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霍虹[1]（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田语[2]（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刘思宇[3]（2020）在《言文一致与日本的近代化》文中提出明治时期（1868-1912）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从国策角度来说,是由闭关锁国到学习西方的转化期。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完成本国的近代化,是其步入强国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语言方面的近代化也不可以忽视,语言方面的变革甚至可以说是近代化的基础。日本长期以来的言文分离局面不利于国家发展,日本通过言文一致统一了表述,不只易于学习他国的文化知识,也更易于本国国民之间的交流,而且可以加强国民的归属感,这对其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将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整理,从政治、文学和教育的角度,以历史事件为参照,将言文一致与言文一致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首先在起源阶段,从政治层面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考察。叙述言文一致先觉者的主张,例如前岛密发出的言文统一倡导。之后从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分析。在民间层面结合自由民权运动来进行论述,其中植木枝盛为了宣传政治思想将自己演讲的内容转化为文本进行发表,可以说是文章趋于“口语化”的先例。此外报纸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为了一般民众更易于理解政治思想,难解的文本被翻译成通俗的口语,也出现了文言统一的萌芽。在国家层面为了摆脱日本落后于时代的命运,国家倡导学习西方,此时出现了森有礼等知识分子发起了推崇国语改革的运动,觉醒了言文统一的意识,从而更有效率地学习先进知识,完成国家的近代化。之后在文体探索阶段,从文学层面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考察。通过梳理近代小说家对于新文体的摸索历程,对言文统一所依赖的言文一致体的来源进行考证。在文体摸索的过程中,论述小说文体改革经历了二叶亭四迷的「だ」体、山田美妙的「です」体、最后统一于尾崎红叶「である」体的艰辛过程,由此确立了言文一致体的基本形式。并且通过对言文一致体小说《浮云》的分析,发现小说中运用言文一致体所体现的语言简洁的特点,此外文章采用言文一致体也更易于人物心理描写并且方便文章写实。最后通过分析《浮云》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发现小说对明治社会西欧化的真实写照和对明治社会官僚批判所体现的近代性。最后在教育改革阶段,从教育层面对言文一致运动进行考察。通过文体摸索阶段确立的言文一致体,使身处于明治初期文体混乱局面的日本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有了抓手。本阶段通过分析教科书的五个版本中口语文和文语文存在的比例,考察国语教材中的口语文逐渐取代文语文的过程,也就是教材用语的言文一致化过程。由于教材用语更容易理解,使国民更易于学习文化知识,民众的角色由封建社会的臣民转换成现代社会中的国民,逐渐拥有了权利意识,最后通过语言的统一,同时提升了民族归属感。
崔京宪[4]（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贾天添[5]（2019）在《鲁迅的日本情结》文中提出鲁迅的一生与日本存在不解之缘,要理解鲁迅这个人、要理解鲁迅的文学,都必须全面了解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工作是鲁迅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鲁迅一生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来看,鲁迅的“日本情结”中自然有亲切、喜爱、尊敬,但也有相反的厌恶、排斥、鄙视,甚至仇恨。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的日本留学生涯,是鲁迅“日本情结”的形成期。鲁迅之以日本为留学的目的地,就他本人来说,是人生中的偶然,他并不是“天然”与日本文化亲近,这是我们研究鲁迅的“日本情结”必须首先清醒认识的一个事实。在弘文学院的两年,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增进。我们理解鲁迅当时民族主义思想的增进,应充分考虑到来自日本人的负面情感刺激这个因素。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还报名参加过柔道的培训。日本近代柔道体系作为文化转型期的产物同时有两面,即延续传统的一面（在培训制中仍然混杂有师徒制的因素,以及宣扬道德与精神训练功能）和反传统的一面,一个具体的参与者究竟被哪一面吸引,必须具体分析,而就鲁迅来说,在纵向对比中很容易判断,吸引他的是其反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对立的一面,而不是其延续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相类的一面。从鲁迅的回忆散文《藤野先生》来看,他在仙台的感受与心情,总的来说是不那么畅快温暖的,正是在这样的总体感受与心情之中,藤野先生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关心,所以特别感动,也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与怀想。藤野先生的确是鲁迅心中友好日本人的象征,但这象征的含义不是“日本人是友好的”,而是“在日本人中有着这样的人”。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触因是“幻灯片”事件,虽然日本学者们从各种角度试图质疑,但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事实。鲁迅两次描述的这一记忆中的场面,在鲁迅的“日本情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图景就是鲁迅心中最直观的“末世景象”或“地狱景象”。在这个图景中,日本代表的是自以为文明的野蛮,自以为正义的邪恶,而这种野蛮和邪恶的力量又是严密地组织起来的。重返东京后,鲁迅在心态上和思维上对于维新时期的日本比对于他当时身处的日本更有亲近感。他充分利用日本的方便条件,但追求的是在日本权威视野之外的知识和精神,透过日本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评介,撷取突破日本文化传统局限的思想。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借力于日本文化但不追随日本文化。我们之前更多的是从鲁迅这一时期思想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隔阂来理解鲁迅所感到的“寂寞”,而我们如果从鲁迅的“日本情结”这个角度去思考,会发现其实他与日本思想界的隔阂更为根本。在回国后“沉默时期”鲁迅的社会生活中,他作为留日归国者的身份标志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很突出的,这个身份标志帮助他获得了地位和收入都不错的工作,也体现在他的工作方式之中。同时,他的工作方式中对日本留学所得的运用,也体现了他的“拿来主义”风格。在“文学革命”这一中国文学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来自外国的资源是很大的助力,因为它们可以最直接的照见中国文学的积弊与缺陷,并且提供可能的改良方案与思路。这些外国资源可以看作是这些革命者从海外得来的与旧文学作战的“武器”,如果我们把其中来自日本的资源比喻为“东瀛刀”,那么鲁迅手中的“东瀛刀”无疑是其中最锋利的一把,而鲁迅也是运用这武器最自如和得力的一位。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创作受到了日本作品的影响,这是可以确定的,但这种影响不是大到了决定性的程度,也不宜轻易将相似当作影响的证据;而且这些日本作品是鲁迅创作时灵活运用的资源,而不是样板,鲁迅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东瀛刀”的功用,却绝不是只将日本的文学成果移植到中国而已。与周作人的失和,使得鲁迅的交际圈和生活环境悄然改变了,无论是在华日本人圈子（包括他家族里的日本人）还是留日归国圈子（除了挚交许寿裳）,都在他的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因为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而且此前也主要是周作人比较重视与日本文学界建立和保持关系。这个改变对于鲁迅是有意义的,他可以绕开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而以更宽广的心态观察和回想日本,经过这几年之后,以新的视点和姿态在新的时空中与日本文坛建立起全新的交往方式。因家中的日本人而造成兄弟失和事件或许也集中地体现了鲁迅一生对于日本私人领域的交往之道相当陌生。在“日本情结”方面,鲁迅更倾心的是日本“学习外来”的一面,而周作人更倾心的是日本“承续传统”的一面。鲁迅很能敬重、喜爱日本那些“不像日本”的人与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重要角度。1931年,鲁迅的“日本情结”因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也是最为深刻复杂的阶段。其一,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侵略野心与侵略行动,决定了鲁迅很明确地将日本视为敌国;其二,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战友感”使得鲁迅与日本左翼文坛的关系大大超过了此前鲁迅与日本文坛曾有过的亲密程度;其三,鲁迅在国际化的上海与很多日本人进行了友好的交往,而由于鲁迅在国内外的名望越来越大,慕名拜访鲁迅的日本文化人也多起来,鲁迅一直是很热情地接待的,直到他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别有用心且手段下作;其四,日本的美术是这一时期鲁迅辛勤工作之余休憩时喜爱欣赏的对象之一。这一时期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日本情结”在历史时空中演进生长之后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日本“转向”作家的态度,体现了鲁迅的三重看法:第一,对于日本当时国家政权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政权是残暴的,而且残暴得很“科学”。第二,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这个印象是复杂的,并不都是什么好印象,然而其中绝无懦弱、怕苦、怕死的民族性格。第三,对于当时中国某些左翼作家,他其实是有点怀疑他们的决心和意志的。前两重看法正是鲁迅“日本情结”的生动体现,他熟悉日本,了解日本,对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保持着敬意,也对日本社会与文化中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憎恨着日本当时的法西斯政权。内山书店在鲁迅的上海生活中承担着几种很重要的功能:购书、寄售、约见不熟悉的人、文艺事业合作、“第三空间”。所谓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侵华据点之类的“解读”,毫无事实根据。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情,就是超越民族、身份差异,也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的性情相投,贬低到“汉奸特务”之说是荒唐的,拔高到“进步思想”或“基督教文化”也无必要,但是,爱中国与反对日本侵华的共同立场,确是这一友情的基本前提条件。鲁迅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活动,并无可疵议之处,其参与联署抗日文告也有据可证。至于近年有人诟病的“逃”和“默”,不“逃”的结果只能是被抓捕,作为知名革命作家和反日文告的签署人,被抓捕只有两种结果,或者投降,或者被处决,在这种时候,用“逃”的方式保存实力才是对于民族和人民最负责任的选择;而与其说鲁迅的“默”需要辩护,倒不如说今天一些人对于蒋介石南京政权不合实际的过分肯定是应当纠正的。鲁迅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度过的。病中身体衰弱的鲁迅,以强健的精神力量走在了文艺界抗战阵线的最前列。从“日本情结”的角度来说,“抗日”就是鲁迅此时“日本情结”的绝对重心。鲁迅在这一时期对于日本可以说是因为“知之深”所以“恨之切”。综上,鲁迅对于日本第一方面的情愫,是感恩与温暖。鲁迅对于日本第二方面的情愫,是屈辱与义愤。这两方面情愫就成为鲁迅“日本情结”最基本、最具源头性的“原色”。鲁迅的“日本情结”在不同时空表现为不同景象,其主线是求中国的自新与富强,自由与独立。
于慧芬[6]（2018）在《史料研究的多重面孔——方长安访谈录》文中提出于慧芬（以下简称"于"）:方老师,您好!非常荣幸借《文艺论坛》"评论百家"栏目对您进行一次访谈。您在诗歌研究领域为人熟知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您的见刊文章和学术着述进行梳理,不难发现,您学术研究的视域远不仅于此。对您的学术历程进行简要回溯,从读博士研究生到现在的20年间,您在文学思潮研究、十七年外国文学译介传播研究、日本文学与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甚至您对中国现当代
苏雪妍[7]（2017）在《“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留学生作家处于中外文化交错的前沿,体会着先进文明带来的冲击和文化浪潮带来的巨变,他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将以“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细读与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阅读,对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进行探究,分析历史语境、文化身份、文化人格、文化选择、文学创作等多个问题,探寻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与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对“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做到整体的把握。本文除绪论外,由五部分构成。首先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目前学界对于“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研究现状,以及价值意义的分析,这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坚实有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章以“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现代性追求作为切入点,在“五四”历史语境变迁与知识分子自身追求的背景之下,探究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追寻现代性和留学日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日本的“中介”地位,为“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研究夯实了基础。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作为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分别从文化身份、文化选择、文学创作等方面入手,对“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阐释。其中,第二章以留日作家作为主要分析点,从生存际遇的多重复杂性、情感体验的多样融合性以反叛型人格的形成这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分析留日作家独特的文化身份,并与留欧美作家进行区分。第三章主要分析“五四”时期留日作家对日本文学的选择性借鉴,主要包括对“白桦派”人道主义的借鉴与“人的文学”的确立、对日本“私小说”的汲取与“自我小说”的出现、对日本“人生浪漫派”推崇与“现实加浪漫”的同构这三个方面,以此来阐释日本文学对留日作家的影响。第四章针对留日作家在文学创作当中呈现出的“非文学性”创作倾向进行阐释,包括民族主义文化立场与工具论的创作追求,社会题材的观照与现实主题的凝练,阶级性的坚守与消解审美的文学批评,该章主要从立场、追求、题材、主题、批评等方面来描写留日作家们的具体创作,其中都带有着“非文学性”的创作倾向。第五章试图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对“五四”时期留日作家文学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探究,留日作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在文学理论上的开创与新文学文体的开拓上都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汇入左翼浪潮成为中坚力量具有一定的红色意义,且对当下的留学生文学形成观照,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所研究和分析的各个方面进行总结和归纳,在发现自身缺陷与不足的同时,也希望本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研究之上,并更多的关注文学实践的当下意义,从而使得学界对留日作家的研究能更加深化、系统、全面。
宋会芳[8]（2014）在《五四时期留日派作家研究综述》文中指出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五四时期留日派作家作了多方面研究,本文是对这些研究的一个梳理。留日派整体方面梳理的是作家整体风格、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与日本文学联系的研究成果,代表作家方面梳理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与日本文学联系的研究成果。
齐一民[9]（2013）在《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文中研究表明“言文一致”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二战”结束的语言变革过程的统称,其内容包括文字（“国字”）、文体（“国文”）以及通用语（“国语”）和文学等诸多方面,所波及的对象包括日本的民俗社会和国家形态等诸多层面,可以说,近代日本国家的形成是与言文一致密不可分的,因此,对言文一致内容的揭示和深入研究是研究日本近代国家和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步骤。日语语言文学上的言文一致的过程与日本建立新的国家模式以及“脱亚入欧”的理念相辅相成,言文一致的主旨是脱离原有的汉文、汉文表达模式并增加表音文字的比重,从而趋近欧洲的语音文字,因此研究言文一致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对研究日本如何实施“脱亚入欧”战略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扩张性质的国家,也会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由于日本的言文一致过程与中国从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化同源性注定为日本的言文一致和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以及中国近代语言文学的变革提供了同质性的变革和进化平台,因此,对日本言文一致过程的揭示和研究,又自然地构成了进一步理解和研究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扩展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言文一致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研究不可或缺的比较和参照对象。本研究通过围绕“国字—国文—国语”三个有机联系的问题核心,展开近代日本对汉字、汉文和国语变革的内容和原因分析,力求从宏观的、比较的、发展的视域把握研究的对象,同时将当代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互动纳入研究的问题意识,做到语言文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的有机结合,为解读当代日本的国家文化形态特征提供参考和借鉴。本论文共由六个章节构成,除了第一章“绪论”之外,第二章是对言文一致现象发生的原因和背景的分析；第三到第五章是从“国字”到“国文”再到“国语”的逐级演变：第六章是日本近代文学和言文一致的关系。
王勇[10]（2012）在《《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文中认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一份综合性杂志，被称作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资料宝库。目前学术界对《东方杂志》的研究多从思想史、传播史、法律史、经济史、教育史等角度入手，而对其文学世界的研究非常薄弱。本文对《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论文共七部分，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正文分五章。绪论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一章介绍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概况以及《东方杂志》的创刊、改版、编辑更迭、办刊宗旨的演变等基本情况。第二章考察编辑与《东方杂志》文学的关系。文章认为，在孟森与杜亚泉主编时代，文体新旧杂陈，文言白话并存，翻译作品为主，创作为辅，文学的种类和地位呈现出逐渐丰富和提高的趋势，文学的现代化的步伐已经悄然启动。钱智修胡愈之主编时代是《东方杂志》文学最为繁荣的时期，无论是文学栏目的设置，还是文学作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时的《东方杂志》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东方文库》的编辑以及新年梦想的征文都在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李圣五及以后时代，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东方杂志》的文学面貌与编辑的知识背景、审美趣味以及组稿能力等密切相关。第三章探讨《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本文突破学术界以《东方杂志》在东西文化论争中的表现来判定其保守文化身份的简单作法，将《东方杂志》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放置在一个较长时段中进行动态的综合考察，认为《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经历了由思想先导到论战对手再到新文化建设者的角色转换，同时在白话文运动中《东方杂志》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四章讨论了《东方杂志》的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关系。文章全面梳理了《东方杂志》文学译介的概况，认为《东方杂志》的译介注重为新文学发展树立目标和榜样，加强对世界文学的综合性研究和世界文坛信息的介绍，全方位拓宽新文学的接受视野，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广泛的借鉴资源和新颖的文学观念，从而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第五章讨论《东方杂志》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认为《东方杂志》是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之一，是向各个文学流派开放的公共空间。《东方杂志》最早倡导建立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学，注重运用批评力量，加强对新文学的创作方法、题材、艺术手段的引导，同时加大对文学新人的扶持，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文章在结语部分归纳了《东方杂志》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价值，一是作为一个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包容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各式各样的文学流派、理论思潮、作家作品，见证和记载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全过程，构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二是《东方杂志》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期，不仅为新文学的作品提供了发表阵地，而且通过翻译、批评为新文学在创作方法、作品题材、艺术手段、文学思潮等方面都提供了正确的引导和扶持，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三是《东方杂志》在见证和记录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的同时，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保存丰富的史料，提供了原生态的历史背景资料。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将以前被人们忽视的《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第一次呈现出来。其次，运用文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把《东方杂志》中的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在期刊与社会、编辑与作者、批评与翻译、创作的互动关系中探究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其丰富的文学世界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作家群体、创作走向、文学生态等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三，从发生学的角度，重点探讨《东方杂志》的文化转型、文学翻译、文学批评等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及其作用。
二、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本文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与问题求索 |
| 1.3 本文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1.4 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
| 2.1 发生期(1917—1927年)——从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 |
| 2.1.1 第一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1.2 以冰心批评为主的稚嫩果实 |
| 2.2 发展期(1928—1937年)——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全面爆发 |
| 2.2.1 第二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2.2 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硕果累累 |
| 2.3 延续期(1937—1949年)——从抗战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
| 2.3.1 第三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3.2 三大政治区域内批评的不同成果 |
| 第3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 |
| 3.1 “传统”与“现代”之间: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 |
| 3.1.1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形成 |
| 3.1.2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 |
| 3.1.3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弱化 |
| 3.2 “隐含的权威”与“身份的焦虑”: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 |
| 3.2.1 男性批评主体的“催生” |
| 3.2.2 男性批评主体的“建构” |
| 3.2.3 女性批评主体的“焦虑” |
| 第4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 |
| 4.1 第一个十年:理论的“喧哗”与“缺失” |
| 4.1.1 现实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问题小说”的聚焦 |
| 4.1.2 浪漫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自我”及“表现”的提倡 |
| 4.1.3 性别理论的缺失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初探 |
| 4.2 第二个十年:理论的“多元化”与“酝酿” |
| 4.2.1 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阶级性”的强调 |
| 4.2.2 自由主义批评观与对作品“人性”及“审美”的关注 |
| 4.2.3 性别理论的酝酿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深入 |
| 4.3 第三个十年:理论的“政治化”与“萌芽” |
| 4.3.1 国统区“宣传抗战”批评观与对作品“抗战主题”的倡导 |
| 4.3.2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对女作家“政治立场”的要求 |
| 4.3.3 沦陷区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 |
| 第5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基本模式与方法 |
| 5.1 两大类批评模式 |
| 5.1.1 语境论批评模式 |
| 5.1.2 体验性批评模式 |
| 5.2 常用的批评方法 |
| 5.2.1 “知人论世”批评法 |
| 5.2.2 感悟式“诗化”批评法 |
| 5.2.3 “比较分析”批评法 |
| 第6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
| 6.1 “主体精神”的介入与“在场”的批评 |
| 6.2 “实践性”与“体验性”批评的当代启示 |
| 6.3 “理论基点”的价值与“本土理论”的建构 |
| 6.4 “男权”的幽灵与“性别体验”的局限 |
| 结语 |
| 附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文章、着述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 1.3.3 中古中国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 4.1 成书背景 |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 4.2.1 主要内容 |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 4.4 勘误 |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 5.5 订正 |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言文一致与日本的近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先行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言文一致与言文一致运动 |
| 第一节 言文一致概述 |
| 第二节 言文一致运动概述 |
| 第二章 言文一致运动的起源阶段 |
| 第一节 民间层面的言文一致运动 |
| 一、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 |
| 二、宣传媒介中的言文一致 |
| 第二节 国家层面的言文一致运动 |
| 一、明治维新下的西洋学习 |
| 二、文体变革运动的必然 |
| 第三章 言文一致运动的文体摸索阶段 |
| 第一节 非言文一致体 |
| 第二节 近代小说新文体的摸索 |
| 第三节 《浮云》中的言文一致实践 |
| 一、《浮云》中言文一致体的优势 |
| 二、《浮云》中的近代性 |
| 第四章 言文一致运动的教育改革阶段 |
| 第一节 义务教育国语教材中的言文一致表现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国语教材中的言文一致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2.2 李光洙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生经历与文学道路 |
| 2.1 不同国情背景与人生经历 |
| 2.1.1 早年经历与文学萌芽 |
| 2.1.2 留学经历与文学创作 |
| 2.2 文学思想的取向与转折 |
| 2.2.1 时代弄潮儿与落伍者 |
| 2.2.2 命运安排与文学转折 |
| 2.3 文学人生的非凡经历 |
| 2.3.1 相似的文学人生 |
| 2.3.2 相异的文学人生 |
| 第3章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 |
| 3.1 人道与启蒙的文学思想 |
| 3.1.1 “人的文学”思想 |
| 3.1.2 “情的文学”思想 |
| 3.1.3 “人”与“情”文学的融通 |
| 3.2 理想主义文学与新文明的憧憬 |
| 3.2.1 理想主义文学的传播与介绍 |
| 3.2.2 构建“人的生活”的理想文学 |
| 3.2.3 向往“新文明生活”的文学表现 |
| 3.3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的异同与呼应 |
| 3.3.1 东亚新文学上的互补互衬 |
| 3.3.2 新文明理想的相同相异 |
| 第4章 博爱的文学与人道的文学 |
| 4.1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体认 |
| 4.1.1 基督教的认识路径及体认 |
| 4.1.2 寻找“自己信仰”的文学追求 |
| 4.2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文学表现 |
| 4.2.1 文学与宗教的关联 |
| 4.2.2 《圣经》文学的借鉴 |
| 4.3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似与异同 |
| 4.3.1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同相似 |
| 4.3.2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背相异 |
| 第5章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 |
| 5.1 个人与民族相纠葛的文学 |
| 5.1.1 “为个人”与“为民族”的文学 |
| 5.1.2 “个人”与“民族”的文学表现 |
| 5.2 “宽容”与“平常”的文学 |
| 5.2.1 “个人自由”与“民族改造” |
| 5.2.2 超然性与平常性的文学表现 |
| 5.3 文学个人取向与民族取向的对比 |
| 5.3.1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相生相克 |
| 5.3.2 宽容文学与平常文学的相反相成 |
| 第6章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 |
| 6.1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时代维度 |
| 6.1.1 时代催生新文学命题 |
| 6.1.2 时代塑造新文学先驱 |
| 6.2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社会维度 |
| 6.2.1 文学反映社会风貌 |
| 6.2.2 文学担当社会启蒙功能 |
| 6.3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内在价值维度 |
| 6.3.1 新文体与国语表达的民族式样 |
| 6.3.2 文学艺术表现的融合性与独特性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鲁迅的日本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2章 留学日本的青春(1902——1909) |
| 2.1 在弘文学院的成长 |
| 2.1.1 初见“强国” |
| 2.1.2 民族主义思想的增进 |
| 2.1.3 尚武精神的发扬 |
| 2.1.4 独立思考的新起点 |
| 2.2 仙台的温暖与屈辱 |
| 2.2.1 友好日本人的“象征”:藤野先生 |
| 2.2.2 “失踪”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 |
| 2.2.3 “弃医从文”与日俄战争的关系 |
| 2.2.4 “弃医从文”的另一面:战场的转换 |
| 2.3 重返东京的文学追求 |
| 2.3.1 在东京的“文学缘” |
| 2.3.2 东京文坛的思潮与鲁迅的选择 |
| 2.3.3 文艺活动的挫折与日本文化风气嬗变之关系 |
| 第3章 沉默时期的日本之影(1909——1917) |
| 3.1 留日归国者的教学生涯 |
| 3.1.1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留日生”圈子 |
| 3.1.2 在日本学得的新知与教学法 |
| 3.1.3 最后一次赴日的冷漠表现与复杂心态 |
| 3.2 教育部生涯与日本 |
| 3.2.1 入职教育部的“留日”背景 |
| 3.2.2 教育思想与日本明治文化 |
| 第4章 重续日本文学之缘(1917——1930) |
| 4.1 文学革命中的“东瀛刀” |
| 4.1.1 《我之节烈观》与《论贞操》的关系 |
| 4.1.2 《一个青年的梦》:人道主义的“呼应” |
| 4.1.3 与在京日侨的良好互动 |
| 4.1.4 作品中的日本影响问题 |
| 4.2 作为“武器”的日本留学回忆录 |
| 4.2.1 《呐喊》的《自序》与“《新青年》危机” |
| 4.2.2 《藤野先生》与“正人君子” |
| 4.2.3 《范爱农》中的日本回忆与鲁迅的“民国情结” |
| 4.3 《现代日本小说集》的编译 |
| 4.3.1 编译的过程与心情 |
| 4.3.2 作者简介的态度与眼界 |
| 4.3.3 选篇的倾向与意图 |
| 4.4 兄弟失和与日本女人 |
| 4.4.1 鲁迅与日本“交往姿态”的转折点 |
| 4.4.2 围绕羽太信子的指责与辩护 |
| 4.4.3 鲁迅与周作人“日本情结”的差异 |
| 4.5 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与扬弃 |
| 4.5.1 《苦闷的象征》与鲁迅的“理论化”尝试 |
| 4.5.2 《壁下译丛》与鲁迅的理论思索 |
| 4.5.3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与鲁迅的“宣传观” |
| 第5章 激变时代的爱与恨(1931——1936) |
| 5.1 对日本左翼文坛的关注 |
| 5.1.1 悼念小林多喜二 |
| 5.1.2 对“转向”作家的态度 |
| 5.2 “第三空间”:内山书店 |
| 5.2.1 鲁迅上海生活中的内山书店 |
| 5.2.2 与内山完造的友情 |
| 5.3 对“一·二八”事变的反应 |
| 5.3.1 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污点论” |
| 5.3.2 基本的史实 |
| 5.3.3 “逃”与“默”的辩护 |
| 5.4 在上海会见过的日本旅华人士 |
| 5.4.1 “入室弟子”增田涉 |
| 5.4.2 与山本初枝的友谊 |
| 5.4.3 频繁的来访与侵略的暗影 |
| 5.5 鲁迅与抗日统一战线 |
| 5.5.1 日文作品中的激越之音 |
| 5.5.2 呼唤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
| 5.5.3 透视侵略的本质 |
| 5.5.4 “民族魂”: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旗帜 |
| 结语 复杂的情愫,清晰的主线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现状 |
| 0.2 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
| 1 “别求新声于异邦”：“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现代性追求 |
| 1.1 中国“五四”历史语境变迁与作家自身追求 |
| 1.1.1 “五四”历史语境变迁中对现代性的呼唤 |
| 1.1.2 知识分子立身入世的热望和富国强兵的追求 |
| 1.2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崛起与“中介”地位 |
| 1.2.1 日本建构外植性、选择性的现代化 |
| 1.2.2 “西学东渐”中对日本现代性的植入 |
| 2 “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生存际遇、情感体验与反叛型人格的形成 |
| 2.1 留日作家生存际遇的多重复杂性 |
| 2.1.1 贫寒的家庭出身与速成式的教育模式 |
| 2.1.2 弱国子民的心态与小群体式的人际交往模式 |
| 2.2 留日作家情感体验的多样融合性 |
| 2.2.1 羡：“远游不思乡，久客恋异乡” |
| 2.2.2 恨：“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 |
| 2.2.3 怨：“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
| 2.3 留日作家人格中反绅士的“流氓”气质 |
| 2.3.1 强烈叛逆精神滋养下的文化摩罗 |
| 2.3.2 浓烈政治激情带动下的躁动革命者 |
| 2.3.3 浓厚仇日情绪牵引下的偏激战士 |
| 3 “五四”时期留日作家对日本文学的选择性借鉴 |
| 3.1 对日本“白桦派”人道主义的借鉴与“人的文学”的确立 |
| 3.1.1 注重人性价值的宣扬，树立“为人生”的思想 |
| 3.1.2 注重利他与利己的统一，营造良好的“新村”氛围 |
| 3.2 对日本“私小说”的汲取与“自我小说”的出现 |
| 3.2.1 自叙传式书写与自我的真实和暴露 |
| 3.2.2 情节结构的消解与散文化的倾向 |
| 3.3 对日本“人生浪漫派”的推崇与“现实加浪漫”的同构 |
| 3.3.1 凸显社会批判意识的“革命浪漫主义” |
| 3.3.2 蕴藏浓厚颓废色彩的民族苦闷书写 |
| 4 “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非文学性”创作倾向 |
| 4.1 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与工具论的创作追求 |
| 4.1.1 以民族为本位的抗争式创作 |
| 4.1.2 以革命为基点的宣传式创作 |
| 4.1.3 以祖国为旨归的还乡式创作 |
| 4.2 社会题材的观照与现实主题的凝练 |
| 4.3 阶级性的坚守与消解审美的文学批评 |
| 4.3.1 平民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 |
| 4.3.2 注重社会功能的单一文学批评观 |
| 5 “五四”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助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
| 5.1 新文学的起点：“中国文坛大半是由日本留学生构成的” |
| 5.1.1 文学理论的开创与新文学文体的建设 |
| 5.1.2 人的价值的发现与社会价值的融合 |
| 5.2 红色意义的生成：留日作家汇入左翼浪潮成为中坚力量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五四时期留日派作家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留日派整体研究 |
| (一) 留日派作家整体风格研究 |
| (二) 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
| (三) 文学研究会与日本文学 |
| 二、代表作家研究 |
| (一) 鲁迅与日本文学 |
| (二)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 |
| (三) 郁达夫与日本文学 |
（9）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言文一致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和方法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主旨概述 |
| 第二节 言文一致问题研究的学术史评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追求的学术目标 |
| 第二章 必然还是偶然——言文一致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第一节 世界语言变革潮流中的日本言文一致趋向 |
| 第二节 与近现代若干次战争之关联——外因 |
| 第三节 日本近代思想家对言文一致的推动 |
| 第三章 “汉字(‘国字’)”的废存和日本言文一致之路 |
| 第一节 倡导“国字改革”和“废除汉字”的人群及动机 |
| 第二节 关于限制、节减汉字的讨论和实施 |
| 第三节 日本的罗马字、拉丁文运动 |
| 第四节 日本的假名运动和其他“新字”的尝试 |
| 第四章 “国文”的改革和“普通文”的诞生 |
| 第一节 近代“文”的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言文一致的“胎动”和明治初期文体的杂乱 |
| 第三节 “国文”的改革和有关“汉文”的争议与取舍 |
| 第四节 “普通文”的形成过程和汉文的最终地位 |
| 第五章 言文一致和日本的“国语” |
| 第一节 日本的“国语”和“想象的共同体” |
| 第二节 将西方语言“国定”为“日本语”的图谋 |
| 第三节 打造“国语”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主张 |
| 第四节 日本“国语”的制作过程以及普及推行 |
| 第六章 日本近代文学与言文一致 |
| 第一节 近代文学家对言文一致的推动 |
| 第二节 日本近代文体中“欧文脉”的形成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的期刊重镇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从印刷小作坊到现代传媒集团 |
| 一、 延请张元济加盟 |
| 二、 引入外国资本与技术 |
| 三、 1920 年前后的改革 |
| 四、 战火中的重建 |
| 第二节 危机中诞生的《东方杂志》 |
| 一、 诞生于三大危机之中 |
| 二、 日俄战争中创刊 |
| 第三节 《东方杂志》的生命轨迹 |
| 一、 停刊与复刊 |
| 二、 编辑的更迭 |
| 三、 办刊宗旨与改版 |
| 第二章 编辑与《东方杂志》的文学面貌 |
| 第一节 孟森杜亚泉时代的文学面貌 |
| 一、 文学栏的地位变迁 |
| 二、 文学样态的变化 |
| 三、 杜亚泉时期的文学新变 |
| 第二节 钱智修胡愈之时代的文学面貌 |
| 一、 文学的辉煌时代 |
| 二、 以文学为中心的栏目设置 |
| 三、 “东方文库”：自我的经典化 |
| 四、 “新年的梦想”：一次文学化征文 |
| 第三节 李圣五及以后时代的文学面貌 |
| 一、 “恢复原状”的文学栏 |
| 二、 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
| 三、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化建构 |
| 四、 以征稿聚拢人气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导 |
| 一、 “精神救国论”的提出 |
| 二、 道德伦理问题的关注 |
| 三、 个人主义的倡导 |
| 第二节 调和：新文化的另一种选择 |
| 一、 不可避免的思想战 |
| 二、 论战的背景及观点 |
| 三、 论战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节 “为新文化植深厚之基础” |
| 一、 何为新文化？ |
| 二、 路在何方？ |
| 三、 “适宜的栽培” |
| 四、 “消极的乐观” |
| 第四节 《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 |
| 一、 《东方杂志》对语言变革的探讨 |
| 二、 两种语言观之差异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的文学翻译 |
| 第一节 《东方杂志》的文学翻译概况 |
| 一、 五四前文学翻译的基本状况 |
| 二、 五四后文学翻译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俄国文学：中国新文学的目标 |
| 一、 《东方杂志》早期的俄国文学译介 |
| 二、 借重名家效应 |
| 三、 探寻俄国文学的特性 |
| 四、 “生出俄国一样的文学” |
| 第三节 泰戈尔：新文学的启示录 |
| 一、 钱智修：泰戈尔的最早译介者 |
| 二、 20 年代的泰戈尔热 |
| 三、 爱的哲学：新文学的思想启示 |
| 第四节 “做综合地研究”：《东方杂志》的译介导向 |
| 一、 概观欧美文学 |
| 二、 日本近代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参考 |
| 三、 现代话剧艺术的广泛引介 |
| 第五节 榜样的力量：《爱的教育》与《大地》 |
| 一、 《爱的教育》 |
| 二、 赛珍珠的《大地》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 |
| 一、 《东方杂志》的早期文学创作 |
| 二、 《东方杂志》上新文学创作的基本状况 |
| 第二节 《东方杂志》与现代文学流派 |
| 一、 文学研究会的另一重要阵地 |
| 二、 给创造社以展示的机会 |
| 三、 为左翼作家拓展生存空间 |
| 四、 争取知名作家的支持 |
| 第三节 文学批评：新文学的引导者和守护神 |
| 一、 倡建中国的文学批评学 |
| 二、 宏扬写实主义文学精神 |
| 三、 注重新文学题材的示范与引导 |
| 四、 提携和培育文学新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
- [2]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3]言文一致与日本的近代化[D]. 刘思宇.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4]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5]鲁迅的日本情结[D]. 贾天添. 吉林大学, 2019(02)
- [6]史料研究的多重面孔——方长安访谈录[J]. 于慧芬. 文艺论坛, 2018(01)
- [7]“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的文学实践研究[D]. 苏雪妍. 辽宁大学, 2017(03)
- [8]五四时期留日派作家研究综述[J]. 宋会芳.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4(12)
- [9]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D]. 齐一民. 北京大学, 2013(09)
- [10]《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D]. 王勇. 南开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