要构建政权合法性背景下的产物。通过将吐谷浑早期史中建构的部分与史实尝试剥离。首先,其早期史中对先王形象的塑造、对父死子继制度的维护,以及对吐谷浑昌兴预言的书写,皆服务于构建政权合法性这一目的。其次,一些隐微的情节得以浮现,发现早期史中乌纥堤、阿豺一系与树洛干、拾寅一系存在王位之争,以及念氏及其部落对稳定王权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从吐谷浑采用中原式的官称,以及对其“国史”的建构可见,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是吐谷浑政权意识从觉醒到发展的关键时期。另外一个角度是从“文献”、“文本”出发,对吐谷浑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历史中,前人没有论及或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对十六国时期吐谷浑迁徙时间、最初部落规模、职官设置等进行再检讨;将吐谷浑置于鲜卑族传统的大背景下,探讨其迁徙路线、以歌纪事传统等问题;对这一时期吐谷浑与东晋、西秦、南凉、北凉、西羌等周边政权关系,以及在诸方互动下的政权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梳理。其次,对南北朝时期吐谷浑诸王各阶段政权发展情况,以及与周边政权的互动,进行详细研究。探讨了树洛干和拾寅时期吐谷浑的政权中心,并重点讨论了拾寅时期吐谷浑“国史”的撰述活动及其背景;详细梳理了吐谷浑与北魏、刘宋、东魏、西魏、柔然、突厥等政权的关系,尤其对吐谷浑在洮河、白龙江流域的势力伸缩,以及由此牵涉到的诸方互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第五章结合文献和诸多墓志资料,首先就隋文帝对吐谷浑的一系列政策、炀帝北巡途中对征讨吐谷浑事件的谋划,进行详细讨论,并对炀帝时东化公主出降于吐谷浑一事进行钩沉。其次,梳理了唐与吐谷浑矛盾不断升级,最终以拘行人赵德楷事件为导火索,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战争爆发的过程。并以墓志材料为线索,揭示出唐朝以扶持党项拓拔氏来瓦解吐谷浑内部同盟的策略,以及贞观年间唐朝派遣唐俭册封慕容顺的细节。另外,还揭示出唐朝以“唐氏之甥”取代“隋氏之甥”,与吐谷浑构建起新的藩属关系的过程。之后吐谷浑为吐蕃所逼,以其王室为代表的部落内附唐朝,退居朔方一带。在唐人的观念中,吐谷浑就此灭国,本章最后以职贡类图记为切入点,探讨了吐谷浑从南北朝至隋唐,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位置的变化。吐谷浑王族入唐以后,唐朝继续与其延续和亲、册封等关系。第六章以新出墓志为线索,结合已出吐谷浑王族墓志及传世史料,详细探讨了隋唐所册封可汗号的延续性及其含义,并对苏度摸末与慕容忠、金城县主与金明县主的身份进行了重新讨论,对相应的和亲关系进行了辩正。然后对宣超之后的王位承袭,以三个封号为线索,进行了再探讨,并揭示出吐谷浑王族从“蕃国国王”向“华夏长吏”转变的线索。由此扩大范围,从唐王朝对历代吐谷浑诸王册封入手,揭示出唐朝“磔数州而分其势”的策略在边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吐谷浑王室为代表的吐谷浑人逐渐融入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董莉莉[3]（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指出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李魏巍[4]（2020）在《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元10-13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原汉地由五代十国分裂转变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又由于1127年金朝灭北宋而成为金宋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北方和西北先后兴起契丹、西夏、金朝、蒙古四大北族狼型霸权国家,对两宋形成巨大地缘安全威胁,使两宋一直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两宋因为北有大敌,无暇他顾,在西南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其时,青藏高原吐蕃各部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无力四处扩张。西南云贵高原937年建立了白蛮贵族为统治阶级,白蛮和乌蛮为主体民族包括金齿百夷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大理国,鉴于南诏四处扩张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并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大理唯恐重蹈南诏穷兵黩武而国亡政息的覆辙,建立不久就将南诏的对外扩张政策调整为“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保境安民的防御战略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在大理调整外交政策的同一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5年北宋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宋军欲乘胜进攻大理国以收复云南,但宋太祖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和平内守的大理为野蛮好战的南诏,划大渡河天险为宋理两国天然边界,放弃大渡河以南广大乌蛮地区,将其作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区,与大理在地理上脱离接触。将兵力集中用于统一南唐、吴越等其他割据政权的战争,放弃了对大理国的统一,保存了大理国。大理的内政和外交均不受大宋干涉,实际上成为与大宋并立的政权。979年北宋实现了中国的局部统一,但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相继崛起,北宋在北方和西北分别陷入与契丹和西夏的安全困境之中,被迫将主要军力、财力用于对付契丹和西夏。地缘政治上,宋朝北有强敌,陷入安全困境,西南的大理和交趾（安南）也很强大,东边又是大海,宋朝陷入北方、西北、西南三面受敌的被月形包围的不利地缘政治处境之中。西南方向,宋朝与交趾地理相连,交趾（安南）是两宋三百年最亲密的藩属国,双方具有特殊的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交趾（安南）是两宋在西南地区遏制制衡大理的力量之一。由于宋理均是疆域辽阔的政权,因此,本来双方共享边界应该很长,但是由于宋理均进行防御收缩,加之宋理之间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崛起,宋理之间自北向南沿着今川西南大渡河、贵州中西部、广西西部直至交趾（安南）,出现了黎、叙、泸三州蛮、罗殿、西南五姓蕃、自杞、特磨、左右江溪峒诸蛮僚等大大小小强弱不同的民族政治实体,宋理两大政权在地理上空间上脱离了接触,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宋朝“忌惮”大理,主动与其脱离接触的主观原因。宋朝总体上处于国力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但由于北有大敌,宋朝在西南地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有宋三百年始终在西南地区处于相对弱势,一则宋朝地缘政治上北有大敌,宋朝疲于应付,陷入安全困境,主要兵力部署在北方,南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而大理拥有“高原阻隔”天险构成的“附加”实力,又由于吐蕃分裂,南方湄公河流域占城、真腊、蒲甘诸国彼此征战彼此削弱,国力均弱于大理,交趾（安南）兵力主要用于南征占城,东边与两宋存在广阔缓冲区且宋朝无暇南顾等因素使大理处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二则战马资源方面,大理是南方唯一的优质战马产地,垄断了战马资源,军力十分强大,而两宋尤其南宋丧失了所有战马来源地,战马严重依赖大理。极大地影响了两宋的军力。三则宋理之间众多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治实体崛起,他们有的叛服无常,有的成为宋朝藩篱,有的与大理保持特殊关系,增加了两宋羁縻、安抚、怀柔的成本,损耗了两宋国力。因此,虽然总体上两宋国力军力比大理强大,但在西南这一局部区域,两宋始终处于弱势,先是面对西南诸蛮中最强大的大理国而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1253年大理战败投降蒙古后,南宋又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段氏联军,而且段氏实施追随蒙古进攻南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由于宋朝主要兵力在北边,南方兵力空虚,加之宋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片面历史总结,认为就是因为南诏的多次进犯,导致桂林戍卒起义而引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致使唐朝灭亡。现实地缘政治中两宋北方先后面临大辽、西夏、大金、蒙古几大修正主义霸权国的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西南面临大渡河南乌蛮的骚扰,而乌蛮还是罗殿、自杞的主体民族,是大理和特磨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勇悍好战的南方游牧民族,乌蛮对两宋边境的侵扰抢掠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是却使两宋将其与唐末的南诏和现实中的辽、夏、金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均为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一丘之貉”,并视大理为南诏,因为大理国是由信奉佛教的汉化程度较深的亦耕亦牧的民族白蛮和不信奉佛教汉化程度低却勇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乌蛮两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而在地理分布上大理国的乌蛮与大渡河南、罗殿、自杞、特磨等与两宋临近地区的乌蛮连成一片,而信奉佛教、构成统治阶级主体并执行和平内守政策的白蛮势力集中在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广阔的乌蛮等民族聚居区将白蛮聚居区与宋朝在地理上隔离开来。加之语言不通,信息闭塞且不对称,宋理政治关系不正常等因素,导致宋人将整个大理国均视为具有攻击性的南诏而加以防范和“忌惮”。由于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两宋在西南地区相对大理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的不对称状况,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采取了拉拢、羁縻大理国周边西南诸蛮使其作为遏制大理的工具和防范大理的藩篱;利用藩属国交趾（安南）遏制大理;对罗殿、思州、播州、西南五姓蕃等实行合纵连横;通过战马贸易羁縻拉拢自杞、罗殿、特磨使其发财致富增强实力以制衡大理;政治上拒绝与大理建立正式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从而在两宋主导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孤立大理,降低大理在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并使其边缘化;经济上在战马贸易中限制大理;文化上限制先进典籍和技术流入大理,文化技术交流基本停滞;军事上强化广西左右江溪峒峒丁和川蜀土兵战力,利用侬智高事件控制原属大理的特磨道,扶植自杞蚕食大理,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坐视大理被蒙古消灭从而“以夷制夷”等各种手段来遏制、防范、制衡、忌惮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基本实现了保持宋理三百年均势的目的,和平均势是不对称制衡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最具进攻性的霸权修正主义狼型国家蒙古崛起并实施借道大理迂回南宋后方包抄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大理欲实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遣使由川蜀入临安,但遭到南宋四川边臣的拒绝,南宋仍继续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大理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夭折,只能进行安全自助,公元1253年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大理段氏受到蒙古优渥,世袭罔替元朝大理总管一职,继续拥有滇西地盘和白蛮乌蛮等人众,拥有行政机构,拥有旧官吏和旧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爨僰军）,成为蒙元王朝疆域内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族政治特区,实际上是微缩版的大理国,大理国仍在滇西延续了 120余年,直至1382年明军攻占云南。大理段氏对蒙元王朝感恩戴德,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大理段氏的爨僰军配合蒙古军南北夹击南宋,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1253年大理国战败投降至1279年南宋灭亡期间,南宋也曾联合罗殿、西南诸蕃共同制衡蒙古-段氏联军,但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当时蒙古和段氏联军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南宋和西南诸蕃联合起来的力量,南宋的不对称制衡已经不再见效,最终南宋于1279年灭亡,两宋对大理“忌惮”了三百年,不对称制衡三百年,最终由于体系外霸权狼型国蒙古的崛起和扩张而打破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形成的三百年和平均势,无法避免大理段氏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而且是配合蒙古进行的致命一击。宋太祖及两宋历代君主最担心的地缘政治事件还是发生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亡于蒙古而祸基于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失败。这说明制衡的结果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和维持均势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就是丧失均衡或失去优势。体系外霸权国是最大干预变量,对体系外霸权国的崛起不加以制衡,就会导致力量失衡,不对称制衡由成功转为失败。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是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意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陈红梅[5]（2020）在《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汉代凉州是汉武帝时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西汉时期,凉州仅为监察州,东汉时,刺史职权不断扩大,凉州随之转变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掌一州军政。凉州地处西北战略要地,是抵御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天然屏障,同时又处于汉王朝控制西域的咽喉之地,汉王朝对凉州的经营受国家政策、边防形势等因素的影响,采取了不同的开发措施,其成效也并不一致。西汉时期,为保持与匈奴作战中取得的优势,对凉州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取得显着成效;东汉以后,统治者奉行“以柔道治国”之策,在边防政策上主守而不主攻,凉州的经济发展逐渐缓慢。经过两汉时期的大力的开发,凉州的经济文化、社会风貌发生变化,经济结构由畜牧经济转变农牧并举的混合经济,凉州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逐渐形成,从而支撑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割据政权的存在。笔者试图通过整理文献史料,论述两汉政府对凉州经济开发的措施,从而进一步思考对凉州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武文君[6]（2020）在《辽代部族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部族军是辽代最为重要的军队,部族军事体制历经太祖、太宗朝的改革与完善,最终于辽圣宗时期定型。本文以辽代部族军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部族军的军事体制演变历程、部族军征发与分工、部族军管理机构及职官、部族镇戍军与行军等问题。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作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起,梳理学界的研究现状,总结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辽代部族军事体制的发展与演变。契丹在建国之前的组织形式为部落联盟。遥辇氏统治时期,契丹军事体制表现为可汗——“二府”——大部落首领——小部落首领。建国前夕,“二府”之上出现于越一职,成为可汗之下的最高军政长官。辽朝建立之后,象征意义上的“二府”演变为实体机构北、南宰相府,于越逐渐成为荣誉衔。至辽圣宗时期,部族军事体制定型,形成北枢密院——地方管理机构;北枢密院——特殊管理机构（大王府或节度使司）两种管理模式。部族兵员结构方面,历经辽太祖和辽圣宗的改革,辽朝将诸多游牧民族纳入部族范围,扩充部族军兵力。第二章,辽代部族军的征发及分配。辽代文献中多次出现的乣军实际上是其常备军,部族乣军则是部族系统的常备军。同时,部族军还具有宿卫职能。由于辽朝皇帝进行四时捺钵,以及考虑到捺钵地承载力的问题,宿卫部队兵力往往以辽帝为中心向外呈递增模式。征发自部族的宿卫军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在其具有宿卫职能时期的兵力增长迅速,发展为部族形态之后的特征与部族趋同,并最终有了固定的镇戍地。第三章,辽代部族军的管理机构及职官。辽朝部族军的管理体制可总结为北枢密院——地方管理机构;北枢密院——特殊管理机构（大王府或节度使司）。与北枢密院直接对接的有地方管理机构、四大王府、隗乌古部节度使司、倒塌岭节度使司。北枢密院下一级的军事管理层级之间的地位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四大王府、地方管理机构、节度使司。辽朝统治者在下放一定权力的同时,也通过设立监察官、令部族长官定期回朝等多种形式加强对部族军的控制,以把握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第四章,辽代部族军的镇戍。部族镇戍军以契丹内地为中心,分三大镇戍区向外延伸,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以夷制夷”的特点。受牧场影响,辽朝部族各镇戍区的兵力部署和戍地皆有一定限制,平均每一镇戍区的兵力控制在7万左右。在兵力部署上整体表现为增长趋势,但涨幅较为缓慢。第五章,辽代部族的行军。辽朝在与中原王朝的多次战争中,其行军,包括部族军的战时征发、编组、指挥体系等逐渐走向规范化,并形成相应的制度。辽朝行军战区根据战争需要进行划分,或单区作战或分区作战,又或在各分区之上设总管。部族军在各战区之中皆属于主力部队。行军的统帅通常设有都统、副都统和都监。部族军以部族为单位进行征发,并以部族为行军的一级编制,以部族节度使作为行军长官。部族之下设有队一级编制,长官称为队帅（队头）。被征发的部族军多充当骑兵,有少量充任步兵。结语部分,总结辽代部族军的概况和部族军事体制的特点,以及部族军事体制与部族改革的关系,并进一步引申出辽代统治者的治边理念和疆域观。同时,将部族军事体制与国家体制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周赫[7]（2020）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是我国清末民初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丁谦所编着的一套丛书。《丛书》卷帙浩繁,在北京图书馆2008年本中有787709字,分为4册,2集,31卷。《丛书》考证我国古代边疆区域的同时,还考证了域外地理,即向西延伸至大高加索山附近,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西北地区,向南延伸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附近。《丛书》对我国古代多民族王朝边疆史地及域外地理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性考证,厘清了历代边疆史地上的诸多疏漏。本文针对《丛书》中的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运用综合研究法、归纳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丛书》中我国古代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进行考证与研究,并将论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丛书》中东北史地研究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史料、研究内容与价值。第二部分为正文,在第一章中先梳理丁谦生平事迹及着述。将《地学杂志》与《丛书》中丁谦的着述进行对比,纠正了丁谦着述多存于《地学杂志》中的误区。再对《丛书》修撰过程中屡次更名的现象进行辨析。其次,探讨清末民初视阈下考据学、蒙古史、元史、边疆史、地学对《丛书》的影响,并介绍《丛书》流传中出现的5种版本,将不同的版本进行对比,进而对不同版本中的印刷及脱倒进行指误,对《丛书》成书之后学者们为其作叙和点校的情况加以概述,分析其复杂的编着方式,再对编着时出现的制图问题加以说明。再次,由于《丛书》中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分散在各卷之中,因此在这一部分中,对《丛书》中丁谦考证的东北史地范围进行划分,将《丛书》中丁谦摘出的史料,以及考证时参考和引用的文献情况进行说明,同时制定考证凡例,以便对《丛书》中东北史地考证进行再考证。最后,总结丁谦东北史地考证的价值与不足。第二、三、四章,即对《丛书》中丁谦所考证的东北史地内容,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再考证。在这一部分中,将丁谦考证的内容分为民族、建置、地名三类进行再考证,并按照朝代更迭的顺序排列。在考证民族时以族系分类,在考证建置时以各卷所考府、郡、县、城进行分类,在考证地名时以各卷中的山、水、地名分类。对分类后的内容再进行细致而客观的辨析,同时结合学界其他学者的观点和考古挖掘的成果,对丁谦的考证结论进行再考证,若有丁谦考证正确的问题则予以肯定,存在争议的观点则进行分析与探讨,存疑的问题则尽量解答。第四部分为结语,总结丁谦考证东北史地的偏重点,对《丛书》中东北史地的研究进行概括。
王安褀[8]（2020）在《两汉魏晋赐民族公印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公印是古代玺印中特殊的一类,这类玺印一般由中央王朝颁赐给周边的民族,是当时民族关系的重要见证。这类玺印在造型和内容上都别具一格,有着不同于中央公印系统的形制。这类玺印目前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学者们对这类玺印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缺失系统的整理,目前对其具体造型含义和使用制度认识不足。因此本文在收集整理已知民族公印的基础上对此类玺印的印纽形制、颁赐制度、使用方式和鉴定特征做出初步的探索。第一章,主要介绍现有民族公印的资料概况。在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并整理已知的民族公印数量情况,其资料来源有谱录记载、考古出土、博物馆馆藏和私人收藏等几种。其中考古出土者,有着更多的背景资料,因此对其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结合文献记载,对各民族公印出土地进行考证,发现出土玺印往往与各民族活跃区域相近。第二章,对现有民族公印进行断代和考证。历代民族公印数量众多,其中不乏一些时代有争议的,需要对这类玺印的年代进行重点的讨论。因此本章节结合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将已知民族公印按朝代和族属进行断代划分。第三章,对民族公印的形制进行研究,包括尺寸、质地、钮饰等。在尺寸上,自西汉至晋,在印面边长和印台厚度上其整体呈变小趋势。在质地的选择上,历代民族公印都与民族官员的等级相关,等级高者为金印,其次为鎏金、银、铜,但也有大量高等级玺印用低级材料制作,证明其制度执行并不严格。在钮饰上,民族公印主要使用骆驼、羊、马、蛇等动物钮饰,不同时代和民族的钮饰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东汉时,赐匈奴、叟族、乌桓的驼钮就有着不同的形态,自汉至晋,骆驼钮、蛇钮的形态也随着时间有所不同。最后,在整理玺印形态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对各民族的记载,推测钮饰的选择与民族生活环境有关。第四章,对民族公印的诸制度进行研究,包括制作、颁赐、使用制度。民族公印是中央制作后颁赐给内附归义或者和平往来的民族首领和各级官员的,在日常生活中,官员将其作为实用印佩于腰间使用。颁赐对象具体有王、侯、中郎将、君、长等,这些官职大部分来自于民族职官系统,也融合了中央职官。在印文上也很有特点,往往署中央王朝国号,印中有“率善”、“归义”等嘉号。另外,这类玺印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钮饰和印文的选择上都有着归顺的象征。第五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总结各时期这类玺印的鉴定特点。具体分为西汉、新莽、东汉、魏、蜀汉和两晋几期,每个时期在质地、形态、印文内容和风格上都有独特的地方,是鉴定各时期民族公印的重要参考。最后,对一些传世民族公印的年代和真伪问题进行探讨并给出自己的鉴定意见。通过整理和研究发现,两汉魏晋时期中央王朝赐民族公印是古代公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制、制度都有着独特的地方,对认识古代民族关系、民族职官系统和玺印制度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李天野[9]（2020）在《两汉河陇地区交通路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河西陇右原有零散的、以民间交往为主的道路基础上,以地形条件、水文条件、行政区划、军事战略地位等为参考因素,由官方进行开辟、整合,并接续经营,使河陇一带逐步形成了严密便捷的交通网络。两汉河陇地区的交通以武威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承接了陇山以东由长安出发沿河谷通道而来的四条路线,跨越陇山,而后分南北两道。北道沿六盘山通道经固原、靖远、景泰至武威;南道则又分南北两线,北线经张家川、秦安、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南线经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临洮至兰州,与北线相合。南道经兰州至武威,与北道相合。由临洮或兰州,经民和、湟中、海晏至祁连,此为南道的辅线。河陇西段交通相对东段而言则较为简单,为由玉门关、阳关经敦煌、酒泉、张掖至武威的一条干道。此外,祁连山地区的山谷通道又连接了河陇东段南道辅线与河陇西段的交通,沿河西走廊内部水系向北而行的路线又使河陇西段交通向北延伸至内蒙古高原。两汉河陇交通网络在汉武帝时期开始进行开拓与整合,在昭宣、元成时期走向繁荣,两汉之交出现衰落,东汉初、中期再次复兴,在东汉中晚期走向衰败。在这一交通网络形成的初期,各路线主要发挥着政治、军事功能,在两汉的建设中,其商贸、文化交流功能逐渐凸显,进而实现了多功能复合。一方面,延伸和丰富了两汉时期的整体交通体系,为本地区及后世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促使中西交通从原有的草原之路体系中脱离而出,对丝绸之路整体的路线选择、经营及对沿线的产业和贸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党岱[10]（2019）在《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由于起源和地域的不同,从旧石器时期开始,中华文化便呈现出多元性,各文化在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到了新石器早中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多姿多彩,展现着多元并进的面貌。新石器中期以后,随着各文化不断地发展,地域的扩张和人口的迁徙越来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作用与交融,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同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又逐步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雾合云集,竞相争霸。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孤立的静态的生活格局,“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重组。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随着“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度同制”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举措的实施,实现了政治、经济、思想的高度统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化在多元的政治背景主要呈现出下呈现出多元发展之特点,既有横向空间地域性不同文化圈的音乐文化交流,而各文化圈内部本身又有诸多不同形态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并且存在着相互联系与整合的一体化趋势。秦汉音乐文化体现出强势一体化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多元发展,在域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音乐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秦汉开拓进取、包容宏大的时代精神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外部世界,促进了与周边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开启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新纪元。本论文将春秋至两汉时期的音乐交流活动和行为放置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整体发展观的视野中,放置于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结合文献、考古出土乐器、画像等资料,结合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知识,通过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的融合分析,域内交流与域内外交流的结合探讨,梳理分析这段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环境与特点、不同的传播类型与模式、多样的传播内容、传播观念及不同媒介的运用、交流与传播的结果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到“大一统”时代的秦汉,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如何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背景下,生动地展现出从多元的多元到一体的多元之律动。最后进一步分析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构建了宏伟的远景的背景下,研究音乐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探求传播规律的积极意义:不仅在历史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在当下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精神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与启示。
二、西南域外羌族诸属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南域外羌族诸属国（论文提纲范文）
（2）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意义及解题 |
| 二、研究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吐谷浑基本史料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第一节 吐谷浑早期史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一、《晋书》《宋书》《十六国春秋》中关于吐谷浑的记载 |
| 二、《晋书·吐谷浑传》的史料来源 |
| 三、《晋书》《宋书》和《十六国春秋》吐谷浑传内容比对 |
| 四、吐谷浑有“国史”——《宋书》《十六国春秋》中吐谷浑早期史的史源 |
| 五、《宋书》和《晋书》吐谷浑传异文比较 |
| 第二节 南北朝正史中吐谷浑传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一、《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
| 二、《魏书·吐谷浑传》 |
| 三、《北史·吐谷浑传》 |
| 四、《南齐书·河南传》 |
| 五、《梁书·河南传》和《南史·河南传》 |
| 六、《周书·吐谷浑传》 |
| 第三节 隋唐正史中吐谷浑传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一、《隋书·吐谷浑传》 |
| 二、两《唐书·吐谷浑传》 |
| 第四节 正史以外史料中吐谷浑传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一、《通典·吐谷浑传》 |
| 二、《册府元龟》之《吐谷浑传》 |
| 第二章 吐谷浑政权的初建 |
| 第一节 吐谷浑部落分离及迁徙 |
| 一、吐谷浑部落分离时间再论 |
| 二、“一千七百家”还是“七百户”——基于史源学角度的考察 |
| 三、吐谷浑迁徙路线与鲜卑族自西晋以来的南迁 |
| 四、《阿干之歌》与鲜卑族早期以歌纪事传统 |
| 第二节 吐谷浑政权早期史事考论 |
| 一、吐谷浑初至青海时的势力范围及职官设置问题质疑 |
| 二、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之冲突 |
| 三、卵翼之下——念氏“专制国事”与吐谷浑念姓部落 |
| 第三节 吐谷浑早期史的自我书写与建构 |
| 一、“僭伪诸君有文学”:吐谷浑对其先王形象的塑造 |
| 二、“远朝天子”:吐谷浑对其早期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
| 三、“玄孙间始当显耳”:吐谷浑昌兴预言的背后 |
| 第三章 吐谷浑政权在十六国时期的发展 |
| 第一节 吐谷浑与周边诸政权之关系 |
| 一、吐谷浑与西秦政权之关系 |
| 二、吐谷浑与南凉、西羌政权 |
| 三、吐谷浑与北凉、东晋之关系 |
| 第二节 树洛干时期的吐谷浑政权 |
| 一、树洛干时期吐谷浑的发展 |
| 三、树洛干驻牧之“莫何川”再论 |
| 三、“都护”“都尉”之置与树洛干时吐谷浑的东部疆域 |
| 第三节 吐谷浑政权意识的觉醒与其政权合法性的最初建构 |
| 一、十六国时期吐谷浑政权意识的觉醒 |
| 二、“都督制”与吐谷浑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最初建构 |
| 第四章 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 |
| 第一节 南北朝初期的吐谷浑政权 |
| 一、南北朝初期吐谷浑政权发展及与刘宋关系 |
| 二、慕璝时吐谷浑的崛起与北魏关系的紧张 |
| 三、北魏征伐吐谷浑与经营河西、西域之战略 |
| 第二节 拾寅时期吐谷浑的发展 |
| 一、吐谷浑的继位之争与拾寅自立 |
| 二、拾寅时代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 |
| 三、拾寅始邑之“伏罗川”再考——兼论白兰之所在 |
| 四、吐谷浑“国史”的生成与拾寅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
| 第三节 伏连筹时期的吐谷浑 |
| 一、吐谷浑在洮河、白龙江流域与北魏的争衡 |
| 二、吐谷浑“岷江道” |
| 三、北魏末年吐谷浑的再次崛起 |
| 四、《宋云行纪》与北魏末年的吐谷浑 |
| 五、伏连筹之后的王位承袭问题 |
| 第四节 夸吕时期的吐谷浑 |
| 一、夸吕继位后吐谷浑的发展及其与柔然、东魏的结盟 |
| 二、突厥与西魏合击吐谷浑 |
| 三、吐谷浑在洮河、白龙江流域的扩张 |
| 四、吐谷浑姓氏与“夸吕还以慕容为姓” |
| 第五章 隋唐对吐谷浑之经略 |
| 第一节 隋对吐谷浑之经略 |
| 一、隋文帝对吐谷浑之政策 |
| 二、隋炀帝对吐谷浑之经略 |
| 三、被历史掩盖的“东化公主” |
| 第二节 唐对吐谷浑之经略 |
| 一、唐与吐谷浑关系的紧张 |
| 二、导火索:拘行人赵德楷 |
| 三、从“隋氏之甥”到“唐氏之甥” |
| 四、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王的封授及唐册封青海国王的时间 |
| 五、唐对党项族的扶持 |
| 第三节 天下秩序中的吐谷浑——以职贡类图记为切入点 |
| 一、梁元帝《职贡图》中的河南国 |
| 二、裴矩《西域图记》与隋对吐谷浑的经略 |
| 三、阎立本《王会图》与吐谷浑的灭国 |
| 第六章 从蕃国国王到华夏长吏:入唐吐谷浑王族的华夏化 |
| 第一节 新见唐慕容智墓志考论——以入唐吐谷浑王族可汗号、世系及与唐和亲关系为中心 |
| 一、关于“丽杜吐浑”与“拔(跋)勤豆”可汗号 |
| 二、苏度摸末并非慕容忠 |
| 三、金明县主即金城县主 |
| 第二节 从蕃国国王到华夏长吏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宣超之后的王位承袭问题——以三个封号为线索 |
| 三、磔数州而分其势——以唐对吐谷浑诸王册封为线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及构架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变迁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汉王朝形势 |
| 一、汉王朝国力的提升 |
| 二、汉王朝的边疆形势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
| 一、早期丝绸之路 |
| 二、张骞“凿空”与汉王朝新局面的打开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拓展 |
| 一、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维护 |
| 二、丝绸之路对河西和西域地区的连通 |
| 三、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连通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构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 |
|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匈奴战略的转变 |
| 二、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营 |
| 三、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开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拓展 |
| 一、张骞“凿空”与汉王朝西域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军事开拓到西域诸国的“东向” |
| 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构建 |
| 四、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屯田体系的建立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作物的引进对汉王朝经济的促进 |
| 一、西部世界经济作物的输入 |
| 二、西方“善马”的引入 |
| 第二节 外来生产技术的传入对汉王朝经济的影响 |
| 一、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东传 |
| 二、两汉医药学中的异域因素 |
| 三、西方铠甲具装技术的引进 |
| 四、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通后外向需求对内地生产的影响 |
| 一、官方贸易的需求 |
| 二、民间贸易的需求 |
| 三、外向需求影响下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一、丝绸之路与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思想与文化的繁荣 |
| 第一节 异域文化艺术的传入对汉王朝文化的影响 |
| 一、异域乐器、乐舞及杂技的传入 |
| 二、绘画以及雕刻风格的变化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对汉代精神世界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方僧人的东来 |
| 二、佛教在东汉王朝的传播 |
| 三、佛教对汉王朝既有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胡风”传入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代“胡风”的盛行 |
| 二、“胡风”与汉代社会新风尚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对中亚、西亚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 二、丝绸之路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开拓的递进影响 |
| 一、匈奴西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贵霜帝国南下印度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
| 一、汉王朝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长安、洛阳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确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意义与创新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的议题与假设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全文结构内容 |
| 五、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两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第一节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北宋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节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南宋前期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章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北宋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羁縻、怀柔宋理之间的西南诸蛮以遏制大理 |
| 二、经济上对大理实行限制政策 |
| 三、军事上对大理有所作为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的形成及宋理宋辽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宋理缓冲区的形成有利于西南地区形成局部均势 |
| 二、宋理西南均势与宋辽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辽夏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支持川黔乌蛮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三、大理未乘侬智高事件和熙宁战争之机出击北宋 |
| 四、大理未乘金人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北宋和南宋 |
| 第三章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前期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拉拢大理周边势力制衡大理 |
| 二、经济上加强对大理的限制 |
| 三、军事上:纵容自杞国的崛起以制衡大理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扩大及宋理宋金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南宋前期宋理缓冲区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 二、宋理西南区域均势与宋金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金朝对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乘蒙古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南宋 |
| 三、大理未单独进攻南宋 |
| 第四章 蒙古的崛起及南宋后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失败 |
| 第一节 蒙古的介入和宋理的反制衡导致三大均势的崩溃 |
| 一、宋金百年均势彻底崩溃 |
| 二、宋理三百年区域均势的瓦解 |
| 三、宋蒙大均势加速崩溃 |
| 第二节 蒙古实施“斡腹之谋”和大理“联宋抗蒙”的失败 |
| 一、蒙古开始实施假道大理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 |
| 二、大理国“联宋抗蒙”均势制衡战略的失败 |
| 第三节 “元跨革囊”和“世王其土” |
| 一、“元跨革囊”:大理“高原阻隔”及其“附加实力”的丧失和变迁 |
| 二、“世王其土”:蒙古在滇西保留了大理国 |
| 第五章 蒙古介入下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失败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与蒙理联军不对称程度加大及均势的崩溃 |
| 一、宋理不对称程度加大:蒙古大理同盟实力远超南宋 |
| 二、宋蒙大均势随着宋理西南均势的瓦解而瓦解 |
| 第二节 大理实施追随蒙古的进攻性反制衡战略 |
| 一、蒙理联军发动进攻:宋理缓冲区和隔离带消失 |
| 二、大理爨僰军由防御性力量转变为进攻南宋的主力 |
| 结论 |
| 一、本研究的发现 |
| (一) 两宋独具特色的政策是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前提条件 |
| (二) 自然天险对于大理和宋朝不对称制衡均意义重大 |
| (三) 缓冲区的存亡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败的重要因素 |
| (四) 宋理均实行防御性政策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重要原因 |
| (五) 西南域外霸权大国蒙古是打破宋理西南均势的干预变量 |
| 二、对均势制衡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
| (一) 对“实力均势”论进行匡正 |
| (二) 域外修正主义霸权大国是决定区域均势成败的最大干预变量 |
| (三) 防御性政策是实现区域均势和平的重要原因 |
| (四) 重要战略资源关系到均势制衡的成败 |
| (五) “地缘政治隔离”概念的提出和初步形成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研究或咨询报告) |
| 二、外文着作(含研究或咨询报告) |
| 论文类 |
| 一、中文论文(含学位论文) |
| 二、外文论文(含网络和报刊文章)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
| 二、科研课题项目 |
| 后记 |
（5）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两汉凉州边防经济问题研究 |
| (二)两汉凉州风俗文化问题研究 |
| (三)两汉凉州中西交流研究 |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时间与空间 |
| (二)文章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两汉凉州的地理区位和交通格局 |
| 一、凉州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一)气候条件 |
| (二)山川河流 |
| 二、凉州的人文地理要素 |
| (一)民族族属 |
| (二)行政建置 |
| 三、凉州的交通格局 |
| (一)域内交通 |
| (二)凉州与中原地区的交通 |
| (三)域外交通 |
| 第二章 两汉凉州地区的经济开发 |
| 一、两汉边防的拓展与凉州疆域的形成 |
| (一)秦向西北的拓展 |
| (二)汉初西北边疆形势 |
| (三)汉武帝时期的大张征伐 |
| (四)东汉边防形势的变化 |
| 二、凉州地区经济开发的主要举措 |
| (一)设置郡县 |
| (二)开设军事屯田 |
| (三)发展畜牧业 |
| (四)经营农业 |
| (五)发展工商业 |
| 三、凉州地区经济开发的成效与特征 |
| (一)两汉经济开发的成效 |
| (二)两汉经济开发的特征 |
| 第三章 两汉凉州的社会变迁 |
| 一、经济结构的逐渐调整 |
| (一)畜牧经济逐渐走向规模化 |
| (二)中原农耕技术的转移与农业经营的深入 |
| (三)农作物种类多样化 |
| 二、地域文化——凉州文化的形成 |
| (一)传统的“尚武”文化 |
| (二)“三位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 |
| 三、多元文化的形成 |
| (一)凉州内部各民族文化共存 |
| (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辽代部族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辽代部族军事体制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一节 建国前部族的军事体制 |
| 第二节 辽圣宗以前部族的军事体制 |
| 第三节 辽圣宗及其以后部族的军事体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辽代部族军的征发及分配 |
| 第一节 部族军的征发 |
| 第二节 部族乣军 |
| 第三节 部族宿卫军 |
| 小结 |
| 第三章 辽代部族军的管理机构及职官 |
| 第一节 部族军的管理机构 |
| 第二节 部族军管理机构职官 |
| 第三节 部族管理机构职官权责 |
| 小结 |
| 第四章 辽代部族军的镇戍 |
| 第一节 部族军的镇戍区 |
| 第二节 部族军的兵力部署 |
| 第三节 牧场与部族军镇戍 |
| 小结 |
| 第五章 辽代部族的行军 |
| 第一节 《辽史·百官志》“北面行军官”条考 |
| 第二节 部族行军的指挥体系 |
| 第三节 部族行军的编成与兵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史料 |
| 五、研究内容与价值 |
| 第一章 丁谦与《蓬莱轩地理学丛书》 |
| 第一节 丁谦及其着述 |
| 一、丁谦的生平 |
| 二、丁谦的着述 |
| 第二节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相关问题 |
| 一、清末民初考据学视阈下的《丛书》 |
| 二、版本流传 |
| 三、叙校情况 |
| 四、编着方式 |
| 第三节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史地问题 |
| 一、考证的范围 |
| 二、考证史料的筛选 |
| 三、参引的文献情况 |
| 四、考证凡例 |
| 五、《丛书》的文献学价值——以对东北史地的考据为中心 |
| 六、东北史地考证的不足 |
| 第二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民族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四节 宋辽金东北诸族考证 |
| 一、肃慎系诸族 |
| 二、东胡系诸族 |
| 第五节 明代东北诸族考证 |
| 第三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建置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 一、《汉书朝鲜传地理考证》中郡县考证 |
| 二、《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中郡县考证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 |
| 一、《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郡城县考证 |
| 二、《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府郡县考证 |
| 三、《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中郡考证 |
| 四、《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中郡城考证 |
| 五、《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城县考证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
| 一、《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郡城考证 |
| 二、《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中府城考证 |
| 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中州城考证 |
| 第四节 金朝时期 |
| 第四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地名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 一、《汉书朝鲜传地理考证》中的水名考证 |
| 二、《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 |
| 一、《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的地名考证 |
| 二、《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的水名考证 |
| 三、《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
| 一、《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的地名考证 |
| 二、《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地名考证 |
| 第四节 《丛书》第二集中的东北水名考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表格索引 |
| 丁谦着述集补 |
| 一、高句丽国有二考 |
| 二、辽上京临潢府考 |
| 三、曹廷杰金上京会宁府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两汉魏晋赐民族公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一 民族公印研究 |
| 二 断代与鉴定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族公印概况 |
| 第一节 资料概况 |
| 一 谱录记载 |
| 二 考古出土 |
| 三 博物馆馆藏 |
| 四 私人收藏和国外收藏 |
| 第二节 数量统计 |
| 第三节 民族公印的空间分布 |
| 第二章 民族公印分期与分类 |
| 第一节 西汉 |
| 第二节 新莽 |
| 第三节 东汉 |
| 第四节 魏 |
| 第五节 蜀汉 |
| 第六节 晋 |
| 第三章 民族公印形制研究 |
| 第一节 尺寸 |
| 第二节 质地 |
| 第三节 钮式 |
| 第四章 民族玺印制度 |
| 第一节 制作制度 |
| 第二节 颁赐制度 |
| 一 颁赐族属 |
| 二 颁赐官职 |
| 三 赐印印文 |
| 第三节 使用制度 |
| 第四节 象征意义与民族关系 |
| 第五章 民族公印的鉴定 |
| 第一节 鉴定方法 |
| 一 西汉 |
| 二 新莽 |
| 三 东汉 |
| 四 魏 |
| 五 蜀汉 |
| 六 两晋 |
| 第二节 辨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两汉河陇地区交通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河陇 |
| (二)交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重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重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河陇的历史区位条件 |
| 第一节 地形条件 |
| 第二节 水文条件 |
| 一、黄河及其支流 |
| 二、渭河及其支流 |
| 三、河西三大水系 |
| 第三节 秦汉河陇地区的行政区划 |
| 一、行政建制的变动 |
| 二、行政中心的迁移 |
| 第四节 秦汉时期河陇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 |
| 一、开边拓土的战场 |
| 二、屏卫关中之塞 |
| 小结 |
| 第二章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路线复原探析 |
| 第一节 两汉河陇内部交通枢纽 |
| 一、小张掖、姑臧 |
| 二、金城 |
| 第二节 两汉河陇地区的关隘与交通 |
| 一、六盘山地区的关隘 |
| 二、陇山地区的关隘 |
| 三、河西地区的关隘 |
| 第三节 两汉河陇地区的渡口与交通 |
| 一、东段北道渡口 |
| 二、东段南道北线渡口 |
| 三、东段南道南线渡口 |
| 第四节 两汉河陇地区的交通网络 |
| 一、陇山以东的四条河谷通道及陇山交通 |
| 二、河陇东段北道交通 |
| 三、河陇东段南道交通 |
| 四、河陇西段交通路线 |
| 五、祁连山交通及河西走廊与内蒙古高原的交通 |
| 小结 |
| 第三章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网络的形成与经营 |
| 第一节 前张骞时代的中西交通基础 |
| 一、原始农业文明、畜牧业文明主导下的交通 |
| 二、游牧文明主导下的交通 |
| 第二节 武帝时期河陇交通的开拓与整合 |
| 一、张骞出使 |
| 二、霍去病河西之战 |
| 三、修筑障塞、移民实边 |
| 第三节 昭宣、元成时期河陇交通的繁荣 |
| 一、赵充国经营西羌 |
| 二、简文所载与西域的交往及传信的通达 |
| 第四节 东汉时期河陇交通的复兴与再衰败 |
| 一、光武帝通高平道 |
| 二、羌民起义与数断陇道 |
| 小结 |
| 第四章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路线的功能及影响 |
| 第一节 交通史视角下的河陇交通路线 |
| 一、多功能复合型的交通 |
| 二、两汉时期河陇交通网络与国家整体交通系统 |
| 三、两汉时期河陇交通网络对本地区交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路线与区域管理 |
| 一、核心边疆纳入统治 |
| 二、各民族在冲突中不断融合 |
| 第三节 两汉时期河陇交通路线与商贸、文化交流 |
| 一、商品贸易的发展 |
| 二、各文化汇集的一大中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可行性 |
| 四、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分析 |
| 第一章 史前到西周的音乐文化交流简述：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初期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前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
| 一、史前多元文化和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
| 二、从音乐的起源看史前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二节 夏商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音乐文化趋势增强 |
| 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一体化趋势 |
| 二、一体化趋势背景下的夏商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三节 西周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文化下的治礼作乐 |
| 一、周初制定礼乐 |
| 二、“礼崩乐坏”的同时乐舞走向绚烂 |
| 三、音乐教育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春秋战国音乐文化交流：多元社会背景下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背景 |
| 一、华夏文化的汇成 |
| 二、多元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
| 第二节 音乐文化传播：区域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 |
| 一、区域音乐风格的多元 |
| 二、“钟磬之乐”的区域性交流与多元发展 |
| 三、“新声”的广泛传播与繁荣 |
| 四、《诗经》《楚辞》之形成发展 |
| 五、多元音乐思想与音乐教育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一体化为主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传播与交流环境 |
| 一、民族融合与疆域扩张 |
| 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
| 三、外交政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
| 四、礼乐文化的承继与乐府机构的建立 |
| 第二节 域内传播与交流 |
| 一、从几个不同区域着名汉墓出土的相关音乐文物分析 |
| 二、以楚国为代表的区域音乐文化交流 |
| 三、以秦声为代表的歌唱传播 |
| 四、琴乐的传播 |
| 五、舞蹈文化传播与交流 |
| 第三节 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两汉与月氏、乌孙、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音乐交流 |
| 二、鼓吹乐的传播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背景下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与西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二、佛教音乐传入 |
| 三、百戏之传播发展 |
| 四、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五、关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与整合的思考 |
| 第五节 秦汉与域外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 |
| 一、与越南、缅甸等国的音乐交流 |
| 二、与朝鲜、日本的音乐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周与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比较及意义：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的拓展 |
| 第一节 交流与传播之比较 |
| 一、交流背景：从多元政治到封建大一统 |
| 二、交流范围：从域内到域内外 |
| 三、传播方式与符号：愈发多元 |
| 四、传播内容：由雅及俗 |
| 第二节 东周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意义 |
| 一、从历史意义层面分析：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
| 二、对当今音乐文化建设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从多元轴心时代的多元到封建大一统强势一体化下的多元 |
| 一、民族融合与交流是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础 |
| 二、政治、经济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保障 |
| 三、内部交流与内外交流是有机的统一 |
| 四、多元与一体是矛盾统一体 |
| 五、音乐艺术多元化发展是永恒的定律 |
| 六、追古思今是根本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西南域外羌族诸属国（论文参考文献）
- [1]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D]. 李佩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D]. 牛时兵. 兰州大学, 2021
- [3]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4]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D]. 李魏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D]. 陈红梅.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6]辽代部族军研究[D]. 武文君. 吉林大学, 2020(08)
- [7]《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D]. 周赫.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两汉魏晋赐民族公印整理与研究[D]. 王安褀. 南京大学, 2020(04)
- [9]两汉河陇地区交通路线研究[D]. 李天野. 兰州大学, 2020(01)
- [10]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D]. 党岱.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