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挥学院科研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进步服务(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唐彬[2](2021)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平台企业是网络信息时代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组织形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平台企业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新兴商业模式的典范。顺应时下多元化、个性化、重视体验的消费需求,平台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融合发展,在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下,引领我国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发展。纵观平台企业的成长过程,创新性的商业模式是其快速成长、迅速占据市场份额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竞争全球化以及消费需求升级,平台企业已从最初的蓝海进入红海,每一个行业市场几乎都被细分,平台同质化严重,用户流量日渐枯竭、增长困难。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平台企业应对环境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受资源禀赋影响。平台所体现的开放性、交互性、网络效应等特性促进了市场知识资源聚集,对其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驱动作用。然而知识具有时效性,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只有高效创造新知识,并与环境变化相匹配,才能真正助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近年来,跨界成为平台企业突破资源禀赋限制、培育市场适应性的重要手段,通过跨界搜寻外部异质性知识,可以扩展平台企业知识基,有效弥补平台知识缺口。大数据能力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新能力,可以加强平台企业对自身知识库的洞察和了解,拓展跨界搜寻的广度和深度,降低对外部知识吸收、消化、融合的风险和成本。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二者协同促进新知识创造,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知识资源。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第二,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了何种作用;第三,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何种作用。基于此,本文根据知识管理理论、组织搜寻理论、企业能力理论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对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知识创造、环境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论证,提出相关研究假设。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最终获取322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22.0、AMOS21.0等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均正向影响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2)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聚焦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研究。跨界搜寻为平台企业资源配置提供“知识池”,是大数据能力发展的助推器。大数据能力可以帮助平台企业在对内部知识清晰认知的基础上准确判断和评估所需的外部知识,增强跨界搜寻的宽度和深度。以往研究大多讨论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单一因素的作用,忽视了二者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交互效应。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弥补了先前研究只关注资源或能力的不足,拓展了企业能力理论。第二,本研究打开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黑箱”,引入知识创造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了平台企业如何把外部知识应用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实践过程。已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企业如何利用外部新知识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忽视了知识创造的互补作用。只有将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要素耦合应用到新知识体系中,才能实现要素价值放大,从而形成针对在位企业的竞争优势。知识创造是连接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知识创造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研究模型,全面检验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仅拓展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为知识创造相关研究提供崭新视角。第三,本研究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现有研究大多从高管创造力、高管支持等组织内部的微观视角探讨影响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忽视了外部环境这一权变因素,而主观判断可能对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造成一定影响。实际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平台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多变,留给平台企业知识创造的时间缩短,平台企业及时整合新旧知识、重塑知识体系的难度加大,无法及时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基于此,本研究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完善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充实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综上,本研究是对当前数字化背景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的有效补充,虽然提出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未来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进一步完善。
杜一鸣[3](2021)在《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中央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发展趋势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国有企业作为重要创新主体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建设是一贯的政治原则,也是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支撑。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具体任务对企业党组织建设提出新要求,如何通过党组织建设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对丰富党建理论、发展国有企业党组织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回答“何以能够”的问题,通过梳理党组织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逻辑,从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辨证关系出发,论证党组织建设具体作用于企业创新必要且可行;其次梳理党组织建设“如何开展”,建构党组织职能的理论框架,为研究创新任务下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分析党组织对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与有效作用”,依托现实案例、归纳具体路径,在具体实践基础上归纳党组织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党组织建设提升国有企业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识与能力,以学习促进企业内部对于创新资源的吸收力并依托党组织这一有效平台加强与外部网络的沟通交流,切实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势。
曹文婷[4](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徐乐怡[5](2021)在《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新城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以及全球竞争力重塑的平台和载体,其重要性日显突出。近年来,关于科技新城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分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系统性研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关于科技新城的定量测度、空间分布、形成机理、与企业共生绩效和区域空间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进一步加强科技新城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确定“科技新城”这一研究对象,首先梳理相关的文献,并结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构建了科技新城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三个案例阐述科技新城国内外模式,并总结了经验启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新城定量测度指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科技新城空间演化格局,探讨了科技新城空间演化特征和规律;再次,基于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两个地理维度,运用Logi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随后,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了科技新城与企业的共生绩效;最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两方面,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区域空间效应。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及政府-市场协作型,开发类型主要分为:地理交通型、自然资源型、产业集群型。关于科技新城选择机理,在宏观层面,科技新城应注重政府主导功能,在微观层面,科技新城开发可采用企业主导型模式。第二,科技新城在集聚上呈现以苏南、浙北和上海相交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特征,同时呈现由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演化特征。科技新城的国家级空间联系网络表现出由单中心逐渐向均衡型的复杂网络结构过渡的特征,且科技新城数量和空间联系总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本文从人民生活、科技企业状况和土地资源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了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直接排序法计算指标结果,并进行排序。第三,针对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市级尺度下,工业基础、人口城镇化、交通设施和创新要素都对科技新城形成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另外,创新服务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在省级尺度下,互联网+、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经济基础、区域科技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因素对科技新城的设立和空间联系总量均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科技新城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绩效,科技新城的设立对经济集聚、人才吸引和产出提升均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且存在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其一,针对经济集聚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其二,针对人才吸引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形成人才吸引效应,促进要素的聚集发展,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其三,针对产出提升效应,科技新城能够助推企业产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产业间良性互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科技新城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人才吸引效应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后变小再逐渐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产出提升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第五,科技新城能提升当地创新能力,却对临近地区具有负向效应;科技新城无法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却能促进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与设置的地理距离阈值有关,数据表明科技新城的建立对周围地区的创新提升具有负向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但科技新城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第一,构建以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科技新城资源配置模式,资源分配需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手段助力科技新城的建设,保护市场制度,促进科技新城的发展,并打造以科技新城为核心的创新源和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第二,构筑以产城融合为核心的科技新城发展模式,加强科技新城与当地的产业联系,科技新城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土壤和物质基础,同时保证高品质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促进产城融合;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的重点,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新城的良性共生发展;第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邵东[6](2021)在《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逆全球化”现象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我国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出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格局中的重大推动作用。创新是当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十四五”时期直至更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为此,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但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面临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压制的双向挤压。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独立,我国企业需要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投资收益期较长的企业战略层面的选择,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塑造了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企业创新的特质,随着国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商业活动,随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并占据社会生活的主流,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聘用外籍高管人员,选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且对企业创新管理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学术、名人和外籍三种背景特征(简称学术CEO、名人CEO、外籍CEO),用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创新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逐步递进分析并对比这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边界作用、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能够为CEO影响企业战略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选聘有益于促进企业创新战略的高管团队成员提供借鉴意义。本文按以下结构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括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构建了论文的具体结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确定了具体的研究范围,梳理并总结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现有文献,为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评述,发现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引出本文的切入点。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进行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水平的作用方式和内在机理,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企业行为和结果有机结合,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本章实证检验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比学术、名人、外籍三种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作用强度,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和国籍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了企业创新的前置影响因素,为不同视角的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引入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采用CEO两职合一、CEO兼任股东企业职务;CEO薪酬激励、CEO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六个分组或调解变量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第五章,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分析。本章从创新效益的角度出发,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并对比了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深入分析,探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明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本研究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7年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整理上市企业CEO背景特征的一手数据,与企业二手数据和信息相结合,共得到16,584个“企业-年”样本。在此基础上,建立26个研究假设和70个回归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CEO名人背景特征越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强,学术背景特征次之,外籍背景特征最弱。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外籍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强于学术背景特征,而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没有显着作用,表明CEO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以维持名人地位的动机和行为造成了企业创新效率的降低。(2)CEO两职合一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CEO在股东企业兼职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CEO个人权力的增大抵消了学术CEO和外籍CEO的创新意愿,使其在面临创新风险时更加谨慎和保守,只有名人CEO会随着个人权力的增大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3)CEO薪酬激励增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在CEO学术背景特征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CEO股权激励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仅加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CEO背景特征与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股权集中度在总体上抑制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对CEO学术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对CEO外籍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作用,表明控股大股东的存在使企业更加关注当前的盈利水平,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发展;国有控股的所有权性质提高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却降低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表明学术CEO能够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而名人CEO因国企领导者的官员属性和特殊社会地位减轻了其为了保持名人地位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5)企业创新投入在CEO三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产出在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在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够在部分领导环境中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CEO能够通过加强创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再一次证实了名人CEO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在于保持其名人地位,而非切实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了企业创新资源的效率。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关于CEO背景特征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涉及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以及这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也鲜有文献对比不同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强弱关系,对此展开实证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更能够发现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企业战略产生的独特作用。因此,本文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国籍文化三个维度引入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构建了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和绩效的作用模型,这在当前学术、名人和外籍CEO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在理论上揭示三种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实际作用和强弱关系,拓展CEO特征与企业战略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本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三种理论与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有机结合,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对象,延伸了社会认同理论在企业战略中的研究内容,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第三,在现有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改良了CEO名人背景特征的测量方式,通过大量的手工搜集整理工作,获得了近十年来中国上市企业CEO社会背景的一手资料,建立起独有的名人CEO数据库,测量指标从顶级媒体所授予的奖项扩展为各个级别政府和媒体所设置的各类社会奖项和荣誉称号,并将名人效应的强弱加入到实证模型当中,打破了现有测量方式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第四,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和权变效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与现有文献和公司治理常识有所不同的结论,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差异。本文从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引入CEO两职合一、CEO在股东企业兼任、CEO薪酬和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和所有权性质六个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实证检验了治理要素在CEO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对企业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本文深入分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背景特征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内在机理,将创新投入和产出置于CEO特征情景下,揭示了不同CEO领导下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探讨了企业创新对绩效水平的实际作用,深入挖掘了创新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价值,提出了高管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可行办法。
吴玉浩[7](2021)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标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已成为调动企业创新活力、谋求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标准化热潮下,众多企业纷纷制定和实施标准化战略,试图凭借技术标准来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然而,数字化转型推动着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催生的环境不确定性加快了技术标准更新换代的速度,导致企业的标准化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并深刻改变着传统的标准体系和标准管理体制,驱动着组织管理的变革与创新。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演进,企业如何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被视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培育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便成为标准化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我国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深入推进,近年来团体标准发展的如火如荼,网络协同创新模式已成为标准化的全新支撑点。企业通过参与一个或多个技术标准联盟,以直接或间接联结的标准化合作关系与其他企业嵌入至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共同制定、实施和推广技术标准。这种标准化参与形式不仅可以吸纳和集聚联盟成员的资源和能力,推动不同企业围绕标准研发展开深度合作,也使标准化的投入成本和创新风险得以分散,有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然而,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发展成熟。在标准化实践中,即便是身处同一联盟之中,也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实现预期的联盟目标。事实上,尽管技术标准联盟可能会使参与者共享发展红利,但成员企业能否真正获益仍有赖于自身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因此,为了提升企业参与标准化联盟合作的效率和效益,有必要对其标准化活动予以规范引导。但是,与发展势头强劲的技术标准联盟相比,标准化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却较为滞后。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技术标准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尽管部分研究指出了参与标准化的积极影响,但却多探讨其对于宏观经济或中观产业的影响,而鲜有研究涉及微观企业层面,且并未明晰企业自身经由联盟参与标准化而获益的实现路径。同时,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联盟形式,学者们多围绕其他联盟形式进行研究,聚焦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作为标准化活动的主体,企业通过技术标准联盟参与标准化可获得哪些益处(What)?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盟绩效为何存在差异(Why)?企业又应如何在标准化联盟合作中实现更高的绩效水平(How)?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尚不可知,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企业微观层面为切入点,聚焦于我国技术标准联盟情境下的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以联盟绩效(标准化合作结果)为导向,由网络视角来探讨参与标准化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试图解释联盟内部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缘由及其绩效增进路径,所剖析的研究问题包括:(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3)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在系统回顾和梳理技术标准联盟、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环境不确定性及企业联盟绩效等方面的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深圳、长春、杭州和上海的4家标准联盟企业的案例分析,对核心研究构念进行界定,深入阐述了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构建得到理论研究模型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针对我国团体标准这一市场驱动下的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立足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和汽车产业内的技术标准联盟企业为目标样本,收集到来自437家联盟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收据,借助SPSS 25.0和AMOS 22.0软件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此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多数研究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支持,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相较于边缘企业,中心企业能够借助网络位置优势来影响标准化合作结果,显着提升自身绩效水平。同时,与联盟合作伙伴编织紧密的关系网络,亦可帮助企业从标准化合作中实现更多收益;(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3)潜在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现实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4)技术不确定性能够增强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市场不确定性能够增强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围绕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展开研究,针对我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技术标准联盟现象,构建了“资源—能力—绩效”这一内外联动的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明晰了企业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的理论逻辑,主要创新点和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1)由网络视角对技术标准联盟现象展开分析,丰富了标准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战略联盟研究拓展至技术标准联盟情境,并引入网络视角来深入挖掘技术标准联盟的本质、剖析企业参与标准化的内在逻辑,不仅探究参与标准化是否会对企业自身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揭示了企业如何从参与标准化合作中取得更好的联盟绩效。区别于以往的标准化研究,本文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视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渠道,按照“结构—关系”两分法来整合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关系强度两个维度,深入阐释其对于企业联盟绩效背后的影响机制,即联盟企业应借助网络位置优势和紧密联结的网络关系来增加标准化产出、促动联盟绩效提升。由此,本文突破了标准化研究多集中于影响标准内容、市场采用等领域的局限,使联盟网络的应用范围得以延伸,弥补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研究空白,基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揭示了企业联盟绩效的网络影响机制与规律,彰显了我国团体标准这一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的现实价值。(2)将知识吸收能力纳入理论研究框架,由知识层面强调了企业内部动态能力的重要性。技术标准与知识紧密相关,虽然以往研究指出了知识吸收能力对于标准化具有促动作用,但这一论断尚缺乏有效的实证支持。一方面,本研究搭建了知识吸收能力与外部知识获取机制的联系,考察了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前者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本研究验证了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尽管联盟网络为企业提供了外部知识来源渠道,但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这些资源取决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高低。因此,由“资源—能力”互动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效解释了企业调动联盟网络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将其吸收利用进而转化为企业联盟绩效的过程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由此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企业提升联盟绩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动态能力研究的全新视角。(3)通过探究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展现了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数字化转型时代背景下的新规律。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使企业处于动荡不安和不确定的环境条件之中,企业愈发需要积极响应和匹配外部环境变化,依靠技术标准的稳定性来化解环境风险,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因此,本文以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为依据,由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来分析环境特征对于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的影响,证实企业联盟绩效源于外界环境和内部适应的协同互动效应。由此,本文探明了知识吸收能力影响企业联盟绩效的边界条件,且所得研究结论适用于我国情境特征的技术标准联盟,对于反映我国企业的标准化实践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为把握本土化的技术标准化问题提供全新思路。同时,弥补了以往标准化研究对于环境要素作用关注不足的缺陷,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转型期企业发展的标准化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高锦杰[8](2021)在《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文中认为如何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投资促进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生态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以绿色金融的外部性为前提,分析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对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水平的测度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三个层面,分别运用相关模型对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微观机理层面主要通过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在传导路径层面主要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在区域异质性层面主要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影响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绿色金融工具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把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有机结合,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解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的综合影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等四个层面提出以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在绿色金融对微观企业经营的实证研究中,本文以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比较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而融资约束在绿色金融对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而绿色技术创新则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对比而言,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果要显着高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果。按照企业类型、产权属性以及企业规模等标准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非对称影响,结果表明:对绿色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环保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更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以及小规模的绿色生产企业和绿色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着。就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的重污染企业的影响较为显着,且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小规模的中、轻度污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本文分别以融资约束及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企业和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对环保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进而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的提升。而对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共同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超过了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在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本文根据环保产业和重污染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增长率构建了产业结构生态化指标,并简要地分析了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结果表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与重污染产业的逐渐萎缩,提高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考虑到经济增长会受到政策制定、落实和发挥等方面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整,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会影响当期的经济增长,因此,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和控制经济增长自身的内在冲击,以此检验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持续性,且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确实能够通过提高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及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且总效应中大约有22.96%是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有55.38%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在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中,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着推动经济增长率及经济增长效率。通过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及不同类型绿色金融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要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且证券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着,信贷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以绿色金融作为门限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门限效应;通过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即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2518)时,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着的,而随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0.2518<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正,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显着性明显提高(1%的水平下显着),影响系数也进一步增强;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3051)时,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是显着的,但影响程度明显小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的影响程度。
董莹[9](2021)在《网络关系嵌入对高技术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际科技领域竞争愈发激烈、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适时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思路,如何通过科技创新保持竞争优势,成为高技术集群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网络关系嵌入成为企业解决创新资源不足、提高创新绩效的有效渠道。学者们围绕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研究结论的多样性引发了本文对其产生原因的思考。本文认为需要对企业与外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关系网络进行划分,并就不同网络的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展开探讨。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高技术集群企业为研究样本,详细阐释了“网络关系嵌入如何影响高技术集群企业创新绩效”这一核心问题。具体地,本文以市场网络嵌入和制度网络嵌入作为表征网络关系嵌入的变量,以本地市场网络嵌入、超本地市场网络嵌入、本地制度网络嵌入、超本地制度网络嵌入为次级变量,探讨了网络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基于知识管理能力视角,深入剖析了网络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从外部环境层面探讨了环境动态性对网络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及环境动态性对知识管理能力的有调节中介作用,构建了研究理论模型。在系统回顾网络关系嵌入、知识管理能力、环境动态性和创新绩效相关研究,以及开放式创新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假设。按照管理学研究方法与规则进行问卷设计与数据调研。本文利用84份小样本预测试数据和309份高技术集群企业的有效问卷,对调研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信度效度检验,在SPSS25.0和AMOS24.0等统计软件中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1)市场网络嵌入与制度网络嵌入均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本地市场网络嵌入、超本地市场网络嵌入、本地制度网络嵌入对创新绩效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超本地制度网络嵌入对创新绩效作用并不显着。(2)市场网络嵌入与制度网络嵌入对知识管理能力各维度有显着正向影响。(3)知识获取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显着正向影响,知识共享能力对创新绩效影响并不显着。(4)知识管理能力在网络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5)环境动态性分别在本地市场网络嵌入、超本地市场网络嵌入和本地制度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6)环境动态性通过调节知识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调节市场网络嵌入-知识管理能力-创新绩效、制度网络嵌入-知识管理能力-创新绩效两条中介的作用。本文构建了异质性网络视角下关系嵌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结合能力网络观与能力内源观,深化了对开放式创新背景下高技术集群企业如何提高创新绩效的前因解释;突破了运用单一视角对集群企业关系嵌入进行简单划分的局限性,结合内容嵌入和地域空间嵌入的综合视角,对高技术集群企业关系嵌入进行划分;拓展了权变视角下环境动态性影响高技术集群企业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解释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度。建议企业管理者注重构建企业外部不同主体的网络关系,根据自身需求,充分利用外部知识,降低企业成本,最大限度利用外部资源;同时注重培育内部知识管理能力,利用组织协调作用,充分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营造组织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氛围;同时要时刻扫描外部环境,根据环境变化调整企业嵌入战略。最后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在企业间形成的有效且合理的竞争格局中发挥好监督作用,使得市场竞争与企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何国文[10](2021)在《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企业的转型升级在当前时期显得尤为迫切。由于创新风险的增加和技术升级速度加快,原来单一的合作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企业与跨地域跨行业的其他组织或者机构合作的企业不断增多。这些以焦点企业为核心的全部网络合作关系集合即为网络合作组合。在这种机制安排或管理模式下,企业不仅可以获得信息、知识、技术和能力上的优势,并且各个网络合作伙伴之间形成的网络结构和交流互动会提升网络合作组合的整体价值。随着网络合作组合规模的提升极其网络合作组合中网络成员异质性的增强,焦点企业在对网络合作组合开展管理过程中难度会增大。从当前的研究来看,我国绝大部分企业还不能基于战略的层面对网络合作组合开展系统管理,一般只是关注解决网络间的矛盾和冲突行为,只有少数企业会聚焦这些网络合作组合之中的互补和协同关系。因此,学者们意识到单一双边关系的治理方式不再适应网络合作组合,企业管理者应该基于网络整体性,从企业战略和网络合作组合的层面解决各个网络合作组合中网络成员之间矛盾和冲突,积极发挥网络合作组合中的协同功能。企业要建立高价值的网络合作,就一定要拥有治理和发展外部网络合作关系的能力,即网络能力。当前,很多研究已注意到网络能力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大价值,然而纵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能够得出:对于网络能力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和关系路径还没有系统和完善的理论研究框架。因此,本文基于“能力一关系一绩效”的逻辑路线,关注“网络能力怎样提升合作创新绩效”这个关键议题,解释并验证网络能力、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和整合网络能力理论、知识共享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对以下问题开展了深入探究:(1)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2)网络能力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合作创新绩效?(3)网络能力影响知识共享是否会由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关系信任不同而存在差异,知识共享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是否会由于企业吸收能力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基于上述三个具体问题,本文开展了以下研究:1.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深入探究网络能力的理论内涵和结构维度,建立网络能力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理论研究模型,指出网络能力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还可以通过企业与网络合作伙伴的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2.基于案例研究和建立的理论框架模型,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相关命题,基于提出的命题然后提出网络能力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具体研究假设,之后通过问卷发放收集314个本国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样本资料,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设开展实证检验。3.在上述两个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关系信任这个调节变量,从关系信任视角进一步探究不同关系信任情境下网络能力对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机制是不是存在不同,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关系信任在概念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开展实证检验。同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吸收能力在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开展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获取的重要结论如下:1.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网络能力的四个维度: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与关系管理能力都能正向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2.网络能力通过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作用于合作创新绩效。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分别在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两条关系路径中起到了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3.关系信任正向调节了网络能力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具体来说,关系信任正向显着调节了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关系管理能力与显性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关系信任正向调节了组合管理能力、关系管理能力与隐性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吸收能力在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显着。本文将网络能力四个维度、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和合作创新绩效引入一个研究框架,以知识共享理论为视角,解释了网络能力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贡献:1.深入分析了网络能力的内涵及维度。网络能力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其维度划分和测量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之一。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的整理和分析,认为网络能力是企业通过甄别网络价值与市场机会,规划和构建网络合作组合,整合、调整与优化各层次网络合作关系而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并提出网络能力包括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四个维度划分。基于网络能力四维度划分,本文开发了关于网络能力的测量量表,同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验证了本文关于网络能力四个维度的信度与效度。2.解释了网络能力影响焦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实质过程,解决了网络合作组合中的网络合作创新关系管理与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问题。结合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打开了网络合作组合运行机制的黑箱,建立了包含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的多元中介作用模型的理论框架,指出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是网络能力影响焦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由此,从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有效解决了网络合作组合中的网络合作创新关系管理与创新绩效提升问题,深化了网络合作组合中创新管理的研究视角,完善和拓展了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理论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有效构建、管理网络合作组合以及提升合作创新绩效提供借鉴。3.解释了在关系信任的调节作用机制以及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机制。本文将关系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关系信任在网络能力与知识共享之间的调节作用;将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吸收能力在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该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关系信任理论研究范围,同时也为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存在差异的关系信任下采取正确网络策略提供了新的管理理念。吸收能力影响了企业在网络合作组合中的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该结论进一步拓展吸收能力理论研究范围,同时也为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存在差异的吸收能力情况下采取正确合作策略提供了新的管理理念。
二、发挥学院科研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进步服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挥学院科研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进步服务(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实践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组织搜寻理论 |
2.1.2 企业能力理论 |
2.1.3 知识管理理论 |
2.1.4 创新理论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 |
2.2.2 跨界搜寻相关研究 |
2.2.3 大数据能力相关研究 |
2.2.4 知识创造相关研究 |
2.2.5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模型构建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平台企业 |
3.1.2 跨界搜寻 |
3.1.3 大数据能力 |
3.1.4 知识创造 |
3.1.5 商业模式创新 |
3.1.6 环境不确定性 |
3.2 概念模型提出 |
3.2.1 变量间关系梳理 |
3.2.2 概念模型构建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4.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4.1.1 跨界搜寻与商业模式创新 |
4.1.2 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4.1.3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交互作用与商业模式创新 |
4.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 |
4.2.1 跨界搜寻与知识创造 |
4.2.2 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 |
4.2.3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交互作用与知识创造 |
4.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 |
4.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 |
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研究设计 |
5.1 问卷设计 |
5.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5.1.2 问卷设计的过程 |
5.2 变量测量 |
5.2.1 跨界搜寻的测量 |
5.2.2 大数据能力的测量 |
5.2.3 知识创造的测量 |
5.2.4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 |
5.2.5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5.2.6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
5.3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5.4 样本与数据收集 |
5.4.1 样本选取 |
5.4.2 数据收集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6.2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6.3 信度与效度分析 |
6.3.1 信度分析 |
6.3.2 效度分析 |
6.4 假设检验 |
6.4.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检验 |
6.4.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关系检验 |
6.4.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检验 |
6.4.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检验 |
6.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6.5 结果分析与讨论 |
6.5.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讨论 |
6.5.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的关系讨论 |
6.5.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讨论 |
6.5.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讨论 |
6.5.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讨论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创新点 |
7.3 管理启示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关于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知识创造、环境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创新的调研问卷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的研究现状 |
1.2.2 企业党组织的研究现状 |
1.2.3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2 党组织建设与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
2.1 国有企业党建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
2.1.2 社会网络理论 |
2.2 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
2.2.1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 |
2.2.2 国有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定位 |
3 党组织建设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作用的内在逻辑 |
3.1 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 |
3.1.1 党组织建设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题中应有之义 |
3.1.2 国有企业创新任务下的党组织建设是完善党建理论的需要 |
3.1.3 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任务对党组织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
3.2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辩证关系 |
3.2.1 党组织与企业创新的对立统一性 |
3.2.2 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共同点 |
3.3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的可行性 |
3.3.1 党组织建设为国有企业创新建立政治保障 |
3.3.2 党组织建设为国有企业创新凝聚思想共识 |
3.3.3 党组织建设为国有企业创新打好组织基础 |
4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职能研究 |
4.1 国有企业党组织职能的编码 |
4.2 国有企业党组织职能的内涵 |
4.2.1 政治引领职能 |
4.2.2 监督保障职能 |
4.2.3 业务促进职能 |
4.2.4 宣传教育职能 |
4.2.5 组织协调职能 |
5 党组织建设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作用的案例分析与路径归纳 |
5.1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 |
5.1.1 党组织职能在国有企业中的典型表现 |
5.1.2 党组织职能在国有企业中的成效发挥 |
5.2 党组织建设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
5.2.1 党委前置决策引导创新发展战略落实 |
5.2.2 监督评价体系倒逼党建助力企业创新 |
5.2.3 解决问题为切口实现党建业务同开展 |
5.2.4 依托思政工作提升职工创新认同意识 |
5.2.5 党建带动群团组织营造企业创新氛围 |
5.3 党组织建设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的具体路径 |
5.3.1 挖掘企业创新动力 |
5.3.2 提升企业吸收能力 |
5.3.3 改善企业外部网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4)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2.5 简要评述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3.1.1 风险投资 |
3.1.2 新三板 |
3.1.3 企业价值 |
3.1.4 机制 |
3.1.5 溢出效应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3.3 本章小结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4.7 本章小结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4 内生性分析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6.5 稳健性检验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6.7 本章小结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7.2.3 稳健性检验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7.3.3 稳健性检验 |
7.3.4 内生性分析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7.4.5 稳健性检验 |
7.4.6 内生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8.3 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和篇章安排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研究的发展回顾 |
2.1.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的提出和早期研究 |
2.1.2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发展和后期实证研究 |
2.2 区域政策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回顾 |
2.2.1 创新集群研究进展 |
2.2.2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进展 |
2.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 |
2.3 开发区和科技新城研究的发展回顾 |
2.3.1 产城融合研究进展 |
2.3.2 开发区与高新区研究进展 |
2.3.3 科技新城研究进展 |
2.4 研究评述 |
3 科技新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3.1 科技新城开发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
3.1.1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的定义与内涵 |
3.1.2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
3.1.3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
3.2 科技新城的开发类型和核心主体 |
3.2.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 |
3.2.2 科技新城核心主体 |
3.3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类型的选择机理 |
3.3.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依据 |
3.3.2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方法 |
3.4 本章小结 |
4 国内外科技新城案例研究 |
4.1 国外模式借鉴:美国硅谷科技新城 |
4.1.1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优势条件 |
4.1.2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经验分析 |
4.2 国外模式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 |
4.2.1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条件 |
4.2.2 日本筑波科学城与硅谷比较 |
4.2.3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分析 |
4.3 国内模式借鉴:杭州未来科技城 |
4.3.1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布局 |
4.3.2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运行机制 |
4.3.3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优劣势分析 |
4.3.4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总结分析 |
4.4 国内外模式对比启示 |
4.4.1 国内外模式对比分析 |
4.4.2 国内外模式对比的相关启示 |
5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与空间联系格局研究 |
5.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分析 |
5.1.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构建 |
5.1.2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结果分析 |
5.2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
5.2.1 核密度分析 |
5.2.2 科技新城空间联系网络模型 |
5.2.3 数据来源 |
5.3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及和核密度特征 |
5.3.1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 |
5.3.2 科技新城集聚的核密度分析 |
5.4 科技新城的空间联系特征 |
5.5 科技新城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研究 |
6.1 地市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1.1 理论假说 |
6.1.2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6.1.3 结果分析 |
6.2 省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2.1 理论假说 |
6.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2.3 描述性分析与平稳性检验 |
6.2.4 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科技新城与企业共生绩效研究 |
7.1 研究设计 |
7.2 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7.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7.4 共生绩效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1 经济集聚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2 人才吸引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3 产出提升的时间效应分析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7.5.2 反事实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8 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研究 |
8.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8.2 模型、方法与数据 |
8.2.1 空间杜宾模型 |
8.2.2 变量说明 |
8.3 实证检验 |
8.3.1 整体回归结果 |
8.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8.3.3 分城市群回归结果 |
8.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8.4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2.1.1 CEO背景特征 |
2.1.2 企业创新 |
2.1.3 公司治理结构 |
2.1.4 企业绩效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高阶梯队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3 社会认同理论 |
2.3 文献回顾 |
2.3.1 CEO背景特征相关研究 |
2.3.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2.3.3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2.3.4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2.4.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绩效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化 |
2.4.2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
2.4.3 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真实作用缺乏深入挖掘 |
2.5 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2.5.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2.5.2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第3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3.1 引言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3 研究设计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3.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3.3.3 模型设定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4.1 描述性统计 |
3.4.2 相关性分析 |
3.4.3 回归结果 |
3.5 稳健性检验 |
3.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3.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3.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4章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研究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1 CEO个人权利的作用 |
4.2.2 CEO管理激励的作用 |
4.2.3 企业股权结构的作用 |
4.3 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4.3.3 模型设定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 |
4.4.2 相关性分析 |
4.4.3 回归结果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4.5.2 稳健性检验二:使用前置一期因变量的检验方式 |
4.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5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4 创新投入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5.2.5 创新产出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5.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5.3.3 模型设定 |
5.3.4 中介作用检验方法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相关性分析 |
5.4.3 回归结果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5.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1.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6.1.2 公司治理结构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
6.1.3 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6.2 理论与实践启示 |
6.2.1 理论启示 |
6.2.2 实践启示 |
6.3 创新点 |
6.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6.4.1 研究局限 |
6.4.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和致谢 |
(7)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实践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社会网络理论 |
2.1.2 知识基础理论 |
2.1.3 动态能力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技术标准联盟相关研究 |
2.2.2 联盟网络相关研究 |
2.2.3 知识吸收能力相关研究 |
2.2.4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2.2.5 联盟绩效相关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模型构建 |
3.1 研究设计 |
3.1.1 研究问题提出 |
3.1.2 研究方法选择 |
3.1.3 案例选择 |
3.1.4 数据收集 |
3.2 案例分析 |
3.2.1 信度与效度 |
3.2.2 数据处理与呈现 |
3.3 结果分析 |
3.3.1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核心概念界定 |
3.3.2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理论模型构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4.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 |
4.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 |
4.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4.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5.1 问卷设计 |
5.2 样本选择与调研流程 |
5.3 变量测量 |
5.3.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测量 |
5.3.2 知识吸收能力的测量 |
5.3.3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5.3.4 企业联盟绩效的测量 |
5.3.5 控制变量的选取 |
5.4 预调研与问卷修正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6.1.1 数据收集 |
6.1.2 样本特征 |
6.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6.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6.4 信度和效度检验 |
6.4.1 信度检验 |
6.4.2 效度检验 |
6.5 假设检验 |
6.5.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6.5.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6.5.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
6.5.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6.5.5 变量间关系的总效应检验 |
6.6 结果分析与讨论 |
6.6.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6.6.2 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6.6.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6.6.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7.2 研究的创新性 |
7.3 实践启示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2.1 有关绿色金融内涵的相关文献 |
1.2.2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 |
1.2.3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相关文献 |
1.2.4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 |
1.2.5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 |
1.2.6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绿色金融 |
2.1.2 绿色产业 |
2.1.3 污染产业 |
2.1.4 产业结构 |
2.1.5 经济增长 |
2.2 理论基础 |
2.2.1 绿色金融理论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2.2.3 绿色发展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3.1 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 |
3.1.1 资本积聚功能 |
3.1.2 投资导向功能 |
3.1.3 信息传递功能 |
3.1.4 要素整合功能 |
3.2 绿色金融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 |
3.2.1 成本—收益函数 |
3.2.2 图形解析 |
3.2.3 企业决策 |
3.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分析 |
3.3.1 模型简介 |
3.3.2 模型构建 |
3.3.3 模型校准 |
3.3.4 政策冲击 |
3.4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3.4.1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
3.4.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
3.4.3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4.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4.1.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 |
4.1.2 绿色金融的水平测度 |
4.2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4.2.1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 |
4.2.2 经济增长的效率测度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分析 |
5.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5.1.1 样本选择 |
5.1.2 特征事实 |
5.1.3 理论假设 |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变量选取 |
5.2.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1 全样本估计结果 |
5.3.2 企业类型视角 |
5.3.3 产权性质视角 |
5.3.4 企业规模视角 |
5.4 稳健性检验 |
5.4.1 更换经营绩效指标 |
5.4.2 替换控制变量 |
5.5 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中介效应分析 |
5.5.1 绿色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 |
5.5.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分析 |
6.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6.1.1 样本选择 |
6.1.2 特征事实 |
6.1.3 理论假设 |
6.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6.2.1 模型设定 |
6.2.2 计量方法 |
6.2.3 变量选取 |
6.2.4 数据说明 |
6.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6.3.1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检验 |
6.3.2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增长 |
6.3.3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
6.4 稳健性检验 |
6.4.1 更换计量方法 |
6.4.2 变更样本范围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7.1 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7.1.1 特征事实 |
7.1.2 理论假设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7.2.1 模型构建 |
7.2.2 变量选取 |
7.2.3 数据来源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1 基于全样本的估计 |
7.3.2 基于地区样本估计 |
7.3.3 基于绿色金融工具的估计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剔除控制变量 |
7.4.2 指标的再度量 |
7.5 门限效应检验 |
7.5.1 面板门限模型设定 |
7.5.2 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 |
7.5.3 门限估计结果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2.1 国家统筹设计与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
8.2.2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金融 |
8.2.3 发挥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引导作用 |
8.2.4 强化绿色金融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后记 |
(9)网络关系嵌入对高技术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1 内容安排 |
1.3.2 技术路线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高技术集群企业相关研究 |
2.1.1 高技术企业的概念 |
2.1.2 高技术集群企业的概念 |
2.1.3 高技术集群企业创新研究视角 |
2.2 创新绩效相关研究 |
2.2.1 创新绩效的概念 |
2.2.2 创新绩效的维度 |
2.2.3 创新绩效的测量 |
2.2.4 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
2.3 网络关系嵌入相关研究 |
2.3.1 网络关系嵌入内涵 |
2.3.2 网络关系嵌入的维度—外部异质性网络构建 |
2.3.3 网络关系嵌入的测量 |
2.3.4 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嵌入悖论 |
2.3.5 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中介变量 |
2.3.6 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调节变量 |
2.4 知识管理能力相关研究 |
2.4.1 知识管理能力的概念 |
2.4.2 知识管理能力的维度 |
2.4.3 知识管理能力的测量 |
2.4.4 知识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关系 |
2.5 环境动态性的相关研究 |
2.5.1 环境动态性的概念 |
2.5.2 环境动态性的维度 |
2.5.3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2.5.4 环境动态性与企业创新关系 |
2.6 文献述评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基础 |
3.1.1 开放式创新理论 |
3.1.2 知识基础理论 |
3.1.3 社会网络理论 |
3.2 理论模型构建 |
3.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3.1 网络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 |
3.3.2 网络关系嵌入与知识管理能力 |
3.3.3 知识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 |
3.3.4 知识管理能力对网络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 |
3.3.5 环境动态性对网络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 |
3.3.6 被环境动态性调节的中介作用 |
3.3.7 研究假设汇总 |
第4章 研究设计和预测试 |
4.1 问卷设计 |
4.1.1 问卷设计基本原则 |
4.1.2 问卷设计过程 |
4.1.3 问卷防偏措施 |
4.1.4 确定测量量表 |
4.1.5 前测性访谈 |
4.1.6 试调查 |
4.2 数据分析方法 |
4.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2 信度分析 |
4.2.3 效度分析 |
4.2.4 相关分析 |
4.2.5 回归分析 |
4.3 预测试 |
4.3.1 小样本数据收集 |
4.3.2 小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3 小样本预测试分析 |
4.3.4 大样本问卷的最终确定 |
第5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1 大样本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
5.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5.1.2 企业样本分布情况 |
5.1.3 被调查者样本分布情况 |
5.2 信度效度检验 |
5.2.1 网络关系嵌入量表 |
5.2.2 知识管理能力量表 |
5.2.3 创新绩效量表 |
5.2.4 环境动态性量表 |
5.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5.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5.5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
5.5.1 控制变量与中介变量、因变量的关系 |
5.5.2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因变量的关系 |
5.5.3 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 |
5.6 假设检验 |
5.6.1 网络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5.6.2 网络关系嵌入对知识管理能力的影响 |
5.6.3 知识管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5.6.4 知识管理能力的中介作用 |
5.6.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5.6.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5.6.7 研究假设检验汇总 |
5.7 结果分析 |
5.7.1 网络关系嵌入影响创新绩效的结果分析 |
5.7.2 网络关系嵌入影响知识管理能力的结果分析 |
5.7.3 知识管理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结果分析 |
5.7.4 知识管理能力的中介作用结果分析 |
5.7.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分析 |
5.7.6 有调节中介作用结果分析 |
5.8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管理启示 |
6.2.1 理论启示 |
6.2.2 实践启示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附录 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1.3.1 研究目的 |
1.3.2 关键概念界定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1.3.4 章节安排 |
1.4 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网络能力文献综述 |
2.1.1 网络能力相关研究 |
2.1.2 网络能力的内涵 |
2.1.3 网络能力的影响因素 |
2.1.4 网络能力构成维度 |
2.1.5 网络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2.2 知识共享文献综述 |
2.2.1 知识共享相关研究 |
2.2.2 知识共享内涵 |
2.2.3 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
2.2.4 知识共享的维度 |
2.2.5 知识共享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 |
2.3 合作创新绩效相关研究综述 |
2.3.1 合作创新的内涵 |
2.3.2 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
2.4 研究述评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网络能力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
3.1 理论背景 |
3.2 案例研究的方法概述 |
3.2.1 案例研究的简述 |
3.2.2 案例研究的原则 |
3.2.3 案例研究的步骤 |
3.3 方法论 |
3.3.1 案例背景 |
3.3.2 确定代表性案例 |
3.3.3 数据收集 |
3.3.4 数据分析方法 |
3.4 案例企业简介 |
3.5 案例分析 |
3.5.1 四个企业案例分组:探索型和利用型合作创新网络 |
3.5.2 网络能力:分类和水平测度 |
3.5.3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 |
3.5.4 结果讨论与命题提出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理论模型的构建 |
4.1 网络能力的界定及维度 |
4.1.1 网络愿景能力 |
4.1.2 网络构建能力 |
4.1.3 组合管理能力 |
4.1.4 关系管理能力 |
4.2 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解释 |
4.2.1 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
4.2.2 网络能力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路径分析 |
4.2.3 概念模型的构建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研究假设的提出 |
5.1 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5.1.1 网络愿景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5.1.2 网络构建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5.1.3 组合管理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5.1.4 关系管理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5.2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5.2.1 网络愿景能力与知识共享 |
5.2.2 网络构建能力与知识共享 |
5.2.3 组合管理能力与知识共享 |
5.2.4 关系管理能力与知识共享 |
5.2.5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 |
5.2.6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5.3 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5.3.1 关系信任的调节作用 |
5.3.2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6.1 实证研究总体思路 |
6.2 问卷设计 |
6.2.1 问卷设计原则 |
6.2.2 问卷设计过程 |
6.2.3 问卷防偏措施 |
6.3 研究变量度量 |
6.3.1 自变量:网络能力 |
6.3.2 中介变量:知识共享 |
6.3.3 调节变量: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 |
6.3.4 因变量:合作创新绩效 |
6.3.5 控制变量 |
6.4 问卷的预调研 |
6.4.1 预测试分析方法 |
6.4.2 预调研数据收集 |
6.4.3 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 |
6.4.4 问卷定稿 |
6.5 样本数据收集与样本简述 |
6.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6.5.2 样本特征 |
6.6 分析方法 |
6.7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7.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7.1.1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
7.1.2 网络能力 |
7.1.3 知识共享 |
7.1.4 关系信任 |
7.1.5 吸收能力 |
7.1.6 合作创新绩效 |
7.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
7.3 网络能力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分析 |
7.4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分析 |
7.4.1 网络能力与知识共享 |
7.4.2 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 |
7.4.3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7.5 关系信任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分析 |
7.6 结果与讨论 |
7.6.1 实证研究结果汇总 |
7.6.2 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7.6.3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7.6.4 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讨论 |
7.7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8.2.1 理论贡献 |
8.2.2 实践启示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访谈提纲 |
附录2 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发挥学院科研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进步服务(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D]. 唐彬. 吉林大学, 2021(01)
- [3]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杜一鸣. 浙江大学, 2021(01)
- [4]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5]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D]. 徐乐怡. 浙江大学, 2021(01)
- [6]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 邵东. 吉林大学, 2021(01)
- [7]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D]. 吴玉浩. 吉林大学, 2021(01)
- [8]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D]. 高锦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9]网络关系嵌入对高技术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D]. 董莹. 辽宁大学, 2021(02)
- [10]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D]. 何国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