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确立对俄同盟政策后对英美日列强的期待

一、论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后对英美日列强的期望（论文文献综述）

孙珊^[1]（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指出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余英^[2]（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王俏蕊^[3]（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庞嘉咏^[4]（2016）在《近代中国“以夷制夷”外交的历史考察 ——以曾国藩、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强行打开国门后,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数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曾提出诸多“救国图强”的主张,其中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有影响。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被近代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和施行者运用到外交领域。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传统的“华夷体系”逐渐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中国传统外交也逐渐向近代外交转变。中国被强行纳入条约体系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双重”失落,一方面由原来的“中央帝国”跌落为民族主权国家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又沦落为从属西方列强“外围”国家,遭受其侵略和奴役。但中国毕竟太大,任何一个列强都无法将中国独吞。于是,列强在共同宰割中国的同时,既相互勾结,又激烈竞争,中国则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可以说,“以夷制夷”是近代中国外交最根本的特质。它既可作为一种外交理念（或思想）,几乎贯穿于整个近代中国的历程,又可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用于同西方国家及其他国家打交道;还可以作为一种外交举措,落实到具体的外交行动上。近代中国“以夷制夷”外交在其推行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与特点,其针对的对象以及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从曾国藩、李鸿章的“和戎”外交,到孙中山的“联日”“联美”设想和“联俄”政策,再到蒋介石的“美援”外交,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以夷制夷”外交某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以夷制夷”外交是近代中国身处弱国地位的情况下,求生存于大国夹缝中的消极选择,最终不能使中国傲立于世。只有获得民族的彻底独立与解放,提高国家自身的实力,中国的外交才能超越“以夷制夷”的传统理念,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丁军勤^[5]（2015）在《论孙中山由亲欧美向联俄政策的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曾走过一段较为亲密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国民党与西方列强关系破裂,转向亲苏从而争取苏联援助成为国民党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面。从孙中山亲欧美政策的屡次尝试及其失败、孙中山联俄的内外背景和联俄的实现、孙中山联俄的过程以及如何看待孙中山的联俄,可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孙中山的联俄政策。

孙长斌^[6]（2014）在《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若干因素研究（1914-1924）》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在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等社会主要方面都经历了连续不断的震撼和改造。这种震撼和改造增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在因素成长的动力。这种动力的来源集中生成于1914-1924年这十年时间,在这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最具能量的事物。它的能量不仅表现于战争使世界出现的有利于中国发生革命的种种变化,还表现于对战后世界的持续作用。这种变化的累积成就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因素的成长,直至大革命的发生,最终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升级提供了充分条件,社会矛盾激化之后必然朝着矛盾的解决方向前进,这就是革命的方向。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最为重要的历史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有着辩证的矛盾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的世界格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思潮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事件。如十月革命的发生；民族国家的稳固；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企图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理性主义的再思考和思维的发散式倾向给人类个体思想空间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拓展。世界格局的最新发展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本身从总体上提供了必要的外因条件。无论是国际经济环境因战争而发生的变化,中国对战争的介入,还是战争催生文化思想的传播,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必不可少的外因条件。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论来说,国际因素作为外因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需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国际因素通过作用于国内因素而使国内社会事物发生变化。在本文中,国际因素并不总是处于外因地位,理由是：其一,由于中国半殖民地性质,列强有时能够成为直接主宰中国的力量并发生直接的作用,即国际因素直接改变国内社会事物,即成为矛盾同一体的两个方面。其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却有着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而无产阶级革命从来都是世界性的,它与国际因素相生相伴;其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形成和施行并不仅仅针对国内的封建军阀,而是反帝、反封建。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国际因素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时可以作为外因,有时可以作为同一矛盾内的两个方面而存在。同样,国内因素也并非全部处于内因地位,当它作为外部因素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它就成为了外因。对于上述国内国际因素地位的理解应立足于本文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畴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而不是中国现代史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中国社会整体都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一战的影响和作用这个中心努力作出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一,一战及战后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众所周知,一战期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工业门类和工业品使用范围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比例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资本的触角在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延伸,资本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大幅增强。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而由于国际资本在华投资规模扩大,中国的工业由低水平的近代层面向现代层面转进,缩短了中国工业与西方工业的差距,以至于到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已能生产万吨级大轮。只有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才得以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主体,而它正是一次大战的衍生结果。没有一次大战,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将会迁延时日,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条件也将另待机遇。虽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其必然性,但一次大战所创造的机遇和条件是必然性到现实性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二,一战及战后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一战前的列强对中国实行合力控制政策,由于合力控制造成的竞争,常常不能顾及中国的国力底线进行掠夺。一战中,西方传统强国受到了削弱,美国、日本得到了增强。战后,美国与西欧联手共同限制日本扩张,与日本争霸,同时限制苏俄在东方的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从单纯的被掠夺的对象地位变成既被掠夺又被笼络的对象地位。在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影响下,北洋军阀政治也不断地向着愈加反动的方向演进。起先,一战初期,袁世凯逆流而动实行帝制复辟,造成国内外两方面的失败；后来,承接袁世凯假“共和”政治遗产的北洋军阀将国家推向军阀混战的深渊。在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作用下,现代史上意义重大的五四运动得以发动,并引发了中国民主主义意识的高涨。高涨的民主主义意识与封建军阀政治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迹象日益显现。其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一战促成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革命成功后的苏俄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是起始性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的范例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单纯的思想讨论向现实政治转化。它帮助中国适时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并促成了两党的合作。没有苏俄的直接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统一战线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都将大大推迟。其四,一战及战后日本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独特的地理关系使中国近现代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受日本的影响。仅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先后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留日学生眼界的拓展,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触动,日本对东北、山东、福建、台湾的侵略等,都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其五,一战及战后老牌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老牌帝国主义忙于一战以及引入中国参战,增强了中国军阀势力,进一步加深了国内政治分裂,以及助长了日本独霸中国企图。战后的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显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强和以经济侵略为主的策略改变,同时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的情绪。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影响还表现在：战后西方列强回潮东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图谋中国的进程,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北洋政府进一步被弱化,使得南方革命政府有了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被一战削弱了的西方列强必须对抗日本的霸权威胁和苏俄的革命威胁,此时中国实际上迎来了少有的威胁减缓时期。西方由于执行严重的私利原则,在中国很难确定可靠有力的代理人,而苏俄在革命的目标下,很自然地确定了具有革命潜质的南方革命政府,造成中国民主革命派弃美投俄。在这些影响和变化的基础之上,中国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便顺理成章了。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言,无论政治、经济或外交条件的形成,还是对西方价值观念迷信的打破,对民主、科学、进步的现代意识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等,都得益于一战及战后国内国际因素的推动。总之,没有战争的洗礼和塑造,以及大战形成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人民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曾成贵^[7]（2013）在《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文中提出鲍罗廷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驻中国的最重要的顾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促进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因之获得实践平台。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构成上呈现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继续保持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色彩。鲍罗廷深知国民党的复杂性,一开始就有加强左派,警惕右派进而战胜右派的思想准备。他以坚持联俄、反帝、开展国民革命为最大公约数,在变动的格局中,团结和发展左派势力,稳定和拉拢中间势力,排斥和打击右派势力,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努力坚持到底。以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实现的国共合作,是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战略与当时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推翻军阀统治的目标将近实现,共产党的力量在革命运动中迅速壮大的情势下,随着共产国际战略激进化,要求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实质推进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革命武装,重新改造国民党上层机构,促进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不可能为国民党当权派所接受。革命形势已经深刻转变,国共合作格局必须相应转变,及时突破国共党内合作框架,但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没有及时转变,鲍罗廷选择了维持与武汉国民党继续合作,放弃实行激进政策,结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鲍罗廷帮助国民党确立以党治军的理念,以苏联红军模式建立国民革命军。他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谋划,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上,做促进派,主张以北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彻底摆脱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这个时期,联共（布）和斯大林重视帮助中国革命阵营建立武装力量,把发展武装的着重点,放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身上,共产党人主要发挥的是政治工作者的作用。斯大林给鲍罗廷下达过武装工农的指令,鲍罗廷认为没有条件实施。鲍罗廷参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实践了“以党治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一成立,他在国民党中的顾问事务就转换到这个新平台。国民政府建立后,政治委员会成为国民党指导政府的决策机构。鲍罗廷参与国民党政权从大元帅个人决断制到委员合议制的改造,参加政治委员会为成立国民政府的议事决策,还亲自起草、审查一系列关于政权、政务的规章、文电,并为政府人事安排提出重要建议。鲍罗廷掌握国际动态,及时为国民政府提供外交政策建议。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以后,国民政府机构的充实和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有鲍罗廷的运筹帷幄之功。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国共两党联席会的召开,使国共合作在党内合作的基础上添加几许政党联盟的色彩。鲍罗廷从中国历史和现状中把握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有赖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完全解决。他的主张,有以共产国际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认识中国土地问题的一面。伴随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自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他面对现实,主张经过农民自己的乡村自治,实现基层政权的转移,作为土地革命的保障,在没收和分配上,主张照顾到同盟者的利益。比起无条件没收和无规则分配的大众狂欢式的土地革命,鲍罗廷的方案显得保守,却具有切实可行性。农民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政权和军队的保障,没有制度规范,是不能健康开展的。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投身革命运动,以其对革命的自觉认识为条件。来华前,鲍罗廷关于中国的知识近乎空白。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他加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了解,加强对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熟悉。他始终把唤醒民众,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知疲倦地到处演讲宣传,给人留下至深的印象。鲍罗廷虽拥有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强大背景,但顾问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总要与国共两党重要成员细心打交道。贯彻莫斯科的决策和意图,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克服运作中的各种困难。鲍罗廷注意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广泛而密切的个人关系,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于必要时玩弄一点权术,采取独断办法。通过个别间的说服和疏通,是他的风格和艺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乃多重原因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整个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提供理论、战略、方法的指导,苏俄政府提供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由于脱离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加以客观上力量对比的过于悬殊,最后并不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案去实现。从这个角度说,鲍罗廷所担负的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国民革命应该以实现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为最佳选项,但结局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双重不足,没有找到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正确的道路,终究还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寻找。

李杨^[8]（2013）在《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文中研究指明孙中山晚年作出的"联俄容共"决定,并非如传统史学观点所言,孙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甚至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如果不是前者,孙的"联俄"是不得已的选择吗?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紧迫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式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胡琪^[9]（2011）在《蔡和森联俄思想初探》文中研究说明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过程中,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先后提出一系列联合苏俄的主张。他不仅主张从理论上学习俄国革命经验,而且在革命现实中提倡同情苏俄、联合苏俄和承认苏俄,宣传和推动孙中山和国民党与苏俄联合,进而联合被协约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德国。共同反对英法美等主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民主解放,甚至世界革命的胜利的主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联俄思想,对国共合作、孙中山联俄与中俄联盟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章讲叙蔡和森联俄思想的形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期间,他受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表示崇奉共产主义,效化“列宁之所为”。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深入研究欧洲各国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情形和布尔什维克党建党经验,确立了学习苏俄、联合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其联俄思想在这一阶段开始萌芽。1921年蔡和森回国后,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积极开展联合苏俄的宣传,提出了具体的联俄主张,形成了他的联俄思想,其标志是在《向导》上发表的《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及相关文章。第二章分析蔡和森联俄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联俄的必要性、方式、目的与步骤四个方面。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必须要苏俄的帮助、土耳其革命成功过程中苏俄的帮助、苏俄是世界唯一平等待我之国家,是蔡和森提出联俄的必要性所在。同情苏俄、联合苏俄与承认苏俄、缔结经济同盟、主张中德俄联盟、中俄复交,是联俄的基本方式。联俄的目的是使“人民得渐渐跑近独立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联合苏俄,在联合德国,组成中德俄三国同盟,进而联合日本,组成四国同盟,是联俄的基本步骤。第三章研究蔡和森联俄思想的影响。从蔡和森的联俄思想对于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制定与宣传的重要影响,对中俄联盟的进程促进,对中俄邦交恢复来谈。

李振堂^[10]（2011）在《孙中山联俄动机内在背反性原因探析》文中提出孙中山采取联俄政策,寻求苏俄帮助,其动机是多方面的。由于孙中山与苏俄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军事合作等方面存在着原则性分歧,所以使得孙中山联俄的动机呈现出内在的背反性。孙中山既想求助于苏俄的军事帮助,

二、论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后对英美日列强的期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后对英美日列强的期望（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2）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中国“以夷制夷”外交的历史考察 ——以曾国藩、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论孙中山由亲欧美向联俄政策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6）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若干因素研究（1914-1924）（论文提纲范文）

（7）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9）蔡和森联俄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0）孙中山联俄动机内在背反性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后对英美日列强的期望（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2]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4]近代中国“以夷制夷”外交的历史考察 ——以曾国藩、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心[D]. 庞嘉咏. 广州大学, 2016(03)
• [5]论孙中山由亲欧美向联俄政策的转变[J]. 丁军勤. 传承, 2015(06)
• [6]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若干因素研究（1914-1924）[D]. 孙长斌.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2)
• [7]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D]. 曾成贵.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8]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J]. 李杨. 开放时代, 2013(01)
• [9]蔡和森联俄思想初探[D]. 胡琪. 湘潭大学, 2011(06)
• [10]孙中山联俄动机内在背反性原因探析[J]. 李振堂. 兰台世界, 2011(17)

标签：孙中山论文;  鲍罗廷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外交评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