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后中国同亚洲区域经济关系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黄锦南[2]（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彭昕[3]（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赵永斌[4]（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黄嘉瑜[5]（2020）在《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东转移,全球利益格局持续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过改革开放后持续多年发展,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了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崛起的典范,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方面越来越被世界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赢得越来越多国家认可。中国在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全新理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周边甚至是全球众多国家。在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立足于中国在区域内快速崛起的事实,着重研究‘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本文在理论上对相关概念及其界定标准进行了梳理,这是本文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第一,厘清“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各自的内涵,从理论上证明是否存在着“边缘”国家成为“中心”国家的可能性?第二,“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影响如何——是只有负面的,还是也存在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同样,随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转化,区域格局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是否也同样适用上述分析?第三,为说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是否成为“中心”国家,也需要明确“周边格局”这一概念。“周边”究竟包括了哪些国家?只有合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中心’国家”这一问题。其次,结合经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得出“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中国经济在周边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不断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地缘通道方面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中国成为了周边贸易的中心,中国成为周边国家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双边贸易的地理结构趋向平衡,并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依赖逐渐增加;在国际金融方面,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扮演着周边地区金融稳定器的角色,同时中国发起和倡议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周边地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形成了以周边地区为重点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相对应地中国也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但在另一方面,与传统“中心”国家相比,中国尚存一定的差距,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在周边格局中中国仍然处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兼顾承担相应的区域责任,为周边国家提供相应的区域公共产品,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责、权、利意识也更为清晰,也更加重视多边规则,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已有一些颇值关注的典型案例。最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实现从“边缘”向“中心”跨越的过程中,取得了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成绩,但背后同样交织着更加复杂的矛盾,其中既有周边国家给中国的压力,也有周边国家背后的全球性大国给中国制造的外部压力。大国压力与周边压力相互交织,促使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更要从全球层面来经略周边。“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破解中国当前周边外交面临的困局,以确保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节奏。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周边格局中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性;其次,结合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现实,得出了“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然后,中国不仅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周边“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区域责任;最后,梳理了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困局及破解。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根据本文前四章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付正[6]（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石娜娜[7]（2018）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和商品流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接近全世界的33%,产值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6万亿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流通大国,但由于在国际上缺少独立自主的流通渠道,缺乏国际一流的流通企业,中国还并不算是商品流通强国,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国际流通影响力太小。自2004年我国商品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世界知名零售企业纷至沓来,目前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绝大部分一落户中国,零售业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下,中国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接受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而没有主动做出国际化的回应。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从201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我国成为商品出口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极不协调的是我国零售业“走出去”却明显滞后。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来看,截至到2016年末,我国的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91.7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3573.9亿美元的12.5%。2016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8.9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1961.5亿美元的10.7%。更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投资流量还是投资存量,目前我国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零售企业国际化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管制的放松,零售业向海外扩张进行跨国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不但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其中,跨国经营已经成为零售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国际化一经日益成为全球零售领域的重要特征。根据德勤公司发布的《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8》显示,2016财年“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中有168家企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国际化率为67.2%。国际知名的零售商沃尔玛和家乐福分别在29个和34个国家经营,其中沃尔玛在美国本土有5332个门店,还有6363个门店分布在亚洲、美洲、欧洲等海外市场,2016年净销售额4813.17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不含山姆会员店）贡献了 1161.19亿美元,贡献率超过27%。2016年家乐福门店数量达到11935个,法国本土5539家,其余6396家分别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的34个国家和地区,并贡献了年销售额766.45亿欧元的53.16%。可以说国际化是这些大型跨国零售企业取得成功乃至成为行业巨头的关键因素之一,沃尔玛更凭借其在全球布局获得可观收益,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500强企业首位。2015年8月28日,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已经中指出:必须推动我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必须构建开放融合的流通体系,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此,要大力实施流通“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并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同时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化水平;要创建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流通网络。经受了本土零售国际化竞争的洗礼后,中国零售企业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资源条件,“走出去”可以成为中国零售企业转型发展、开拓创新的主要方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流通产业国际化和世界产业控制权一经从制造环节向流通环节转移的大背景下,积极地推动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形成中零售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中国零售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巩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有重大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将以中国零售业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跨国零售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一般经验,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在当前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时机下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首先从零售业“走出去”战略入手,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然后,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循此逻辑,按照“战略提出→国际经验比较→现状描述与案例分析→路径选择”的总体框架展开。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节,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问题的提出,是论文的第三章,总结了“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发展、演变和实施成果,以及当前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是国际经验比较,该部分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部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包括第五、六、七、八章。第五章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以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结合的方式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状况,并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六章,分析跨境电商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的作用。第七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研究。第八章,对接“一带一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析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向洁[8]（2018）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领导人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5年1月提出/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组织,并于2015年5月8日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对接合作共识由此达成,其亦开创了欧亚区域多边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双方对接合作正处在稳步推进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模式选择、机制构建与平台运用等制度性深层对接方面仍缺乏实质性安排,阻力因素依然较多。此时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问题,探寻各国发展新思路,谋求多方合作新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也可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双方对接合作规划的制定以及具体务实行动的选择提供决策参考价值。本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国际贸易、区域一体化、区域合作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以“阐释对接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总结对接成效与问题——识别对接机遇与挑战——剖析对接基本架构——优选对接模式——构建对接机制——探寻对接路径”为基本逻辑框架,结合文献分析与归纳演绎、历史与逻辑、统计与比较、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等分析方法,旨在探寻双方对接合作的模式、机制及路径。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相关结论如下:1.从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基础两方面阐释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必要性主要源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区域一体化潮流以及区域各国国内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客观需要,可行性则是基于双方地缘毗邻、政治互信、贸易互补、发展理念相近、民意支持等优势基础的存在。2.从“五通”视角梳理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早期收获,并指出了相关问题。目前双方对接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机制特性差异、深度对接能力和意愿有限、合作依赖关系非对称、技术服务标准迥异、务实合作经验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深度化发展。同时,双方还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内外部环境。3.从发展战略对接与务实领域合作的宏、中微两个层面剖析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基本架构,指出:发展战略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要重点推进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项目、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这两大跨国跨区域性战略对接。务实领域方面,要以设施对接为优先,贸易对接为首要,能源对接为基本,产能对接为重点,金融对接为突破,农业对接为补充。在贸易对接问题研究上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贸易效率,揭示出双边贸易效率水平中等,贸易潜力较大,有必要创新合作模式（如建立自贸区）进一步拓展,同时指出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正向作用,可作为双方对接平台。4.从不同主体和具体功能两方视角分别探寻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模式与机制。模式方面:从主体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整体的“CN+1”（N≥5）、与联盟各国的“C1+1”、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C2+SCO”以及借力小多边机制的“C2+MN”（N≥1）4种模式优难点,并指出具体推进中应综合使用,同步开展;从功能角度提出了自由贸易区、跨国经济走廊、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人文交流基地5种具体推进模式。其中,自贸区,尤以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模式为关键。对此,文章利用WITS-SMART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不同阶段关税减让对双方贸易、福利效应及关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论证出该FTA建设在经济效应上可行的结论。机制方面:从主体角度提出了以多边领导人高位协商为主的“CN+1”（N≥5）,以双边政府首脑、总理+部长、地方政府、高级别工作组等为主的“C1+1”以及以企业对接、银行对接与融资对接为主的“E+F”3种对接机制;从功能角度提出了智库对话、政府磋商、跨国管理、监督反馈、法律协调、信息交流等6种具体推进机制。5.从主体推力、实体抓手、制度保障和推进原则四方面确立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具体路径。即以政、企、智、媒、民五方主体为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贸易便利化、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等为抓手,以规则构建、自贸区建设、人文互动为关键,以次区域、多边单项对接为先行,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不同主体和具体功能两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模式与机制给予了分别设计。二是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系统性分析论证了上合组织作为双方对接合作平台的可行性及其具体功能作用。三是在WITS-SMART模型框架下,基于HS6分位贸易数据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不同阶段性（短期和长期）关税减让对双方经济效应的影响。
孔玥[9]（2018）在《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研究（1992-2016）》文中提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身发展需求的双重动因驱使下,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积极在区域、次区域领域开展经济外交,其中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工作尤为突出,取得了较大成功,在发展与湄公河国家关系以及塑造稳定的周边地区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面临如何深入开展下去、发挥更大作用以及应对域外大国竞争,夯实周边基础等诸多问题。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湄公河五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和关键沿线国家。在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新时期全方位外交布局下加强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研究有了更为紧迫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系统梳理和分析研究,以期更为清晰把握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关系的核心,对未来国家关系的发展和深化能有一个较为准确和恰当的研判。本文的正文一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对中国经济外交及基础理论进行简要论述,力图从总体上对其目标、理念、发展及运用有清晰的认识,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研究不偏离总体经济外交的发展方向,配合和促进总体经济外交的开展。第二章以多边区域经济合作为切入点,以贸易、投资、金融以及能源外交等领域为视角,多层次、全方位系统展现中国对湄公河开展经济外交的整体脉络、发展历程及其特色、亮点,着重以经济相互依赖为理论分析工具,论证经济外交的开展确实加强中国同湄公河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对建立和促进国家间政治友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第三章从双边关系角度总结分析中国对泰国、越南、老挝、缅甸及柬埔寨经济外交的目标、策略、特点及成效,指出今后对湄公河五国经济外交发展重点及方向。第四章指出目前中国在多边、双边对湄公河国家开展经济外交面临问题及挑战主要是贸易逆差严重,经济外交政治化趋势以及域外大国竞争和多重机制叠加等问题。第五章基于上述研究,从五个方面提出对未来开展和深化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战略构想和实施方略。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结论。
冯传禄[10]（2016）在《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探讨当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战略性议题。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本文首先厘清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崛起进程中的世界大国,其“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背景、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运作以及印度洋安全架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尝试在地缘战略研究框架下给出相关学术回应。中国地处亚太,背靠亚欧大陆腹地而东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就其地缘战略或海洋战略而言,过去印度洋方向并不构成中国重要战略方向。鉴于周边安全态势、地理限制以及自身力量局限,中国地缘战略向来以亚太为重心,而以往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关注相对集中于邻近自身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本身有其内在必然性,更也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以巴基斯坦为例,2015年中巴正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然而,锐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西印度洋上经（?）瓜德尔港,这都不过只是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积极进取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体现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不过这却也已经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别有用心者,对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正在进行力量投射、资源掠夺、经济殖民等进行大肆炒作。这一类言论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恶化了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在美、印一些战略家看来,所谓“国强必霸”便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所谓“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对相关国家的港口援建以及民事应用就是中国向西扩展以及围堵印度的战略构件。更殊为严峻的是,近年里“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地区同亚太地区已渐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空间,纳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战略视野和前沿部署。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已向印度洋方向扩展,而美印关系出现明显的战略接近,使印度洋方向的美中印战略三角已形成一种并不利于中国的扁平化趋势。此外,印度洋相关海域以及环印度洋的诸多地区本身交织着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素来被世人普遍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可见,对中国而言,印度洋地区绝非可以轻松自如存在的等闲之地,更不是世外桃源。事实上,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而从中国沿海出发西进印度洋的最近航线也有数千公里,中国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有效存在,显然无法像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存在那般便利（无论如何还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陆权）。与此同时,考察当代印度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玩家,中国显然是后到者——作为后来者和外来者,中国拓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不可避免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会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势必都会造成一定冲击。故而,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西进”印度洋,面对着复杂的战略环境、立场各异的行为主体,而自身又处于相对地理劣势,势必会为自己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相关挑战时面临双线受压的风险。鉴于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按理中国应继续对印度洋敬而远之。然而,如今中国在印度洋却是日益积极进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中国会出于怎样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考量,要把以往并不构成自身重要战略方向的印度洋,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甚至作为中国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生长点呢?这实际上就是本文聚焦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已体现出中国决策层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而“西进”堪称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精髓。于中国“西进”视野之下,南亚和印度洋无疑正是“一带一路”沿陆、海西向进发首当其冲的重要战略地区和主要海洋公域。厘清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根本动因和战略逻辑,不仅是中国谋划自身印度洋战略的前提,更也是破除“珍珠链”之说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综合分析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第一章）,以及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第二章）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鉴于印度洋的地理联通性、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发展潜力以及的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局势等因素,今日印度洋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乃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崛起都有了密切而特殊的战略关联。无论就外部压力或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已经不可忽视印度洋战略方向而单从东亚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现在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中国“西进”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可能性、正当性、机遇性和战略性。本文第三章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对的风险和所迎来的机遇之后,指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新姿态或者说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印度洋之危险又或者因为所谓的印度洋的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地位,事实上反倒是中国当前“西进”印度洋具有了相关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并迎来历史性机遇,因此在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视角下,“西进”印度洋可望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带来巨大战略利益——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的根本性动因,又或者说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知与行的核心逻辑。因此,“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印度洋风险,更不是为了争夺印度洋霸权,而是一种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机遇的地缘战略布局。本文的第三章同时还指出,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进”印度洋构成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以及中国探索和平崛起路径、体现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现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拥有了一些有利主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可盲目乐观。机遇性与战略意义,都并不能成为盲目乐观的理由。事实上,要把握历史机遇和实现“西进”潜在的战略意义,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战略阻力和尽可能地化解潜在风险因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巧妙的地缘政治运作来实现恰当的战略目标。客观而言,现在,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或者说怎样“经略”印度洋的相关问题,已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及区域战略的重要关切,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新注目点,进而也构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大而新兴的战略性议题,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然而,今日印度洋,在许多国外战略学者和相关国家战略决策者眼中,已然被视为21世纪大国战略角逐的新兴舞台,而中国因素已然被视为一个对印度洋地区政治格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不容否认,鉴于中国强劲的崛起势头,现在中国和外界之间,除了有合作共赢、相互依存的一面之外,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已悄然形成。对体系霸权国和地区大国而言,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方向扩散,也是与中国博弈和竞争的重要环节。此外,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在中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成为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正式成文的印度洋战略；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尤其在军事力量前沿存在方面,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还殊为有限。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西进”印度洋稳健而恰当的战略谋划,以维持和拓展自身的有效存在。这已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当务之急。固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不可否认,经济手段始终有相关局限性。在经济上分享由中国因素带来的红利,并不妨碍一些国家在政治、安全上对华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诋毁中国、“要挟”中国。鉴于此前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存在,为把握机会和化解风险,当代中国当需要慎重而深入地考虑在印度洋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和参与地区事务这一类地缘政治运作的问题,更也需要密切关注印度洋安全动态,主动参与和塑造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为此,本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较大精力分析了“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和相关战略挑战（第四章）,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第五章）,巴基斯坦战略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因素（第六章）,并在第七章提出了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的相关主张。本文所主张的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构成了本文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在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层面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支柱,更也是本文对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问题,或者说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问题,所给出的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回应。
二、入世后中国同亚洲区域经济关系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中国同亚洲区域经济关系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
| (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
| (三)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融入区域生产网络 |
| (四)区域内中国的快速崛起与中国承担起相应区域责任 |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界定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 |
| 一、悲观论:“中心”对“边缘”的盘剥 |
| 二、乐观论:“中心”对“边缘”的溢出 |
| 三、从悲观到乐观的态度转变 |
| 第三节 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 |
| 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 |
| 二、“板块网络”结构下的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
| 三、“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定位:“边缘”还是“中心” |
| 四、“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第四节 “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 |
| 一、中国“周边”的概念界定 |
| 二、国际经济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三、国际政治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第二章 中国正在成为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 |
| 第一节 中国提升在周边经济格局中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速快且维持稳定 |
| 二、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逐年增加 |
| 三、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 |
| 第二节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 |
| 一、中国边境口岸体系四通八达,涉及多个周边国家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管道运输、航空运输通道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成为周边贸易中心 |
| 一、中国成为周边越来越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双边贸易地理结构趋于均衡 |
| 三、周边国家对中国技术依赖逐渐增加 |
| 第四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金融主导力量 |
| 一、中国逐渐成为周边地区的金融稳定力量 |
| 二、中国发起和倡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
| 第五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轮轴” |
| 一、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 |
| 二、周边是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重点 |
| 第三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的责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第一节 中国角色转变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一、周边格局角色转变是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相契合 |
| 第二节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缺失与中国的合理补充 |
| 一、周边地区的公共产品存在供需矛盾 |
| 二、中国对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补充与超越 |
| 三、地区认同的缺失与命运共同体理念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 |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 |
| 第四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遇到的困局及破解 |
| 第一节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外交困局 |
|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边海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问题 |
|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第二节 以“一带一路”破解中国走向“中心”的外交困局 |
| 一、“一带一路”助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
| 二、“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地缘政治经济重构 |
| 三、“一带一路”加速对区域价值链的重塑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逻辑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加速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政策建议 |
| (二)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自中国进口额 |
| 附录2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向中国出口额 |
| 致谢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来源 |
| 1.2.1 垄断优势论 |
| 1.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1.2.3 内部化理论 |
| 1.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1.2.5 价值链理论 |
| 1.2.6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 |
| 1.5.2 难点和不足 |
| 第2章 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零售业国际化的内涵 |
| 2.1.2 零售业国际化的动机 |
| 2.1.3 零售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 |
| 2.1.4 零售业国际化的进入方式 |
| 2.1.5 零售业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
| 2.1.6 零售业国际化的撤资 |
| 2.2 国内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走出去”战略 |
| 2.2.2 国内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贡献 |
| 2.2.3 国内学者对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 |
| 2.2.4 中国零售业的“走出去”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 |
| 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概况 |
| 3.1.1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
| 3.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空间分布情况 |
| 3.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市场主体情况 |
| 3.1.4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数量少 |
| 3.2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分析 |
| 3.2.1 国美进军香港 |
| 3.2.2 苏宁的国际化 |
| 3.2.3 阿里巴巴的全球化 |
| 3.3 零售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
| 3.3.1 零售业“走出去”的宏观影响因素 |
| 3.3.2 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影响因素 |
| 3.4 零售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3.4.1 变量选择 |
| 3.4.2 模型设计 |
| 3.4.3 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 3.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3.5.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
| 3.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
| 3.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缓慢的原因分析 |
| 3.6.1 中国零售企业竞争力弱 |
| 3.6.2 中国零售企业品牌影响力小 |
| 3.6.3 中国零售企业缺乏国际经验 |
| 3.6.4 中国零售企业承担汇率风险能力差 |
| 3.6.5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少 |
| 第4章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经验 |
| 4.1 全球零售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化状况 |
| 4.1.1 全球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 4.1.2 零售商的市场主导能力 |
| 4.1.3 发达国家跨国零售企业的主导地位 |
| 4.1.4 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 4.1.5 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多样化 |
| 4.1.6 零售业的经营国际化 |
| 4.1.7 零售业的零售数字化 |
| 4.2 发达国家的零售国际化 |
| 4.2.1 美国的零售国际化 |
| 4.2.2 欧洲的零售国际化 |
| 4.2.3 日本的零售国际化 |
| 4.2.4 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一般经验 |
| 4.3 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以泰国为例 |
| 4.3.1 发展中国家零售国际化的一般情况 |
| 4.3.2 泰国零售业的国际化 |
| 4.3.3 卜蜂莲花的国际化 |
| 4.3.4 卜蜂莲花在华扩张历程 |
| 第5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分析 |
| 5.1 “走出去”战略 |
| 5.1.1 “走出去”的内涵 |
| 5.1.2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发展 |
| 5.1.3 “走出去”的概况 |
| 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宏观视角 |
| 5.2.1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宏观背景 |
| 5.2.2 顺应对外经济的发展规律 |
| 5.2.3 构建自主流通网络的重要手段 |
| 5.2.4 价值链升级的外部驱动 |
| 5.2.5 内外贸一体化的内部推动 |
| 5.2.6 有利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
| 5.2.7 有助于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 |
| 5.2.8 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的客观要求 |
| 5.2.9 促进我国文化输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 5.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微观视角 |
| 5.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推动因素 |
| 5.3.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拉动因素 |
| 5.3.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便利化因素 |
| 第6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创新途径:跨境电商 |
| 6.1 跨境电子商务 |
| 6.1.1 跨境电子商务的涵义 |
| 6.1.2 跨境网络零售 |
| 6.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
| 6.2.1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环境 |
| 6.2.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状况 |
| 6.3 跨境电商与传统零售的区别 |
| 6.3.1 跨境电商具有跨地域性 |
| 6.3.2 跨境电商信息传播速度快 |
| 6.3.3 跨境电商以大数据为基础 |
| 6.3.4 跨境电商的成本结构不同 |
| 6.3.5 跨境电商的客户体验不同 |
| 6.4 跨境电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新途径 |
| 6.5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SWOT分析 |
| 6.5.1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势 |
| 6.5.2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劣势 |
| 6.5.3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机遇 |
| 6.5.4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挑战 |
| 6.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实现路径 |
| 6.6.1 国家参与和政策支持 |
| 6.6.2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 6.6.3 多种手段改善网购体验 |
| 6.6.4 改进物流效率 |
| 6.6.5 巩固制造业基石 |
| 6.6.6 不遗余力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
| 第7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 7.1 “一带一路”倡议 |
| 7.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7.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 7.2.1 相对于发达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 7.2.2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 7.2.3 零售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 |
| 7.2.4 相对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给零售业带来的比较优势 |
| 第8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 8.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时机选择 |
| 8.1.1 零售企业具备“走出去”能力的时机 |
| 8.1.2 进入目标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 |
| 8.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 |
| 8.2.1 中亚五国 |
| 8.2.2 东南亚十一国 |
| 8.2.3 南亚八国 |
| 8.2.4 独联体七国 |
| 8.2.5 中东欧及南欧十八国 |
| 8.2.6 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 8.2.7 西亚北非国家和蒙古 |
| 8.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进入方式选择 |
| 8.3.1 中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2 东南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3 印度的进入方式 |
| 8.3.4 独联体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5 澳大利亚的进入方式 |
| 8.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业态选择 |
| 8.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标准化与本土化战略 |
| 8.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支撑体系 |
| 8.6.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宏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 8.6.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 8.6.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基础改造 |
| 第9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
| 9.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可行性 |
| 9.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阐述与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阐述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区域一体化理论 |
| 三、区域合作理论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特点 |
| 二、欧亚经济联盟的内涵、特点 |
|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
| 一、“一带”共建发展的客观要求 |
| 二、“一盟”摆脱内部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
| 三、区域一体化潮流推动的客观使然 |
| 四、中俄等国实现自我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二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实基础 |
| 一、对接合作前提：覆盖区域重叠交叉,地缘基础明显 |
| 二、对接合作保障：双/多边机制丰富,政治互信良好 |
| 三、对接合作关键：贸易联系紧密,互补优势显着 |
| 四、对接合作动能：发展理念相近,战略规划高度契合 |
| 五、对接合作基石：人文基础坚实,主流社会亦普遍支持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状 |
| 一、政策沟通已达初步共识 |
| 二、设施联通成效显着 |
| 三、贸易畅通稳步发展 |
| 四、资金融通进展明显 |
| 五、民心相通日益深化 |
| 六、其他领域务实合作势头强劲 |
| 第二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问题 |
| 一、机制特性差异问题 |
| 二、深度对接能力与意愿问题 |
| 三、经济对接前景问题 |
| 四、技术服务标准迥异问题 |
| 五、务实合作经验不足问题 |
| 第三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机遇 |
| 一、中国加快“一带”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机遇 |
| 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定期举办的平台机遇 |
| 三、受西方经济集团挑战下俄罗斯“向东看”的发展机遇 |
| 四、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推进下的区域合作机遇 |
| 第四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挑战 |
| 一、“一盟”内部发展挑战 |
| 二、“一盟”成员国对“一带”认知挑战 |
| 三、“一带一盟”区域内部安全挑战 |
| 四、来自西方世界外部挑战 |
| 五、多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基本架构 |
| 第一节 “一带”与“一盟”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
| 一、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及远东开发战略相对接 |
| 二、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相对接 |
| 三、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相对接 |
| 四、与白俄罗斯2030年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相对接 |
| 五、与亚美尼亚2014~2025发展战略相对接 |
| 第二节 “一带”与“一盟”各国务实合作领域对接 |
| 一、以设施对接为优先工程,构筑交通物流网 |
| 二、以贸易对接为首要标志,扩大经贸联系 |
| 三、以能源对接为基本内容,稳定供求关系 |
| 四、以产能对接为重点方向,提升产业价值链 |
| 五、以金融对接为关键突破,搭建跨国服务体系 |
| 六、以农业对接为重要补充,强化物质基础 |
| 第六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主体模式探讨 |
| 一、与“一盟”整体的“CN+1”(N≥5)对接模式 |
| 二、与“一盟”各国的“C1+1”对接模式 |
| 三、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C2+SCO”对接模式 |
| 四、借力小多边机制的“C2+MN”(N≥1)对接模式 |
| 第二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具体模式选择 |
| 一、自由贸易区模式,深化贸易联系 |
| 二、跨国经济走廊建模式,完善交通体系 |
| 三、跨境经济合作区模式,丰富投资方式 |
| 四、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创新企业合作 |
| 五、人文交流基地模式,构筑人文平台 |
| 第三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主体机制探讨 |
| 一、与“一盟”整体的“CN+1”(N≥5)的对接机制 |
| 二、与“一盟”各国政府的“C1+1”对接机制 |
| 三、各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E+F”对接机制 |
| 第四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具体机制构建 |
| 一、多元化智库对话机制,凝聚各方智慧 |
| 二、常态化政府磋商机制,引导高位决策 |
| 三、长效化跨国管理机制,协调各国利益 |
| 四、动态化监督反馈机制,防范各类风险 |
| 五、多边化法律协调机制,强化制度优势 |
| 六、通畅化信息交流机制,实现资源共享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以多方主体为推力,增进各方对接共识 |
| 一、坚持政府高位引导,对接规划编制先行 |
| 二、强化企业、社会共同参与,促进市场联动与融合发展 |
| 三、联合各方智库学界研究探讨,适时启动数据库建设 |
| 四、加强媒体互动交流,推进各方认知与理解 |
| 五、深化民间人文合作,培育国家价值共识 |
| 第二节 以实体项目为抓手,深化务实领域合作 |
| 一、着力加快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
| 二、有效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 |
| 三、继续深化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 |
| 四、积极打造多元融资平台 |
| 五、进一步优化项目参与方式 |
| 第三节 以规则对接与自贸区建设为关键,强化制度保障功能 |
| 一、加快标准体系的互认与构建,力促规则对接 |
| 二、坚持自贸区建设长期目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 |
| 三、适时推动人员往来便利化制度发展 |
| 第四节 以次区域合作为突破口,逐层拓展,逐步推广 |
| 一、率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
| 二、以毗邻周边对接为着力点,逐层拓展 |
| 三、以多边单项合作为示范蓝本,逐步推广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9）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研究（1992-2016）（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及其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的经济外交及其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外交综述 |
| 一、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 |
| 二、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
| 三、中国的经济外交发展与实践 |
| 四、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中国经济外交 |
| 五、中国的周边外交与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经济外交理论 |
| 二、国家利益理论 |
| 三、相互依赖理论 |
| 四、地缘经济学理论 |
| 第二章 多边关系下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缘起及背景 |
| 一、中国对湄公河经济外交的缘起：内生需求及发展动力 |
| 二、中国对湄公河经济外交的背景：外部环境和国际局势 |
| 三、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理念和目标 |
| 第二节 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实施体系和运行机制 |
| 一、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
| 二、政府机构：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财政部 |
| 三、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 |
| 第三节 中国对湄公河国家开展经济外交的发展历程和阶段特点 |
| 一、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初始阶段(1992－2001) |
| 二、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提升阶段(2002－2011) |
| 三、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成熟阶段(2012－2016) |
| 第四节 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特色及亮点 |
| 一、次区域范围：主要以GMS以及澜湄领导人会议为平台开展经济外交 |
| 二、中国-东盟(10+1)多边会议是中国开展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的重要渠道 |
| 三、在中国—东盟多边金融合作交流平台下深化金融合作 |
| 第五节 经济外交下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分析 |
| 一、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促进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提升 |
| 二、经济依赖的深化使中国同湄公河国家关系更加友好稳定 |
| 第三章 双边关系下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对泰国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对泰国经济外交的目标及策略 |
| 二、中国对泰国经济外交的特点及成效 |
| 三、中国对泰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及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中国对越南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对越南经济外交的目标及策略 |
| 二、中国对越南经济外交的特点及成效 |
| 三、中国对越南经济外交的重点及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中国对老挝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对老挝经济外交的目标及策略 |
| 二、中国对老挝经济外交的特点及成效 |
| 三、中国对老挝经济外交的重点及发展方向 |
| 第四节 中国对缅甸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对缅甸经济外交的目标及策略 |
| 二、中国对缅甸经济外交的特点及成效 |
| 三、中国对缅甸经济外交的重点及发展方向 |
| 第五节 中国对柬埔寨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对柬埔寨经济外交的目标及策略 |
| 二、中国对柬埔寨经济外交的特点及成效 |
| 三、中国对柬埔寨经济外交的重点及发展方向 |
| 第四章 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 第一节 多边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
| 一、贸易逆差严重,政治互信不足 |
| 二、受域外大国介入的影响和挑战 |
| 第二节 双边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中泰关系面临的问题 |
| 二、中越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三、中老关系存在的问题 |
| 四、中缅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五、中柬关系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未来战略构想及实施方略 |
| 第一节 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未来战略构想 |
| 一、加强对话、开放合作,弱化竞争态势 |
| 二、运用“软制衡”实现地区稳定与平衡 |
| 三、找准利益契合点,构建“命运共同体” |
| 四、推动“澜湄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
| 五、加强多维度沟通对话协调域内多边合作机制 |
| 第二节 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未来实施方略 |
| 一、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开展经济外交 |
| 二、考虑在亚投行投资运营部/战略委员会下设湄公河地区分部 |
| 三、统筹运用好援建资金,择优支持湄公河国家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 |
| 四、依托“澜湄合作机制”扩大经济外交效力,发挥中国引领作用 |
| 五、“奖惩并重”必要时候发挥经济制裁的震慑效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战略环境 |
| 第一节 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特性 |
| 一、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 |
| 二、突兀的南亚次大陆 |
| 三、规律性的印度洋季风和洋流 |
| 四、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
| 第二节 环印度洋的全球地缘政治“破碎地带” |
| 一、印度洋地区的范围和国家组成 |
| 二、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生态 |
| 第三节 印度洋地区国际战略地位步入快速上升通道 |
| 一、“印太”概念勃兴 |
| 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及当前战略新姿态 |
| 一、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 |
| 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战略新姿态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中国国家大战略的顶层设计 |
|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重心的调整 |
|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战略新布局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错误知觉” |
| 一、“错误知觉”相关表征 |
| 二、“错误知觉”的现实背景 |
| 三、“错误知觉”之批判 |
| 四、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 |
| 一、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利益 |
| 二、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环境 |
| 三、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机遇 |
| 四、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能力和理念 |
| 第二节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义 |
| 一、“西进”印度洋：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
| 二、“西进”印度洋：中国海洋战略(海权战略)的生长点 |
| 三、“西进”印度洋：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经济转型的新布局 |
| 四、“西进”印度洋：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及大国作为的“试验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及相关挑战 |
| 第一节 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特征 |
| 一、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 |
| 二、“一家独大”的地区政治经济格局 |
| 三、一种复杂的地区安全局面 |
| 四、相对低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及一条明显的区域裂痕 |
| 第二节 南亚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
| 一、南亚是“一带一路”战略图景中的海陆交汇地带 |
| 二、南亚是中国构建和谐周边的重点地区和难点地区 |
| 三、南亚是中国大西部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地缘依托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在南亚周边面临的相关挑战 |
| 一、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
| 二、印度相关博弈动态令中国承压 |
| 三、美国对华“再平衡”在“印太”空间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战略对接：有效政策选项抑或伪命题 |
| 一、相关动态与学者策论 |
| 二、研究评析和相关问题 |
| 三、“季风计划”及其内在局限性 |
| 四、印度的“门罗主义”和地缘政治焦虑 |
| 五、印度的“对冲策略”和“战略模糊”手段 |
| 六、印度的“制衡者”和“监管者”角色 |
| 第二节 现阶段中印新型强邻关系的定位 |
| 一、中印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
| 二、在中印关系多重属性中居支配地位的是互为强邻的地缘政治属性 |
| 三、对印政策应有的整体性战略思维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进”视野下的巴基斯坦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巴基斯坦 |
| 一、巴基斯坦国家概况 |
| 二、“一带一路”视野下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 |
| 第二节 “中巴经济走廊”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
| 第三节 对瓜达尔港的相关思考 |
| 一、中国与瓜达尔港的历史渊源 |
| 二、对中国而言,瓜达尔港具有十分重要的潜在的战略价值 |
| 三、对瓜达尔港的几点看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进”视野下中国“陆海相撑共进”战略路径探讨 |
| 第一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合小稳大”的南亚融合战略 |
| 一、促进地缘意义上中国与南亚的多个维度融合 |
| 二、中国的南亚战略诉求应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 |
| 三、中国的南亚战略取向不应“合小攻大”却要“合小稳大” |
| 第二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 |
| 一、对印度洋战略环境两种认知误区 |
| 二、当前中国在印度洋安全合作局面及其成因 |
| 三、印度洋安全架构新构想：协治安全 |
| 四、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讨论 |
| 五、中国促成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初步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入世后中国同亚洲区域经济关系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5]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D]. 黄嘉瑜. 外交学院, 2020(08)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D]. 石娜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8]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D]. 向洁. 新疆大学, 2018(12)
- [9]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经济外交研究（1992-2016）[D]. 孔玥. 云南大学, 2018(10)
- [10]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D]. 冯传禄.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