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早期戏剧的现代主义

一、试论曹禺早期话剧中的现代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申利锋,唐小娟^[1]（2021）在《曹禺戏剧比较研究概述——《曹禺比较研究》导言》文中指出曹禺的戏剧创作深受欧美戏剧特别是古希腊戏剧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作家的影响。受学术视野和历史语境的影响,我国文学批评界关于曹禺戏剧的比较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曹禺比较研究以感悟式的短篇评论居多,但系统性的、学理式的探究稍显不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曹禺戏剧的比较研究成果主要以刘绍铭的《曹禺论》为代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在以比较文学的视角观照曹禺戏剧时,既更为客观地认可其所受欧美戏剧的多方面影响,又多方位发掘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性,从而更深入地探讨了曹禺在中国现代剧坛的独特价值与意义;21世纪以来,曹禺戏剧的比较研究获得了新的学术生长,在跨学科研究、阐发研究、流传学研究等方面均有拓展,呈现出多元开放、纵深发展的趋向。

赵冬旭^[2]（2021）在《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丁西林身为物理教授,却凭借独树一帜的话剧作品赢得了知识分子读者/观众的普遍青睐,无疑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本文以丁西林剧作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以及中西论者之间的对话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中西文献的对比、文本的细读,重新定位丁西林剧作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中的具体坐标,考察中西文化对丁西林创作的影响,探究历史语境下丁西林的创作动机和策略、美学倾向、编剧技法和语言主张。通过对艺术形式的革新,他创作了具有现代特征和丰厚艺术价值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建立了全新的创作模式（pattern）。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绪言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丁西林予以简要介绍。在厘清国内外研究现状后,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英语世界高度认可丁西林剧作的原因为何?丁西林剧作的哪些艺术特征具有创新意义,并如何起到了范本的作用?继而陈述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意义与创新之处。第一章探讨英语世界对丁西林剧作的接受。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英语世界不断有人在介绍、翻译、研究、甚至搬演他的剧作。无论是专题论文还是戏剧史,大都强调作家通过采用文雅的语言,融合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喜剧形式,使作品拥有了独特而隽永的艺术价值。中外论者对丁西林剧作的评价有别,体现了美学观念和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形式与语言也具有足以建构戏剧范式的重要性。第二章探讨丁西林在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美学主张和戏剧策略,以及他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的作用。对比中西戏剧史会发现,中国早期新剧转向以知识精英主导的“爱美剧”,和19世纪欧洲情节剧过渡到现实主义戏剧的历史如出一辙,这其中既有西学东渐的作用,又有戏剧发展、更迭的历史必然性。丁西林及其社团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业余爱好者进入新剧场域。他们再三申明审美愉快与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是为了厘正前期新剧对高台教化的过分强调。因此他们另辟蹊径,提出了以知识分子为潜在观众/读者群的新剧策略,并在此框架下探索新的戏剧主题、形式与舞台实践。第三章探讨丁西林对西方编剧技法和喜剧精神的移植和改造。丁西林在编剧上融合了西方近现代戏剧的技巧和本土化的主题与素材,以吸引知识阶层观众/读者的兴趣。他以戏剧的暗示性和情境为关键突破点,并适当“留白”以调动观众/读者的能动性,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以形式为重、内容居次的编剧模式。此外,他对乔装扮演技巧的反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类的游戏天性和男性的欲望,这为“涕泪交零”的现代戏剧带来了一丝珍贵的愉悦。其喜剧传达出温和而折衷的精神,又和英国风俗喜剧的强烈讽刺精神有着很大不同。第四章探讨丁西林对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所做的革新与调和。他始终致力于探索一种整合了文言与白话、中英语法的白话文,它既比纯粹口语更书面文雅,又比传统文言文更加活泼且更加具有日常口语化特征。同时,他用意义丰裕、富于美感的语言构建多重的意义,增添了剧本本身的文学维度,也重现了修辞的价值。因此,其戏剧语言呈现出文学化的、跨文化的、现代性的特征,引领了风靡一时的“西林风”。处女作《一只马蜂》实际上可被视作作家对其白话文试验的一个讽喻,也是其“西林风”戏剧创作的开拓之作。最后,结语部分指出,通过对编剧技法与语言风格的不断钻研和探索,丁西林创作出了具有技巧性、游戏性、杂糅性和现代性的戏剧,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提供了新的创作范本与模式。在以高台教化的戏剧观为主流的时代,丁西林践行了与众不同的美学与戏剧理念,其作品是独立自足、精雕细琢的艺术,而非“主义”和“思想”的附庸。这构成了其剧作的内容狭窄化和受众局限性,但也造就了英语世界对他的高度肯定。如果说还有评论家困扰于如何从丁西林的剧作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立意,那么,本文希望能够证明它们在艺术形式上的革新,就已经蕴蓄了独特的美学价值,为中国戏剧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沈祺^[3]（2021）在《曹禺戏剧作品影视改编探析》文中提出

王津京^[4]（2021）在《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话剧剧本是一个语篇,它带着编剧与观众交流的愿望。话剧演出是一场约定好的聚会,演出过程是观演之间的交流。演出之后,一些观众会以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演出的理解,这其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整个语篇或个别语句的理解。一个艺术生命力长久的作品将在历史中被几代人做出不同的解读。话剧语言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历时漫长且复杂多变的过程。我们通过阅读可以对剧本意义做出大致判断,但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因演员的表演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且,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创作者阐释、演出广告、评论文章、同题材的其他艺术文本,以至于个人的修养、学识、观剧心情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作品意义的再阐释。本文试图借鉴叙事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理论方法对话剧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观察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在话剧史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重要作品在整体结构和具体的语言形式选择上,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供参考的经验。第一章论述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过程。话剧是以写实的样式进入中国的,并且很快就与传统戏剧形成对峙。一种以写实戏剧观、脱离剧情的演讲、信息的分散和剧情的集中等为特点的新型戏剧话语模式在新剧时期已逐渐形成。五四新剧和爱美剧时期,大量作者开始以易卜生的作品为范本进行创作,一些留学归国人员在剧本创作和导演方面促进了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成熟,话剧语言具备了更符合戏剧表达的功能。第二章论述话剧语言成熟期重要作品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第一节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重要作品在叙事结构、话语冲突、信息的层次及话语功能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总结。第二节主要以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为例对诗意的话语模式的含蓄、抒情、象征三个特点进行论述。第三节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老舍的《龙须沟》为例对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进行论述,指出再现生活的四种基本功能。第四节以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馆》为例对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组成进行论述。第三章论述新时期话剧语言在话语模式上的发展变化。第一节主要论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节主要论述实验戏剧在语言方面进行的种种实验和成果。第三节主要论述台湾地区影响较大的表演工作坊的主要作品在话语模式上的一些特点。第四章从表演的角度说明语言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一节对话剧腔问题进行简要的历史梳理和辨析,并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第二节讨论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三节以不同版本的《雷雨》《茶馆》和《恋爱的犀牛》为例讨论同一个作品在不同时代,由不同导演和演员表现产生的意义变化。第五章从接受的角度讨论话剧语言意义生成的影响因素、标准和时代性,以及当下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主要方向。

李小刚^[5]（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阿瑚德^[6]（2020）在《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埃友好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前202年-8年）期间,由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这也成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使“丝绸之路”成为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特别是在文化上交融与互动的古中国和古埃及,成为这条路上最耀眼的明星。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的中国和埃及,都同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文明古国,其文化是璀璨的、历史是悠久的。进入二十世纪,虽然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历史挑战,各自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但是在文化发展以及文学艺术方面,也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中“话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是话剧的摇篮。据历史记载,西方戏剧起源于古希腊,至今约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西方出现了成熟的悲剧和喜剧,也经历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时期、文艺复兴、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到19世纪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与演变。这长期多变的过程,使西方在出现多种戏剧思潮与丰富多彩的戏剧风格与流派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戏剧理论与研究,还拥有了诸多着名的戏剧作品与剧作家,他们发挥并起到了引领世界戏剧思潮的意义和作用。中国与埃及作为两个文明古国,很早就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与文学表现形式。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埃及的影子艺术等就类似于西方戏剧,但是以对话为主的文学表现形式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在接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前后,中埃两国在借鉴西方戏剧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借鉴、模仿、筛选、融合的过程,最后创作出了具有丰富民族化的剧作。因此,本文以二十世纪中国与埃及话剧作为分析对象,旨在通过分析西方戏剧对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的影响,梳理两国话剧发展进程中的特点以及比照它们的异同,着重于探讨它们相同之处;再进一步探究两国话剧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与其代表剧作的相同之处,以便促进中埃两国民族在新时代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实现促进两国文明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第二节主要是梳理中国对埃及话剧的研究之现状与埃及对中国话剧的研究现状。第三节论述了本研究方法、难点以及主要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两国历史与国情视角,对二十世纪话剧在中国和埃及的引入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探讨哪些内外因素有助于两国话剧的发展;二、西方戏剧如何影响到两国话剧创作的发展与成熟。相似的历史与国情背景,使中埃话剧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似的生存境遇与经历。因此,本章将中埃话剧发展过程分为初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埃话剧初期,追溯话剧作为“舶来品”在两国新土壤的产生途径与生存境遇。第二阶段,是中埃话剧发展期,重点论述推动中国和埃及话剧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并介绍此时期所涌现的优秀的剧作家与剧作。第三阶段,是中埃话剧成熟期,主要介绍中国与埃及历史与社会变革给话剧事业与研究等方面带来的新生命力。第二章:主要论述四种不同西方戏剧流派思潮对二十世纪中埃话剧创作的影响。重点探讨中埃话剧创作采用西方戏剧的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和荒诞派的表现。本章在回顾流派思潮的来历与主要特点后,介绍借鉴该流派的两国话剧代表性的作品。第三章,为进一步探讨西方戏剧对中埃话剧的影响,本章则以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为例,分析他们生平与代表作作为本论文的核心部分。曹禺与哈基姆是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他们对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的发展与成熟所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大师,其剧作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具有思考性、社会意义,并一直启迪人们对生命、生活、生存的思考与感悟,滋养读者的心灵。第三章主要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介绍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的生活背景与成长过程,所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了解社会真实面目;教育背景所给予他们接触与钻研西方戏剧的机会等方面,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向以及创作来源与内涵;第二节:以曹禺的《雷雨》与哈基姆的《洞中人》两部话剧剧本为例,试图通过对两部剧本的人物形象与多种类型冲突的详细解读,指出两不剧本的相同之处,并指出两位剧作家通过他们的剧作所表达对人生、命运、社会和感情等方面的独特思考与观念,他们从不同视角挖掘了人性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人”的生存困境。第四章分为两节。主要探究《雷雨》与《洞中人》在借鉴西方戏剧的两共同点。第一节重点分析西方古希腊戏剧的悲剧意识在曹禺的作品《雷雨》与哈基姆的作品《洞中人》中体现出来,揭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人与命运冲突与悲剧命运对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的影响,揭示三部剧本所展示的命运的残酷与不可违的主要观念与表达的“人”活着就被某种超越人的能力所支配与压抑着,而不管人怎挣扎、反抗,最终的结果却付之东流的思想。第二节主要分析象征主义在两部剧作中是如何体现的,将两部相同的象征意象分为剧名、地点与人物三种,并阐述它们所蕴藏的象征意义与对深化剧本意义所起到的作用。最终,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本研究意义与目的,也探讨曹禺在《雷雨》与陶菲格·哈基姆在《洞中人》中,在借鉴了西方戏剧的基础上,所表现的独特特点与超越之处,介绍两位剧作家如何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有机揉进两部剧本之中。

张惟喻^[7]（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认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李言实^[8]（2019）在《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文中研究指明塞缪尔·贝克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以其“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获得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在人物形象、语言使用、戏剧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实现了独特的创新,颠覆了西方戏剧传统,推动了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戏剧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以“贝克特戏剧在中国”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结合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文本细读等方法,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状况以及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进行总体梳理和系统分析。这些章节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首先从译介开始,通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历时考察和研究,发现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经历了从拒斥到谨慎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翻译是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内在需求,本文以《等待戈多》为个案分析,阐明“以文本为导向的翻译”和“以舞台为导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接受者和阐释者的的主体作用,并分析翻译过程所展现的两种文学的认同与拒斥、理解与误读。唯有在译介的基础上,中国的研究者才能开展对贝克特的研究,因此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是接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时、共时两个角度对中国的贝克特戏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详细分析,全面回顾、总结、反思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体现了处于某一社会思潮中研究者对异质文化的个体判断。戏剧的最终完成是在舞台上,因此演出成为戏剧接受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表现了导演对原剧作的理解和对所处时代的思考。通过大量一手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本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进行分析,旨在研究贝克特戏剧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导演手法和不同的受众所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和表现形式。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的影响,最终会在中国本土剧作家或导演的作品中得以体现。通过剧作家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本文发现,在荒诞观的形成、等待主题、语言消解等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接受主体发挥主体作用,使得接受和影响产生变异,变异后的内容融入中国戏剧创作中,使得中国本土创作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风貌,可以与世界戏剧进行对话。最后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进行总结,认为贝克特在中国经历了从政治性批判到批判性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贝克特最终以其独特的戏剧观念和创作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戏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汇入世界戏剧发展的洪流。

张华^[9]（2019）在《独幕剧文本的叙事研究》文中提出独幕剧文本的叙事研究,既需要戏剧学的视角,把独幕剧放置到宏观的戏剧史中加以观照,把握独幕剧的格局;也需要叙事学的视角,以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为基础,总结叙事经验,把握其叙事创新中所提供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学理层面完成对独幕剧这一体裁样式的研究。在中世纪以来的世俗小戏、宗教短剧、幕间剧和插曲剧、开场戏和尾戏等小型戏剧中已见独幕剧的雏形。镜框式舞台的普及和戏剧幕场结构的成熟,为独幕剧的自觉提供了前期准备;19世纪末,随着舞台技术的革新,在小剧场运动的推动下独幕剧成为一种独立的戏剧样式,在左翼思潮的推动下,独幕剧成为遍布欧、亚、非、拉美的戏剧样式。独幕剧并不是多幕剧中的一幕,是戏剧“场面”的二级构造,具有完全独立表现功能的戏剧样式。独幕剧是戏剧形态的有益探索,与多幕剧相比,优势在于构造小。就“故事”而言,在故事事件方面,独幕剧叙事功能主要是生活和讲述,大多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状态或动作。独幕剧的叙事序列是以复合序列为主,其中剧情类的独幕剧多用链式序列,嵌入式序列拓宽了独幕剧的叙述层次,左翼思潮影响下的独幕剧多用并列式序列。独幕剧的叙事事件是侧重于单一核心事件的讲述,对于从属序列进行淡化处理;在故事实存方面,独幕剧的人物多是功能性人物,这与独幕剧以情节为本有直接的关系。独幕剧中的环境突出社会背景要素和巧用物质产品要素,运用象征性环境类型和反讽性环境类型。就“话语”而言,在叙事结构方面,从叙述方式角度看,独幕剧结构多为锁闭式结构。从叙事线索上来看,独幕剧结构多是单线结构。从叙事人物角度看,独幕剧结构主要有一人一事、一人多事、多人一事;由于独幕剧只有一幕,时空的限制更为苛刻,因而对时空进行了拓展式的探索,出现了交错式时空、写意式时空和蒙太奇式时空;独幕剧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多为限知性内聚焦型视角,这与独幕剧的故事多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状态和动作有密切的关系。独幕剧在戏剧领域具有其独特性与价值,常常扮演着“戏剧实验的实验”的角色,独幕剧对叙事形态的有益探索,主要是梅特林克“静止戏剧”和独白型戏剧,这两种戏剧形式主要以独幕剧的形态出现;有些叙事方法是先在独幕剧中进行尝试,然后再拓展到戏剧发展的大潮之中,比如当故事情节小于剧作家主体意识时,出现的明暗双重叙事和戏剧结构中的环形结构都是先在独幕剧这一戏剧体裁中进行“实验”,然后再进一步拓展的。

蒋昀含^[10]（2019）在《重返巴赞关于戏剧与电影的双重命题 ——以三部国产经典话剧的电影改编为例》文中认为作为一门新兴艺术样式,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向其他成熟艺术样式汲取艺术资源,逐渐探索出符合自身特质和发展道路的艺术规律。其中,不论中西方理论建构还是创作实践,电影与具有美学共通性的话剧之间都有着复杂的关系,而话剧改编电影则是这一互动交流中显性的外在关联,并贯穿电影整个发展进程。关于经典话剧改编电影的方法论及意义,法国电影理论家、批评家安德烈·巴赞主张这类改编应尊重戏剧原着,运用电影场面调度保留戏剧的舞台程式和戏剧的观演关系,让观众在电影接受中获得与戏剧原着等同的审美乐趣,从而达到戏剧提携电影,电影拯救戏剧的目的。中国电影早期,从初期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开始便与“文明戏”建立深厚的历史渊源,话剧改编电影的现象也一直伴随中国电影发展史。根据不同社会语境下改编作品呈现的特征,中国话剧改编电影可以分作四个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前期、新中国“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戏剧包括戏曲和话剧两种艺术形式,尽管针对传统戏曲的电影改编,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重要改编资源,而作为外来戏剧形式的本土话剧,其改编成电影的尝试也在三十年代就已开始,但直到新时期以后,中国经典话剧的电影改编才形成话剧改编电影的典型文本。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当代文化语境下,文艺生态环境的市场倾向愈演愈烈,这不仅冲击着话剧的生存环境,同样使经典话剧改编电影的策略发生了变化。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影艺术更具表现力和震撼力,但笔者认为,面对如此强大的视听语言优势,经典话剧改编更应遵循巴赞的改编理论,即尊重经典原着,以电影手法保留戏剧能量,再现原着精髓与价值。鉴于此,本文选取这个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三部国产原创剧目,即现代经典话剧《茶馆》、《雷雨》和当代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在巴赞的戏剧-电影改编理论的关照下,重点分析中国新时期以来经典话剧改编电影的得失,同时借鉴莎剧电影改编的经验,探询处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话剧改编,如何更好地发挥话剧与电影两种艺术媒介的特质,保留经典话剧的戏剧品格,以电影的先进技术发掘更有表现力与审美价值的戏剧性。

二、试论曹禺早期话剧中的现代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曹禺早期话剧中的现代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曹禺戏剧比较研究概述——《曹禺比较研究》导言（论文提纲范文）

（2）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5）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9）独幕剧文本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重返巴赞关于戏剧与电影的双重命题 ——以三部国产经典话剧的电影改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曹禺早期话剧中的现代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曹禺戏剧比较研究概述——《曹禺比较研究》导言[J]. 申利锋,唐小娟. 中文论坛, 2021(01)
• [2]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D]. 赵冬旭.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曹禺戏剧作品影视改编探析[D]. 沈祺. 南昌大学, 2021
• [4]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D]. 王津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5]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D]. 阿瑚德. 山东大学, 2020(12)
• [7]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8]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D]. 李言实.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独幕剧文本的叙事研究[D]. 张华.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10]重返巴赞关于戏剧与电影的双重命题 ——以三部国产经典话剧的电影改编为例[D]. 蒋昀含. 重庆大学, 2019(01)

标签：话剧论文;  曹禺论文;  戏剧论文;  丁西林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