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画的渊源

一、浅谈文人画的渊源（论文文献综述）

武晓舟^[1]（2021）在《固本求新——陈师曾与他的绘画人生》文中提出民国初年,陈师曾在艺术界的影响力很大,尤其表现在绘画方面。本文从两方面出发,论述了陈师曾对文人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与创新。此外,又结合时间性、地域性,探索其绘画风格。

李冠嫾^[2]（2021）在《以老子哲学探现代水墨之型变 ——由刘国松艺术符号辨析》文中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下,各地的艺术逐渐发展出在地区域特色与全球化发展结合的丰富面貌,而水墨为一项源自中国传统的艺术,具备了中国文化载体的意义,因而成为全球在地化趋势中的一个重要的、极具价值的研究范畴。而在现代水墨艺术当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老子哲学,体现在许多现代水墨艺术作品当中,本文将探讨受到中国传统文脉的老子哲学影响的现代水墨艺术家刘国松,其艺术实践中的美学图像符号。本文首先分析老子哲学与美学图像符号,谈及图像与符号的关系,而后整理老子哲学体现在传统及现代水墨艺术中的美学图像符号,再者,文章聚焦在水墨艺术家刘国松及其老子哲学思想的渊源与影响。进一步再以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刘国松整体水墨艺术作品中的美学符号,并以之分析个别作品当中的美学符号。透过图像学方法分析刘国松水墨艺术中的老子哲学的影响及美学符号,可以了解其对水墨艺术发展的重大影响、价值与意义。

苏叶^[3]（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缪阳^[4]（2021）在《民国碑体书风传承与审美创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1912-1949）的书法,承晚清碑学大兴之余绪,受中西文化碰撞融合之滋养,书家们继续从各个方面探寻着新的书法艺术规范。从书法创作的主体来看,许多是跨越清末民初的具有代表性的书家学人。进而从取法上看,碑派书法仍然成为民国许多书家的选择。由此,形成民国书风洋洋大观之气象,碑体书风的曲折传承之功不可小觑。本文将民国对碑体书法创作的实践与碑体书风在民国的形成及其审美创造进行探究,第一部分,从民国碑学思想之渊源入手,溯至清代碑学思想的萌生、发展及创新;拓至因时代变迁导致文化转型对书学审美取向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结合受碑体书风影响的着名民国书家学人及其创作,运用书法美学范畴理论,探析民国碑体书法创作所蕴含的风格特征。第三部分,挖掘民国碑体书法传承与创造背后的审美趣味之新变,为书法学习和创作提供新思路。

邓经儒^[5]（2021）在《“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美育”的历史线索的审视下,本身怀着极大差异的画学理念的蔡元培和陈师曾,为了促成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下略称:画法研究会）的合作,两者分别在会中的教学实践上修正自身本来的理念,成为一种共融的合作模式。此被笔者称之为“妥协”的教学行径。文中尝试提出的“美育”概念是蔡元培与陈师曾得以在画法研究会共同合作的重要因素,这因素在过往的美术史研究中隐而不显,受到忽视。陈师曾离任该研究会的“专门导师”正是因为陈氏与蔡氏之间对于民国的图画教育发展意见的分歧,其中包括了“中国画”与“西洋画”之间的讨论。在他们的合作过程中,他们在图画和艺术教育的见解与实践,展现他们在响应“美育”认知概念下所进行的思考和行动。简言之,蔡元培的绘画教育的理念是基于结合欧洲启蒙时期的美学思想与富国强兵的“实利主义”的美育思想;陈师曾的绘画教育及艺术实践则是一种坚持“传统”和同时建构“传统”的“传统主义者”。为此,本文尝试从陈师曾“文人情结”、其对于“艺术”的理解及其对于中国绘画历史见解的三个角度认识陈氏何以建构“传统”,以更进一步地认识陈氏与蔡氏在画法研究会时他们的画学思想之间的张力。因此,本文希望以跨国族（transnationalism）与跨文化的角度,尝试提出两个要点:一,陈氏的“文人画”理论的诞生不但跟画法研究会有关,也与“东洋”（日本）关系密切;二,指出陈氏推崇文人画是一种跨国族的文化实践,以展现在陈师曾与蔡元培在绘画教学上之争是非常复杂的全球化网络下的历史事件,而非单纯的“传统-现代”与“东方-西方”的二元逻辑之争。

王忠民^[6]（2021）在《王一亭花鸟画研究》文中提出王一亭（1867-1938）是20世纪继吴昌硕之后海派重要的写意花鸟画家之一,与吴昌硕并称“海上双璧”。其写意花鸟画风与任伯年、吴昌硕画法风格一脉相承,并吸收了西洋画法特点,又与民间美术相融,雅俗共赏。作为主体和研究对象的王一亭,在民国的场域中是多重身份的集合体,并非是后世所建构的艺术家或商人这样较为单纯和片面的身份。因而,我们对于王一亭的解读,应把其置放在整个海派的背景下。在民国时期不仅延续了金石入画这一传统画学,而且在写意花鸟画的现代化实验领域和现代展览机制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晚清到民国时期政坛复杂而又多变,王一亭身兼书画家、艺术活动家以及艺术赞助人为一身的综合身份以及在海上画坛的位置和影响力使其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多重身份建构的主题及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形塑了王一亭的花鸟画风,而花鸟画创作,亦成为王一亭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艺术与生活,相互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博涉与精取”的高度。本文详细梳理和探讨王一亭绘画早期的博涉与日常生活及交游之间的形构关系,并将之置放于民国上海这一具有“世界场域”的租界城市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细致考察,探讨王一亭的“博涉与精取”为其写意花鸟画带来的重大影响。其一,笔者对于王一亭花鸟画风格特征以及散见于画跋中的艺术思想进行理论透视,从中管窥王一亭的绘画观念和审美思想;其二,在此论述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王一亭日常生活、交游与画风建构的关系,并试图厘清王一亭花鸟画风格成因的背后社会因素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形塑。最后,笔者以其花鸟画创作中福寿吉祥题材为例,着重探讨并试图厘清王一亭花鸟画创作题材、风格与心理认同的关系。微观而言,探讨作为主体的王一亭在多元的文化情境中进行的个体选择与价值认同;宏观而言无疑是民国时期历史语境下“文化转型”这一时代大潮对于类似王一亭——作为多重身份交融的个体的“投射”。总之,本文在探讨王一亭及其所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王氏在近代美术史的文化转型中的问题和现象;王一亭的博涉与精取为其花鸟画风格演变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而王一亭的绘画经历和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在探索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上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杨颖^[7]（2021）在《夏圭《溪山清远图》艺术表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溪山清远图》创作渊源、师承关系、风格流变与创新艺术表现技法剖析为研究路径,认为南宋夏圭的长卷山水创作,重点基于横卷之中移动视点法与水墨写意法的结合表现,从而获得统一而复杂的空间感受。使《溪山清远图》具有南北兼容的文化审美风格,开启后世文人长卷山水畅神意境。论文第一部分,通过南宋的时代背景与地域变迁、长卷写意山水形态特征、夏圭师承关系与作品风格传承,分析夏圭长卷写意山水创作渊源。表明自南宋起水墨长卷绘画开始强调描绘心理上的神游畅想,对无限空间表达美好神往。第二部分,梳理南宋前与南宋时期的长卷写意山水画形态演变,分析夏圭长卷创新画法与独特意义,表明在南宋,夏圭对长卷山水画的实践及其《溪山清远图》的独特意义。第三部分,通过长卷布局结构、水墨写意画法表现和移动视点运用等方面对《溪山清远图》画法进行论述。总结夏圭创作长卷山水画时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第四部分,分析《溪山清远图》文化审美语境承接延续,与其对后世长卷写意山水创作风格的发展,从中可见夏圭长卷山水画实践创新对后世文人山水画的积极影响,体现其文化审美的演变反映,以及赋予的美学意义。由此笔者认为,南宋夏圭《溪山清远图》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与研究价值,其画面艺术表现方法,致力于唤醒观者对于长卷画面空间的感性体会,并具有南北兼容的审美风格。表明最早在南宋时期就开启文人山水的新视野的枢纽。在当下,长卷水墨山水美学意义需要被进一步认识。

付永军^[8]（2021）在《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世纪60年代末,日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改革运动,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始了工业化浪潮。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州第一个走上了近代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在这场改革中,文化领域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开始欧洲化,大力发展西化教育,将欧洲的美术教学体系移植到日本的现有教学体系中,由“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洋绘画,推动了日本国内的改革运动。在这种浪潮风气下,日本传统绘画日渐式微,而西洋油画和新兴的日本画形式凸显出来。直至国粹运动的发起,传统的日本水墨绘画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落寞后重新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日本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丰富了日本近现代美术发展的新格局。而被日本称为最后的文人画家的富冈铁斋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孤寂的走上艺术创作之路。本论文以历史时间发展为主要脉络,立足于富冈铁斋在日本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美术作品及文化活动考查,通过对富冈铁斋的绘画作品、艺术思想、艺术交流、美术活动等为对象展开研究,从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寻求这些绘画作品的创作成因以及影响,进而探求出这一历史时期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生成的内在原因,通过对富冈铁斋艺术风格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以及图像学的研究,结合富冈铁斋的生活轨迹全面的分析富冈铁斋艺术风格中蕴含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意蕴,力图呈现富冈铁斋艺术风格,从而探求其生成的过程及特征。本研究以富冈铁斋绘画作品为主要的视觉媒介和研究对象,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分析的具体方法。而对于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研究旨在解决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谱系;分析富冈铁斋绘画的形态、特征以及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显现出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及文化内涵;对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变革以及对当下的价值意义进行探讨。通过对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研究,可以说日本传统绘画源于中国绘画,是中国绘画同根共干的一枝琼花。而十九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运动以前的日本古代绘画,主要受到中国绘画影响,近现代受到西方影响。近年来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应急反应,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日本美术是作为亚洲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十九世纪的日本美术发展历程是美术发展史中的独特典范,这也为我们了解日本美术的总体风貌打下了基础,确立了其在美术史中的位置。

张祉恩^[9]（2021）在《从鉴藏到创作 ——吴湖帆、张大千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吴湖帆和张大千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鉴藏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二人身上多重的社会身份的独特性及其关联性是最引人注意的。从历史上看,画家涉猎书画的收藏、鉴定等创作之外的艺术活动,往往能够开阔其艺术视野,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亦有影响。因此,从任何一个身份对吴湖帆与张大千进行讨论时,其侧面或对立面的身份形象是不能忽视的。本文将书画创作和书画鉴、藏统一起来看,尝试从图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挖掘书画家艺术风格的成因,由此更清晰地了解二十世纪书画鉴藏活动与书画创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内在关系。全文以吴湖帆、张大千为研究对象,就收藏、鉴定、临摹、创作四个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探讨书画鉴藏与画家绘画风格之间的关系。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从“时代”与“个人”两个维度围绕吴湖帆与张大千的收藏进行比较,收藏的品味、偏好和收藏观念,比较吴湖帆、张大千作为同时期书画家身份的收藏家的异同点,以及二人收藏方面的发展脉络。鉴定能力可以说是一个合格、成功收藏家的重要标志和条件,它是书画创作和艺术收藏的综合修养的体现。所以,第二章从“方法”和“理论”两个角度,探讨吴湖帆和张大千在鉴定方法论上的主要成就,综合比较家庭、社会和历史情境及个体本身对二人鉴定观念形成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从诸多方面的比较中揭示鉴定能力的提升对于“画家”身份的鉴藏家的意义。文章第三章将“鉴藏”与“临摹”联系起来,意在说明鉴藏活动在不同画家临摹过程中造成的诸多影响并进行举例论述影响的具体体现,鉴藏活动在不同画家临摹时期的不同影响,以及“鉴藏家”身份对于书画家临摹阶段的影响。但是,不管是鉴藏还是临摹,都不是机械的行为,通过对吴湖帆和张大千的临摹经历、代表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在对待古人、历史画迹的“汲古弥新”的艺术态度。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吴湖帆和张大千二人的创作,从中分析鉴藏活动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以及对创作风格的影响。通过风格形成的过程、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品比较、对艺术的见解等方面的讨论,彰显鉴藏活动在二人创作中所处的地位。研究的重点是比较书画鉴藏活动对吴湖帆、张大千绘画风格的不同影响及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兼论造成不同绘画风格的其他因素。鉴藏与创作,在吴湖帆和张大千二人身上体现出了一枚硬币两面的特征和价值。从绘画实践者和理论探索者的双重角度,结合史实文献,对吴湖帆、张大千鉴藏过的传世画迹、交游活动、当代价值同时作了较为立体的比较研究。除此之外论文还试图从新角度阐述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创作形成的重要因素,着力探讨鉴藏活动对艺术创作影响的嬗变过程,希冀通过不同文献回答鉴藏对创作的影响的同时,更能引发更多研究学者对二十世纪“鉴藏与书画”等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

王少川^[10]（2020）在《李老十“残荷”作品研究》文中提出李老十是上世纪末新文人画运动的代表画家,他的艺术创作始于80年代中期,此时正是新潮美术方兴之时。90年代初,他加入新文人画家阵营,致力于文人画表达方式的艺术创作。李老十主要创作了“残荷”和“鬼趣”两个系列主题作品,论文主要分析、研究其中的“残荷”系列。具体分析讨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分析李老十追求文人画的表达方式,最终选择“残荷”作为主要创作题材的过程;第二分析李老十“残荷”主题作品的基本情况,包括残荷作品的发展变化、残荷作品所描绘的物象、残荷作品的分类以及残荷作品所使用的材料,对残荷作品做总体的描述;第三将“残荷”作品的情感内涵归纳为悲、怜、“老”境;第四将“残荷”作品的笔墨、章法、书法篆刻等形式语言特征做了论述;第五通过与历史上表现荷花的大家及其作品相比较,进一步明确李老十“残荷”作品独特的美学价值与意义。李老十的性格情感特征是其选择文人画表达方式,选择残荷作为主要创作题材的主观因素;他的学习过程、工作经历及他所处的美术环境是“残荷”主题作品创作的客观条件;他除了全面深入研习文人画传统之外还对民间美术、西方美术广泛学习借鉴,这为他“残荷”作品艺术上的成功提供了保障。由于时代原因及家庭出身,李老十“残荷”主题作品的情感内涵超越了传统文人画仅仅抒发个人情感,个人忧患意识的局限,表现出对于一切生命尤其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殷切关注,对于困境中生命的深情怜惜。艺术成就体现于艺术特征,艺术特征取决于艺术语言,李老十对于传统文人画全面深入继承研究,书法、篆刻、古典诗词全方位研习且成就卓着。同时他学习民间美术、西方美术的构图方式、表现语言、意境营造等手段,丰富、拓展了传统文人画的表现形式语言。文章论述了“残荷”作品的美学价值与意义,分析了画家艺术创作成功的因素,这对于美术创作者尤其是国画的创作实践者也将有所裨益。

二、浅谈文人画的渊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文人画的渊源（论文提纲范文）

（2）以老子哲学探现代水墨之型变 ——由刘国松艺术符号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3）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碑体书风传承与审美创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王一亭花鸟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夏圭《溪山清远图》艺术表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鉴藏到创作 ——吴湖帆、张大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李老十“残荷”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谈文人画的渊源（论文参考文献）

• [1]固本求新——陈师曾与他的绘画人生[J]. 武晓舟. 艺术研究, 2021(05)
• [2]以老子哲学探现代水墨之型变 ——由刘国松艺术符号辨析[D]. 李冠嫾.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3]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4]民国碑体书风传承与审美创造研究[D]. 缪阳.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妥协”的美育 ——以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活动为例[D]. 邓经儒.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11)
• [6]王一亭花鸟画研究[D]. 王忠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7]夏圭《溪山清远图》艺术表现研究[D]. 杨颖. 扬州大学, 2021(09)
• [8]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研究[D]. 付永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9]从鉴藏到创作 ——吴湖帆、张大千比较研究[D]. 张祉恩.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10]李老十“残荷”作品研究[D]. 王少川.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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