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19期培训一班“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研讨会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王贵[1]（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事关当下,决胜未来的重大战略考量。在当前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增多的情况下,党的自身建设重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和重要。进入新时代,中国在综合国力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种风险挑战与不确定性因素接踵而至,党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执政考验;在国内,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高质量成为新常态,党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触动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风险挑战不断增多。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新时代之前一段时间存在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致使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变质、党的优良作风变味,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减弱,遭遇了严重的危险和考验,党的自我革命的提出正是顺应时代要求,党的治理实践的需要而做出的理论回应。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精髓的忠实继承,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对党的自身建设的深刻理论总结;汲取了苏联共产党兴衰变幻的惨痛教训,借鉴了域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的经验;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积累的重要理论探索、实践总结,这些形成了党自我革命重要的理论资源。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作为新时代党自身建设重要理论探索,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彰显治党的时代要求。党的自身建设与国家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下,直面问题,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在自我净化、完善、革新与提高的革故鼎新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促进党的建设全方位的革新,始终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带头示范效用,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把党最宝贵的人才资源变成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党思想的探索,体现了相应的理论特质,是党自身建设理论的创新探索。自知方能知不足。党加强自身建设必须以直面危机、审视问题为现实基础,坚持实事求是、辩证分析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把敢于创新、打破禁锢、典型示范、勇于实践熔铸到党自身建设的科学认识中去。理论创新是最基础的创新。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回归政党政治本色,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坚持内外兼修,充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在优良政治文化的熏陶和培育中,形成更高层级文化强党之路。自我革命是敢于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显着标识,塑造了新时代革命者、人民利益的实现者和维护者的光辉形象。党的自我革命理论还必须落到实处方能发挥效用。党是永远的革命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政治领导、强化政治信仰、提高政治能力,矫正领导干部权力观和利益观,加强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建设,以规矩定方圆,用革命手段把反腐败进行到底,构建起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动机制,让党的自我革命有着明确的目标使命,在社会的变化中校准自我革命的航向,运用好监督执纪问责的联合力量,扎紧“制度笼子”、浇筑为政失范“堤坝”,久久为功、方得始终。党的自我革命绝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效长久之策,要始终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长用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锐利武器,形成党“惩治-纠偏-育新”的全过程自我革命新机制。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时代出卷,党的自我革命是最好的答卷,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党建理论,保证党的生机活力,避免陷入“成功者陷阱”,回答了党“继续成功”的未来之问。理论以回答现实之需为要。十八大以来,党通过大刀阔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让党心归位,民心聚拢,党的执政地位更为稳固,人民政治参与度、认同感、获得感持续提升,强大政党领导的强国之路,必将未来可期。
张玉璞[2]（2021）在《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发展之路。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始终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执政理念,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在与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人民利益的科学观点,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进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续力保航。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习近平发挥出超常的政治智慧与魄力,多次针对党员干部应当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进行重点阐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二字也以高达203次的出现频率贯穿始终,深刻体现了习近平心系人民,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使命初心,并最终逐步形成了习近平人民利益观。人民是党重要的执政基础,人民利益至上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当代体现,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文章在分析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时代背景和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回溯人民利益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借鉴,以求探寻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来源以及形成、发展和完善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基础。习近平人民利益观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主要包括人民经济利益、人民政治利益、人民文化利益、人民社会利益、人民生态利益五大方面。同时,习近平人民利益观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使得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指导党做好人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的重要指引。其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利益的价值追求的进一步丰富,形成了解决新时代人民利益矛盾的理论指南,彰显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利益;就其实践价值而言,习近平人民利益观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提升民生建设质量,推进了新时代党的内外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效能,凝聚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习近平人民利益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南与行动纲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为全世界人民实现自身利益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虞强[3]（2021）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文中认为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建构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形成,成为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器运行的基础,巩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升了国家整体能力,促进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焕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对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理论。本文基于价值观生成规律与史实研究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揭示新中国初期集体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与新中国初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历史实践有机联系起来,反映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与党的统领作用、能动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叙事和反思中获得经验启示,从而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当代启示。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第一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和基础。本章分析了新中国初期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认为党的革命追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动力,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直接动力。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由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列宁的集体主义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思想的积极成分等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探索形成了“革命功利主义”“集体主义就是党性”等革命集体主义思想;实践基础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集体主义的探索。第二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客观条件。本章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前提、主体支撑和方向引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条件、决定因素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教育支撑、思想根基和道德基础。第三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考察。本章主要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现路径和形式特点,其中:一元化的宣传引导机制是制度路径;全面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是体系架构;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是动力支撑;一体化的单位社会体制是组织形态。形式特点主要是:注重发展工农教育,提高群众性;注重实施分类教育,提高针对性;注重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提高实践性;注重围绕中心任务,提高渗透性;注重塑造典型示范,提高引领性;注重运用自我批评,提高深刻性。第四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评析。本章主要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影响和存在不足。积极影响主要在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价值引领,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组织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道德标准。不足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的不足影响个体对集体的真正认同;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容易导致个人利益被集体利益所代表与消解;统筹兼顾原则未能充分体现。本章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重要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法制成果——《五四宪法》、政治成果——党的八大精神进行了探析。第五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启示与借鉴。本章论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继承和创新的当代启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必须实现集体主义的创新发展。对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创新进行了实践考察。提出集体主义价值观创新发展的原则是:以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和谐统一为价值旨归;强调集体的真实性和集体利益优先的合理性;确立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多层次标准;建立“公平正义”的利益调节和利益补偿机制;坚持一元化价值导向与多样化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彰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意蕴;注重“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用文化建设滋养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发展等。
郑容坤[4]（2021）在《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文中提出
薛凤冠[5]（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曾毅[6]（2020）在《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藏族传统上康区的核心区域。它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解放初,甘孜州仅有各类干部69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80余名。截止2019年,全州共有各类干部6230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38800余名,藏族干部35800余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全州地区生产总值388亿元,是1950年的1142.5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831元、12808元,分别是1950年的137.7倍和145.5倍;全州18个贫困县（市）、1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22.2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7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党的民族理论和干部政策在甘孜州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运用,其干部队伍建设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对民族自治州而言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以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较多,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把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体现了党的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干部政策优良传统。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无论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要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为念。由于资料获取受限和信息滞后等原因,目前对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范围和领域呈现碎片化特征,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个具体问题,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为基础,以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和干部政策为指导,把甘孜州干部队伍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切入,对甘孜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其自然环境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制约性,以及“治藏必先安康”在“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和把握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回顾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梳理总结解放初期、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等阶段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阶段性特征、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新时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环境下,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面临挑战,存在着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同时,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都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求,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对甘孜州干部队伍的现状调查,从干部队伍结构、履职和职业发展两个重要维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在民族结构、籍贯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较为均衡,但在学历结构、专业学科结构、行政辖区分布结构、行政职级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是干部队伍诸多结构因素中与发展稳定工作密切相关的因素,集中反映出当前干部队伍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以及基层能力薄弱的问题。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继承弘扬“老甘孜精神”,持续加大正风反腐力度,同时对当前较为突出的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严重缺乏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苏彬[7]（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刘晓鸣[8]（2020）在《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审判功能,而且还扮演着党的政策实施者的政治角色,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司法化的使命和任务。政策司法化,即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为载体,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运用于司法审判全过程的实践活动。近年来,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政治性不断被强化。从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从中观层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同时根据地方党委工作大局形成政策性司法文件,服务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微观层面,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将党的政策融入司法审判,以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和困惑。如,法院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官如何将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这些既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亦是长期困扰法官的实践问题。“政策司法化”既是法学理论问题,亦是政治学理论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属于一个“初被探索的领域”。基于此,本文从法律政治学的视角,以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指导性案例的梳理分析,通过对部分法院审判工作的观察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的感受和体会,力求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探究政策司法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判政策司法化的现实状况,科学理性地分析现阶段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困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看,党的政策属于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属于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政策司法化,本质上属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从中国的政法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与推动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司法政策以指导司法审判,其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或“政策转化者”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转化党的政策。地方法院作为地方党委领导的政法单位,其所依赖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上级法院的供给,另一方面来源于司法场域外同级党委的供给,因此,地方法院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主要是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以及地方党委的经济社会政策。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通过在司法裁判中对政策的考量与运用,将政策融入司法审判。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感受和体会,可知:法院执行党的政策不但可以体现为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中观层面地方各级法院对党的政策和司法政策的执行中,而且还体现在微观层面法官的政策思维和裁判行为中。目前,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还是各级法院的法官,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亟需纠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转化为司法政策,还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一是以转化党的政策为要义的某些司法解释缺乏法理基础,有时为了迎合政策或政治需要肆意扩张解释;二是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有时过于突出和强调司法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简单化回应党的政策,消解了司法政策本应具有的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技术的特征。在地方各级法院层面,一是受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甚至党政负责人所谓“大局”的驱动,地方法院及其法官未能正确把握“服务大局”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界限,亦未掌握好地方治理要求与个案处理合法性的平衡。二是受利益偏差、监督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法院运动式、放大式、选择式执行政策。在一线法官层面,由于缺乏法治理念和政策思维,有些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错误地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在裁判文书中简单化地运用政策,缺乏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另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引用政策条文作为裁判依据,致使政策与法律冲突,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针对政策司法化存在的上述问题,应从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三个方面,以提升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层面,首先应当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其次,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回应政策的能力;最后,加强指导案例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使之在通过个案解读法律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层面,通过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矫正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偏差的现象。在法官运用政策层面,首先应当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政策的方式,同时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运用于司法审判,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孙超然[9]（2020）在《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一般而言,行政解释是指行政机关对广义的法律文本做出的解释或说明。在现代国家中,行政解释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国家机关,处于国家权力的交叉地带。因此,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即行政解释及其合法性控制的制度和实践,集中体现了该国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体现了一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特性。我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职权模式,这一模式深受我国法律制度及实践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我国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建立时,原本以立法者解释为重;但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获得法律认可之后,却凭借其强大的行政职权逐渐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侵蚀立法机关的解释权。以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我国构建了独特的法律解释制度。为了尽快地解决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机关在执行少数基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尽可能地限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任意解释,避免行政解释突破法律文本,当时的立法者基于苏联式的“立法者解释至上”的法律解释观念,对不同法律解释问题的解释权进行了分配,把法律中的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问题的解释权保留在立法机关手中,只允许行政机关解释除此之外的一般法律解释问题,希望借此控制行政解释内容的合法性。这一制度中的行政解释,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为基础,以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主动和依申请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公文为主要方式,是一种部门内的法律解释制度。然而这样严格和晦涩的分权规定,却没有同样严格的合法性控制机制,几乎只靠规定本身的权威性以及行政机关主动与立法机关进行互动来维持,立法机关并没有能力对行政解释的内容进行主动的控制,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则是封闭而偏颇的,司法机关的审查也一直相当乏力。因此,这一制度便迅速被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在制度方面,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常常与立法者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相矛盾。而在实践方面,行政机关一方面大量制作行政解释,其中有不少行政解释的内容都超出了立法机关规定的解释权限,对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解释权侵占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大量制定解释或重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将这些文件的解释权归于其制定者,使上位法的解释权层层下沉,形成了解释权下沉现象。而且,我国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解释法律文本,这也是我国行政解释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之所以未能维持,并最终被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由立法者设计的立法者解释制度变为职权解释模式,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行政解释制度过度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只重视行政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中的分权方式较为简陋,可操作性较差,使得行政解释很容易越界。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立法者解释观念与职权解释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机制的普遍无力。此外,陈旧的“立法者解释至上”观念,也是导致我国行政解释制度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参考域外较为成功的行政解释模式,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行政解释可以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授权模式。因为其行政解释制度建立在国会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上,其合法性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全面和动态的控制,在外部和内部、事前和事后、实体和程序的多种控制之下,行政解释得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至于溢出其边界。其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主要是事前和事中的控制,而事后的司法控制则是行政解释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美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总结为“以司法控制为主的全面控制”。美国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中独特的“司法尊重”,鲜明地体现出国会的授权在行政解释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司法尊重”包含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其一是法院对行政解释独特优势的承认,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国会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其二是法院审查范围受宪法或国会成文法限制的情况,它意味着法院对国会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维护;其三是法院基于对自身审查权限或能力的考虑而主动放松行政解释的审查标准,而法院这样做前提条件则是对国会是否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特定法律文本的判断。不过,在司法尊重之外,法院还可能会对行政解释进行一般的高强度司法审查,甚至预设某种反对行政解释的态度。而且司法尊重并不是最高法院一时兴起,将控制行政解释合法性的职责拱手让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法律制度和传统之中,并以行政解释的全面和动态控制为基础:法院对行政解释放松审查或审查受限,往往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解释的控制互为因果。因此,即使法院采取尊重态度,也并不意味着行政解释就可以为所欲为。由此可见,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不能仅依靠司法机关来完成,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同样需要通过事前和事后的监督和控制手段,确保行政解释的合法性。而在其他控制手段乏力的情况下支持司法尊重的做法,将导致法律制度的毁灭。比较中美行政解释模式,我们会发现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以及对行政解释本身的认识程度,对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美国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的经验还向我们显示出,在民主立法、明确授权的制度基础上,如果行政解释能够得到全面和动态的控制,那么法律的含义就能够以较为健康的方式得到更新,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理想的行政解释制度应当在激活立法机关活力和根本控制力的基础之上,以司法控制为基础全面盘活各种国家机关对行政解释含义的控制力,让行政解释能够更好地发挥在各国家机关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以服务于法律含义的探究与更新。
邢伟[10]（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19期培训一班“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研讨会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19期培训一班“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研讨会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重点难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提出 |
| 第一节 自我革命理论的时代背景 |
| 一、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挑战 |
|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
| 三、政党治理的现实状况对党自我革命提出新发展 |
| 第二节 自我革命理论的思想资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自身建设的重要论述 |
|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党自身建设的论述 |
| 第三节 自我革命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历程 |
| 二、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主义政党成败的经验教训 |
| 三、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二章 新时代自我革命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 |
| 第一节 把握自我革命理论的科学内涵 |
| 一、目标体系: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 |
| 二、外在压力: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意志 |
| 三、内生动力: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四、行为体系:“四个自我”否定中实现肯定 |
| 第二节 党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 |
| 一、根本原则: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
| 二、基本要求:党的建设全方位自我革命 |
| 三、关键环节:加强反腐倡廉与干部队伍建设 |
| 四、总体目标: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
| 第三章 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理论特质 |
| 第一节 自我革命理论的显着特点 |
| 一、与时俱进直面问题的时代性 |
| 二、哲学高度的科学性和人民性 |
| 三、破解难题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
| 第二节 自我革命理论的创新探索 |
| 一、党建理论的新认识 |
| 二、治党文化的新探索 |
| 三、政党形象的新塑造 |
| 第四章 新时代自我革命理论的深化探索 |
| 第一节 增强党发展的内生动力是自我革命的根本途径 |
| 一、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 |
| 二、树立领导干部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 |
| 三、夯实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根基 |
| 第二节 健全党的外在约束是自我革命的基本要求 |
| 一、坚定不移反腐败是自我革命的强力抓手 |
| 二、构建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协同机制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保证 |
| 三、健全监督执纪问责机制是党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 |
| 第三节 构建长效机制是党自我革命的持久保障 |
| 一、建立学习与教育的长效机制 |
| 二、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 |
| 三、构建党全过程自我革命机制 |
| 第五章 新时代自我革命理论的价值意蕴 |
| 第一节 自我革命的理论意义 |
|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 |
| 三、探索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保持生机活力的路径 |
| 第二节 自我革命的现实意义 |
| 一、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展方向 |
| 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人民政治认同感 |
| 三、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对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4 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相关概念 |
| 1.4.1 人民的基本内涵 |
| 1.4.2 利益的基本内涵 |
| 1.4.3 人民利益的基本内涵 |
| 1.4.4 人民利益观的基本内涵 |
| 2 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借鉴 |
| 2.1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利益的相关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 |
| 2.1.2 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初步探索 |
| 2.2 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利益思想 |
| 2.2.1 毛泽东人民利益思想 |
| 2.2.2 邓小平人民利益思想 |
| 2.2.3 江泽民的人民利益思想 |
| 2.2.4 胡锦涛的人民利益思想 |
| 2.3 文化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 2.3.1 民本思想的萌芽 |
| 2.3.2 民本思想的发展期 |
| 2.3.3 民本思想发展的平稳期 |
| 2.3.4 民本思想发展的完成期 |
| 3 习近平人民经济利益观 |
| 3.1 习近平关于人民经济利益重要性论述 |
| 3.1.1 人民经济利益实现进入瓶颈期 |
| 3.1.2 人民对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
| 3.1.3 中等收入陷阱阻碍了人民经济收入的提升 |
| 3.2 习近平关于人民经济利益主要内容的论述 |
| 3.2.1 人民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主体 |
| 3.2.2 共同富裕是人民经济利益的目标导向 |
| 3.2.3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 |
| 3.3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经济利益实现途径的论述 |
| 3.3.1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
| 3.3.2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3.3.3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 3.3.4 经济工作要讲政治 |
| 4 习近平人民政治利益观 |
| 4.1 习近平关于人民政治利益重要性的论述 |
| 4.1.1 巩固党根本政治立场的使命追求 |
| 4.1.2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
| 4.1.3 夯实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优势的现实需要 |
| 4.1.4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 |
| 4.2 习近平关于人民政治利益主要内容的论述 |
| 4.2.1 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保障政治利益不走偏 |
| 4.2.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治利益最直接的内容 |
| 4.2.3 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利益的基础 |
| 4.3 习近平关于人民政治利益实现途径的论述 |
| 4.3.1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 |
| 4.3.2 坚持好发展好现有政治制度 |
| 4.3.3 建设人民政治权利保障机制 |
| 4.3.4 抓“关键少数”落实主体责任 |
| 5 习近平人民文化利益观 |
| 5.1 习近平关于人民文化利益重要性的论述 |
| 5.1.1 推进伟大梦想的重要支撑 |
| 5.1.2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 |
| 5.1.3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要求 |
| 5.2 习近平关于人民文化利益主要内容的论述 |
| 5.2.1 意识形态工作决定文化利益的发展方向 |
| 5.2.2 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利益的关键内容 |
| 5.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支撑文化利益的精神力量 |
| 5.3 习近平关于人民文化利益实现途径的论述 |
| 5.3.1 发挥道德教育的支撑作用 |
| 5.3.2 提升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引领作用 |
| 5.3.3 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驱动 |
| 5.3.4 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
| 5.3.5 增强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能力 |
| 6 习近平人民社会利益观 |
| 6.1 习近平关于人民社会利益重要性的论述 |
| 6.1.1 社会利益体现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 |
| 6.1.2 与人民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利益因素 |
| 6.1.3 建立人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必要准备 |
| 6.1.4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 |
| 6.2 习近平关于人民社会利益主要内容的论述 |
| 6.2.1 教育和就业是人民社会利益的主要方面 |
| 6.2.2 社会保障制度是人民社会利益的有益补充 |
| 6.2.3 全民健康是实现人民社会利益的基础 |
| 6.2.4 社会治理是实现人民社会利益科学化进程的保障 |
| 6.2.5 社会公共安全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前提条件 |
| 6.2.6 社会公平正义是共享社会改革利益成果的保障 |
| 6.3 习近平关于人民社会利益实现途径的论述 |
| 6.3.1 多渠道实现人民就业稳定 |
| 6.3.2 促进社会保障与社会建设的可持续良性运行 |
| 6.3.3 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
| 6.3.4 构建更加完善全面综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6.3.5 加强社会风险的应对和处理能力建设 |
| 6.3.6 努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环境的实现 |
| 7 习近平人民生态利益观 |
| 7.1 习近平关于人民生态利益重要性的论述 |
| 7.1.1 全球性生态危机损害人民生态利益 |
| 7.1.2 人民对健康生活和良好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诉求 |
| 7.1.3 人民对生态文明发展提出新要求 |
| 7.2 习近平关于人民生态利益主要内容的论述 |
| 7.2.1“两山”理念是基本原则 |
| 7.2.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
| 7.2.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现实归宿 |
| 7.3 习近平关于人民生态利益实现途径的论述 |
| 7.3.1 提升人民绿色生态环保意识 |
| 7.3.2 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
| 7.3.3 推动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进程 |
| 8 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时代价值 |
| 8.1 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理论价值 |
| 8.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利益观的价值追求 |
| 8.1.2 形成了解决新时代人民利益矛盾的理论指南 |
| 8.1.3 彰显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利益 |
| 8.2 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的实践价值 |
| 8.2.1 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提升民生建设质量 |
| 8.2.2 推进了新时代党的内外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效能 |
| 8.2.3 凝聚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 9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三、国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及其发展 |
| 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集体”内涵 |
|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
| 四、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辨析 |
|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和基础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 |
| 一、党的革命追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动力 |
| 二、新中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直接动力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真实的集体”思想 |
| 二、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主义思想 |
| 三、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思想的积极成分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革命实践基础 |
| 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奠定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个人主义的持续斗争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探索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客观条件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条件 |
| 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前提 |
| 二、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主体支撑 |
|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方向引领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经济条件 |
|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决定因素 |
| 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保障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文化条件 |
| 一、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教育支撑 |
|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思想根基 |
| 三、社会新风尚的形成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道德基础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现路径 |
| 一、一元化的宣传引导机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制度路径 |
| 二、全面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体系架构 |
| 三、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支撑 |
| 四、一体化的单位社会体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组织形态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形式特点 |
| 一、开展工农教育,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群众性 |
| 二、实施分类教育,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针对性 |
| 三、结合社会运动,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性 |
| 四、围绕中心任务,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渗透性 |
| 五、塑造典型示范,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引领性 |
| 六、运用自我批评,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深刻性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评析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影响 |
| 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价值引领 |
|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组织原则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道德标准 |
| 四、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探索的重要成果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存在的不足 |
| 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不足影响个体对集体主义的认同 |
| 二、个体对集体的依赖关系导致个人利益容易被集体利益代表与消解 |
| 三、统筹兼顾的原则在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未能充分体现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当代启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亟待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创新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创新 |
|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发展 |
| 二、新时代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拓展与创新的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经济 |
| 1.4.2 经济建设 |
| 1.4.3 经济建设思想 |
| 1.5 创新之处 |
| 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与历史背景 |
| 2.1 陈云的生平与简历 |
| 2.1.1 青少年时期 |
| 2.1.2 革命战争时期 |
| 2.1.3 新中国成立后 |
| 2.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2.2.2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 |
| 2.2.3 毛泽东思想 |
| 2.2.4 中国传统文化 |
| 2.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3.1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
| 2.3.2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 |
| 2.3.3 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
| 3.1 在革命战争时期萌发 |
| 3.1.1 中央苏区时期 |
| 3.1.2 陕甘宁边区时期 |
| 3.1.3 东北时期 |
| 3.2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 |
| 3.2.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 3.2.2 调整工商业 |
| 3.2.3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
| 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3.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充实 |
| 3.3.1 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
| 3.3.2 重视粮食工作 |
| 3.3.3 调整经济体制 |
| 3.4 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化 |
| 3.4.1 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
| 3.4.2 边调整边建设 |
| 3.4.3 引导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 4 陈云经济哲学的思想 |
| 4.1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 |
| 4.1.1 综合平衡要着眼全局 |
| 4.1.2 综合平衡要综合施策 |
| 4.1.3 综合平衡要统筹兼顾 |
| 4.2 陈云的民生改善思想 |
| 4.2.1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高度 |
| 4.2.2 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 |
| 4.2.3 正确处理好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4.3 陈云的国情国力思想 |
| 4.3.1 从国情国力出发探索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
| 4.3.2 速度与质量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 4.3.3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
| 4.4 陈云的经济决策思想 |
| 4.4.1 一切从实际出发 |
| 4.4.2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
| 4.4.3 交换、比较、反复 |
| 5 陈云经济发展的思想 |
| 5.1 陈云的经济改革思想 |
| 5.1.1 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统一 |
| 5.1.2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
| 5.1.3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
| 5.2 陈云的经济开放思想 |
| 5.2.1 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利用 |
| 5.2.2 注重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
| 5.2.3 注重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 |
| 6.1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 |
| 6.1.1 视为灵魂的政治性 |
| 6.1.2 无比鲜明的人民性 |
| 6.1.3 一以贯之的求实性 |
| 6.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 6.1.5 战略谋划的前瞻性 |
| 6.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 6.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 6.2.2 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
| 6.2.3 指导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
| 6.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3.1 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
| 6.3.2 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3.3 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
| 6.3.4 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 6.3.5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 |
| 6.4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6.4.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6.4.2 方法论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两重性特点 |
| 一、自然环境的有利因素 |
| 二、自然环境的制约性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历史特点 |
| 一、政治历史沿革与民族人口结构 |
| 二、民族历史文化独特 |
| 三、“治藏必先安康”在“治边稳藏”战略中的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甘孜州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干部队伍建设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新生政权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
|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造就第一代干部 |
| 二、民主改革为干部队伍建设增添新鲜血液 |
| 三、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
| 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使用各民族干部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环境影响导致干部队伍建设滞后 |
| 三、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曲折前进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历程及特点 |
| 第一节 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迎来机遇与挑战 |
| 一、新时期发展与稳定为甘孜州工作定位 |
| 二、中央对涉藏地区实行差别化区域治理迎来干部队伍建设机遇 |
| 三、市场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对干部队伍的挑战 |
| 第二节 新时期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 一、恢复党的干部政策确立“四化”标准 |
| 二、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提升干部专业能力 |
| 三、反对分裂维护稳定成为干部政治能力建设重要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干部队伍结构分析 |
| 一、干部队伍结构情况 |
| 二、干部队伍双向流动情况 |
| 三、干部队伍结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干部队伍履职与职业发展状况 |
| 一、干部队伍履职和职业发展调查 |
| 二、干部队伍履职和职业发展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 |
| 一、干部队伍精神品质方面 |
| 二、干部队伍纪律作风方面 |
| 第二节 着力解决制约干部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 |
| 一、干部队伍建设中培养难的主要表现和对策 |
| 二、干部队伍留不住引进难的主要原因和对策 |
| 三、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问题和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清代选派官员和教师进藏办法及优惠待遇摘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二、关于“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研究 |
| 四、关于“法院执行政策的载体”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党的政策” |
| 二、“司法” |
| 三、“司法政策” |
| 四、“政策司法化”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 |
| 二、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
| 三、司法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
| 四、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实践基础——中国的政法体制 |
| 一、党中央 |
| 二、地方党委 |
| 三、党委政法委员会 |
| 四、法院党组 |
| 第四节 政策司法化的主体及方式 |
| 一、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转化政策 |
| 二、地方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执行政策 |
| 三、法官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运用政策 |
| 第五节 政策司法化的载体 |
| 一、司法解释 |
| 二、政策性司法文件 |
| 三、工作性司法文件 |
| 四、指导性案例 |
| 第二章 政策司法化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政策司法化的宏观考察 |
|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梳理 |
| 二、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实践历程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中观考察 |
| 一、地方法院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二、地方法院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三、地方法院行政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微观考察 |
| 一、对法官的问卷调查 |
| 二、对法官的现场访谈 |
| 三、调查访谈的结论 |
| 第三章 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分析 |
| 第一节 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政策司法化的法理基础薄弱 |
| 二、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 |
| 第二节 地方法院执行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执行政策偏差及其表现 |
| 二、执行政策偏差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法官运用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直接将政策作为刑事案件裁判标准 |
| 二、民事案件中运用政策缺乏充分说理 |
| 第四章 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 |
| 一、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 |
| 二、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 |
| 三、加强指导性案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
| 第二节 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 |
| 一、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 |
| 二、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 |
| 三、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 |
| 四、健全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 |
| 一、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 |
| 二、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政策运用 |
| 三、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的政策说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中国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二)对外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三)对中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述 |
| 三、外国研究综述 |
| (一)美国研究综述 |
| (二)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行政解释的概念 |
| 一、作为行政解释上位概念的法律解释 |
| (一)法律解释概念简述 |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辨析 |
| (三)法律解释与涵摄辨析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规范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二)学理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 |
| (二)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的特点 |
| 四、统一行政解释概念的尝试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二)中美行政解释概念之统一 |
| 五、行政解释的特点 |
| (一)行政解释的必然性 |
| (二)行政解释与相似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 |
| (一)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结 |
| 二、中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的对象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主体 |
| (三)中国行政解释主体与解释情形的对应关系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程序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职权解释 |
| (一)行政解释制度设计时的冲突 |
| (二)行政解释制度发展中的冲突 |
| 第三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之实践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制作 |
| (一)解释主体之确定 |
| (二)解释草案的起草 |
| (三)解释的成果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实效 |
| (一)在行政实践中,行政解释作为法源 |
| (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解释处理方式不一 |
| (三)联合解释对立法的影响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的总结与评析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概况 |
| (二)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三)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问题的原因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的可能改进方向:初步的分析 |
| (一)激进的改进方案 |
| (二)保守的改进方案 |
| 第四章 美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美国行政解释相关制度简述 |
| (一)美国宪法对行政解释的影响 |
| (二)两党政治与行政解释 |
| (三)普通法与法律解释 |
| 二、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二)美国行政解释的类型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行政解释的程序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 |
| (二)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四、美国行政解释模式:授权模式 |
| (一)全面的合法性控制 |
| (二)法院对行政解释权的审查和“司法尊重” |
| 第五章 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意义 |
| 一、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之界定 |
| (一)“司法尊重”的内涵 |
| (二)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外延:典型案例的类型化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重新界定 |
| (四)司法尊重与国会授权的关系 |
| 二、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发展 |
| (一)早期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 |
| (二)规制国家中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现状与地位:“审查强度光谱” |
| 三、美国联邦法院尊重行政解释的实践基础 |
| (一)历史原因:有限审查的传统与尊重观念 |
| (二)现实原因:法院与行政机关的现实差异 |
| (三)司法尊重的保障 |
| 四、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实践的总结 |
| 结论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比较 |
| (二)中美行政解释制度及实践比较 |
| 二、影响行政解释模式的因素 |
| (一)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 |
| (二)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 |
| (三)对行政解释必要性和行政权扩张性的认识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改进方案 |
| (一)走向授权模式:权力关系的理顺与行政解释权来源的更正 |
| (二)以司法控制为重点,全面激活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机制 |
| (三)发挥行政解释的作用:让行政解释服务于法律含义之探究与更新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英文着作 |
| 二、会议论文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析出文献 |
| (一)中文期刊文献 |
| (二)中文期刊译文 |
| (三)英文期刊文献 |
| 五、报纸析出文献 |
| 六、电子文献 |
| (一)中文电子文献 |
| (二)英文电子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理论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19期培训一班“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研讨会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研究[D]. 王贵.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习近平人民利益观研究[D]. 张玉璞.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3]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D]. 虞强. 扬州大学, 2021
- [4]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D]. 郑容坤.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5]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6]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D]. 曾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7]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8]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D]. 刘晓鸣. 吉林大学, 2020(03)
- [9]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D]. 孙超然. 吉林大学, 2020(02)
- [10]“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