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南巡谈话公开报道的前前后后（论文文献综述）
陈方涛[1]（2021）在《非虚构写作《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及记者阐述》文中认为非虚构写作《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是笔者的毕业作品,共计2万多字。选择宋小霞作为核心的采访对象,是因为她和扶贫车间的故事,在我国农村的扶贫与脱贫工作中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宋小霞的经历,诠释了个人成长、梦想、奋斗,要与时代命题、故乡发展、国家繁荣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意义。通过这部作品,笔者想把我国西北山村脱贫的真实现状描摹出来,为伟大的脱贫攻坚事业做注脚。这部作品,由笔者通过实地采访方式,前后历时半年多完成。内容聚焦在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甘肃省庄浪县,有一位叫宋小霞的普通女性,建立宫灯扶贫车间,为当地留守在家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带领他们脱贫致富。宋小霞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她懂得生活的悲悯和同情,也更懂得如何去帮助身边的人。本文分别从选题与采访、叙事、写作风格和特点、收获与思考四个方面对《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的创作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对采访对象跨年度、跨时空的跟踪记录,确保了写作素材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严格按照非虚构写作和新闻六要素的要点来完成作品的创作,重点凸显了作品的纪实风格特征。同时,写作四元素的话语逻辑和叙事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让作品语言更加具备趣味性和可读性的美学欣赏价值。
汪大贺[2]（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徐浩[3]（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毕小龙[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的稳步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弱导致21世纪的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河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21世纪初以《中国震撼》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在改革开放后更以空前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并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他们对中西关系的看法虽然是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因此,基于社会思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演变特点,兼顾一般规律和时代特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分析工具,辅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本文选择《河殇》《中国可以说不》《中国震撼》作为对应的三个时间段中主要社会思潮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这三本书中的中西观及其引发的争议,还原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中国社会思潮在这三个时间段中所反映的中西观全貌。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演绎法和归纳法。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主要包括对中西战略关系、中西发展现状、中西发展趋势的判断。中西观的形成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不同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对中西关系现状和趋势进行认识的过程。中西力量对比与组合是自变量,中国民众的利益诉求是中介变量,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是因变量。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文明主导权的转移都会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演变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从弱国心态到强国心态、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因为无法全面掌握准确的信息或者无法正确解读掌握的信息,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经常出现偏差。党和政府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更多的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中西观。
韩联郡[5]（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方晓[6]（2018）在《中国-新加坡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文中指出政府间合作项目是中国-新加坡合作的主要内容,但是两国间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存在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自新加坡建国直到拉惹勒南访问中国,冷战背景下双方几乎没有往来。李光耀访华后中新两国开始接触,新加坡逐渐摒除了对中国威胁的防范心理,而中国也不再视新加坡为敌人。双边关系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迅速升温,李光耀频频访问中国,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为中国政府担任对外开放和旅游业顾问,彼此对对方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在互相了解与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两国从1994年开始先后展开了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互联互通项目三个国家级的合作项目。作为一对大国与小国的双边关系,中新之间能够产生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有赖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与中国对新加坡的劝导。正是中国一直以来以务实忍让的姿态对待新加坡,照顾到了小国的脆弱性及因此而形成的敏感心理,使得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顺利形成并产生了诸多成果。对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发展过程的梳理与形成原因的分析既为中国与其他小国交往提供了参照,也为大国如何与小国相处树立了榜样。
李阳[7]（2018）在《对外投资中“高层外交”和“落地管理”之间的张力及其分析 ——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为例》文中指出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一直专注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为新加坡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效果,也让其积累了丰富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经验,但是,到1990年,由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等原因,新加坡吸引外资的竞争力急剧下降。中国在改革开放过后,也将吸引外资列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虽然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却缺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在这个背景下,中新双方高层领导人达成了建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共识。这背后的逻辑是中新双方优势互补,新加坡有丰富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制造成本低廉且市场潜力巨大,通过合作建设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在中新“高层外交”的推动下,苏州工业园区在建设初期（1994年至1997年）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绩,它的外国直接投资率一直为全国最高,但是1997年过后,它的竞争力却急剧下降,陷入危机,最终导致新加坡政府让出园区大股东位置,退出了园区运营管理。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在“落地管理”阶段,该项目遭遇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不一致、不连续的政治风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中政治风险的具体体现为苏州新区针对苏州工业园区的恶意竞争、新加坡政府和苏州市政府关系恶化,而新加坡政府受到的国内政治压力和中新两国的文化差异则是次要原因。
赵祥云[8]（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提出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高飞[9]（2017）在《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文中提出议题设置能力被称作软实力的“第二张面孔”。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硬实力的争夺转向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更加注重软实力尤其是话语权力及其集中体现的议题设置能力的争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力的强弱,事关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全媒体时代掌握舆论引导和价值引领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话语权,事关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更事关中国人民能否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出、设置和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议程,从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集中讨论并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方向和进程的话题。“关注”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前提和出发点,能否形成“讨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成功与否的关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最终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本质是一定阶级思想表达权、利益诉求权和价值引领权的“三权统一”,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够表达一定阶级的思想,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价值冲突,从而维护和实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具有阶级性、能动性、创新性、动态性以及时代性的特征。实质上,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要解决的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言什么”、“怎么说”的问题。议题的本质是一种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议题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可以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热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力,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效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借鉴和吸收了与该文相关的其它理论,作为该文的理论依据。大众传播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尤其是大众传播理论中的议题设置理论、框架理论和政治传播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政治动员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社会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是实现政治动员的有效方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政治动员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理论以及西方一些学者的政治动员理论也成为本文的理论依据之一。思想掌握群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不仅对此有相当丰富的论述,中国共产党更是将思想掌握群众理论与中国革命、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使思想掌握群众理论成为教育、影响、凝聚和引导群众的重要理论,故思想掌握群众理论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另外,古今中外,通过一定的议题设置,阐述与传播自身或某一阶级、国家的思想和主张,实现与维护特定的利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古今中外议题设置实践的梳理,探索和总结议题设置的规律,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提供参考,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实践依据。本文还对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过程和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不同于一般的舆论议题设置,它不仅要吸引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使民众对相关议题的态度和意见表达出来,更需要通过对议题的设置,改变人们主观认识世界,进而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这就形成了通过加强调查研究——科学凝练议题——主动设置议题——引领主导议题——落实解决议题——评估反馈议题的基本过程,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与西方舆论议题的显着区别,即它以调查研究为起点,而不是凭空捏造议题,以落实解决议题为归宿,而不是只作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盖的“空中楼阁”,这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以需求导向、主体互动、知行统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基本规律,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时效性。推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力是本文的“初心”,也是本文的归宿。本文认为,推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力要从五个方面着眼:一是要加强调查研究,二是要定期进行研判,三是要凝练重大主题,四是要主动设置议题,五是要引导实践方向。这五个方面形成了以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为起点,以引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深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归宿的动态设置过程,在循环、往复中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力的提升。
贾庆军[10]（2016）在《美国南海政策史研究》文中认为自美国涉足南海以来,南海问题便融入越来越多的美国因素。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强势、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给南海问题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美国已成为影响南海问题最具全局性和决定性的外部因素,南海问题也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的重大问题。何以如此?本论文希望从历史中找出答案。本论文从历史角度系统地论述了美国从1950年到201 5年的南海政策,它包含以下主要内容:第一章是1950年前美国与南海关系的历史回顾。本章从美国海上力量兵临南海、美国对菲律宾领土的界定和美国觊觎南海地缘战略价值三个方面回顾了 1950年前美国与南海的关系。本章最后得出结论:1950年前美国与南海的关系是1950年后美国南海遏制中国政策的缘起。第二章是1950年至1970年的美国南海政策。这时期美国主导制定《旧金山对日和约》,公开否决中国南海主权;还在南海周边构建军事同盟围堵中国;公然直接侵犯中国南海主权;对中国几百次的抗议置若罔闻,而对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侵占中国南海岛礁放纵和偏袒。本章最后得出结论:美国在南海打造“防共”防波提,意图遏制共产党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第三章是1971年至1991年的美国南海政策。这时期中国和美国走近,结成了“准同盟”,共同对付苏联的霸权威胁。这使得美国过去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南海政策发生了变化。美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上采取“中立”政策,这从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可以看出。虽然如此,美国在实际行动中还是对中国有所防范。防范中国的意图尤其表现在美国更加重视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南海,美国遏制苏联的同时,更多的是为了遏制了中国,因为南海的绝大部分是中国的。美国这种表面“中立”、背后仍防范中国的南海政策在1989年到1991年间逐渐了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满怀希望的“和平演变”彻底失败了。这给美国以极大的震撼。美国立刻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宣布制裁中国。美国重新采取公开遏制中国的政策。本章最后得出结论:无论是美国的“隐性遏制”还是美国的“显性遏制”,意识形态因素一直左右着这时期的美国南海政策。第四章是克林顿政府的南海政策。打着反共反华旗号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一方面仍顽固抱守冷战意识形态思维,攻击中国的人权,又一方面警惕中国的崛起,害怕中国会威胁到美国的霸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遏制色彩越来越重,这种遏制的重心也由防范中国意识形态转移到防范中国崛起。而且,冷战后南海地缘战略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军事价值的增加给美国遏制中国提供了条件。美国把南海当做遏制中国的重要战场。由此,美国改变过去自己一直宣称的对南海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主张,而采取偏向越南和菲律宾的南海主张。本章最后得出结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南海政策的重心就转移到遏制中国崛起上。第五章是小布什的南海政策。这时期,虽然美国对外政策重点是反恐,但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仍然妄图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与克林顿政府不同,小布什政府没有直接介入南海主权争端,而是更侧重利用南海地缘战略价值来遏制中国。例如,主张南海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加强美菲同盟关系及支持菲律宾的军力发展、签订双边军事协议、频繁举行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加强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及支持越南的军力发展、介入南海资源开发、主导构建多层次的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强化在南海周边的军事部署,等等。本章最后结论:小布什政府的南海政策坚持遏制中国崛起。第六章是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这时期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增加。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战略矛头直指中国。受此影响,美国加强军事部署,巩固和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前沿存在”;加大军援菲律宾和越南,并在主权争端中偏袒它们;积极推动南海主权争端法律化,企图否定中国南海主权;积极拉拢东盟和区外大国插手南海事务,组建南海遏华联盟;强化“航行自由”,直接挑战中国南海主权。奥巴马政府深度介入南海争端的原因在于,它不相信中国提出的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认为中国不会和平崛起,南海争端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抵销战略”的最佳支点。本章得出最后结论: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加大遏制中国崛起。。考察1950年到2015年的美国南海政策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体会:美国南海政策随南海地缘战略价值的增加而不断演变;遏制中国是贯穿美国南海政策史的主线;遏制中国的重心由“意识形态”转到“中国崛起”;遏制中国是南海问题激化的重要推手;遏制中国影响了中国与他国的关系。
二、邓小平南巡谈话公开报道的前前后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邓小平南巡谈话公开报道的前前后后（论文提纲范文）
（1）非虚构写作《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及记者阐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选题、采访、内容概述 |
| 1.1 《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选题线索 |
| 1.1.1 选题线索:新闻学子国庆采风庄浪行 |
| 1.2 《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的采访 |
| 1.2.1 采访时间:2020年10月到2021年3月 |
| 1.2.2 采访方式:实地采访 |
| 1.2.3 采访场景:扶贫车间、庄浪梯田、村庄 |
| 1.2.4 主要采访对象:宫灯扶贫车间负责人宋小霞及车间工人 |
| 1.3 《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内容概述 |
| 第二章 非虚构写作和《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叙事分析 |
| 2.1 非虚构写作和真实性原则 |
| 2.1.1 非虚构写作的内涵 |
| 2.1.2 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
| 2.1.3 非虚构写作和真实性原则 |
| 2.2 《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的叙事分析 |
| 2.2.1 叙事主题:讲述脱贫故事,突出时代精神 |
| 2.2.2 叙事视角: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 |
| 2.2.3 叙事结构:戏剧式线性和套层非线性结构 |
| 第三章 《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的纪实风格和写作特点 |
| 3.1 纪实风格的呈现 |
| 3.1.1 现实主义题材:一个“大时代、小人物”奋斗和梦想的故事 |
| 3.1.2 细节和人物:还原真实的生活场景 |
| 3.1.3 图片的力量:产生共情的思考 |
| 3.2 作品的写作特点 |
| 3.2.1 写作四元素:作品内容结构的话语逻辑 |
| 3.2.2 时代意义: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 |
| 3.2.3 贴近与凝视的写作:彰显人文主义关怀 |
| 第四章 《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创作的收获、困难及遗憾 |
| 4.1 写作和采访的收获 |
| 4.1.1 如何沟通:零距离靠近采访对象 |
| 4.1.2 如何采访和写作:大跨度的、不间断的现场跟踪记录 |
| 4.1.3 如何寻找细节:用细节点亮人物 |
| 4.1.4 如何把握记者“四力”:在采访和写作的实践中历练 |
| 4.2 采访与写作中遇到的困难 |
| 4.2.1 采访遇到的问题 |
| 4.2.2 写作遇到的问题 |
| 4.2.3 作品标题的最终确定 |
| 4.3 采访和写作之中的遗憾和不足 |
| 结语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22000 余字) |
（2）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 一、禁区的突破 |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难点与研究重点 |
| 第一章 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解读 |
| 第一节 中西观聚焦的三大核心问题 |
| 第二节 基于认识的中西观形成机理 |
| 第三节 导致中西观出现偏差的原因 |
| 第四节 时代主题转换与中西观演变 |
| 小结 |
| 第二章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8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河殇》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河殇》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三章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9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可以说不》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四章 21 世纪前18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1 世纪前18 年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震撼》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震撼》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总结与思考 |
| 第一节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思潮和中西观 |
| 第二节 当代中西观演变的两个特点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 第四节 引导知识分子形成正确的中西观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6）中国-新加坡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合作前的酝酿(1976-1992) |
| 第一节 拉惹勒南访华与李光耀访华 |
| 第二节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
| 第三节 吴庆瑞在中国 |
| 第四节 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 |
| 小结 |
| 第二章 初步合作的尝试(1992-2004) |
| 第一节 苏州工业园的诞生 |
| 第二节 矛盾与调试 |
| 小结 |
| 第三章 合作的深化(2004-) |
| 第一节 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 |
| 第二节 中新天津生态城 |
| 第三节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
| 小结 |
| 第四章 两国间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第二节 小国对大国的信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7）对外投资中“高层外交”和“落地管理”之间的张力及其分析 ——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导言 一、论文选题及研究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方法、论文框架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 |
| 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背景与动因 第一节 |
| 新加坡的区域化战略 第二节 |
| 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三节 |
| 中新双方战略达成一致 第二章 |
| 中新“高层外交”推动下的苏州工业园区初期建设 第一节 |
| 苏州工业园区的组织架构 第二节 |
| 硬件建设 第三节 |
| “软件传输”项目 第四节 |
| 双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第五节 |
| 成功的初期建设 第三章 |
| 苏州“落地管理”中的问题与危机 第一节 |
| 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节 |
| 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 第三节 |
| 新加坡政府与苏州市政府关系恶化 第四章 |
| 新加坡退出 第一节 |
| 退出细节及其它退出原因 第二节 |
| 新加坡退出后的苏州工业园区 第三节 |
| 苏州工业园区项目的意义 结语 参考文献 |
（8）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简述 |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奠基期 |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转型期 |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探索期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 第二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比较 |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 第三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 |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着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导论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的缘起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价值 |
| 第一节 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 |
| 一、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热点 |
| 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 |
| 三、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 |
| 第二节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 |
| 一、主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 |
| 二、主导意识形态领域价值交锋 |
| 三、主导社会多元文化有机融合 |
| 第三节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力 |
| 一、引导社会思潮 |
| 二、批驳错误议题 |
| 三、凝聚社会共识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依据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大众传播理论 |
| 二、政治动员理论 |
| 三、思想掌握群众理论 |
| 第二节 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古代议题设置实践 |
| 二、西方社会议题设置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议题设置实践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本质意蕴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内涵 |
| 一、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议题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本质 |
| 一、思想表达权 |
| 二、利益诉求权 |
| 三、价值引领权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特征 |
| 一、阶级性 |
| 二、能动性 |
| 三、动态性 |
| 四、创新性 |
| 五、时代性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过程规律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过程 |
| 一、开展调查研究 |
| 二、科学凝练议题 |
| 三、主动设置议题 |
| 四、引领主导议题 |
| 五、落实解决议题 |
| 六、评估反馈议题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规律 |
| 一、需求导向规律 |
| 二、主体互动规律 |
| 三、知行统一规律 |
|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有效推进 |
| 第一节 加强调查研究 |
| 一、聚焦重大问题 |
| 二、关注热点问题 |
| 三、紧扣利益问题 |
| 第二节 定期进行研判 |
| 一、加强信息收集 |
| 二、完善研判机制 |
| 三、着重科学分析 |
| 第三节 凝练重大主题 |
| 一、分析社会需求 |
| 二、把握重大交锋 |
| 三、善于积极谋划 |
| 第四节 有效设置议题 |
| 一、议题设置恰当 |
| 二、议题话语生动 |
| 三、议题时机合适 |
| 第五节 引导实践方向 |
| 一、引导交往实践 |
| 二、引导改革实践 |
| 三、引导发展实践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美国南海政策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论文选题的理由与意义 |
| 二、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论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本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50年前美国涉足南海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海上力量兵临南海 |
| 一、美国与南海的关系始之于贸易 |
| 二、美国海上军事力量兵临南海 |
| 第二节 美国对菲律宾领土范围的界定 |
| 一、美西《巴黎和约》和《华盛顿条约》 |
| 二、《美英条约》 |
| 第三节 美国觊觎南海地缘战略价值 |
| 一、法国和日本争夺南海 |
| 二、日本占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
| 三、《开罗宣言》暗藏玄机 |
| 四、美国“帮助”中国接收南海诸岛 |
| 第二章 1950年至1970年的美国南海政策:敌对下的对华遏制 |
| 第一节 主导《旧金山和约》 |
| 一、拒绝《旧金山和约》给予中国南海主权 |
| 二、拒绝两岸中国人参加对日和会 |
| 第二节 构建南海军事包围 |
| 一、美国确立南海遏制中国政策 |
| 二、美国构建南海遏制中国军事包围圈 |
| 第三节 美国南海政策诱导南海主权争端爆发 |
| 一、美国的侵犯遭到中国抗议 |
| 二、美国南海政策诱导菲律宾侵犯中国南海主权 |
| 三、美国南海政策诱导越南侵犯中国南海主权 |
| 第三章 1971年至1991年的美国南海政策: “中立”下的对华遏制 |
| 第一节 “中立”政策与美苏南海争夺 |
| 一、美国对1974年西沙海战的立场 |
| 二、美国对1988年赤瓜礁海战的立场 |
| 三、美国与苏联争夺南海控制权 |
| 第二节 重回遏制: 美国加强关注南海主权争端 |
| 一、从“和平演变”到“重回遏制” |
| 二、美国加强关注南海主权争端 |
| 第四章 克林顿政府的南海政策: 开始遏制中国崛起 |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遏制中国 |
| 二、接触中国 |
| 第二节 冷战后南海地缘战略价值增加 |
| 一、南海地缘战略经济价值增加 |
| 二、南海地缘战略政治价值增加 |
| 三、南海地缘战略军事价值增加 |
| 第三节 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主权争端 |
| 一、1992: 影响克林顿政府南海政策关键年 |
| 二、“美济礁事件” |
| 三、遏制中国崛起: 克林顿政府南海政策新目标 |
| 第五章 小布什政府的南海政策: 坚持遏制中国崛起 |
| 第一节 “4.1”中美撞机事件与美国的“FON”计划 |
| 一、“4·1”中美撞机事件 |
| 二、“FON”计划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南海政策 |
| 一、提高威慑中国的军事能力 |
| 二、加强美菲军事同盟关系 |
| 三、加快发展与越南的关系 |
| 第六章 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加大遏制中国崛起 |
| 第一节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
|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 |
| 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三、盖茨和希拉里拉开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序幕 |
|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深度介入南海主权争端 |
| 一、加强军事部署 |
| 二、加大军援菲律宾和越南 |
| 三、强化“航行自由” |
| 四、积极推动南海主权争端法律化 |
| 五、积极构筑“南海遏华联盟” |
| 第三节 奥巴马政府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原因探析 |
| 一、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不会和平崛起 |
| 二、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心存戒心 |
| 三、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实施“抵销战略” |
| 结语 |
| 附录一 美国南海政策史料摘录(1898-2015) |
| 附录二 1995年5月1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南海立场的声明 |
| 附录三 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关于美国南海立场的声明 |
| 附录四 2014年12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海洋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个人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邓小平南巡谈话公开报道的前前后后（论文参考文献）
- [1]非虚构写作《宋小霞和她的扶贫车间》及记者阐述[D]. 陈方涛. 兰州大学, 2021(02)
- [2]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D]. 毕小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5]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6]中国-新加坡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D]. 方晓. 暨南大学, 2018(06)
- [7]对外投资中“高层外交”和“落地管理”之间的张力及其分析 ——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为例[D]. 李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2)
- [8]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D]. 高飞. 武汉大学, 2017(06)
- [10]美国南海政策史研究[D]. 贾庆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