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假如我是反贪局长（论文文献综述）
李文静[1]（2020）在《中国大陆电影名称的百年变迁 ——1905-2017年大陆电影名称研究》文中指出
郭川[2]（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提出“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连振隆[3]（2017）在《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权力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工人阶级维护和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顶层设计,是中国人民独立当家作主、全面执政治国的制度安排。围绕构建科学高效的中共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这一主题,本文主要研究了它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现实内容、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建议。总体来看,中共权力结构是中共各个权力要素在空间上并存与时间上继起的动态整体,以党管军队、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媒体为强力支撑,以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和党群关系为基本内容,以各级党委为同一层级其它党组织的权力圆心,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为权力核心,以定期任职制、中央集权制为权力接点,以权力授予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为权力经络,共同构成了内外相连、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塔体结构。它吸纳了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基本内核,植根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土壤,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的创造改进,其实质早已超出单纯的党内自组织结构,而是聚合为中共领导权力与立法、行政、军事、司法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协同治理体系,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展示了它在中国大地所焕发出的最有权威、最有气势、最有效率的领导力和创造力!中共权力结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时代选择,拓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实践创造,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和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权力的论述两个部分。本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重要观点;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论述,主要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领袖关于中共权力的观点。当然,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观点,主要是从他们的实践需要出发所作的实务性阐发,故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只能从他们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中去挖掘。中共权力结构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规定了中共权力结构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的实践内容。中共权力结构中始终具有生命力的实践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理论被实践证明具有真理性的当代存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实践被历史检验而具有科学性的中国智慧。中共权力结构的现实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权力组合关系,二是权力运行机制。关于中共权力组合关系,包括纵向、横向两个向度的组合关系。纵向权力组合关系就是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所依次承载的中央领导权力、地方领导权力和基层领导权力;横向权力组合关系包括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两个部分。其中,党内横向权力可再分为党的政治领导权力、思想领导权力、组织领导权力、统战领导权力、军事领导权力、政法领导权力和纪律监督权力等七个方面;党领导国家的权力可再分为党对人大的领导权力、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力、党对司法的领导权力等几个方面。关于中共权力运行机制,与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相对应,包括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两部分。这两部分的运行机制都可再分为权力授受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主要机制。从权力载体看,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在形式上是相互平行的;但从权力位阶看,基于党委领导党组、机关党组成员对应兼任机关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组合模式,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实质上规定了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内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中共权力结构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方略,同时说明中共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表现为:在权力授受机制方面,存在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届中频繁调整、地方党委书记授权过于集中等问题;在权力决策机制方面,存在党管干部原则的个人化、德才兼备标准的片面化、公平竞争机制的唯亲化、领导晋升路径的线性化等问题;在权力监督机制方面,存在地方纪委聚焦重点不够、监督主体协同监督不力、关键岗位权力制约不足等问题;在权力保障机制方面,存在党委政法领导体制与现代法治体系难以完全对接的问题。针对上述具体问题,本文分别提出优化对策:一是在优化权力授受机制方面,提出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权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改进地方党委会权力配置为“一正三副N常委”模式等建议;在优化权力决策机制方面,提出健全人事决策机制、评价考核标准、公平竞争机制、能上能下机制等方面的建议;在优化权力监督机制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综合监督机构、纪委领导体制、权力制衡机制、党委巡视机制等建议;在优化权力保障机制方面,提出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郭红敏[4]（2016）在《“假如我没有忘掉初心”》文中提出亲属名下的3600万元巨额存款祝义方在忏悔中说,我由一个普通工人子弟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厅级领导干部,又一步步沦为一名阶下囚,是因为随着职务的升迁,荣誉的取得,逐渐忘掉了当初、丢掉了本色,走上贪腐之路。公开资料显示,1955年11月,祝义方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他18岁下乡插队,参加工作后,历任平顶山市郊区北渡乡乡长、乡党委书记,宝丰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舞钢市市长、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等职。2007年,在舞钢市委书记任上的祝义方,被组织提拔为副厅级干部。
伊北[5]（2016）在《夫妻一场》文中认为1手紧握方向盘,大灯打到最亮,两只铜铃眼似的,在黑暗里劈开条光路,一侧偶尔有车超过去,程思凡就浑身一紧。妈,开慢点。儿子小非说。没问题。程思凡嘴上答着,心却揪紧了。下坡,刹车!小非又喊。程思凡恍然,连忙调整方向,是个小坡,少说有三四十度角,不爬到坡顶,看不到对面来车。这是她第一次上高速,学车学得糊里糊涂,找了关系,轻松拿证,买车才三个月,过去总是在市里转悠,真上高速,又是晚上,她考虑再三,加上儿子的鼓励,才终于踩足油门。爬上坡了,程思凡一头汗,她嚷着,小非,导航呢?就在车冒头的刹那,一辆大卡车迎面而来,灯照得黄亮,程思凡慌了手脚,松油门、踩刹车、方向盘胡乱打,车像中了邪,直朝国道旁
伊北[6]（2016）在《夫妻一场》文中提出1手紧握方向盘,大灯打到最亮,两只铜铃眼似的,在黑暗里劈开条光路,一侧偶尔有车超过去,程思凡就浑身一紧。妈,开慢点。儿子小非说。没问题。程思凡嘴上答着,心却揪紧了。下坡,刹车!小非又喊。程思凡恍然,连忙调整方向,是个小坡,少说有三四十度角,不爬到坡顶,看不到对面来车。这是她第一次上高速,学车学得糊里糊涂,找了关系,轻松拿证,买车才三个月,过去总是在
宋定国[7]（2015）在《沧浪之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谜局初开耸立在江河市扬子江畔的龙山老出奇事。龙年夏天,山顶上那棵千年古树"问天柏"被雷电劈掉一半后大难不死,翌年春天,在满是岩石的树根处又长出了三株兰花。这些兰花在开始两年可能因为过于娇小羸弱,没有开花,因而也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到了今年春天,它们那剑一般的叶子肥大挺拔,青翠欲滴,还绽放出一串串美妙的花儿。花儿白里透红,疏密相间,其状或相顾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相掩而如羞,或
许欢[8]（2014）在《官员腐败心理与预防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转型期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已经引起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论着。但是,这些论着大多是从腐败的成因及制度对策方面进行论述,更多地是对造成腐败的物质因素的反思与探索。相对而言,较少地从官员个体的心理动机和心理结构去深入分析研究对腐败的抑制。“任何政治行为体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着行为体心理因素的促进与引导,就此意义而言,只有了解政治人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才能理解他的政治行为”。①因此,要寻求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源头防控,那就回避不了研究行为主体即腐败参与者本身的心理机制。腐败作为社会行为,必然有其产生的心理因素。腐败行为的心理就是研究腐败行为主体在腐败行为完成前对腐败行为及其后果所表现出的心理状况,是腐败行为及其结果的一种观念形态,具体地讲是腐败行为主体在行为完成前所表现出的心理过程和心理实质,包括需要、动机等要素。实际上,由于人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个体的动机也是此起彼伏的。需要的无限性及多样性促使动机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发展,从而激起个体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当前,我国大部分人的需要是健康的、积极的、平衡的,都能按照社会要求来调整自己的需要结构,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但是腐败官员所形成的是一种消极的反社会的需要结构。这种需要结构是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消极条件不断作用的结果。其过程在于：当不良的外在诱因改变了个体原有的需要结构后,会逐渐导致个体行为动机的演变,造成行为方面的变异,这种反馈作用又进一步影响个体需要结构的不良反应,促使反社会需要结构不断固化,最终激发腐败行为动机、引发腐败行为。腐败心理的产生以及腐败行为的形成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的,具体而言,实施腐败的心理机制的形成是受客观环境条件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腐败行为=公共权力（物质条件）+腐败动机（心理条件）+腐败机会（制度条件）”。②因此只要全力消除一个或多个条件,就可以大大降低腐败行为的发生。就这个意义而言,当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腐败心理因素的形成,将会大大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这应视为我们治理腐败的组合拳之一。预防腐败犯罪应是一个内部疏导与外部约束的联动过程。针对国内现行反腐败制度中的内部疏导机制相对薄弱的现实,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腐败行为产生的主体心理机制,即腐败官员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私欲需要,这些需要在不良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腐败动机,最终形成腐败行为。文章重点从外部环境及主体主观因素二方面对腐败心理的产生原因进行剖析,从而提出矫治腐败心理的相应措施。即只有消除腐败行为发生链条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物质条件、心理条件、机会条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心理因素的产生。因此,我们既要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来制衡外部条件（公共权力）,又要借助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理论强化领导干部的健康心理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树立正确的需要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并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消除腐败机会,来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唯有这样,才能使官员形成一种“不敢腐败”、“不想腐败”和“不能腐败”的心理素养。基于这一主题,论文以腐败心理的预防与治理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运用腐败（犯罪）心理理论,社会心理学相应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行为科学方法,对官员的腐败心理结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对策治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和治理腐败可供操作的对策措施和建议。文章试图从心理干预的角度探索预防及遏制腐败的相关路径,由此拓展新的反腐研究领域全文的篇章结构如下：“导论”。在导论部分,首先立足于国内腐败问题的现状,说明在十八大重拳反腐的大背景下,预防腐败体系构建愈发重要,对官员腐败心理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有效遏制腐败动机的产生提供借鉴。接着阐述了研究腐败心理形成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最后对本论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一章“理论阐释”。以“官僚制”理论、“寻租理论”、“成本——收益”理论作为理论平台分别阐释“组织腐败”心理、“群体腐败”心理和“个体腐败”心理,从理论层面剖析腐败心理的发生机理,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实证研究”。借助心理测量量表卡特尔16项个性因素测验和人格心理量表—中国人个性测量量表对被刑罚的腐败官员进行测量,分析呈显着差异的维度,讨论腐败行为与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的相关性。第三章“归因分析”。通过描述腐败动机的外在诱发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以及腐败动机的外化形式,以归因方式分析各种导致腐败心理滋生和强化的因素,从现实状况出发进一步探索遏制腐败心理形成的方法。第四章“国际经验”。分析北欧、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反腐经验,主要从价值引导、伦理道德、教育养成等方面进行介绍和探讨,为完善和提升我国的廉政教育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第五章“问题揭示”。从廉政意识、制度设计及惩防机制三个层面展开,从主客体的不同角度探析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揭示腐败问题发生的源头,解释腐败心理滋生的根源和逐渐诱发的过程。第六章“惩防体系”。从滋生腐败的主体入手,通过加大官员腐败成本、规范官员职务行为、筑构官员抗腐心理三个层面,提出了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对策。其中,“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是治本,三者结合,实现标本兼治,从而为官员预防腐败建立起心防体系。“总结和展望”。对文章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凝练,同时也对文章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的主要思路予以说明。预防官员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外力的约束,也强调内心的修炼。论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官员的腐败行为与其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人格特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应从官员入职时增加人格测试,选择适合公职岗位的人员履任；开展有效的廉政意识培养,锻炼官员坚定的内心；完善制度体系,压缩腐败空间,洁净从政环境,让官员专注业务；定期为官员提供心理疏导,释放不良情绪,消解不良认知；提升官员待遇,满足正常需求,创造从政幸福感。
孔军[9]（2012）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及其在我国的确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关于刑事诉讼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研究，突出了该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这一现实问题，共分为三编、十三章。第一编为“基础篇”，包括第一至第三章。主要是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基础理论进行探讨。其中，第一章探讨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既判力、一事不再理的异同，其理论上的意义在于，明确三者不能笼统地混同，并从其共性之中寻找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普适性；第二章比较分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关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不同制度设计，为我国借鉴提供不同的模式；第三章探讨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形成和确立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内在的诉讼逻辑，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提供正当性基础。第二编为“问题篇”，包括第四至第十章。主要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相违背的规范和实践，并分析了其背后的体制、民心和制度等不同层面的原因。其中，第四章对我国刑事诉讼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中的重复追诉现象作了深入讨论，明确了本文所主要针对的问题；第五章分析了政法体制对司法独立以及由此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不良影响；第六章分析了我国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政法逻辑对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妨碍；第七章分析了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不当影响；第八章指出我国现阶段刑事司法公正性的不足，严重妨害了公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任，进而对司法判决的终局性产生疑虑；第九章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民粹化倾向，在面对公众质疑甚至当事人不服从时，不具有权威性；第十章指出现有检察监督制度和信访制度构成对司法判决终局性的制度性障碍。第三编为“构建篇”，包括第十一至第十三章。主要探讨了我国所欲确立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形态和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步骤。其中第十一章明确了我国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整体框架和构成，并对检察机关的撤诉后再起诉、二审中无限发回重审和再审制度的重构进行专门研究；第十二章主要讨论了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应确立的几个方面的新理念；第十三章提出了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应当采取的思想启蒙、改善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措施。
王旷[10]（2012）在《危情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物:张华——45岁,某局基建处处长梅子——32岁,某大学老师,张华的情人王丽——42岁,张华的老婆金波——23岁,张华的情人安小倩——43岁,王丽的朋友雷明——35岁,某大学老师,梅子的追求者。第一集
二、假如我是反贪局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假如我是反贪局长（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3）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本研究相关概念解析 |
| 三、学术界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权力论述 |
| 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三、列 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四、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第二节 毛泽东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一、毛泽东对党内权力的论述 |
| 二、毛泽东关于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论述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一、邓小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二、江泽民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三、胡锦涛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四、习近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过程 |
| 第一节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二节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现实组合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主要内容 |
| 一、党的权力结构的纵向组合关系 |
| 二、党的权力结构的横向组合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基本特征 |
| 一、综合性 |
| 二、客观性 |
| 三、系统性 |
| 四、制衡性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 一、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标准 |
| 二、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机构的主要运行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
| 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 |
| 三、两类权力运行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评价标准 |
| 一、民本准则 |
| 二、核心准则 |
| 三、协同准则 |
| 四、效率准则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优化中国共产党主要权力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实现党的核心权力授受机制的系统化、定型化 |
| 二、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受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 |
| 三、改进地方党委权力配置“一正三副N常”模式 |
| 第二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构建党管干部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人事决策机制 |
| 二、构建客观条件与主体德才相结合的评价考核标准 |
| 三、构建控选授职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公平竞争机制 |
| 四、构建螺旋递进与刚性虚化相结合的能上能下机制 |
| 第三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建立健全一体两面、全域覆盖的综合监督机构 |
| 二、建立健全中央统筹、地方垂直的纪委领导体制 |
| 三、完善审批公开、程序公正的权力制衡机制 |
| 四、强化队伍精干、措施精准的党委巡视机制 |
| 第四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提升政法统筹能力，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 |
| 二、规范司法监督程序，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 |
|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党管政法的领导作用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沧浪之道（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谜局初开 |
| 第二章弃子谋势 |
| 第三章喜忧相伴 |
| 第四章各有妙招 |
| 第五章暗流涌动 |
| 第六章阴霾迷离 |
| 第七章风云突变 |
| 第八章大浪淘沙 |
| 第九章峰回路转 |
| 第十章情涌中秋 |
| 第十一章暗藏玄机 |
| 第十二章“事故”频发 |
| 第十三章魂牵巴黎 |
| 第十四章难挡硝烟 |
| 第十五章决战在即 |
| 第十六章辞旧迎新 |
（8）官员腐败心理与预防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导论 |
| 0.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文献研究综述 |
| 0.2.1 国外腐败与腐败心理的相关研究 |
| 0.2.2 国内预防腐败与腐败心理的相关研究 |
| 0.2.3 文献述评 |
| 0.3 核心概念界定 |
| 0.3.1 腐败与腐败行为 |
| 0.3.2 腐败行为主体 |
| 0.3.3 腐败心理 |
| 0.4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0.4.1 主题思想 |
| 0.4.2 篇章结构 |
| 0.4.3 文章的重点与难点 |
| 0.4.4 文章的创新点 |
| 0.5 研究方法 |
| 1 理论阐释 |
| 1.1 “官僚制”理论下的组织腐败心理解析 |
| 1.1.1 官僚制结构 |
| 1.1.2 官僚制的内部特征 |
| 1.1.3 官僚制官员的行为 |
| 1.1.4 官僚制官员的腐败心理 |
| 1.2 “寻租”理论下的群体腐败心理解析 |
| 1.2.1 “寻租”理论简介 |
| 1.2.2 “寻租”理论对官员群体腐败心理的分析 |
| 1.3 “成本—收益”理论下的个体腐败心理解析 |
| 1.3.1 “成本—收益”理论的核心观点 |
| 1.3.2 “成本—收益”模式下的官员个体腐败心理分析 |
| 2 实证研究 |
| 2.1 问卷调查——腐败官员的个体心理分析 |
| 2.1.1 实证研究思路 |
| 2.1.2 16PF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 |
| 2.1.3 CPAI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 |
| 2.2 结论与讨论 |
| 3 归因分析 |
| 3.1 腐败动机的外在诱发因素 |
| 3.1.1 社会因素 |
| 3.1.2 环境变化 |
| 3.1.3 家庭影响 |
| 3.2 腐败动机的内在驱动因素 |
| 3.2.1 个体特质 |
| 3.2.2 不良心理认知 |
| 3.3 腐败动机的心理预期 |
| 3.3.1 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预期估算 |
| 3.3.2 估算腐败利益的心理误区 |
| 3.3.3 影响腐败利益估算的其他心理因素 |
| 3.4 腐败动机的外化形式 |
| 3.4.1 “侥幸”心理 |
| 3.4.2 “合理化”心理 |
| 3.4.3 “集体安全”心理 |
| 3.4.4 “可规避”心理 |
| 3.4.5 “享乐”心理 |
| 3.4.6 “造福子孙”心理 |
| 4 国内外经验 |
| 4.1 国内外筑构心理防腐的经验 |
| 4.1.1 新加坡：“儒家思想”引导清廉 |
| 4.1.2 北欧：“廉洁”成为人格养成的重要部分 |
| 4.1.3 英国：“绅士教育”培育廉政素养 |
| 4.1.4 德国：“品格教育”抵制腐败思想 |
| 4.1.5 香港：“全民反腐”树清廉 |
| 4.2 国内外腐败预防策略的启示 |
| 4.2.1 道德约束和价值观引导 |
| 4.2.2 意识形态的统整一致 |
| 4.2.3 独立机构预防反腐 |
| 4.2.4 营造公民与媒体的舆论监控氛围 |
| 4.2.5 让阳光照进体制,政务公开接受监督 |
| 5 问题揭示 |
| 5.1 廉政意识亟待养成 |
| 5.1.1 成效不彰的廉政教育 |
| 5.1.2 扭曲变形的公开述廉承诺 |
| 5.1.3 抽象模糊的多元廉政风险 |
| 5.2 制度设计有待严密 |
| 5.2.1 制度设计缺乏整体性 |
| 5.2.2 制度设计缺乏廉政可行性评估 |
| 5.2.3 制度执行缺乏刚性张力 |
| 5.2.4 制度设计缺乏心理制动 |
| 5.3 惩防机制有待周延 |
| 5.3.1 预防体系不健全 |
| 5.3.2 监督主体多缺位 |
| 5.3.3 惩治力度太温和 |
| 6 心防体系 |
| 6.1 “不敢贪”——完善预防机制,加大腐败成本 |
| 6.1.1 强化查腐力度、扩大腐败曝光率 |
| 6.1.2 完善法律条文、规范对腐败的刑罚 |
| 6.1.3 加重经济处罚、让贪腐财富无法续存 |
| 6.1.4 提升官员待遇、增加腐败机会成本 |
| 6.1.5 施加舆论压力、提高精神成本 |
| 6.2 “不能贪”——优化外部环境、规范职务行为 |
| 6.2.1 加大制度约束、减少诱发腐败因素 |
| 6.2.2 改变职务消费、规范职务行为 |
| 6.2.3 建立预期收益、让廉政成为效益 |
| 6.2.4 发挥家庭影响、传递幸福生活 |
| 6.2.5 推进全民反腐、构筑高压态势 |
| 6.2.6 构建心理测评、检视心理状态 |
| 6.3 “不想贪”——整合心防体系、构筑抗腐心理 |
| 6.3.1 建构自律的心理机制 |
| 6.3.2 消除潜在的腐败动机 |
| 6.3.3 强化廉政的价值认同 |
| 6.3.4 触及灵魂的防腐教育 |
| 6.3.5 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及其在我国的确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基础篇 |
| 第一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基本含义 |
| 第一节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及相关概念综述 |
| 一、 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 |
| 二、 既判力与一事不再理 |
| 三、 既判力与禁止双重危险 |
| 第二节 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之界定 |
| 一、 一事不再理 |
| 二、 既判力 |
| 三、 禁止双重危险 |
| 第三节 既判力、一事不再理与禁止双重危险之异同 |
| 一、 不同之处 |
| 二、 相同之处 |
| 三、 概念的取舍 |
| 第四节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价值 |
| 一、 在被告人利益方面 |
| 二、 在公共利益方面 |
| 第二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构成 |
| 第一节 英美法上的禁止双重危险 |
| 一、 危险 |
| 二、 生命或肢体 |
| 三、 同一犯罪 |
| 四、 附带禁反言 |
| 五、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例外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构成 |
| 一、 “危险” |
| 二、 同一犯罪 |
| 三、 “争点效”理论 |
| 四、 例外 |
| 第三节 国际法上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
| 一、 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
| 二、 国际公约规定所展示的底线 |
| 第三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形成和确立的基础 |
| 第一节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历史逻辑 |
| 一、 神学理念的影响 |
| 二、 法律理性的发达 |
| 三、 刑事司法权的统一 |
| 四、 与专制王权的斗争 |
| 第二节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理性逻辑 |
| 一、 事实的不确定性 |
| 二、 法律的不确定性 |
| 第三节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诉讼逻辑 |
| 一、 司法独立之要求 |
| 二、 司法的被动性 |
| 问题篇 |
| 第四章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 |
| 第一节 一审中的问题 |
| 一、 检控方撤诉后的再起诉 |
| 二、 法院变更罪名问题 |
| 第二节 二审中的问题 |
| 一、 无限制发回重审 |
| 二、 检察机关抗诉 |
| 三、 全面审查原则 |
| 第三节 再审中的问题 |
| 一、 关于刑事再审的几个典型案例 |
| 二、 从启动再审主体看 |
| 三、 从再审的内容看 |
| 四、 从启动再审理由上看 |
| 五、 从再审的程序看 |
| 第五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障碍——政法体制 |
| 第一节 政法体制的含义 |
| 一、 政法理念的意识形态化 |
| 二、 党的领导是政法体制的核心 |
| 三、 政法体制的直接表现是司法的政治化 |
| 第二节 政法体制对司法的控制 |
| 一、 党委审批案件 |
| 二、 政法委的执法监督 |
| 三、 对司法人员的控制 |
| 第三节 政法体制下司法不独立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影响 |
| 第六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障碍——政法逻辑 |
| 第一节 司法吸纳政治 |
| 第二节 政法逻辑的“二元对立” |
| 第三节 政法逻辑中的“维稳”思维 |
| 一、 司法功能的镇制化 |
| 二、 “严打”——镇制功能的运动化 |
| 三、 稳定“碾碎”人权 |
| 第七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障碍——国家主义 |
| 第一节 由忠君到爱国——被国家阴影遮蔽的公民 |
| 第二节 感恩政治——如何去要求你的上帝 |
| 第三节 “敌我”话语——恫吓之下的民众顺从 |
| 第八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障碍——司法不公正 |
| 第一节 错案 |
| 第二节 刑事判决的可接受性分析 |
| 一、 上诉率 |
| 二、 申诉率 |
| 三、 信访 |
| 第三节 关于司法可接受性的舆情 |
| 第九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障碍——民粹司法 |
| 第一节 民意与司法理性 |
| 第二节 司法的民粹化 |
| 一、 民粹主义 |
| 二、 群众路线与民粹司法 |
| 三、 民粹司法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影响 |
| 第十章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障碍——检察监督和信访 |
| 第一节 检察监督 |
| 一、 检察监督的意义 |
| 二、 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特点 |
| 三、 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影响 |
| 第二节 信访制度 |
| 一、 “信访”的含义 |
| 二、 信访的非制度化 |
| 三、 信访对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影响 |
| 建构篇 |
| 第十一章 我国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目标设计 |
| 第一节 几个原则性问题 |
| 一、 模式问题 |
| 二、 价值问题 |
| 三、 现状问题 |
| 四、 策略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整体框架 |
| 一、 危险 |
| 二、 同一性 |
| 三、 争点效 |
| 第三节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一审、二审程序中的体现 |
| 一、 控方撤诉后不得任意再次起诉 |
| 二、 二审法院发回重审问题 |
| 第四节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对再审制度的重构 |
| 一、 关于提起再审的主体 |
| 二、 关于设立非常上诉的问题 |
| 三、 关于提起再审理由的正当化 |
| 四、 关于再审审理程序的完善 |
| 第十二章 在我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策略——更新理念 |
| 第一节 深刻认识我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现实意义 |
| 一、 加强人权保护的需要 |
| 二、 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 |
| 三、 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 |
| 第二节 深刻反思“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 |
| 一、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由来及含义 |
| 二、 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争论 |
| 三、 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反思 |
| 第三节 深刻理解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会放纵犯罪 |
| 一、 以拒绝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来防止放纵犯罪乃是舍本逐末 |
| 二、 对确定属于轻纵的犯罪，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通常留有再次追诉的余地 |
| 第十三章 在我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策略——几个切入口 |
| 第一节 启蒙新的权利观 |
| 第二节 改善执政党对司法的领导 |
| 第三节 减少对裁判的不当影响 |
| 一、 改造“流水线”式的诉讼构造 |
| 二、 废除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
| 三、 废除涉诉信访制度 |
| 第四节 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假如我是反贪局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大陆电影名称的百年变迁 ——1905-2017年大陆电影名称研究[D]. 李文静. 湖北大学, 2020
- [2]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3]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连振隆. 兰州大学, 2017(01)
- [4]“假如我没有忘掉初心”[J]. 郭红敏. 检察风云, 2016(16)
- [5]夫妻一场[J]. 伊北. 长江文艺, 2016(08)
- [6]夫妻一场[J]. 伊北. 安徽文学, 2016(01)
- [7]沧浪之道[J]. 宋定国.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5(04)
- [8]官员腐败心理与预防控制研究[D]. 许欢. 武汉大学, 2014(01)
- [9]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及其在我国的确立[D]. 孔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12)
- [10]危情关系[J]. 王旷. 戏剧之家(上半月),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