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幽默诙谐出自心智（论文文献综述）
张茹雪[1]（2021）在《抖音搞笑短视频的制笑机制研究》文中提出
蒋知洋[2]（2020）在《《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文中认为意义即概念化,是基于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心智现象,是主客互动的结果。Langacker（1987:183）依据语言表达式语义标示实体的性质,将语义分为名词性和关系性两种类别。用例事件即特定语境中的语言表达式,是语义的载体。有据于此,本研究将用例事件细化为名词性用例事件和关系性用例事件,关系性用例事件又包括“过程”和“非时间性关系”,“过程”体现为动词,“非时间性关系”体现为形容词、介词等。为使研究发现更系统清晰,本文将名词性用例事件从“具象”和“抽象”的视角进行了分类。《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瑰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霍译本是举世公认的传世佳译。翻译即译意,但纵览文献,对《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的分析多以西方翻译理论为指导,聚焦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探讨,研究发现停留在翻译体会的感悟和经验总结的层面上,鲜有对概念化过程和方式的探讨,因而难有实质突破。因此,本研究依据语言对比“形式入手,语义为本,思维为标”的纲要,遵循“广泛观察——充分描写——合理解释”的路径,以心智哲学理论为支撑理论,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辅助理论,综合运用了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和反溯推理法,对前八十回相关例证语料进行了穷尽性搜索,继而对语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旨在发现《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并解释其异同的深层认知机理。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1）“用例事件S（Source）”和“用例事件T（Target）”的生成过程和方式是怎样的?（2）《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3）《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4）《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本研究对“用例事件S（Source）”和“用例事件T（Target）”的生成过程和方式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事件E”是语言运用意识活动发生的依据,“用例事件S”则是意识活动对“事件E”的描摹。译者基于“用例事件S”通过体验心智对“事件E”进行还原,但因为译者和作者体验心智的固有差异,重现“事件E”成为无法实现的美好期许,只能达至接近“事件E”的“事件E’”。译者基于“事件E’”,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的格式塔转换生成“用例事件T”。这一过程的发生机制与用例事件S的生成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关于两者之间共性与差异的探讨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在本研究中,“用例事件S”即“用例事件C”,“用例事件T”即“用例事件H”。“用例事件C”和“用例事件H”并非是对“原文”和“译文”简单的标签替换,而是在心智哲学理论观照下对语言表达生成过程和方式的深入探讨。关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名词性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本研究从文化的视角进行论述,按照奈达对文化的五种分类展开,即“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具象类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抽象类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在“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中,“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气象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地理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建筑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茶酒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异指类人称代词”,依据是Langacker（1987:242）指出代词完全满足认知语法对名词词类的定义。研究发现,C/H在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方面的共性主要有:（1）C/H形式表征相似;（2）C/H语义指向相似;差异主要有:（1）在气象文化方面,C完备明晰,H隐略婉曲;在地理文化方面,C一语双述,H表里取一;（2）在建筑文化方面,C兼蓄深隽,H简约平实;在茶酒文化方面,C主观茶酒表征隐晦,H主观茶酒表征直观;（3）在社会文化方面,C重主观人情,H重客观事情。本研究基于对比所得的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在“抽象类名词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中,“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语言文化名词”论述了“矛盾用例事件”和“仿拟用例事件”。研究发现,C/H在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方面的共性主要有:（1）C/H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阿弥陀佛”和“菩萨”的原型义表征相似;（2）C/H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神仙”的专指程度均较低;（3）C/H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无事忙”表层形式的相悖性和深层语义的和谐性;差异主要有:（1）在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方面,C一词多义,H一义多词;（2）在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仿拟”方面,C重语义相邻,H重音形相似。本章基于对比所得的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关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本研究首先从“真实位移SV”和“虚拟位移S’V”的角度探讨了“过程性用例事件共性和差异”,然后从“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和“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的角度探讨了“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共性和差异”。本研究发现C/H在关系性用例事件上的共性主要有:（1）在过程性用例事件方面,C/H真实位移表征中位移动词V均不可或缺,虚拟位移表征中位移主体S’本质上是静态的;（2）在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方面,C/H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具有超常性;（3）C/H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的不完备性及评价义建构的相似性;差异主要有:（1）在真实位移表征方面,C重动词点位标记,H重介词点位标记;在虚拟位移表征方面,C重静态描写,H重动态刻画;（2）在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方面,C的陌生化与H的常规化;（3）在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方面,C的处置义支撑与H的处置义缺失。本研究基于对比所得的关系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本研究通过归纳提炼发现,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和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均可以通过统一的认知模式进行阐释,即认知主体C/H在语言表达的意识活动过程中,在主观意向性的主导下,在客观语境的制约下,以“事件E”/“事件E’”为关指的意向内容,基于心物随附性的心智体验,以类似或不同的心理状态、心理取向和心理估量对意向内容进行表征,进而生成映现当下语境中“事件E”/“事件E’”的恰切“用例”。这一解释过程即认知主体C/H基于“事件E”/“事件E’”获得原初意识感觉,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的格式塔转换进而生成反思意识感受的过程。格式塔转换包括由相邻律、相似律和显隐律等生成的效应。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相邻律对应转喻思维机制,相似律对应隐喻思维机制,属于建构语义的概念化方式;显隐律则体现为语形表征手段,关系到用例事件中成分的呈现方式,如前置、后置、突显或隐略等。由此用以支撑本研究的心智哲学理论下意识、意向性、心物随附性和感受质四个维度便实现了有效联动,本研究也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心智哲学视域下《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概念化方式和经验标记形式的系统性认知对比研究还很鲜见,而此类研究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真实体现。本研究遵循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进路,基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用例事件的“果”,以心智哲学理论为支撑,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辅助,通过反溯其概念化过程推导出用例事件的“因”,契合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可以为“红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可以从更深层次的心智层面揭示《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成为不朽经典的原因,可以服务于外汉语言对比和教学研究,可以为汉语经典着作的解读和中国丰赡文化的传播做出切实的贡献。
陈莉[3]（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王伟[4]（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聂晓燕[5]（2020）在《谐谑曲体裁的早期发展 ——从诗乐到器乐》文中提出谐谑曲作为风俗性的音乐体裁,以其戏谑、幽默的性格特点深受作曲家们的喜爱。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及艺术思潮的影响下,谐谑曲逐渐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短小诗歌体裁发展到古典主义时期有固定结构程式、音乐修辞特征的器乐曲,最后成为足以表现丰富思想内涵、抒情性与叙事性并重的独立戏剧性器乐体裁。毋庸置疑,谐谑曲的发展得益于贝多芬的深化与肖邦的革新。尤其是肖邦的谐谑曲创作,有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但谐谑曲体裁早期发展的研究文献及成果相对匮乏,因此,本文旨在论述谐谑曲体裁的发展早期（时间界定在浪漫主义以前）,通过作品的分析结合史论研究,阐述在不同社会背景、艺术思潮下谐谑曲体裁的变化特征。本论文融合音乐分析学、音乐史学、音乐修辞学及音乐美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试图说明谐谑曲体裁的由来、展现体裁早期发展的脉络及呈现发展特征的线索。
冷雪峰[6]（2019）在《“狂欢化”视角下的俄语笑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赫金（（?）,1895—1975）基于中世纪民间狂欢节文化,深入阐释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提出了狂欢化诗学理论。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狂欢节在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狂欢节的形式和象征的特殊语言:一种非常丰富,能够表达人民大众复杂统一的狂欢节世界感受的语言。这种语言无法充分准确地译成文字,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艺术形象,也就是说转为文学语言。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狂欢化是艺术视觉的一种异常灵活的形式,是帮助人发现新鲜事物的某种启发式的原则。俄语笑话是一种民间言语体裁,是民间诙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于民间诙谐文化具有深刻的阐释力。应用狂欢化理论观照俄语笑话,我们发现,俄语笑话是一种高度狂欢化的体裁,狂欢化的因素渗透于作品的结构方式、形象特点、情节场景、语言等方面,对于体裁构建、形象塑造、笑点的构成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笑话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化世界。本论题的理论价值在于:运用狂欢化理论,通过分析笑话中人物形象、情节、语言的狂欢化特点,以及主要的狂欢化手法,可以深入揭示俄语笑话的构建规律和本质特点。透过狂欢化的视角,可以探析笑话对于民间话语的表达、对于人的本性解放所具有的意义。同时,通过笑话体裁的分析,可以加深学界对狂欢化理论的理解,拓展这一理论在实践领域的应用空间。此外,狂欢化理论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应用狂欢化理论来分析俄语笑话,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在拓展俄语笑话研究的同时,这种阐释也可以给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本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狂欢化理论告诉我们,笑话并非是纯否定的讽刺性诙谐,并非是纯消遣性的、无所用心的诙谐。笑话体现了观察世界的诙谐视角,具有世界观性质。笑话本身并不“粗鄙”,其中看似粗鄙的成分从狂欢的角度来看更有其价值。因而,此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笑话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有助于个体利用笑话这种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民间笑文化表现形式来调节心理状态、优化人际关系、表达内心话语;有助于深入了解俄罗斯人的性格,深刻认识俄罗斯民族的幽默特性。此外,研究中尽量选取国内成果中未见的笑话范例,可为下一步的研究与学习提供一些新的语料。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从理论运用的角度来看,国内外关于俄语笑话的论述并非少见,此前有资料局部提及笑话中的狂欢化因素,但并非此角度的专门论述,本研究是运用狂欢化理论对于俄语笑话进行系统阐释的初步尝试。其次,从内容阐析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人物形象、情节、语言三个方面论述笑话的狂欢化特点,具有系统性和深入性,对“狂欢化”与“笑话”结合的深度与广度均有所拓展。最后,从认知提升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人物的脱冕、事物的脱轨、语言的仿拟,还是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话、严肃与诙谐的斗争、笑的包罗万象性,这些对于笑话的论述角度都具有一定的新颖性,有助于加深对笑话体裁本质特点的认识。俄语笑话的作者是俄罗斯普罗大众,包括所有具有批判性、创造性思维和幽默感的言语主体,这些言语主体利用诙谐形象的权利与自由,表达自己的批判态度、自己对官方真理的不信任,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与向往。为了揭示世界的真理,笑话使主体以不符合其本质的方式行事;使事物和现象扭曲、变形;对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进行解构和重构,通过狂欢化的翻转、倒置,通过狂欢化“翻个儿”的逻辑创造反向的第二世界。笑话中浸透着狂欢化的世界感受,表达出狂欢化的世界观。笑话作者对于笑话人物的安排持一种笑谑的、亲昵的态度,在笑话中,所有的人物都摆脱了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束缚,走到了一起,产生了狂欢式的接触。同时,人们对思想的对象,不管它多么崇高,多么重要,以及真理本身,也持一种亲昵的态度,思想和形象不分高低贵贱而随意结合。笑话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愚蠢”、“滑稽”、“放肆”、“另类”等特点,他们就是一群狂欢节上进行滑稽表演的“小丑”。人物形象具有某些共性特征,他们的行为都偏离常轨。同时,人物形象的狂欢化类型和塑造方法上也各有不同。围绕着狂欢化的人物形象,笑话中的故事情节发生了狂欢化:情节场面迥异于日常场景,充满矛盾的对立和突如其来的更替变化,构成了“翻了个儿的生活”。笑话描绘了某些“事物”的形象,包括各种时政事件、社会现象、道德伦理等,这是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在笑话中的映射,表现出民间“笑”文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看法。在笑话中一切人、一切物都可以交往、对话,一切分离开来的遥远的东西,都可以聚集到一个空间和时间“点”上,体现出狂欢化的自由和狂欢化的时空艺术观。笑话体裁的语义结构具有双重性,存在着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的相互激荡,具有思路反复的性质,这是脱离了“常轨”的语义构建方式,它不让思想停滞,在人们熟悉的模式之外拓展思维。各种粗话、黑话、俚语,各种语义的曲解等,在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不恰当、不体面、不被接受的言语现象,在笑话中广泛使用,是笑话世界的“有机”成分,常常是笑料构成的关键因素,它们渗透着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具有共同的诙谐音调。总之,笑话是一个虚拟的、自由自在的、脱离常轨的世界。这里活跃着自由不拘、随意嬉笑的人群,作用着狂欢化的逻辑;这里充满亲昵交往、俯就态度、乖谬行为、嬉笑闹剧、加冕脱冕等狂欢节的形象和象征。这就是一个狂欢的广场、“翻了个儿”的世界,这里渗透着狂欢化的世界感受。在笑话世界中,民间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是对官方话语的回应,是对官方世界的讽拟。同时,笑话中的“笑”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它针对一切人和事物,其中包括取笑者本身。笑话能够指向民众的内心世界,它是自我解嘲和更新,它帮助人摆脱严肃、克服恐惧、获得自由。
李智[7]（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指出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于健[8]（2019）在《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叶美国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一生创作有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近百部,此外还发表有自传、回忆录、游记等多部。他的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铸成了他的文学大师身份,并历来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着称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福克纳、海明威、T.S.艾略特在内的诸多美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曾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认定他的创作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所占的奠基地位及对后世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他们的评价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着名作家、评论家对吐温的小说创作做出如此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吐温小说艺术中具有持久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吐温的小说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对于说明小说艺术规律具有怎么的意义?鉴于诸多评论家也曾刻意强调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上。我们发现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也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所包含的意象描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无论对于吐温在美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还是对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美国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学总体形态的构成,都有成立的理由。同时,这种意象描写不仅在和同时代美国其他作家的对比上,而且在和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普遍的小说艺术创作的对比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和体系化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本论文将研究重点确定为吐温各体小说（长篇小说为主,中、短篇小说为辅）包含的意象描写,考察和研究其小说意象产生的成因、特征、艺术技巧,以及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兼及他的小说意象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做出的美学贡献。期望对其意象创造的经验做出客观的考察和理论性的总结,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典的范例和有益的借鉴。研究吐温小说的意象,就必然依靠对于意象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本文依据中国古典意象观念,借助中国历代主要意象理论,形成阐述吐温小说意象的理论视角,据此对马克·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加以考察阐释,以便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深层含义以及个人化的形式技巧,探索到推动马克·吐温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即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和人格特质中推动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因素,以及美国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创立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要求。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前提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便对涉及到的若干重要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包括意象、核心意象、象征型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观念。在梳理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形成的意象概念和西方国家的意象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差别。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对意象很少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主要从戏剧形象,即演员的扮演形式和装束方面,关注到这一艺术因素。在古罗马抒情诗人那里,尽管描绘到众多意象诸如自然山川和诸神象征,但也没有达到近代以来对于象征方法的热衷程度;在中国,则呈现出另一趋势。早在《诗经》《楚辞》形成的时代,诗人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和象以及辞的对应关系。特别是老庄一派哲学伦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意象观念发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理论对吐温小说意象进行分析阐述时,既考虑到中外意象观念的差别,又侧重利用了两者的一致之处,使文本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为了探讨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个人成因,本文对促成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社会和个人成因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作用意义的吐温个人性格特征做了比较细致的总结概括。为此,本文在同是基础部分的第二章,对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生活和美国社会基本状况做了一般性说明,对吐温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乃至一般性格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论证,目的是要揭示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如何相互作用,并同时对吐温的小说意象的产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再次,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艺术的构成。这部分是在初步整理吐温的小说意象描写的分布、类型、呈现方式、基本构造后,对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象所做的尽可能全备的分析论证。这部分内容属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分别由第三、第四、第五章加以展开。其目的是将把吐温小说的意象体系从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就其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加以分析论证。具体做法是研究其内部构造,审美机能,以及具有持久认同作用的审美含义和审美题旨,并根据其意象描写的实际成果,将自然意象、人物意象、民族国家意象分别予以讨论,对其中包含的自然观、人性观、以及包括道德和宗教观在内的民族国家意识等核心内容予以分析论证。最后,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对吐温小说意象的审美风格特征、文学史地位、艺术经验价值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这部分是综合以上研究所形成的佐证,对其意象体系进行具体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内容的总结,目的是在总体风格上得出意象艺术的规律认识和相关结论,以便论证该意象体系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象艺术贡献和地位,表明支撑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的核心性要素的美学地位。
赵欣[9]（2019）在《明代诙谐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来看,明代是诙谐美学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非但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诙谐作品,在诙谐理论的创建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本论文以明代诙谐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追本溯源、文本分析、理论总结等方式分析其发展成就和审美内涵。文章首先追溯了中国古代诙谐文学的历史流变,经先秦的萌发、汉魏的流行、唐宋的持续发展以及金元时期对民间文学的发现,从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来看,明代已具备了诙谐美学发展的文学经验积累。接下来梳理了明代诙谐美学在笑话、戏曲、小说、诗文不同领域的发展。其中,戏曲以之为不可或缺,无论明传奇还是明代杂剧都从不同方向发展了谈谐美学,戏曲理论中也多有关注;小说在明清时期发展成熟,脱胎于民间文学的小说创作自觉吸取不同文体中的诙谐经验融入叙事中,小说评点中也肯定诙谐的价值并探讨其技巧;诗文创作中始终伴随着争议,诗文以雅为正,但是诙谐美学又会以不同形态存在于诗文创作中,晚明小品文的创作是诙谐美学在散文创作中的突破。通过明代丰富的诙谐文学创作,可以考察明代诙谐文学场域的广阔性,文章从婚姻家庭、市井生活、官场文场和文人心境个方面加以分析,以求更为清晰地辨明诙谐笔触之下的细微区别。最后,从明代诙谐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分析出明代文人的审美心态。从审美主体的心态而言,可以看出明代文人受政治信仰失落而产生的悲愤与狂狷、受市民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尚俗尚趣;以及伴随着心学兴起而出现的个性解放潮流。
彭灵霄[10]（2019）在《唐代谐谑诗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谐谑”即为语言滑稽而略带戏弄,它是文学中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左传》中即出现了简单的歌谣形式的谐谑诗,较为成熟的谐谑诗则产生于三国时期,而在诗歌高潮迭起的唐代,谐谑诗也较为兴盛。本文即以唐代谐谑诗为对象,研究谐谑诗的艺术风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谐谑文学不仅仅只具有滑稽诙谐之特征。如本文的研究对象——唐代谐谑诗,除包含单纯的游戏逗趣之作,亦包含有能引起读者理性评判和深入思考之作。这两种类型的谐谑诗创作目的不同,使人发笑的原因也有所区别。游戏逗趣之作通过获得愉悦感而发笑,引人批判与思考之作或因见出他人缺点,生出自我优胜感而发笑;或因产生戏弄命运的满足感而发笑。其次,针对谐谑诗内容与作者创作目的不同,谐谑诗可分为游戏诗、嘲弄诗、排遣诗和讽谕诗四类。第一类游戏诗即是以文字为戏或以事类为戏的谐谑诗。以文字为戏诗以字形、意、声等为工具,玩弄语言文字。这类诗技巧突出,有强烈的形式意味,作者用以展现自我才情,消遣闲暇时光。以事类为戏诗的戏谑对象可以是人、物或事,作者发现对象的可笑之处,内心产生愉悦感,从而随口吟出,涉笔成趣,用以自娱娱人。第二类嘲弄诗是谐谑诗中占比最大的一类诗,笔者将其分为嘲人外貌、嘲人品行和嘲人不如意。嘲人外貌诗中被嘲人的外貌特点只是谐笑者兴事的筏子,当事双方还有内里的矛盾。嘲人品行诗讥讽他人人格低劣、举止不端。嘲人不如意诗或调侃他人愿望落空、或嗤笑他人遇见灾祸、或戏谑他人犯错误、或揶揄他人处境尴尬,多是调侃、戏谑之意。第三类排遣诗是作者内心抑郁时的自我开解,笔者依照抑郁之气表现种类的不同将其分为消闲解闷、纾解伤感和宣泄忧愤。第四类讽谕诗是谐谑诗中的特例,作诗者关注现实,指陈民生,针砭时弊,揭露丑恶,批判虐政。文章依据被嘲对象不同,将之分为讥讽人君之过、抨击官吏贪暴、讽谏尊长偏狭。最后,笔者在通读谐谑诗与详细分析诗作的基础上,归纳出谐谑诗诙谐幽默、以俗为趣和融通雅俗的风格特征,并就谐谑诗形成如此风格的艺术手法进行探讨。通过进一步的归纳分析,发现作者创作出诙谐幽默、以俗为趣和融通雅俗的谐谑诗离不开各类艺术手法的运用。如比喻、夸张、反讽、双关、曲解等皆是制造幽默的利器,谐谑诗中便频频使用比喻、夸张和反讽显现谐情。此外,双关和对比手法亦十分常见,曲解和用典偶有出现,委婉雅妙地制造笑料。文章便以谐谑卷诗所使用的各类修辞手法的频率为序,分门别类,作细致阐述。
二、幽默诙谐出自心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幽默诙谐出自心智（论文提纲范文）
（2）《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 |
| 2.2 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 |
| 2.3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
| 2.4 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本研究 |
| 2.5 心智哲学与翻译研究 |
| 2.6 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心智哲学理论 |
| 3.1.1 意识 |
| 3.1.2 意向性 |
| 3.1.3 心物随附性 |
| 3.1.4 感受质 |
| 3.2 构式语法理论 |
| 3.2.1 构式的界定 |
| 3.2.2 构式的基本特征 |
| 3.2.3 构式语法的优势以及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四章 心智哲学视域下用例事件S/T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1 用例事件S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1.1 现实世界与原初感觉:事件的本体性 |
| 4.1.2 反思感受与语言表达:用例事件的摹状性 |
| 4.2 用例事件T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2.1 理解阶段 |
| 4.2.1.1 从用例事件S到事件E’还原 |
| 4.2.1.2 从事件E’原初感觉到事件E’反思感受 |
| 4.2.2 表达阶段:从事件E’反思感受到用例事件T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5.1 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 |
| 5.1.1 气象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1.1.1 C/H风向表征相似 |
| 5.1.1.2 C/H语义指向相似 |
| 5.1.1.3 C的完备明晰与H的隐略婉曲 |
| 5.1.2 地理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1.2.1 C/H均以“虚幻”表征“真实” |
| 5.1.2.2 C的一语双述与H的表里取一 |
| 5.2 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1 建筑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1.1 C/H形式表征相似 |
| 5.2.1.2 C/H语义指向相似 |
| 5.2.1.3 C的兼蓄深隽与H的简约平实 |
| 5.2.2 茶酒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2.1 C和H客观茶酒表征的相似突显 |
| 5.2.2.2 C和H客观茶酒表征的相异突显 |
| 5.2.2.3 C主观茶酒表征的隐晦性与H主观茶酒表征的直观性 |
| 5.3 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1 异指类自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1.1 C/H人称异指均鲜见 |
| 5.3.1.2 C/H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3.2 异指类对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2.1 C/H数异指均无 |
| 5.3.2.2 C/H人称异指的相似表征 |
| 5.3.2.3 C/H人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3.3 异指类他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3.1 C/H数异指均无 |
| 5.3.3.2 C/H人称异指的相似表征 |
| 5.3.3.3 C/H人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4 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1 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2 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3 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6.1 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1 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1.1 C/H原型义表征相似 |
| 6.1.1.2 C/H引申义表征相异 |
| 6.1.2 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2.1 C一词多义,H一义多词 |
| 6.1.2.2 C/H的低专指性 |
| 6.2 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 |
| 6.2.1 矛盾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2.1.1 C/H表层矛盾义的相异表征 |
| 6.2.1.2 C/H深层和谐义的相似建构 |
| 6.2.2 仿拟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2.2.1 C/H相似的形式表征 |
| 6.2.2.2 C的语义相邻性与H的音形相似性 |
| 6.3 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3.1 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3.2 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7.1 过程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7.1.1 真实位移过程用例事件SV的共性和差异 |
| 7.1.1.1 V的不可或缺性 |
| 7.1.1.2 C的动词点位标记与H的介词点位标记 |
| 7.1.2 虚拟位移过程用例事件S’V的共性和差异 |
| 7.1.2.1 S’的静态本质 |
| 7.1.2.2 C的静态性与H的动态性 |
| 7.2 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7.2.1 异指类形容词用例事件A’N的共性和差异 |
| 7.2.1.1 A’N的超常性 |
| 7.2.1.2 C的陌生化与H的常规化 |
| 7.2.2 非对称类介词用例事件“我把你这+NP”的共性和差异 |
| 7.2.2.1 C/H处置义表征均不完备 |
| 7.2.2.2 C/H评价义的相似建构 |
| 7.2.2.3 C的处置义支撑与H的处置义缺失 |
| 7.3 关系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1 过程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2 异指类形容词用例事件A’N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3 C/H非对称处置构式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发现和创新 |
| 8.2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理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4）《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Harry Potter及其作者J.K.罗琳简介 |
| 二、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Harry Potter在中国的翻译史 |
| 一、Harry Potter在中国的出版概况 |
| 二、《哈利·波特》中译史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哈利·波特》在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中的接受 |
| 一、接受土壤的形成和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勃兴 |
| 二、《哈利·波特》中译本评介史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赞助人对译本的操纵和目标读者接受错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一、赞助人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操纵 |
| 二、Harry Potter和《哈利·波特》中译本的读者群定位 |
| 三、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从副文本视角与文本转换过程看《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偏差 |
| 一、副文本视角下的《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定位导向引发部分读者不满 |
| 二、误译、漏译导致《哈利·波特》中人物形象的扭曲和变形 |
| 三、“文字游戏”在转换过程中出现偏差:预期效果缺失,影响读者理解 |
| 四、《哈利·波特》中的习语翻译:适度异化才可保留异域文化意象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谐谑曲体裁的早期发展 ——从诗乐到器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与选题直接相关研究文献 |
| (一)国内集中关注谐谑曲发展的研究文献 |
| (二)谐谑曲专项类研究的外文文献 |
| (三)与选题有关的专着 |
| 二、与选题间接相关的中文文献 |
| (一)对作曲家、作品分析的研究 |
| 三、论文研究思路及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谐谑曲”的词义及源头 |
| 第一节 “谐谑曲”中外词源与体裁源起 |
| 一、中文语境中“谐谑”的考究 |
| 二、外文语境中“Scherzo”的考究 |
| 三、“谐谑”之于“喜” |
| 第二节 谐谑曲与其他体裁之比较 |
| 一、谐谑曲之于小步舞曲:交响套曲中的“后继者” |
| 二、嬉游曲之于谐谑曲:情绪表现相近的套曲体裁 |
| 三、幽默曲之于谐谑曲:同类宗源的“派生者” |
| 四、随想曲之于谐谑曲:源情感的融合体 |
| 第二章 谐谑的开端——诗学和享乐主义的风靡 |
| 第一节 谐的风尚 |
| 一、文艺复兴与巴洛克之交的社会背景 |
| 二、“享乐主义”风尚萌芽 |
| 三、巴洛克时期“狂欢的俚俗趣味” |
| 第二节 文辞引领音乐构思——声乐体裁的谐谑曲 |
| 一、诗歌艺术的转机——“绘词法”与“第二实践” |
| 二、首部“谐谑”曲集——蒙特威尔第《音乐的戏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器乐谐谑曲的形成 |
| 第一节 绝对音乐思维呈现 |
| 一、“情感程示论”:音乐叙述情感 |
| 二、音乐修辞学:音乐解释情感 |
| 第二节 对器乐体裁的需求:作为短小舞曲的谐谑曲 |
| 一、舞曲体裁的修辞格——欢快 |
| 二、带有舞曲性格的谐谑曲:巴赫《a小调帕蒂塔》 |
| 第三节 独立器乐“谐谑曲”正式出现(1781) |
| 一、古典主义的“喜”味 |
| 二、海顿作品33之谐谑曲 |
| (一)舞曲体裁修辞:结构、调式、节拍 |
| (二)谐谑体裁修辞:快板、3/4拍、长短节奏组合 |
| (三)谐谑的手法:“意外”的安排 |
| 1、分裂法进行:停歇进行或急收结束 |
| 2、夸张法进行:音区、力度、重音的突然变化 |
| (四)Trio如喜歌剧唱段式旋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谐谑曲的体裁内涵及形式的确立 |
| 第一节 喜剧性到戏剧性的内涵深化——贝多芬的创作 |
| 一、舞曲性到时代性:时代与个人的双重影响 |
| 二、贝多芬谐谑曲创作概况——对奏鸣套曲第三乐章的思考 |
| 第二节 喜剧性与戏剧性在作品中的体现 |
| 一、喜剧性:对体裁修辞手法的沿袭 |
| (一)结构、节拍和速度的承袭 |
| (二)“意外”的延续 |
| 二、戏剧性:对每个体裁特征的延展 |
| (一)使用“同义并用”的结构 |
| (二)中部:深层情感的高潮 |
| (三)音乐要素的变动性安排 |
| 1、速度与节拍的切换 |
| 2、二度、三度的转调 |
| 3、多种力度变化类型 |
| 4、对管乐的喜爱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谐谑曲作为独立体裁的音乐特征 |
| 第二节 诗歌到器乐:谐谑情感的复杂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新格罗夫词典“Scherzo”中文翻译 |
| 附录二 :新格罗夫词典“Scherzo”词条 |
| 致谢 |
（6）“狂欢化”视角下的俄语笑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A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论题的提出 |
| 二、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论题的意义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笑话体裁和狂欢化理论概论 |
| 第一节 笑话体裁 |
| 一、笑话体裁的界定及辨析 |
| 二、笑话的体裁特点与类别划分 |
| 三、笑话体裁的发展与变化 |
| 第二节 狂欢化理论 |
| 一、狂欢化理论的内涵 |
| 二、笑话中的狂欢化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人物形象的狂欢化 |
| 第一节 “愚蠢”形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
| 一、赫鲁晓夫 |
| 二、勃列日涅夫 |
| 第二节 “多面”形象:普京 |
| 一、更换面具型——情报人员、施季尔利茨、沃沃奇卡 |
| 二、凸显权力型——集权式领导人 |
| 三、被攻击型——“失败的”领导人 |
| 第三节 “滑稽”形象:恰巴耶夫、施季尔利茨 |
| 一、恰巴耶夫 |
| 二、施季尔利茨 |
| 第四节 “另类”形象:俄罗斯新贵 |
| 一、夸张的外貌 |
| 二、乖张的行为 |
| 三、独特的语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情节的狂欢化 |
| 第一节 反驳官方话语的情节 |
| 一、对政治弊端的揭露 |
| 二、对民生状况的描绘 |
| 第二节 打破规范禁忌的情节 |
| 一、对规范的偏离 |
| 二、对禁忌的破除 |
| 三、打破规范禁忌的典型 |
| 第三节 描绘反向世界的情节 |
| 一、笑话中的酒 |
| 二、笑话中的性 |
| 三、笑话中的课堂 |
| 四、笑话中的考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语言的狂欢化 |
| 第一节 双重性的语义结构 |
| 一、语义双重性的类型 |
| 二、脚本对立的类型 |
| 第二节 语义的戏用 |
| 一、语音和词形 |
| 二、词汇 |
| 三、成语 |
| 四、词法和句法 |
| 第三节 言语的混杂 |
| 一、用语驳杂 |
| 二、语篇仿拟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8）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意象与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 |
| 第一节 意象概念与中国传统意象观念 |
| 第二节 意象问题在晚近中国和外国 |
| 第三节 核心意象及其范例 |
| 第四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范例 |
| 第五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特征 |
| 第二章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主观与客观基础 |
| 第一节 对文学创作主观、客观基础的理解 |
| 第二节 马克·吐温的童年记忆 |
| 第三节 马克·吐温的人格特质 |
| 第四节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主观自觉 |
| 第五节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客观依据 |
| 第三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自然意象 |
| 第一节 密西西比河意象 |
| 第二节 西部旷野意象 |
| 第四章 吐温小说的人物意象——少年儿童 |
| 第一节 汤姆·索亚意象 |
| 第二节 哈克贝利·芬意象 |
| 第五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人物意象——美国梦幻者 |
| 第一节 塞勒斯意象 |
| 第二节 萝拉意象 |
| 第六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国家意象及其他 |
| 第一节 美国国家意象 |
| 第二节 吐温小说的其他意象 |
| 第三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风格特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明代诙谐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本文的创新、价值与不足 |
| 第一章 诙谐及中国诙谐文学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诙谐”辨义 |
| 第二节 中国诙谐文学的历史发展 |
| 第二章 明代诙谐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笑话繁荣发展 |
| 第二节 戏曲中的诙谐 |
| 第三节 小说中的诙谐 |
| 第四节 诗歌中的诙谐 |
| 第三章 明代诙谐文学理论 |
| 第一节 笑论 |
| 第二节 趣论 |
| 第三节 科诨理论 |
| 第四章 明代诙谐文学的艺术空间 |
| 第一节 婚姻爱情中的诙谐 |
| 第二节 明代市井生活中的诙谐 |
| 第三节 诙谐对官场文场的表现 |
| 第五章 明代文人的社会心态与诙谐文学 |
| 第一节 高压政治下的理想失落 |
| 第二节 城市文化兴起中的尚俗心态 |
| 第三节 心学思潮影响中的个性解放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唐代谐谑诗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选题缘由 |
| 0.2 研究现状分析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1章 谐谑与谐谑文学 |
| 1.1 “谐谑”概述 |
| 1.2 谐谑文学源流概述 |
| 1.3 谐谑创作心理机制探究 |
| 第2章 谐谑诗分类 |
| 2.1 游戏诗 |
| 2.1.1 文字游戏 |
| 2.1.2 事类游戏 |
| 2.2 嘲弄诗 |
| 2.2.1 嘲人外貌 |
| 2.2.2 嘲人品行 |
| 2.2.3 嘲人不如意 |
| 2.3 排遣诗 |
| 2.3.1 消闲解闷 |
| 2.3.2 纾解伤感 |
| 2.3.3 宣泄忧愤 |
| 2.4 讽谕诗 |
| 2.4.1 讥讽人君之过 |
| 2.4.2 抨击官吏贪暴 |
| 2.4.3 讽谏尊长偏狭 |
| 第3章 谐谑诗艺术风貌探析 |
| 3.1 谐谑诗风格浅析 |
| 3.1.1 诙谐幽默 |
| 3.1.2 以俗为趣 |
| 3.1.3 融通雅俗 |
| 3.2 谐谑诗艺术手法探析 |
| 3.2.1 频用比喻、夸张和反讽 |
| 3.2.2 常见双关、对比 |
| 3.2.3 偶现曲解、用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幽默诙谐出自心智（论文参考文献）
- [1]抖音搞笑短视频的制笑机制研究[D]. 张茹雪.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D]. 蒋知洋.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4]《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5]谐谑曲体裁的早期发展 ——从诗乐到器乐[D]. 聂晓燕. 上海音乐学院, 2020(01)
- [6]“狂欢化”视角下的俄语笑话研究[D]. 冷雪峰. 南京大学, 2019(01)
- [7]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8]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D]. 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明代诙谐文学研究[D]. 赵欣. 云南大学, 2019(09)
- [10]唐代谐谑诗探析[D]. 彭灵霄. 湘潭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