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的祝福——致读者

一、新千年的祝福——致读者（论文文献综述）

刘霞云^[1]（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陈国平^[2]（2015）在《诗歌共时体的构建 ——当代诗学视野下的骆一禾海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骆一禾、海子是当代杰出诗人,他们的死结束了诗歌的1980年代。论文以骆一禾的诗论和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当代诗学背景下考察其独立性和卓异品质,同时兼及骆一禾、海子诗歌的一些共性问题及其所牵涉的当代诗学问题。骆一禾是一位以诗人、诗论家和诗歌编辑的三重身份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诗人,其诗论和诗作充满了对华夏文明新生的渴望,而兼具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诗人的精神成长体现了从一株青草到天路英雄的艰难历程,他从纯洁的少年心性,从水、植物和女性之美出发,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世界,最终完成于信仰性的“无因之爱”,从而使诗人的精神达到了“万般俱在”。在这一“天路”历程中,诗人主体的“辽阔胸怀”得以充分呈现,其诗歌世界的“壮烈风景”也得以逐一展开。海子的写作在诗歌视野、诗歌抱负上一开始受到骆一禾的引导,其原生的诗才又激励了骆一禾的诗歌写作。两位诗人在精神方面存在广泛的共源、共振和共鸣,在诗学观念上存在长期的互动,文本上也存在多方面的呼应、互通、互文的现象。然而,两人在个人气质、精神构造、价值取向、诗歌心象、写作方法论上也存在深刻差异,其创作也因之各有属于自身的得与失,既不能彼此混同,更不可互相覆盖和代替。事实上,正是骆一禾和海子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其互动的基础和一个重要方面。骆一禾、海子的诗和诗论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坛表现出独立、卓异的品质,同时体现了中国当代诗歌与现代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复杂紧张关系。一方面,他们以“拿来主义”精神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现代感性、现代技艺、语言意识和美学观念,另一方面又始终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文学史观抱怀疑态度,对后现代的“去中心”“碎片化”更取坚定批判态度,而力持浪漫主义的主体精神和生命意志,同时坚持诗歌对本土经验的表达。在古典与现代,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英雄精神与民主意识,世界视野与本土意识这些被人们普遍视为二元对立的命题上,两位诗人尤其是骆一禾都做了与众不同的思考,提供了充满辩证精神的回答,并最终圆融于“诗歌共时体”这一骆氏所发明的诗歌美学观念中。骆一禾、海子的这种思考不仅体现了其独立的反思精神,而且为当代诗歌走出上述二元对立的迷思提供了重要动力。

刘泓泉^[3]（2016）在《南通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文中提出濒江临海的南通自古便有着较为丰厚的渔业资源与发展渔业的独特优势。进入近代以来,虽然张謇于清末开启了南通及我国渔业现代化的进程,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包括南通在内的我国渔业仍多以传统渔业为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后至2000年间,南通渔业现代化则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这其中,既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渔业现代化的初步展开与受阻,也经历了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渔业的恢复与渔业现代化的再次起步及一定发展,更有改革开放后渔业现代化的强势推进与加速发展。在这一历程中,南通的渔业生产、渔民、渔村与渔港之发展逐渐迈向现代化。渔业生产方面,南通渔业生产的渔船与网具在传承基础上逐步得到了改进与革新。改革开放后,现代渔船与网具的生产更是呈现出了规模化之势;捕捞渔业在经历了兴盛、受阻、恢复、发展、产业调整及转型等后,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养殖渔业历经兴起、发展、推进、快速与产业化发展后,不断彰显了其日益现代化的程度与水平;水产品的保鲜与加工则在传承中实现了创新与规模化发展;水产品的销售与贸易也渐次由鱼行主导化、国营化走向现代市场化。渔民方面,解放前南通渔民困窘的生活处境、受损的权益、薄弱的教育及卑微的社会地位等在解放后均发生了巨变。渔民生活逐渐改善并在改革开放后日渐富裕,权益受到了切实的维护与保障,教育获得了持续的注重和提高,社会地位也有了较大的提升。渔民的生产、生活习俗及信仰也渐渐变迁与移风易俗。渔村与渔港的现代化建设上,解放前,南京国民政府对渔村与渔港的建设虽有关注,但渔村除了衰败根本无建设,渔港建设也进展甚微。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南通渔村进行了整治与初步建设,渔港的建设提上日程并正式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渔村（区）与渔港的建设发展和推进的步伐加快。在南通渔业生产、渔民、渔村与渔港渐行向现代化推进的同时,对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渔业管理也日渐现代化。其中,渔业生产管理除不断注重组织机构与制度建设外,还通过渔业指导与合作、渔业集体生产与计划调控、渔业生产承包与渔政管理及目标管理等不断推进渔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渔民与渔村的管理也由钳制渔民的保甲制向民主化等管理方式嬗变。改革开放后,现代渔民与渔村（港）的管理则在改革中继续推进。作为近现代我国渔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典型,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历程折射出了渐进的我国渔业现代化之曲折与不易。南通渔业现代化为江苏乃至全国的渔业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举足轻重之地位倍显,并较好地发挥了自身的示范引领与促进作用。而南通渔业现代化在其发展与推进过程中也呈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且为我国渔业现代化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无疑对我们今天继续推进渔业现代化有着较好的借鉴。

钱继云^[4]（2014）在《《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文中指出1980年代是当代诗歌复兴与繁荣的时段，作为诗歌界最重要的官方刊物，《诗刊》在此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有着诸多作为，它对八十年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八十年代诗歌复兴的前奏在七十年代末便已响起，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为文艺正名”的步伐加速。《诗刊》在1979年以“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为指导对一己的办刊方针进行了调整，旨在繁荣新诗创作，同时建设新诗创作者的队伍。考察新方针导引下的《诗刊》，其刊发的作品从主题到诗艺都呈现出显着的转型期的表征，从刊物所召集的诗人群体来看，其八十年代主要供稿人的团队也已初步成形。七十年代末《诗刊》的转型之一体现为对原刊于民刊的朦胧诗的转载。刊物在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诗潮中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这种展露峥嵘既体现为对那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及“三个崛起”论争的发起与积极参与，也表现在作品刊登上对从思想内核到艺术手法都显别于诗歌传统的朦胧诗作的倚重。在新旧两种诗观冲突的梳理中，厘清诗学的以及非诗的因素，就可以解释原本一场以问题讨论为初衷的学术性争鸣何以最终以思想“清污”的运动收场。这其中刊物所暴露出的局限性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学体制密切相关。朦胧诗潮后，在新生代揭竿而起的浮华背景下，《诗刊》以其敏锐的眼光、良好的品位以及包容的心态，上下求索，沉稳而不失活泛。从诗歌创作到诗评、诗论，从栏目设计、编辑理念到评论文章、理论研讨会，都旨在探索后朦胧时期诗潮的多元化衍生，这种探索的痕迹通过这一时段所刊诗作可得到印证。诗潮之外，作为媒介，《诗刊》通过其“青春诗会”与“刊授学院”两个重要品牌分别对高端的与普通的作者进行引导与塑造，并以“诗歌信箱”、“读者中来”等着眼于读者的栏目使得读、写、编的诗歌观念与审美品位趋于一致与和谐。诗歌传播方面，刊物通过诗朗诵的倡导促进诗歌的共时性传播；同时又藉由诗歌评奖使诗作经典化，以利于其历时性传承。在八十年代诗学的海外资源方面，《诗刊》对欧美诗歌的译介对当代诗人从诗歌理念到表现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对海峡彼岸诗歌的推介还占有《诗刊》的绝对比重，在八十年代此岸对彼岸诗歌的传播全貌中，《诗刊》起到了引领与推助作用，其中体现出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中现代派的此消彼长、相互错节的现象。《诗刊》在整个八十年代诗歌美学建构中也颇有建树：对现实主义的倚重、对文化之根的回溯和对抒情传统的持守，体现了刊物在诗歌美学基本原则与结构方面的主张；对短诗、叙事诗以及诗歌语言的探索，体现了刊物在诗歌文体方面的倡导；诗人关于生活与自我的诗思也通过刊物得以表达与呈现。论文前三章以时间为经线，以思潮为关键词，分别论述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启示下的“为文艺正名”的呼声、朦胧诗潮以及后朦胧时期诗歌潮流的多元化衍生；后三章则分别论述《诗刊》对八十年代诗歌生产与传播的影响、对彼时诗坛重要的诗学资源的引入以及刊物自身在诗歌美学方面的建构等，以显现《诗刊》对八十年代诗歌创作所起的作用。

郝雨^[5]（2014）在《1946.05.15-2013.01.01《人民日报》头版版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民日报》是一份有着独特版面风格的党报。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肩负着引导舆论导向的宣传任务,所以其版面庄重严肃；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一份面向广大受众的纸质媒体,《人民日报》也在尝试用各种方法增强报纸的服务性和易读性,使版面更加灵活多样。《人民日报》的头版就是其版面风格的集中体现。本文用内容分析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自1946年5月15日晋察冀《人民日报》创刊,至201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版面的风格和特点。本文第一章是绪论,包括了文献综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内容,简述了为何要研究这个问题和如何研究这个问题。第二章内容是对《人民日报》头版版面发展变化过程的梳理和概括,主要是采用探索性研究的方法。第三章内容是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对1946年至2013年《人民日报》头版稿件和图片使用情况做内容分析,研究头版稿件和图片的内容、篇幅、体裁等要素。第四章是个案研究,将《人民日报》头版最重要的一些版面安排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版面包括对重要会议和领导人国内活动的新闻报道,对重要外事新闻的报道,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对领导人和重要社会人士逝世的报道,对先进典型的报道。归纳总结这些版面的异同。第五章是总结和启示。总结了《人民日报》头版版面的特点和对其他纸媒的启示。

徐键萍^[6]（2014）在《美的离心力 ——“撒旦型”魔鬼形象研究》文中提出人是目的。魔鬼出没在人学的文本里,缠绕着人的行动。带着“丑恶”基因的“撒旦”形象脱胎于宗教,文学又给予其温度和气度,在文学审美语境中,魔鬼“撒旦”串联起人类心灵对于“神性”、“理性”、“诗性”的多元思考。而此间,文学世界中存在的人对死亡、人格、自我的把握乃是对终极维度的趋近又逃离——《失乐园》、《浮士德》、《恶之花》一线以贯之。“撒旦型”魔鬼延续着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魔鬼引诱”和“灵魂堕落”主题,又以变幻的形象穿梭了几个世纪,直到今日,我们对“撒旦型”形象的研究仍然是归于人对自我认识的永恒话题。魔鬼的“丑恶”实则是人的有限自我与无限追求之间永远存在的那道裂缝之显现,我们甚至可以妄言,“撒旦”的每一次挣扎,都是寻美之心走过那条通向永恒的浴火荆棘路的明证,我们在寻美之路上不可能对其绕道而行。本文拟从“撒旦型”魔鬼形象的原型探究为起点,从西方文学史发展的三阶段中选取上述三个典型文本为参照,把握该类文学形象的发展线索,同时挖掘这类形象蕴含的深层次内涵及其在文学世界中存在的普遍意义：美的离心之力之显现。

赵玲^[7]（2013）在《《人民日报》党代会特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直以来，《人民日报》对历届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等重大会议进行报道和宣传，其中对党代会的宣传报道，一直是《人民日报》会议报道中的重中之重。党代会特刊的形式直到《人民日报》对党的十六大进行报道时方始出现。党代会特刊不仅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和各领域的发展成就进行报道，肩负着为党代会召开进行宣传与舆论引导的功能，也是共产党进行政党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重要性显着，颇具研究价值。因此，通过文献分析法，本文对党代会特刊概念进行界定，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同时以《人民日报》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党代会特刊为例，分析版面和栏目设置特色。且通过框架分析研究方法，对《人民日报》党代会特刊报道的议题框架和图片框架进行分析，从而归纳出党代会特刊个性及报道特色走向，并对如何加强《人民日报》党代会特刊的政治传播力度提供建议，如多样化传播信源、增加客观报道、平衡各种报道框架、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等。

张莹莹^[8]（2011）在《《音乐周报》十年发展研究（2000-2009）》文中指出本文研究是以2000-2009年《音乐周报》原件为文本,全面考察其创办背景,梳理报纸的基本情况,深层揭示其形式和内容背后所蕴含的音乐学和编辑学价值。揭示《音乐周报》办报的规律和方法。体现《音乐周报》与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拟采用编辑学研究相关的历史的方法、分类的方法、比较法、社会调查法、科学抽象法、功能研究法等方法。通过研究发现《音乐周报》在办报过程中内容和形式的安排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形式上,版面大小和版式形态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风格统一的,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伴随着主编人员的变换而出现版式风格、版面大小的明显改变。十年间两次全新改版是明显的分界线。内容上,基本内容的设置在很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10年的改版,内容出新、变化大。周报编辑队伍的建设具备了专业性的特质。作者群以本报记者及专业音乐工作者为主。读者人数没有被充分拓展,其音乐权威大报的价值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周报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和读者调查力度,使报纸内容尽量符合读者的期望、加大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力。重要新闻的设置和内容选择上是有规律可循的。重要报道是与“音协”工作重点同步的,音协在某一时期的工作重点,是周报头条新闻选择的风向标。把十年内所有的头条新闻进行归类,发现大概都集中在十几个类别之中,有一定的规律性。《音乐周报》十年来对“引导中国音乐界发展的方针政策、不同音乐品种的发展、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全国大型音乐活动、学术研究、重大社会活动（节日、突发事件等特殊事件）、能够保障音乐事业良好发展的事项以及边缘音乐文化”的关注和推动是不遗余力的;其“音乐评论”栏目新颖、涉及面广、观点鲜明、争鸣自由、组织有序。《音乐周报》的功能和作用,十年来除起到对各方面音乐新闻进行及时报道和信息解读的作用外,还有指明中国音乐前进方向、记录音乐发展历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发现并揭露音乐界存在的问题、界定问题、把问题明朗化、提示解决问题的途径,具有辅佐中国音乐良性发展的功能。

田夏彪^[9]（2011）在《文化认同视域下大理白族教育互补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全球化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中,民族文化还要不要认同?如何认同?教育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重任,它要以怎样的形式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这是当下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本研究以大理白族为个案,研究的问题在于大理白族学生为何能在区域范围内相对较好地适应主流学校教育系统?为何以主流文化为主的学校教育并没有造成大理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的本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基于问题的回答,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对大理白族文化认同及教育发展的纵向历史进行梳理和剖析,并在对大理白族学生文化认同现状、大理白族学校教育发展现实情况、大理白族校外“文化心理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就教育与大理白族文化认同发展关系进行探究,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社会历史进程中大理白族形成了文化认同的“复合基因”,其文化认同体现出开放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的历史特征。而大理白族历史教育机制为其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首先,教育文化生态条件。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交汇于大理,以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几大水系纵贯南北,为大理白族与其他族群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人文环境方面,大理白族族源及文化的多源性使其文化发展溶合了多元的外来文化血液。同时,南诏、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建立后,积极推行汉文化教育政策,而中原王朝为了治理西南地区,加强与边疆地区的经贸往来,也不断将汉文化推向大理地区,这为大理白族民众学习各种汉文化提供了开放、包容的主观人文基础。其次,互补的教育结构条件。教育内容方面,大理白族教育内容“儒、释、道、‘土’”多元兼具,为其文化发展杂糅了多种文化因子；教育形式方面,“释儒”结合的佛寺教育形式使大理白族民众深受儒家思想和佛教教义的双重熏陶而培育了其“双重性格”；教育形态方面,制度化教育与习俗教育的共生共荣使得大理白族民众能够兼受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教育,从而保持其文化认同的民族性。总之,大理白族在其互补的历史教育机制作用下形成了文化认同的“复合基因”,这一“复合基因”在当下大理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身上依然发挥效用,它作为一种种群心理特质或思维方式促使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学习和认同主流文化,并在认同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将其整合改造而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因此,大理白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形成与历史教育机制的关系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多元共生教育是时下或未来大理白族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教育应然选择。二、大理白族学生文化认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共同发挥了效用,二者客观上起着一种互补作用,但这种互补作用处于一种分离状态,也即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之间并没有形成整合关系。大理白族中小学校以“升学考试”为其主导价值,学校并没有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学生在学校中更多获得的是以国家课程为主的主流文化价值。与此同时,大理白族学生通过其身处的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的,包括了居住环境、人生礼俗、宗教信仰以及其它文化事像构成的“文化心理场”的参与、熏陶而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校外“文化心理场”在强化大理白族学生民族文化认同上有着独特的教育内涵和特征,其教育内涵表现为：人与自然方面,“崇敬自然,效法求美”。人与社会（人）方面,“亲仁善邻,以和为贵”。人与己方面,“生的入世,死的出世”；而“开放性”、“生活性”、“活动性”、“综合性”是其强化大理白族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所具有的教育特点。因此,从大理白族学校教育、校外“文化心理场”与学生文化认同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在学生文化认同构建上缺一不可,但双方对大理白族学生文化认同发展的作用不应是平行无关的,它们之间需要形成和谐的互补关系。就大理白族学校教育来说,它是从外植入的,内容主要以代表国家主流文化价值的课程为主,缺少了民族传统文化内容,这就要求其有必要从校外的“文化心理场”中吸收民族文化元素,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而校外“文化心理场”在强化学生民族文化认同上具有独特的教育内涵和特征,理应受到重视和合理保护而成为学校教育之外促进学生文化认同发展的重要教育力量。总之,学校教育与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互补整合在大理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良性文化认同构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三、现代化、全球化冲击下,大理白族文化认同的“工具化”倾向日益凸显,其“根基性”不断弱化,大理白族学校教育、校外“文化心理场”各自内部都存在着发展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大理白族族际文化交往的“表层化”；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生活的“简易化”；大理白族学校教育的“单一化”。因此,大理白族文化认同要得以良性发展,必须建立起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的“共生共谐”机制。“共生”指校外的“文化心理场”要有生存的空间,对其不仅仅是开发和利用,应该有相应的教育来予以保证,这些教育须由学校、政府、社区等共同来予以扶持；就学校来说,需要将部分“文化心理场”内容整合进学校教育教学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强化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共谐”指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不同内容须采取不同方式加以保护,而非一刀切,统统走以盈利为目的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也要给予相应的教育保障,通过学校、政府、社区力量的协调互补而为其提供不同的生存空间,进而发挥其对大理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良性文化构建的合力。而要实现这一“共生共谐”互补机制目标,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措施：首先,增强校外“文化心理场”对大理白族学校教育的基础意义,包括两大方面：大理白族学校教育由“效率为先”向“以人为本”转变；大理白族校外“文化心理场”向学校教育整合渗透。其次,营建“政府、学校、社区”协调参与的大理白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生长环境。对政府部门而言,需要采取的举措有：确立学校教育与“文化心理场”共促文化认同的教育观念；形成“政府+民间”和“空间景点+时间民俗”的传统文化保护体系；凸显“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评价制度中的地位。对学校和社区来说,二者之间要形成积极联动关系：教师借助社区资源提高民族传统文化素质；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由“课堂”向社区延生；学校、社区联合建立民族文化保护及研究组织。综上所述,现代化、全球化冲击之下,包括大理白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需要形成自觉,在经济、科学技术上积极赶上主流文化发展步伐,同时又能坚守自我民族文化之个性。而要达成这一理想,当下的民族教育必须要作出反思与变革,学校教育在积极整合“文化心理场”资源的基础上,政府、学校、社区等要共同参与到学校教育和“文化心理场”的发展中来,使民族教育摆脱推动文化认同发展上所存在的意识上“非自觉”和结构上“短视器用”的弊病,相反形成有利于民族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学校教育与校外“文化心理场”之间“共生共谐”教育机制。

刘斯奇^[10]（2009）在《探索·拼搏·思考——我与《电影评介》十年记》文中认为告读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十月,我们杂志社全体同仁精心制作的新版《电影评介》（总第220期）问世了,我们以它作为向祖国华诞的献礼。出刊219期,跨度20年,这就是《电影评介》的生命标志。

二、新千年的祝福——致读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千年的祝福——致读者（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2）诗歌共时体的构建 ——当代诗学视野下的骆一禾海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南通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论文提纲范文）

（4）《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5）1946.05.15-2013.01.01《人民日报》头版版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美的离心力 ——“撒旦型”魔鬼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人民日报》党代会特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音乐周报》十年发展研究（2000-2009）（论文提纲范文）

（9）文化认同视域下大理白族教育互补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千年的祝福——致读者（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2]诗歌共时体的构建 ——当代诗学视野下的骆一禾海子研究[D]. 陈国平. 清华大学, 2015(07)
• [3]南通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D]. 刘泓泉. 苏州大学, 2016(06)
• [4]《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D]. 钱继云. 苏州大学, 2014(11)
• [5]1946.05.15-2013.01.01《人民日报》头版版面研究[D]. 郝雨. 山东大学, 2014(10)
• [6]美的离心力 ——“撒旦型”魔鬼形象研究[D]. 徐键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2)
• [7]《人民日报》党代会特刊研究[D]. 赵玲. 暨南大学, 2013(02)
• [8]《音乐周报》十年发展研究（2000-2009）[D]. 张莹莹. 西安音乐学院, 2011(09)
• [9]文化认同视域下大理白族教育互补机制研究[D]. 田夏彪. 西南大学, 2011(01)
• [10]探索·拼搏·思考——我与《电影评介》十年记[J]. 刘斯奇. 电影评介, 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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