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力，再度短缺？（论文文献综述）
张爽[1]（2021）在《高质量走出去：印度》文中指出印度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度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大电力生产国和第四大电力消费国。印度到2030年装机容量将达到830GW,相当于整个欧盟总和;到2040年,印度能源需求将占全球能源需求项目新增的40%。
武魏楠,龚捷[2]（2021）在《中国式能源危机》文中研究说明在叠加了能源转型与碳中和趋势的背景之下,本轮能源危机对中国有着更加特别的研究意义。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之后,我们重新审视此次危机的成因与影响。10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登上钻井平台,察看作业情况,看望慰问石油工人。今年是胜利油田发现60周年。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广大石油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意义重大,
武魏楠[3]（2021）在《电荒预警》文中研究说明在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中,电力供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电力系统的平衡压力加大。当前,局部供需失衡引发的"缺电"现象高发,正是谨防系统性风险的紧急预警。入夏之后,全国多个地区出现缺电状况。7月14日,西安多个地区持续性停电,#西安停电#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就在同一天,全国日用电量刷新了历史纪录,达到271.87亿千瓦时,与去年夏季最高值相比增长超过10%。截止14日当天,全国已经有11个省级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
聂世坤[4]（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田野[5]（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指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周辰[6]（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曾帝[7]（2020）在《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探析》文中认为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1）极为复杂,其中不仅包含着巴基斯坦国家内部盘根错节的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嬗变的问题,也包含地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部干预问题。这一问题的持续发酵已经引发新的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威胁并有可能外溢成为导致地区动荡的新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以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俾路支问题的发端与演化进程及当代表现,深入分析该问题至今复杂难解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巴基斯坦国家发展、南亚次大陆安全稳定的区域合作的显性和潜在的影响。本论文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俾路支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探析俾路支人早期的政权实体,英国殖民时期在俾路支地区实行的政策以及巴基斯坦建国与俾路支问题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部分则对新世纪巴基斯坦政府的治理与俾路支问题的嬗变进行分析。从历任政府应对俾路支问题的举措到21世纪俾路支问题发展的新态势两个部分切入,分析巴基斯坦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以及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化进程的启动对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嬗变的影响。第三部分则将焦点放在了俾路支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及发展嬗变的前景上。分别从主要原因、主要危害以及俾路支问题的前景入手,从俾路支省传统的部落社会性质,巴基斯坦政府的长期治理失位和外部势力干预等三个方面,梳理出俾路支问题存续至今的原因,并且将该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分析俾路支问题对巴基斯坦以及地区局势产生的危害。针对俾路支问题发展嬗变的前景,提出相关的应对建议。长期以来,俾路支问题不断演进发酵已经成为直接危害到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顽疾。究其根本,这其中既有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治理失误,也有域外大国和地区强国开展地缘政治博弈对该问题的推波助澜,还有21世纪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运动对巴基斯坦国家内政的冲击。这些因素的消解绝非轻而易举。这不仅需要巴基斯坦政府不断提高自身国家治理能力,还需要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摈弃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思想,构建南亚地区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谭力川[8]（2020）在《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文中研究表明印度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重要国家,更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成员之一。其国土资源辽阔,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人口数超过13亿,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且拥有年轻化的人口结构。除石油外,印度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藏量丰富,同时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如一把“匕首”直插印度洋心脏地带,俯瞰这一连接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重要海上交通枢纽,加之绵延的海岸线和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构成了印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2014年印度人民党领袖莫迪上台执政,先后推动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和“智慧城市”等刺激经济增长的宏伟计划,同时还加快实施国内的制度性改革,包括推动征地法案改革、劳动法案改革、破产法案改革、国营部门私有化并在全国范围统一“GST税制”,还于2016年下达“废钞令”以打击印度的地下经济产业,以期改善印度的营商环境。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经济计划和制度安排,印度的营商环境有所好转,在最新公布的营商便利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90个国家中位列第63位,相较于莫迪执政之前排名大幅上升了一倍之多。与此同时,经济数据也有所起色。2018年印度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在莫迪执政期间平均增速达7%以上,经济表现一路高歌猛进,一时间在世界出尽风头,媒体舆论甚嚣尘上,似乎那个“不可思议”的印度又回来了。有学者就曾将印度比作行动迟缓的大象,或是缚于笼中的老虎,意在指印度的经济实力正在渐渐释放。但是,2019年以来,印度经济摇摇欲坠,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印度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以及莫迪执政以来所面临的印度经济增长特征和挑战,探究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以期对印度经济增长前景有一个初步的预判。首先第一部分是对印度自独立以来的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描述,主要分为90年代改革以前和90年代改革以后两个时期。第二部分是分析自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经济表现出的特征和挑战,并分别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等宏观数据对印度经济的现状进行进一步剖析,然后从国内消费、经济结构和就业方面阐述了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此外,还从通货膨胀危机、双赤字危机和基础设施障碍等角度分析了印度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印度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利用GDP支出法等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和进口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分析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哪些,接着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探寻印度GDP增长与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最后一部分是莫迪2.0时代的前景分析,通过分析莫迪再次连任总理后印度经济增长的表现,以及莫迪在第二任期所实施的主要经济举措分析所谓“莫迪经济学”是否奏效,并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前景进行了简单判断。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虽然莫迪在第一任期实施了许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在积极推动国内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在自由化、市场化的道路上没有走回头路。但由于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遭到反对派、工会和农民等利益集团的极力反抗,改革的成效并不理想,经济改革举措虽然影响广,跨度大,力度强,但反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冲击。前期印度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其国内强劲的消费需求能力,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业部门的逐步提升以及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所致。诚然,印度虽然具备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但还得看莫迪在第二任期能否继续保持改革的定力,继续向改革的深水区推进,挑战更多既得利益群体,同时还要看国际环境能否为印度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有利条件。短期内,印度的经济增长显现出了一定疲软态势,从最新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从5%已经跌至4.5%。但本文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印度依然具备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来调整国内的发展道路。在投资方面,印度可以继续以“印度制造”为支点,撬动国内外的投资资金向印度聚集,并依靠其优势部门在全球吸金。另外,印度还需提升国内工业制造品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实现更多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额以改善目前糟糕的贸易逆差问题。最后,在未来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等着力点为契机发展本国经济,不断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扬长避短,定能实现莫迪口中的“经济强国”愿景。
蒲大可[9]（2020）在《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文中指出债务是长期伴随非洲发展的老问题。本论文系统分析了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探究了债务成因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总结了非洲外债规模与风险持续扩大对非洲及中非融资合作的影响,并提出努力方向与改进建议。首先,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研究了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并根据非洲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和债务情况,将非洲国家债务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该时期非洲经济较快发展,债务问题初显但并不突出。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滞胀,而非洲国家进口替代、结构调整等发展策略的接连失败,造成经济持续下滑,债务也迅速累积并在80-90年代爆发危机,促使国际债权人在90年代末推出各种债务减免措施。第三个时期是2000年至2008年,非洲经济因大宗商品繁荣而得到快速增长,同时得益于多双边减债协议的落实,外债规模由2255亿美元降至1864亿美元。第四个时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非洲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非洲国家举债加大发展性开支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债规模再度迅速扩大,到2017年已达5350亿美元,部分债务指标也出现恶化,债务危机再现端倪,本论文称之为“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非洲国家债务规模与风险的持续扩大是否会引致系统性债务危机。本论文采用指标分析、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DSF）以及横向和纵向对比等方法,对“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做了分析;同时,也选取肯尼亚、吉布提、刚果（金）、刚果（布）和赞比亚等五个国家做个案研究。结果表明,多数非洲国家的债务指标尚处于门槛值以内,短期内非洲整体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从趋势上看,非洲整体债务负担在加重,面临外部冲击时违约风险在增大,高风险国家增多,少数国家的债务已不可持续。与20世纪80-90年代非洲债务危机相比,“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例如,优惠性质贷款占比大幅下降;更多非洲国家发行利率高达5%至16%的国际主权债券;来自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贷款在部分非洲国家外债中占比快速提高等。这些因素都使得非洲国家面对更高的利率和汇率风险以及短期偿债风险。非洲债务问题有着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根源。从直接原因看,债务出现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收支出了问题,收入相对支出少了,造成债务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是债务管理出了问题,债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偿债风险变大。从历史根源看,债务问题周期性出现,既是非洲经济脆弱性、依附性以及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表现,也是在国际环境不断变化背景下,为满足自身发展迫切需要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其背后则反映出非洲国家长期忽视内部积累而对外依赖的思想惯性。在“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多党民主化使得政府更“短视”,倾向于更多借债以满足竞选承诺,从而强化了对外依赖的惯性,而市场化融资的迅猛增长,使得非洲脆弱的单一经济结构在面对冲击时,外部缓冲手段更为缺乏。20世纪80-9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因外债上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而陷入贫穷。“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也对非洲国家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偿债负担超过门槛值后,将挤占财政资源,降低国内投资率,抑制经济增长;外债来源多元化增大了管控债务风险的难度等。本论文认为,为实现“债务-发展”的良性循环,非洲国家还需要在诸多方面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如从思想上改变对外依赖的心理和惯性,有效动员国内金融资源,加大财源和生产性开支,加强自身债务管理能力,统筹安排外资项目建设的优先次序,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中国因素是受到各方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本论文的分析表明,自2012年起中国对非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到2017年贷款存量已占非洲外债总额约20%。中国对非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持,显着带动了中国企业参与非洲交通、电力、能源、信息通讯、农业、制造业及工业园区建设,在推动破解非洲发展瓶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中非融资合作中也存在着不可持续、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在非洲债务规模与风险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不仅对非贷款风险上升,还对中国对非贸易、工程承包和投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中非合作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在对外投融资管理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也亟待改进。基于此,本论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对非贷款风险防控,探索推动存量项目债转股、扩大人民币在非洲的使用、加强国际三方合作,同时积极促进中非投融资合作模式创新,助力非洲工业化发展,提高非洲自身“造血”能力,从源头化解债务问题。
彭东辉[10]（2019）在《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关注“不可思议的印度”,关注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坚持“有声有色大国”的诉求下,国家安全战略完成了由传统安全战略向综合安全战略的转变。一是由以往的国防建设为中心,向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为中心转变。二是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谋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成为“有声有色大国”。三是视核武器为大国“标配”,奉行“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战略。四是重视印度洋安全,实施“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五是缓和与邻国关系,整合南亚力量。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确立、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而布局的。从英属印度时期的“三个缓冲区”战略,到印度独立后的“两个同心圆”战略及冷战结束后的综合国家安全战略,在“有声有色大国”目标的指引下,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威胁和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不尽一致,但总体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框架。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利用印度半岛“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的地缘优势,印度在“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中“一超”地位突出。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印度,信仰非暴力的宗教和频发的教派主义冲突是印度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印度社会的世俗主义转型还远未结束。印度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印巴冲突及中印关系几大战略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要在放权和自治间做出选择,以应对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完成国家整合。克什米尔问题是南亚的顽疾,70余年以来,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了“三场半”战争。战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加剧了印巴对抗。印巴虽有缓和迹象,但不具备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条件。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边境线2000余公里,有争议的领土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推进中印关系具有深远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对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全球格局来说,印度认同多极格局,通过“入常”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加速了多极化趋势,推动了全球治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来说,印巴安全困境造成南亚一体化进程缓慢。印度在大力推进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同时,同东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中印关系来说,中印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等主要海洋通道亟须通过战略对话,培育战略互信。对跨境水资源分配,沿江水文观测、水利建设等敏感问题要及时沟通,消除分歧。这些问题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不得不应对的挑战。
二、电力，再度短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力，再度短缺？（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走出去：印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印度电力市场分析 |
| 二、印度的投资和营商环境 |
| 三、我国电力设备出口印度市场概况 |
| 四、新冠疫情及限制令后对中资企业的影响 |
| 五、新形势下在印度投资经营及出口风险分析 |
| （一）在印投资风险 |
| （二）出口印度需留意的风险 |
| 六、中资企业下一步应对建议 |
| 七、印度疫情现状 |
| 八、印度后疫情经济表现及中印关系近期发展态势 |
| （一）印度后疫情经济表现 |
| （二）中印关系近期发展态势 |
| 九、推动电工装备企业印度高质量“走出去”有关建议 |
| （一）电工装备企业印度高质量“走出去”行业角度建议 |
| （二）电工装备企业印度高质量“走出去”企业角度建议 |
| 十、结语 |
（2）中国式能源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 缺煤：朴素的经济学 |
| 煤电不“顶牛”：正确理解电价与煤价 |
| 多元化vs单一能源 |
（3）电荒预警（论文提纲范文）
| 狂飙的用电负荷 |
| 可用电力装机缺位 |
| 火电利用小时数“风向标”失灵 |
| 缺电形态多样化 |
| 电力系统“不可能三角”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成果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研究中所要突破的难题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中的难点 |
| 1.4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及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4.1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1.4.2 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俾路支问题的产生与演进 |
| 2.1 俾路支问题的产生 |
| 2.1.1 早期俾路支政治实体的存在与俾路支问题的产生 |
| 2.1.2 英国的殖民政策与俾路支问题的产生 |
| 2.1.3 巴基斯坦建国与俾路支问题的产生 |
| 2.2 巴基斯坦建国后俾路支问题的最终形成 |
| 2.2.1 巴基斯坦军队进驻卡拉特导致首次冲突爆发 |
| 2.2.2 巴基斯坦政府集权改革与1958年冲突 |
| 2.2.3 第三次冲突与俾路支民族主义的高涨 |
| 2.2.4 阿里·布托政府改革与第四次俾路支冲突 |
| 2.2.5 20 世纪 80 年代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进入相对沉寂期 |
| 第3章 新世纪巴基斯坦政府的治理与俾路支问题的嬗变 |
| 3.1 从穆沙拉夫到伊姆兰·汗:不成功的治理 |
| 3.1.1 2005年事件与俾路支问题的再度激化 |
| 3.1.2 从扎尔达里到谢里夫政府的应对 |
| 3.1.3 伊姆兰·汗政府的新改革 |
| 3.2 21世纪俾路支问题发展的新态势 |
| 3.2.1 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暴力化倾向更加突出 |
| 3.2.2 宗教极端势力与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相互“借重” |
| 3.2.3 国际化进程已经启动 |
| 第4章 俾路支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及前景 |
| 4.1 俾路支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
| 4.1.1 部落结构与“萨达尔”制度弊端重重 |
| 4.1.2 巴基斯坦政府国家整合能力长期不足 |
| 4.1.3 大国在俾路支省的地缘战略博弈 |
| 4.2 俾路支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危害 |
| 4.2.1 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造成持续危害 |
| 4.2.2 对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
| 4.2.3 未来或引发新地区内冲突和动荡 |
| 4.3 俾路支问题发展嬗变的前景 |
| 4.3.1 坚持“旧”观念有可能导致俾路支问题持续恶化 |
| 4.3.2 推动俾路支省社会建设有利于缓解俾路支问题 |
| 4.3.3 构建南亚地区利益共同体有助于化解俾路支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目的 |
| 二、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
|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国际分工理论 |
| 一、绝对优势理论 |
| 二、比较优势理论 |
| 三、要素禀赋理论 |
| 第三节 “三驾马车”需求理论 |
| 一、“三驾马车”理论分析框架 |
| 二、“三驾马车”理论的局限性 |
| 三、“三架马车”理论对于解释印度经济增长的适用性 |
| 第三章 不同时期印度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一节 90年代改革之前印度经济增长状况 |
| 一、印度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 |
| 二、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
| 三、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90年代改革以后印度经济增长特征 |
| 一、印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 |
| 二、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
| 三、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2008-2013 年印度经济增长特征 |
| 一、金融危机对印度经济的影响 |
| 二、印度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 |
| 三、印度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
| 第四章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与挑战 |
| 第一节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现状与特点 |
| 一、莫迪执政以来经济增长现状 |
| 二、莫迪执政以来经济增长特点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举措与成效 |
| 一、莫迪政府刺激经济的主要举措 |
| 二、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主要成效 |
| 第三节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
| 第五章 印度经济增长动力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支出法的印度经济增长动力实证分析 |
|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说明 |
| 二、回归模型与检验 |
| 三、实证结果 |
| 第二节 分别考虑进出口因素的模型修正与实证分析 |
| 一、数据整理和变量选取 |
| 二、建立模型和检验 |
| 第三节 基本实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第六章 莫迪2.0时代印度经济增长前景 |
| 第一节 莫迪再次执政的主要经济举措 |
| 第二节 印度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印度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9）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和论文结构 |
| 二 债务问题相关概念 |
| 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一章 非洲债务问题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非洲债务形成与发展的逻辑 |
| 第二节 非洲债务问题历史回顾 |
| 一 第一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
| 二 第二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
| 三 第三个时期(2000 年至2008年) |
| 四 第四个时期(2008 年至2019年) |
| 第三节 国际主权债务的处理机制 |
| 一 双边主权债务处理:巴黎俱乐部 |
| 二 多边主权债务处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国家贷款情况 |
| 第四节 非洲债务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
| 一 非洲国家的投融资需求及资金瓶颈 |
| 二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主要关注点 |
| 第二章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特点及成因 |
| 第一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可持续性分析 |
| 一 基于静态指标分析 |
| 二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DSF) |
| 三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主要特征 |
| 四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总体可控 |
| 第二节 非洲债务问题的比较分析 |
| 一 地区横向比较 |
| 二 历史纵向比较 |
| 第三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 |
| 一 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单薄 |
| 二 债务结构出现不良趋势,债务不稳定性增加 |
| 第四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 |
| 一 对外依赖的思想惯性与政治民主化的相互强化 |
| 二 市场化融资迅猛增长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共同作用 |
| 三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来消化 |
| 第三章 非洲债务问题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肯尼亚案例分析 |
| 一 肯尼亚宏观经济现状 |
| 二 肯尼亚债务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吉布提案例分析 |
| 一 吉布提宏观经济现状 |
| 二 吉布提债务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非洲资源国案例分析 |
| 一 刚果(金)案例分析 |
| 二 刚果(布)案例分析 |
| 三 赞比亚案例分析 |
| 第四章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影响 |
| 第一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对非洲的影响 |
| 一 偿债负担及风险快速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 |
| 二 外债来源多元化增大了非洲国家抵抗风险的难度 |
| 三 非洲资源型国家的再融资成本和风险明显上升 |
| 四 非洲国家应加强债务管理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融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21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 |
| 二 中国对非贷款的主要特征 |
| 三 中国主要对非贷款机构 |
| 四 中非融资合作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
| 一 直接导致中国对非贷款风险上升 |
| 二 影响中国企业对非贸易、工程承包和投资经营 |
| 三 中国在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的角色引发争议 |
| 四 暴露出中国对非投融资合作管理的问题与不足 |
| 五 中非经贸合作提质升级面临紧迫压力和新机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英文着作和报告 |
| 二 英文期刊论文 |
| 三 英文网络资源 |
| 四 中文着作和译着 |
| 五 中文期刊论文 |
| 六 中文网络资源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动态评述 |
| 一 关于南亚地区的研究 |
| 二 关于印度安全战略的研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结构和创新 |
| 一 论文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的结构 |
| 三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相关界定 |
| 一 安全的内涵 |
| 二 安全观的流变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战略 |
| 一 安全战略研究的兴起 |
| 二 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 |
| 第三节 战略文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
| 一 战略文化及其内涵 |
| 二 战略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要件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文化渊源 |
| 一 现实主义:考底利耶《政事论》思想 |
| 二 理想主义:阿育王“达摩”思想 |
| 三 等级秩序:印度教的秩序观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塑造 |
| 一 全球诉求:“有声有色大国”的地位 |
| 二 地区诉求:南亚次大陆的霸主 |
| 三 双边关系: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 |
| 第三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 |
| 一 奉行经济实力优先的政策 |
| 二 “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胁 |
| 三 “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 |
| 四 提升与世界性大国的关系 |
| 第四节 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体系 |
| 一 国家安全决策的机构设置 |
| 二 国家安全决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突出特点 |
| 第一节 半封闭的地缘政治为依托 |
| 一 相对隔绝的次大陆 |
| 二 “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 |
| 三 日趋重要的战略要冲 |
| 第二节 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
| 一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 |
| 二 印度教主要的教派组织 |
| 三 频发的教派冲突 |
| 四 尚未完成的世俗主义转型 |
| 第三节 “东向政策”到“东向行动” |
| 一 “东向政策”:向东盟主动出击 |
| 二 “东向行动”:经济与安全并举 |
| 三 “东向行动政策”的多维影响 |
| 第四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东北部分离运动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东北部与中央关系长期紧张 |
| 二 东北部主要的分离运动 |
| 三 以国家统一整合分离运动 |
| 第二节 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
| 二 印巴克什米尔战争 |
| 三 克什米尔问题走势 |
| 第三节 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 |
| 二 中印边界问题的交涉 |
| 三 中印边界洞朗对峙事件 |
| 四 中印边界问题解决机制 |
| 第四节 “印太”战略与印度国家安全 |
| 一 美日印澳战略利益的再塑 |
| 二 “印太”战略的战略意图 |
| 三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 |
| 四 “印太”战略的基本走势 |
| 第五章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巩固了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 |
| 一 以实力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
| 二 申请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 |
| 第二节 对南亚一体化的双重影响 |
| 一 战略互信缺失,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
| 二 印巴安全困境,次区域合作异常顺利 |
| 三 整合南亚邻国,缓和地区安全局势 |
| 第三节 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
| 一 国际海洋通道问题 |
| 二 跨境水资源治理问题 |
| 三 中印高层交流机制的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档案 |
| 英文档案 |
| 中文着作(含译着) |
| 英文着作 |
| 中文论文(含译文) |
| 中文学位论文 |
| 访问网站 |
| 中英文对照表 |
| 致谢 |
四、电力，再度短缺？（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走出去：印度[J]. 张爽. 电器工业, 2021(12)
- [2]中国式能源危机[J]. 武魏楠,龚捷. 能源, 2021(11)
- [3]电荒预警[J]. 武魏楠. 能源, 2021(08)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6]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7]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探析[D]. 曾帝. 新疆大学, 2020(07)
- [8]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D]. 谭力川.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9]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D]. 蒲大可.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彭东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