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徐乾宇[1]（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屠新泉,杨丹宁,李思奇[2]（2020）在《加入WTO 20年：中国与WTO互动关系的演进》文中研究指明加入WTO以来,中国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并成功实现贸易和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顺利融入推动了多边贸易体制向着更加平衡和多元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美国等部分WTO成员对中国给WTO带来的影响产生了一些负面看法,认为WTO的现行机制无法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进而采取漠视乃至破坏WTO体制的单边主义措施打压中国,以超出现有规则的理由指责中国。这构成了当前WTO改革讨论的核心关注。中国一方面应客观分析不同成员的改革诉求,尽最大努力寻求合作空间;另一方面要针对具体议题制定灵活的谈判策略,努力满足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治理的新需求。
李书伟[3]（2020）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贸易经历了尝试摸索、迅猛增长和曲折进取三个阶段,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随着两国贸易额的不断攀升,一些不利于中美贸易发展的因素不断累积,造成了如今中美贸易频发的现状。在特朗普上台以来,针对中国发起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几乎涵盖了中美贸易的各个行业,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一个更加严峻的境地。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首先,文章整理贸易保护理论,梳理贸易摩擦的理论基础;其次,结合贸易保护理论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梳理关于贸易摩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接着,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概况、现状和特点进行描述:然后,结合理论与研究现状,分美国、中国和综合三个方面总结中美贸易摩擦原因;随后,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依据实证结果提出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包括美国的GDP增长率、失业率、工业增长率,中国GDP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中美贸易总额、美国进口额中中国商品所占比例、中美贸易差额、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中美技术差距、中国是否加入WTO和中美政治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与中美贸易摩擦成正相关的因素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美国失业率、中美贸易差额增长率、美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中美技术差距、美国实际GDP增长率、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是否加入WTO;与中美贸易摩擦成负相关的因素为美国进口中中国商品所占比重;而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中美贸易额和中美政治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关系不显着。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中美协商、扩大开放、区域合作和国内发展四个角度提出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建议。
孙舒[4]（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提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贾瑞哲[5]（2020）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各国越来越重视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研发补贴成为WTO主要成员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普遍采取的手段。研发补贴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性和在实践中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研发补贴的合法性受到关注。WTO成立之初,各国对研发活动的支持政策受到一定的约束。由于研发补贴具有外溢效应,WTO仅将政府对基础研究、大部分产业研究和一部分竞争前开发活动的援助视为不可诉补贴,单独规定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第8.2条“不可诉补贴”条款下。但该类补贴的合法性仅持续了5年,于1999年底到期失效。研发补贴规则制定的缘由、演进与发展历程及到期失效的原因值得探讨。研发补贴作为一种不可诉补贴的探讨集中在GATT时期乌拉圭回合谈判阶段。虽然各成员最终认同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与不可诉补贴,也将研发补贴纳入了不可诉补贴清单,但分歧仍然存在。这一历史问题导致了多哈回合谈判前有关不可诉补贴规则的磋商中断。最终,研发补贴甚至不可诉补贴均没有成为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议题,WTO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也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僵尸条款”。该条款的失效并不是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造成的,而是由诸多历史性、政治性及谈判性因素导致的。在新一轮WTO改革建议中,不可诉补贴的适用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及。鉴于WTO争端案例的“准判例”性质,本文研究了涉及研发补贴政策最多的两个案例。通过分析申诉方与被诉方对有关研发补贴政策的争议点的抗辩及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做出的裁决,本文进一步剖析具体研发补贴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性问题,并从案例中得到启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分析WTO主要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情况。一方面,美国、欧盟及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在内的WTO主要发达成员都十分重视研发活动,通过拨款、税收等主要的财政手段和少量的金融工具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国内研发补贴。同时,发达成员政策目标、实施主体、补贴手段等制定方面具有策略性。但这些研发补贴政策并不是完全符合WTO规则的,与多边贸易规则存在一定冲突性。另一方面,中国也重视研发补贴政策,虽然通报次数少于其他发达成员,但是研发补贴政策数量较多,研发支持强度逐年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从中国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来看,研发计划和研发税收政策的占比较大、争议较多,存在潜在被诉的可能性也较大;研发规划作为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虽然没有具体的支持措施,但比较容易成为争端中的不利证据。其次,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值得关注。研发补贴政策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它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出口。本文利用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建立起动态非均衡面板数据,对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贸易效应,既可以扩大出口,又能够抑制进口,总体上改善一国的贸易状况。研发补贴政策在长期和短期都具有出口促进作用,而抑制进口只体现在短期。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效应更加明显,而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作用不显着。但整体上看,研发补贴的贸易效应较小,并不能大幅度的提高出口或减少进口,产生重大贸易影响。正因为研发补贴有限的正向效应,才导致该类政策的真实存在。但是,研发补贴对贸易的影响十分有限,因而只是属于可诉补贴的范畴,并不是《SCM协定》直接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如果多边贸易规则不能进行有效约束,则会导致各成员政策的滥用。《SCM协定》直接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已经到期失效,而研发补贴政策的普遍性和争议性都对WTO规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主要成员针对WTO改革发表了声明、提交了建议,补贴规则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对研发补贴规则的分歧依然存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政治、经济、贸易、技术、法律鸿沟难以跨越。在此背景下,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本文认为,WTO可以考虑重新将研发补贴的纳入不可诉补贴清单,同时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公平待遇;各成员还要推动建立有效的研发补贴通报制度。在政策制定方面,各国应摒弃禁止性的研发补贴政策,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还要在合规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研发补贴政策。中国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新一轮研发补贴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议和主张;对内则需要完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的合规性审查制度,注重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策略和技巧;还要正确对待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贸易争端,提前做好应诉准备,建立政策研究和争议储备两大数据库,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权。
赵红军[6]（2019）在《中国主动应对入世冲击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加入WTO已逾18个年头,而当下WTO也正面临着其发展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WTO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分析中国入世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关联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应对WTO冲击的经验可以发现,当年的入世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相反,却成为中国经济再一次腾飞与发展的良好契机。这并不意味着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俱乐部是一个没有效力和约束力的国际组织,而是证明了中国所开创的政府主导型应对外部冲击的模式,对于抵御诸如WTO这样的外来经济冲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我国成功应对新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逆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乃至针对中国的经贸摩擦同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晋乐[7]（2018）在《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文中提出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增产为导向的粮食国内支持体系。然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国内支持方式正面临较大国内外压力。国内方面,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竞争力不足,在缺乏有效边境保护条件下,以增产为导向的国内支持面临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的尴尬局面。国际方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与影响。美国于2016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声称中国在2012-2015年间粮食国内支持水平已超过“入世承诺”规定上限。同时,作为Wto贸易谈判重要参考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每年向全球发布、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粮食生产者支持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贸易规则的“天花板”已开始对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构成实质性约束。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急需调整,如何调整国内支持政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本文研究目标是甄别出既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公认的农业政策评价体系,又能缓解国内粮食产业“三量齐增”现实压力的最优政策,以期为今后粮食国内支持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根据国际惯例,“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和农业综合服务支持。三种政策选择中,哪种政策将是今后符合国际规则的调整重点?作为选择之一的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具有显着效果,但同时具有较强的贸易扭曲效果,故属于Wto限制的“黄箱”政策,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同时使用该政策还会导致Oecd生产者支持这一国际主流农业政策评价指标上涨,带来较大Wto、Oecd农业政策评估压力。作为选择之二的收入支持政策,对保障农民收入具有一定效果,但以目标价格补贴为代表的挂钩收入支持,具备较强贸易扭曲效果,会增大Wto、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压力;以直接补贴为代表的脱钩收入支持,虽然贸易扭曲效果较小,但仍会增大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的压力。作为选择之三的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属于Wto与Oecd均允许并倡导的农业支持方式,但是这种政策不针对特定品种,通常短期内无法使得产量与农户收入显着增长,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相对较弱”、“投资效率不高”。为此,本文将对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与农业综合服务支持这三种“国内支持”政策缓解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比较。通过构建中国主粮局部均衡模型、政策评估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实证量化比较生产成本上涨条件下,三种政策对Wto、Oecd这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及对国内压力的缓解效果,以期甄别出符合国际规则的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最优政策选择。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如下:第一,市场价格支持政策面临较大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会增大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尤其在生产成本上涨时期,生产成本与干预收购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将加剧政策面临的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一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由边境政策与国内支持政策共同组成,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替代,因此提升关税水平或是缓解“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压力的路径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增加关税只能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不能缓解Oecd指标评价压力。不仅如此,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韩国不同,在国内外价格差不断扩大条件下,65%的最高配额外关税水平仍不足以让粮食产业免受进口冲击,一旦叠加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Wto“国内支持”指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给我国市场价格支持政策使用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根据通货膨胀水平,调整基期参考价格是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的另一路径。测度显示,对1996～1998年基期价格进行平减后,中国三种主粮2011～2015年Wto“国内支持”水平均不超过8.5%的微量允许上限。但是,此次中美主粮的“国内支持”贸易争端能否调整基期参考价格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收入支持政策仍将面临Wto、Oecd指标评价上涨压力。目标价格、直接补贴是两种典型的“收入支持”政策。现阶段目标价格政策采用“生产成本+合理利润”的方式制定目标价格,但理论分析与美国经验数据均表明,在生产成本上涨阶段,根据生产成本制定目标价格将会使补贴陷入扩张式增长,增加Wto、Oecd指标评估压力。直接补贴政策虽不计入Wto综合支持总量指标,但仍将计入Oecd生产者支持指标,生产成本越高,为达到相同的激励效果直接补贴数量也会增加,随之Oecd生产者支持评估压力增大。模拟结果表明,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并不能缓解中国面临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基于土地给付的“收入支持”增加,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带动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以玉米为例,单位玉米收入支持增加1%,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将上升0.6%。生产成本上升会触发更加强劲的“国内支持”投入需求,增加国际指标评估压力。政策评估模型显示,即使考虑在减少“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在边境保护水平较低、生产成本高涨的条件下,Wto与Oecd“收入支持”指标评价仍可能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第三,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缓解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农业综合服务”不针对特定产品与特定生产者,不增加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但也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不直接。对比发现,现实中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农业综合服务”水平普遍低于具有竞争优势国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如印尼、越南、中国等）。但实证结果表明,有针对性地选择“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方式,能通过直接替代私人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两种效应降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从根本上缓解两种国际主流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总体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加1%,粮食生产成本降低0.4%。其中,着力改善水土条件的Wto新增“绿箱”政策更倾向节约劳动投入,传统“绿箱”政策（电力、道路）更倾向节约资本与物质资料投入;Wto新增“绿箱”政策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能显着降低三种主粮生产成本;改善水利条件的新“绿箱”对玉米的节本效应更为突出。故结合Wto规则变化、根据不同粮食主产区地域特征、成本结构特征,有针对性的增加农业公共投资,可更高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缓解主粮“国内支持”指标评估压力。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与结构。依据市场规律,适度调减“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根据国际贸易规则与国内政策需求,更谨慎地论证使用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保障政策;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增加“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投资。第二,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在考虑国际规则变化、种植成本结构差异、主产地域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粮食主产区制定相区别的农业公共投资方案。第三,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立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呼吁将关税水平、通货膨胀等“非国内支持”因素纳入政策评价体系,并通过国际协商谈判寻求改善。
刘帅[8]（2018）在《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最惠国法律条款即最惠国法条是“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载体,而最惠国待遇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机制,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影响了世界贸易的整体格局。最惠国待遇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8世纪初叶,英法在荷兰乌特勒支签订的和约中首次规定了较为规范的最惠国法条,至此,最惠国法条正式登上国际贸易舞台,并不断发生演变。在最惠国法条长期的变迁过程中,演化出了欧式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美式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虽然二者的影响力不断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动,但依然是近现代最惠国法条的基本分类。从19世纪清王朝被英吉利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开始碰撞,中国正式被裹挟进世界经济政治纷争以来,最惠国法条就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历经晚清、民国,直到今天,最惠国法条都是中国对外经贸体系的重要基础。在此期间,最惠国法条影响的畛域一直居于变动,从最早局限于税务、贸易范围,然后不断扩张,跨越经贸范畴,嵌入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再度缩小至经贸范围,而WTO时代其影响的边界再次扩展。不过,无论最惠国法条的适用范围如何变化,其对我国一直具有深远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最惠国法条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力。晚清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最惠国法条背离了其应有的公平、非歧视的价值导向与促进贸易自由的初衷,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侵害中国利益的工具。最惠国法条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处于既“隐秘”又“显着”的微妙位置,“隐秘”是因为最惠国法条不似割地、赔款、驻军等条款是对中国具体国家利益的侵犯,其依托第三国的架空表述方式,使得其发挥作用较为“间接”,也使缺乏国际法知识的晚清君臣在尚未了解该法条的重大影响时就轻易让渡了最惠国待遇。“显着”则是由于和中国签订最惠国法条的“最惠国”可以轻易均沾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中让渡的利益,借此,最惠国法条这个“倍增器”极大增强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利益侵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最惠国法条也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商一道,被并称为令近代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三项利权。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逐渐开始着手改订或废除最惠国法条,以限制其不利影响,北京政府奉行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废约外交都与之密切相关。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采用“浑括主义”,尽量避免双边谈判,而采用集体磋商的方式,这正是基于对最惠国法条的清楚认识,只有通过集体磋商,让全体最惠国在放弃某一特权上达成一致,这一特权才能真正被废止。南京国民政府废约外交的目的与修约外交类似,也是逐渐取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但其方式上更加彻底,注重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直接减少不平等条约签署国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也一并减少了“最惠国”的数量,弱化最惠国法条的不利影响。废约之后,通常还会以订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合约为目的进行新条约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最惠国法条通常又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是否重新订入最惠国法条也成为判断谈判成败的“标志”。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开始了艰苦的“复关入世”谈判,而永久性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成为我国力争的主要谈判目标,并最终取得圆满成果。现代最惠国法条以WTO框架为依托,其内含平等、非歧视的价值内核,到今天依然是国际贸易秩序的主流,但以TPP为代表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在其组织内部推行更高层次的贸易自由化,会造成对非组织成员的贸易歧视,即使这些成员同属于WTO。全球化与集团化贸易组织之间的这种矛盾与冲突给最惠国法条的未来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主体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陈述研究思路,对最惠国法条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梳理,逐次展开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说明。第二部分:最惠国法条概论。首先介绍了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其次,阐明了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最惠国法条的内涵有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该部分也论及最惠国法条与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的关联。第三,研究了最惠国法条依据不同学说与标准进行的分类情况。最后,对最惠国法条条文的解释进行了分析,涉及到对最惠国法条的滥用与限制。第三部分: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化扩张及应对。首先对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进行了介绍,并作了阶段划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初步建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扩展,并介绍了晚清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初步回应;其次,梳理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第三,对1912—194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进行了叙述,解读了在修约外交与废约外交不同方针影响下的最惠国法条;最后,对近代中国与西方重要国家订立的最惠国法条以国别进行归纳并简要评论,涵盖晚清到民国的整个长时段。第四部分: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特点、类型与危害。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具有不平等、叠加性、多领域性、变动性等特点,这也引致了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类型的多样性,而各类型的最惠国法条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后果。第五部分:现代最惠国法条在曲折中发展。国际贸易并非一直沿着自由贸易理念顺利发展,经贸全球化不断遭遇反抗,不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导致了以倡导贸易自由为价值导向的最惠国法条受到冲击。直到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迎来发展的新高潮,而TPP协议的出现使得最惠国法条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六部分:从中美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权益的伸张。GATT-WTO时代,中国努力“复关入世”,希望加入全球化的贸易组织,从而获得更加优越的贸易环境与条件。其中的关键就是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这场世纪谈判持续多年,见证了从GATT到WTO的时代转换,也历经多任美国总统不同的内政外交政策考验,最终取得满意成果,中美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也为未来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结语:通过对比,得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惠国法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总结获得的启示。本文以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法律史学讲究以史为凭,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从而探寻研究对象的特点、流变及影响。但最惠国法条并非单纯的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其还涉及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因此,对这种复合性的研究对象,应分层次、多领域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在法律层面对最惠国法条的探讨以及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围绕该法条的冲突与斗争,并剖析对比了最惠国法条对我国的各种影响。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最惠国法条的历史考察,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利我国更好地应对今后世界经贸秩序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谷川[9]（2017）在《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经贸交往的紧密性,推动了中国两岸四地法律制度间交流与合作的发展。以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达成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and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Mainland and Macau Closer Economic and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内地与澳门）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达成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为代表的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合作规则,提高了调整四地经贸交往法律制度间的协同配合能力,并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各方经贸往来的发展需求。按照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存在”、“效果”以及“发展”这一线索,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共8章。其中第一部分“存在”论,涵括了论文的第2、3章,着重论述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在文本规范与运行实践上的存在及其法学理论意义;第二部分“效果”论,涵括了论文的第4、5、6章,该部分将作为“法律个体”意义上的合作规则,放到了调整与影响四地经贸交往的既有制度（主要是四地的各方法律制度与WTO规则）这一“法律群体”环境中,描述与分析了合作规则的“外在效果”——对于既有法律制度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效果”——合作规则自身在既有法律制度“群体”影响下的功能表现与它所具有的多重法律属性,进而分析指出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与既有法律制度相互接触、交往过程中,在事实与制度层面上的效果表现;第三部分“发展”论,则为论文的第7章,主要分析与预测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在未来可能的走势,并阐释了四地各方通过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实践,在价值与目标层面上的发展追求。除此之外,另有第1章“导论”与第8章“结论”作为论文的首尾部分。第1章是论文的导论,阐述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现实需求、含义界定、研究意义、文献述评以及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安排等方面的内容,并为以下各章节的研究进行了铺垫。第2章研究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制度模式、文本内容、规则结构以及体系表征等方面在分析法学上的意义,进而指出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法律协调机制——合作规则,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四地法律制度的规则体系。第3章主要分析了合作规则的创制、适用以及执行监督等具体机制及其运作实践。对合作规则的创制分析,指出了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生成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对合作规则适用与执行监督的分析,则反映出四地的各方在履行合作规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及相互间的影响。合作规则的创制与合作规则的适用及执行监督实践,分别形成了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在“规则确立”与“规则实践”上的两个不同层面,二者间的互动与平衡成为了推动合作规则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第4章关注了合作规则对于既有法律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它推动了四地法律制度在经贸交往调整上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合作规则形成了在两岸四地间以WTO规则为平台的“区域化”经贸法律规则体系。这种影响的效果,不同程度上使调整四地经贸往来的既有法律制度呈现出了目标趋同化、规则公平化以及交往紧密化的特点。第5章分析了合作规则的功能表现:在调整对象上,它既涵括了对四地经贸交往秩序的进一步确认与维护,又对四地法律制度进行了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在法律模式上,合作规则呈现出了对四地经贸交往法律调整的创新、沟通功能;在法律发展上,合作规则实现了调整四地经贸交往的法律制度由先前的单边化、全球化朝着一体化、区域化的模式转变,进一步满足了四地经贸交往的发展需求。第6章讨论了合作规则的多重法律性质:它既是国内法上的经贸行政协议,又涉及到了WTO规则下成员间区域贸易协定的范畴,同时,合作规则还是两岸四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且一定程度上在四地间经贸合作中具有了代表经济共同体利益的基础性规范属性。合作规则的多重法律性质,进一步表明了法律全球化对于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及其机制的深刻影响。第7章通过对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运作实践的关注,从影响法律发展的因素这一视角,提出了合作规则未来发展的目标规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合作规则有关的制度性安排及组织化建设问题。论文的结论（第8章）认为,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存在”,体现了合作规则由“制度安排”到“规则体系”的完善过程;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效果”,反映了调整四地经贸交往的法律制度从“法律共存”到“法律合作”的状态转变;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发展”,则是通过进一步促进四地法律制度、WTO规则以及既有合作规则间经贸管理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现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法律协调机制正逐步朝着“利益共同体”的规则导向发展变化。
徐保昌[10]（2016）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嵌入世界经济的程度逐步提升以及中国加入WTO等贸易自由化事件的发生,中国本土市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也随之提高。贸易自由化为本土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冲击。究其原因,贸易自由化在有效提升要素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将可能导致外部企业迅速进入本国市场,进而导致本地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而这些因素将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加成的降低。那么,贸易自由化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提升来说是阻力还是助力呢?现有文献中,此类问题的研究少有涉及到具体中国问题。本文从梳理和归纳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成本加成等关键指标的测算方法为出发点,在采用微观数据精确测算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基础上,尝试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视角系统研究中国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中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制定和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路径的演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得到了典型事实特征和计量研究两个方面的结论:典型特征事实主要包括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演变趋势;计量研究结论则主要包括关税减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两个方面。典型事实特征表明,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的演变趋势,不同分类标准下的子样本中,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均显现出较为显着的差异。第一,虽然本文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总体趋势呈现一个逐步上升的状态,但是,受外界冲击影响在部分年份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仍然存在降低的波动。具体来说,1999-200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逐渐上升,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为界限,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显着降低,自200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逐渐提升,2004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波动较小,且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可以总结发现,中国制造业其企业成本加成总体上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但也存在在部分年份的下行波动。第二,具体不同分类标准下分样本中企业成本加成存在显着的特征差异。在不同二分位制造业行业中,不同行业类型企业的成本加成均值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处于较高的水平。不同所有制特征企业的成本加成也存在显着差异,1999-2002年这一阶段,港澳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成本加成显着高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2004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成本加成已经超越了外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在不断的提升,2005年开始,各所有制企业成本加成呈逐渐收敛趋势,在2005年中期甚至已经趋于一致。此外,不同区域的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方面也存在显着差别,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最高,并且样本期间东部地区一直保持企业成本加成的这一优势,相对应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制造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则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具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幅度呈现一个“先小后大再小”的特征。具体样本期间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均值的演变路径方面,自样本期1999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开始,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关税均值逐年下降,直至2005年样本期结束,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已经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随之大幅度提升。分析其中演变细节,容易发现,1999-2000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基本保持一个小幅度降低的趋势,而到达2001年,为了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相配合,这一期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下降较为剧烈,而随着中国于2001年1 1月正式加入WTO,为了积极履行中国“入世”的减税承诺,2002年中国关税水平急剧下降。然而,中国的关税减让额度并非仅仅通过2002年一年的完成,因为逐步履行中国加入WTO的减税承诺等缘故,2003-2005年中国进口关税呈现出一个逐步降低的趋势,但相对于2002年,这一降低幅度已经逐渐趋于和缓。由于进口关税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容易得出,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幅度呈现一个“先小后大再小”的特征。计量研究结论方面,一方面,关税减让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本文在厘清了关税减让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从总体样本、行业样本、地区样本、所有制样本以及不同企业规模等多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计量检验过程中,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效处理,一系列计量研究结果均表明,贸易自由化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并且这一结论十分稳健。梳理其中的经济学逻辑,容易发现,关税减让导将致外部企业进入本国市场时所面临的阻碍降低,增加了进入本国市场的外部企业数量,同时,关税减让还将导致外部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冰山成本降低,使得此类企业具有更好的成本优势,通过上述两个途径贸易自由化增强了外部进入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本地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强度,本地企业也因此将被迫降低企业成本加成来面对来自外部企业的激烈竞争,从而导致本地企业成本加成的降低。据此,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的进口关税减让这一关税贸易政策,将导致中国的实际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进而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显着降低。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事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着的降低效应。本文以中国成功“入世”这一准自然实验为研究契机,以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了两种设定方式的倍差法计量策略来有效控制计量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计量检验了中国加入WTO这一准自然事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这一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事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着的降低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补贴显着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梳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内在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政府补贴收入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显着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据此,容易发现,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变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
二、加入WTO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加入WTO 20年：中国与WTO互动关系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切实履行承诺及中国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
| （一）中国切实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 |
| 1. 修订相关法律 |
| 2. 履行货物贸易领域承诺 |
| 3. 履行服务贸易领域承诺 |
| 4. 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 |
| （二）中国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
| 1. 中国加入WTO带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 |
| 2. 中国积极参与WTO各项工作 |
| 二、中国的融入和成长对WTO的结构性影响 |
| （一）提高了WTO的包容性、代表性及合法性 |
| （二）中国的加入使得WTO的权力结构更加平衡 |
| （三）中国经济体制与WTO规则的相容性 |
| 三、WTO改革的背景和其中的中国因素 |
| （一）部分国家对中国履约情况的质疑及实际情况 |
| （二）WTO改革方案中的中国因素 |
| 1. 市场经济体制与国有企业补贴 |
| 2. 发展中国家的界定 |
| 四、关于WTO改革的中国立场和方案 |
| （一）分析WTO改革中不同利益集团的核心诉求，积极寻求共识、化解分歧 |
| （二）对具体规则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对不同议题的接受程度及谈判方案 |
| （三）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治理新需求作为推动WTO制度建设的一大契机 |
（3）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2.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摩擦概念界定与形式 |
| 2.1.1 概念界定 |
| 2.1.2 摩擦形式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 |
| 2.2.2 新贸易保护理论 |
| 2.3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3.1 理论研究综述 |
| 2.3.2 实证研究综述 |
| 2.3.3 文献评述 |
| 3.中美贸易摩擦现状 |
| 3.1 中美贸易发展概况 |
| 3.1.1 尝试摸索阶段 |
| 3.1.2 迅猛增长阶段 |
| 3.1.3 曲折进取阶段 |
| 3.2 中美贸易摩擦状况 |
| 3.2.1 贸易摩擦发展概况 |
| 3.2.2 本轮摩擦发展状况 |
| 3.3 贸易摩擦主要形式 |
| 3.3.1 反倾销调查 |
| 3.3.2 反补贴调查 |
| 3.3.3 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 |
| 3.3.4 “337调查” |
| 3.3.5 “301调查” |
| 3.4 中美贸易摩擦特点 |
| 3.4.1 涉及行业广泛 |
| 3.4.2 摩擦形式增多 |
| 3.4.3 摩擦形式集中 |
| 3.4.5 摩擦成本升高 |
| 4.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
| 4.1 美国方面原因 |
| 4.1.1 美国国内经济压力 |
| 4.1.2 利益集团游说 |
| 4.1.3 美国执政党派 |
| 4.2 中国方面原因 |
| 4.2.1 中国经济发展 |
| 4.2.2 中国国际地位提升 |
| 4.3 综合方面原因 |
| 4.3.1 中美贸易不平衡 |
| 4.3.2 中美贸易依赖度不同 |
| 4.3.3 中美技术差距 |
| 4.3.4 中美政治和安全争端 |
| 4.3.5 中美贸易制度变化 |
| 5.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5.1 变量选取 |
| 5.2 模型设定 |
| 5.3 实证分析 |
| 5.4 实证结论 |
| 6.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展望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通过协商解决摩擦 |
| 6.2.2 坚持扩大开放路线 |
| 6.2.3 加强区域合作建设 |
| 6.2.4 调整国内发展政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5）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WTO框架下规制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研究 |
| 1.3.2 与不同国家研发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 |
| 1.3.3 研发补贴政策效应有关的相关研究 |
| 1.3.4 与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相关研究 |
| 1.3.5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内容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
| 2.1.1 补贴的经济学含义及理论基础 |
| 2.1.2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1 补贴的概念和分类 |
| 2.2.2 研发补贴的含义 |
| 2.2.3 WTO框架的含义 |
| 第3章 WTO框架下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国际规则 |
| 3.1 WTO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1 《SCM协定》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2 WTO研发补贴规则的演进 |
| 3.1.3 WTO研发补贴规则失效的原因分析 |
| 3.2 与研发补贴政策有关的WTO争端解决案例分析 |
| 3.2.1 欧洲空客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2 美国波音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3 案例的启示 |
| 3.3 本章小节 |
| 第4章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4.1 WTO主要发达成员实施研发补贴政策的现状分析 |
| 4.1.1 美国 |
| 4.1.2 欧盟 |
| 4.1.3 英国 |
| 4.1.4 法国 |
| 4.1.5 德国 |
| 4.1.6 西班牙 |
| 4.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比较 |
| 4.2.1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 |
| 4.2.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5章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5.1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总体情况 |
| 5.1.1 中国研发补贴通报时间虽短但政策数量多 |
| 5.1.2 中国的补贴政策与发达成员存在差异性 |
| 5.1.3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中国研发补贴政策 |
| 5.2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分析 |
| 5.2.1 中国对研发活动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
| 5.2.2 基金拨款和税收优惠是主要手段 |
| 5.2.3 研发补贴政策引导产业发展 |
| 5.3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体系与WTO规则的一致性分析 |
| 5.3.1 研发规划 |
| 5.3.2 研发计划 |
| 5.3.3 研发税收政策 |
| 5.4 本章小节 |
| 第6章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的设定 |
| 6.2 数据选择与变量描述 |
| 6.2.1 数据选择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计量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
| 6.3.2 子样本分析:直接性与间接性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
| 6.3.3 拓展分析:研发补贴政策对进口的影响 |
| 6.4 本章小节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新一轮研发补贴政策制定及实施的背景 |
| 7.1.1 研发补贴政策兼具合规性和合理性 |
| 7.1.2 研发补贴政策实践面临着WTO规则改革 |
| 7.2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实践的建议 |
| 7.2.1 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 |
| 7.2.2 制定和实施合规合理的研发补贴政策 |
| 7.2.3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中国主动应对入世冲击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从WTO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看WTO对中国的冲击 |
| 三、中国加入WTO与主要经济标志关联关系的分析 |
| 四、中国政府应对WTO冲击的历史经验 |
| 五、对全面开放与深化改革的启示 |
（7）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国内支持”政策 |
| 2.1.2 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体系 |
| 2.1.3 粮食品种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2.2 贸易保护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WTO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3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
| 2.3.4 近期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研究背景 |
| 3.1.1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际规则的约束与压力 |
| 3.1.1.1 WTO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 |
| 3.1.1.2 OECD农业政策评估的压力 |
| 3.1.2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内的压力与挑战 |
| 3.1.2.1 国内粮食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压力凸显 |
| 3.1.2.2 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不足的挑战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政策选择一: 市场价格支持 |
| 3.2.2 政策选择二: 收入支持 |
| 3.2.3 政策选择三: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
| 3.2.4 缓解国际、国内压力的政策选择 |
| 第四章 评价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指标体系: WTO与OECD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分析 |
| 4.1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2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国内支持”政策选择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3.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是两种指标体系的测度重点 |
| 4.3.2 “收入支持”政策在两种指标体系中占比不断上升 |
| 4.3.3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等政策免受两种指标体系约束 |
| 4.4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4.1 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前提假设比较 |
| 4.4.2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核心指标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
| 5.1.2 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2.1 “市场价格支持”总量: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1.2.2 特定产品“市场价格支持”: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2 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5.2.1 收购价格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2 收购数量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中国主粮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1 关税水平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2.3.2 通货膨胀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3 中国主粮干预收购政策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3.1 干预收购政策、“非国内支持”因素与“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5.3.2 模型构建与参数设定 |
| 5.3.2.1 模型构建 |
| 5.3.2.2 参数设定 |
| 5.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5.3.3.1 自由贸易情形 |
| 5.3.3.2 最高关税情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收入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
| 6.1.2 WTO、OECD“收入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2.1 “收入支持”总量: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1.2.2 特定产品“收入支持”水平: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2 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6.2.1 目标价格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2 直接补贴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3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3.1 收入支持政策、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6.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2.1 模型构建 |
| 6.3.2.2 数据说明 |
| 6.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6.3.3.1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与国际指标评价的关系检验 |
| 6.3.3.2 中国主粮由“市场价格支持”调整为“收入支持”影响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7.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1.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
| 7.1.2 WTO、OECD“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2 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7.2.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2.2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3 中国农业综合服务政策对主粮产品“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 |
| 7.3.1 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7.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2.1 模型构建 |
| 7.3.2.2 变量选择 |
| 7.3.2.3 数据说明 |
| 7.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1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成本替代效应 |
| 7.3.3.2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成本结构的调整效应 |
| 7.3.3.3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总成本效应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结构 |
| 8.2.2 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 |
| 8.2.3 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说明 |
| 第一章 最惠国法条概论 |
| 第一节 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 |
| 一、最惠国法条研究的经济背景 |
| 二、最惠国法条研究的政治背景 |
| 三、最惠国法条研究的法律背景 |
| 第二节 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 |
| 一、最惠国法条的概念 |
| 二、最惠国法条的流变 |
| 第三节 最惠国法条的分类 |
| 一、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 |
| 二、有积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与有消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三、单务的最惠国法条与双务的最惠国法条 |
| 四、概括型的最惠国法条与限定型的最惠国法条 |
| 第四节 最惠国法条的解释 |
| 一、系统性解释 |
| 二、语意解释 |
| 三、效力解释 |
| 第二章 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扩张及应对 |
| 第一节 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及回应 |
|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搭建最惠国法条体系基本框架 |
|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的扩展 |
| 三、晚清当局对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初步回应 |
| 第二节 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 |
| 第三节 1912—1949年对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 |
| 一、1912—1928年中国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继受与修约外交 |
| 二、1928—1949年围绕最惠国法条的废约外交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与重要国家最惠国法条的梳理与考察 |
| 一、近代中英最惠国法条 |
| 二、近代中美最惠国法条 |
| 三、近代中法最惠国法条 |
| 四、近代中日最惠国法条 |
| 五、近代中俄最惠国法条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特点、类型、危害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特点 |
| 一、不平等性 |
| 二、叠加性 |
| 三、多领域性 |
| 四、变动性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典型类型 |
| 一、概括性最惠国法条 |
| 二、有积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三、有消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四、片面的最惠国法条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危害 |
| 一、最惠国法条的均沾性导致西方形成“侵略联盟” |
| 二、最惠国法条语意模糊,易被滥用 |
| 三、最惠国法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造成民族的灾难 |
| 四、双务最惠国法条也具有危害性 |
| 第四章 现代最惠国法条的曲折演进 |
| 第一节 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 |
| 一、第一次贸易保护高峰 |
| 二、第二次贸易保护高峰 |
| 三、贸易保护时期最惠国法条体系受到冲击 |
| 第二节 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的恢复与发展 |
| 一、GATT时代世界最惠国法条的发展 |
| 二、WTO时代世界最惠国法条的发展 |
| 三、GATT—WTO时代中国最惠国法条的发展与适用 |
| 第三节 普惠制与非关税壁垒对最惠国法条的突破 |
| 一、最惠国法条的重大例外—普惠制 |
| 二、最惠国法条的重大背离—非关税壁垒协议 |
| 三、普惠制、非关税壁垒对中国最惠国法条适用的影响 |
| 第四节 TPP协议与最惠国法条的未来 |
| 第五章 从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 |
| 第一节 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四大阶段 |
| 一、初始阶段 |
| 二、冲突阶段 |
| 三、挂脱钩阶段 |
| 四、冲刺阶段 |
| 第二节 利益集团在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的争斗 |
| 一、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阵营的构成与观点 |
| 二、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阵营的构成与观点 |
| 第三节 老布什政府时期关于对华最惠国法条的博弈 |
| 第四节 克林顿政府时期关于对华最惠国法条的博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 1.1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法律协调概述 |
| 1.1.1 两岸四地经贸交往的法律调整与协调实践 |
| 1.1.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含义界定 |
| 1.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研究文献述评 |
| 1.3.1 内地研究文献述评 |
| 1.3.2 港澳台及海外研究文献述评 |
| 1.3.3 研究文献综合评价 |
| 1.4 研究方法与文章的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文章的结构安排 第2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制度安排 |
| 2.1 两岸四地法律协调的现状及其模式分析 |
| 2.1.1 区际私法的协调模式 |
| 2.1.2 各方自身调整的协调模式 |
| 2.1.3“项目”合作的协调模式 |
| 2.1.4 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协调模式 |
| 2.1.5 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协调模式 |
| 2.1.6 不同法律协调模式对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影响 |
| 2.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制度化表现 |
| 2.2.1 作为法律协调机制的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 |
| 2.2.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基础性规则 |
| 2.2.3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派生性规则 |
| 2.3 体系性视角下合作规则的法律表征分析 |
| 2.3.1 实在法的体系性及其理论释评 |
| 2.3.2 合作规则体系性中的规则结构分析 |
| 2.3.3 合作规则体系性中的效力层次分析 |
| 2.3.4 合作规则体系性中的内容调整分析 |
| 2.4 合作规则的分析法学意义：一种新的法律规则体系 第3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机制运作 |
| 3.1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的创制分析 |
| 3.1.1 合作规则的缔结主体分析 |
| 3.1.2 合作规则的创制依据分析 |
| 3.1.3 合作规则的变动机制分析 |
| 3.1.4 合作规则的解释机制分析 |
| 3.1.5 小结 |
| 3.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的适用分析 |
| 3.2.1 合作规则的适用机制：“规则”导向还是“权力”导向？ |
| 3.2.2“权力”导向适用机制的功能表现 |
| 3.2.3 合作规则适用机制与既有法律制度适用机制的关系 |
| 3.3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的执行监督分析 |
| 3.3.1 组织视角下合作规则执行监督机制的表现 |
| 3.3.2 执行监督机制对创制机制与适用机制的协调 |
| 3.3.3 四地经贸主管部门在合作规则执行监督机制中的作用 |
| 3.4 合作规则的创制与运行：在“规则确立”与“规则实践”之间 |
| 3.4.1 合作规则的创制：法律协调的“规则确立” |
| 3.4.2 合作规则的运行：法律协调的“规则实践” |
| 3.4.3 法律协调“规则确立”与“规则实践”关系的互动与平衡 第4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对既有法律制度的影响 |
| 4.1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对四地法律制度的影响 |
| 4.1.1 跨越两岸四地的开放性经贸规则体系 |
| 4.1.2 合作规则与四地法律制度间的竞争性分析 |
| 4.1.3 两岸四地法律制度对合作规则的转化 |
| 4.1.4 法律资源供给的一体化调配：由“分散”到“整合” |
| 4.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对WTO规则的影响 |
| 4.2.1 作为客观连结纽带的WTO规则 |
| 4.2.2 WTO规则对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影响及不足 |
| 4.2.3 合作规则在WTO规则下的协调创新表现 |
| 4.2.4 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性法律机制：法制创新与发展的动力 |
| 4.3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对既有法律制度影响的效果分析 |
| 4.3.1 法律目标的趋同化 |
| 4.3.2 法律规则的公平化 |
| 4.3.3 法律交往的紧密化 第5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功能分析 |
| 5.1 经贸秩序的确认维护功能 |
| 5.1.1 对四地经贸交往秩序的确认 |
| 5.1.2 对四地经贸交往秩序的维护 |
| 5.2 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 |
| 5.2.1 作为制度资源的“法律市场” |
| 5.2.2 制度资源优化的现实需求 |
| 5.3 法律规则的创新沟通功能 |
| 5.3.1 法律演进与规则创新 |
| 5.3.2 合作规则的创新沟通功能 |
| 5.4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协同功能 |
| 5.4.1 四地各方对经贸交往法律调整的协同局限 |
| 5.4.2 合作规则对四地经贸交往法律规制的协调 |
| 5.5 区域性环境中的法律发展功能 |
| 5.5.1 合作规则发展的区域性基础 |
| 5.5.2 合作规则发展的区域性主导功能 |
| 5.6 小结 第6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多重属性 |
| 6.1 国内法上四地政府间的经贸行政协议 |
| 6.1.1“一国两制”、“一个中国”的国内法符号 |
| 6.1.2 国内法上行政协议的考察与分析 |
| 6.1.3 作为经贸行政协议的合作规则 |
| 6.2 WTO规则下成员间区域贸易协议 |
| 6.2.1 缔结主体在WTO规则下的法律地位 |
| 6.2.2 合作规则法律效力的国际法约束力 |
| 6.3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规则 |
| 6.3.1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制度表现 |
| 6.3.2 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协调的目标 |
| 6.3.3 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协调的落实机制 |
| 6.4 作为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基础性规范 |
| 6.4.1 不同视角下基础性规范的理论表现 |
| 6.4.2 合作规则在四地经济合作中的基础性规范属性 |
| 6.5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多重属性的原因分析 |
| 6.5.1 全球化对合作规则法律性质的影响 |
| 6.5.2 对合作规则国际法性质的进一步反思 第7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未来发展：反思与建设 |
| 7.1 影响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未来发展的因素 |
| 7.1.1 经贸交往需求的因素 |
| 7.1.2 社会保障基础的因素 |
| 7.1.3 政治关系环境的因素 |
| 7.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 |
| 7.3 两岸四地整体性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制度性安排 |
| 7.3.1 整体性经济合作的法律协调 |
| 7.3.2 整体性与经济相关方面合作的法律协调 |
| 7.4 两岸四地整体性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组织化建设 |
| 7.4.1 法律协调的组织化建设与效率 |
| 7.4.2 法律协调的组织化建设与正当性 第8章 结论 |
| 8.1 法律协调机制的存在：由“制度安排”到“规则体系”的完善 |
| 8.2 法律协调机制的效果：由“法律共存”到“法律合作”的转变 |
| 8.3 法律协调机制的发展：迈向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共同体规则” 参考文献 致谢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结构安排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与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与定量方法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与企业成本加成 |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与企业成本加成 |
| 第三章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测算及特征性事实 |
| 第一节 企业成本加成的测算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测算的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特征性事实 |
| 第五章 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的特征性事实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六章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加入WTO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府补贴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加入WTO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加入WTO 20年：中国与WTO互动关系的演进[J]. 屠新泉,杨丹宁,李思奇. 改革, 2020(11)
- [3]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研究[D]. 李书伟.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5]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D]. 贾瑞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中国主动应对入世冲击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J]. 赵红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9(05)
- [7]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D]. 晋乐.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8]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D]. 刘帅.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9]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研究[D]. 谷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10)
- [10]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D]. 徐保昌. 南京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