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刘雅婕[2]（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边云涛[3]（2021）在《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遭遇“资源诅咒”制约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而产业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资源型区域资源产业依赖导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缓慢,产业演进中形成了低端锁定现象。而加快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实践已经经历较长时间,但产业转型升级依然是资源型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区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关注较多,但较少聚焦到资源型区域脆弱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生态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的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对于丰富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产业关联等理论,促进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产业生态视角,以工业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两类数据,研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首先,在梳理产业演进、产品空间、资源产业依赖与转型升级等文献基础上,提出产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阐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机理;其次,利用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中国资源型省域产业空间网络图,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演进的逆向关系;然后,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接着,对典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进行案例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借鉴生态学思想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模型,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利用生态系统构成与演替模型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产业发展通过正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是促进模型,产业发展不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呈中性是随机模型,产业发展排挤其他产业是抑制模型。在工业部门,资源依赖形成通过对制造业、生产要素、优质服务、基础设施的挤出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产业生态恶化带来产业结构逆向演进,形成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抑制模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开展资源产业管制避免资源依赖,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新产业成长的随机模型,接着政府引导资源收益转化,加速培育制造业新主导产业进入促进模型第一阶段,最后通过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内生关联驱动,实现产业生态与产业演进良性互动的促进模型第二阶段。在工业部门假定下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关联程度是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拓展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低端锁定。使用2003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代码行业数据,重点在邻近度计算中将赋值范围从传统[0,1]拓展为[-1,1],构建中国正、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正产业空间网络呈“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核心区域为纺织、电气机械与器材、电子通信设备等高邻近度制造业,边缘区域为采矿业、炼焦、金属冶炼等低邻近度资源型产业。负产业空间网络呈许多小范围一个产业与多个产业之间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产业为互斥、抑制关系。“中心”多是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与之相连的是受资源型产业“抑制”的装备制造、纺织等产业。高资源依赖的山西、青海等资源型省份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和产业密度均较低。计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提升会导致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显着下降,也就是资源依赖导致产业逆向演进。（3）以工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滞后期、产业密度滞后期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高资源依赖省份最显着。“省份—年份”二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高资源依赖组呈“U型”关系,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区域工业升级的动力。从产业生态角度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要素禀赋、产业服务、产业设施对产业演进产生显着影响,产业生态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降低人口密度等产业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资源依赖也通过挤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产业密度、路网密度影响经济发展活力,阻碍区域产业演进。最后以产业多样化指数、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拓展检验。（4）以典型资源型城市、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治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长治“二三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中资源依赖、重工业化明显,但呈下降趋势;产业空间网络图中长治优势产业处于正产业空间网络边缘、负产业空间网络“中心”位置。长治产业演进呈现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中断等特点。长治通过煤炭产业管制导致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以改善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为主的产业生态改良为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助力长治产业演进由抑制模型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5）提出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资源型区域可以通过产业再造、产业延伸、产业退出等实现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融合等实现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最后从以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群落化发展、改善生产要素禀赋、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优化产业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尝试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进而基于产业生态视角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与产业结构逆向演进的抑制模型,提出资源管制、政府引导、内生关联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随机模型、促进模型。二是将传统产品空间理论邻近度范围[0,1]拓展至[-1,1]来显示产业生态演进抑制模型,提出正、负产业空间概念揭示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典型产业负向关联,资源产业依赖会排挤制造业发展。三是综合运用区域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衡量产业演进变量,以及对长治的案例研究是论文特色之处。
郭旭,王静娴,徐志昆[4]（2021）在《近三十年来的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近三十年来的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研究,受到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贸易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逐步确立,但专业结构调整和学科优化布局给贸易经济专业带来了生存焦虑。进入21世纪以来,对贸易经济专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超过了对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关心,在贸易经济专业建设、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探索、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课程建设等方面产生了较多成果。本文回溯近三十年来的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贸易经济学科和贸易经济专业发展历程,把握研究现状,推进贸易经济专业建设的进展。
宛晴[5]（2021）在《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文中研究说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不仅能够直观反映企业现阶段真实的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还有助于揭示企业未来的发展态势。会计信息因此也成为各类市场交易主体评判企业内在价值、制定相应交易方案、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成为企业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加以扭曲操纵的对象。考察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探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途径是财务会计研究领域亘古不变的核心话题。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与劳动分工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的组织形式。单一企业难以覆盖生产的全部流程,由各个专业化企业所构建的供应链体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实现基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与效率不仅影响企业的短期经营业绩,更关系到其长期竞争优势。上述趋势强化了大客户与供应商企业之间同进共退、休戚与共的关系。为维护生产秩序与提升供应链体系效率,大客户亟需掌握企业真实经营与财务状况,制定预期供应链投资决策,监督与遏制企业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诸多管理实践表明大客户具备强烈动机监督企业提升其会计信息质量。然而现有大客户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的结论却莫衷一是,部分研究发现大客户对于会计信息的依赖反而会激发企业的信息操纵倾向,即大客户的监督并非总是有效。究其原因,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客户数目、销售收入占比等客户个体经济规模特征,将大客户的监督能力简单归因于其在企业市场份额或预期收入实现过程中的重大地位,难以考察监督成本的潜在影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全新视角。大量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是影响经济主体监督成本与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立足于大客户的地理空间区位特征,使用地理邻近性刻画大客户的监督成本并且分析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当前大客户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中的争议。鉴于此,本文首先使用规范分析法,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了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构建“地理邻近性-监督成本-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逻辑。随后以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按照如下步骤实证检验大客户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第一,本文对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基本情况进行整理与分析。在详尽阐述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获取与构建过程之后,本文报告了大客户集中程度与大客户与企业间地理距离的分布特点,用以明确使用地理邻近性衡量大客户监督成本的现实基础。第二,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操控性应计项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绝对值衡量会计信息可靠性,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可靠性。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更容易陷入经营危机或是产生财务错报时,大客户的会计信息可靠性需求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第三,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相关性。而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较为成熟、发展前景较为明确时,大客户的会计信息相关性需求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第四,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改进后Basu模型所计算出的Cscore指数衡量会计信息稳健性,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稳健性。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属于耐用品行业或专有资产投资水平较高时,大客户对企业的负面消息更为敏感,其会计信息稳健性需求也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理论贡献方面,本文不仅为客户特征相关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空间区位层面的观察视角与度量指标,从产品市场行为主体出发完善会计信息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同时将大客户纳入地理邻近性研究主体范围中,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在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范畴。指导实践方面,本文同样具备积极意义。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大客户地理空间区位特征,利用距离企业较近的大客户在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决策效率;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应当基于自身供应链地理区位特征,合理利用自身谈判优势监督与改善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率;对于监管者而言,应当基于企业大客户地理区位特征设置针对性的监管策略,改善市场信息环境。
王松[6]（2020）在《贸易开放与中国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观念、评价到行动 ——基于2003-2015年CGSS数据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自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一种不太受欢迎的方式展现出来——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国家中下层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增长幅度非常有限,而资本所有者尤其是大资本家攫取了经济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收益。民粹主义引发各种非制度性政治活动（如街头政治）和制度性政治黑天鹅事件（例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西方国家轮番上演,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西方国家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幸运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鲜活和最成功的开放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中国同时还保持了良好的政治稳定和稳步推进的政治制度完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中国各领域开放的不断推进,由开放导致收入差距、社会公平问题开始显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2002年）、十七大报告（2007年）、十八大报告（2012年）、十九大报告（2017年）中,“公平、正义、公正、平等”字眼合计分别出现6次、31次、56次、28次。而根据政治参与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收入差距、社会公平问题会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同时,在民主集中制下,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包括城镇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农村村委会选举投票）。因此,弄清贸易开放之于中国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开放影响中国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的“经济效应-观念-评价-行动”基础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贸易的实际经济效应出发逐渐传导至居民的基层选举投票行为。首先,贸易开放会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效应（既包含好的方面也包含不好的方面）;接着,这些经济效应会影响人们的观念——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诉求观和人们的税收纵向公平观;然后,新的观念和现实情形（现实情形很多又是被贸易塑造）结合在一起会影响人们的评价——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人们的总体主观感受（包括总体社会公平感和总体生活幸福感）;最后,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会影响人们的行动——人们是否更积极参与基层选举投票。本文还利用2003-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数据）和省份层面的贸易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进口弱化了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诉求和人们的纵向税收公平观,提升了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最终促进了人们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出口强化了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诉求和人们的纵向税收公平观,降低了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最终抑制了人们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并且,进出口对本文所关注的人们的观念、评价和行动的影响展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进出口之于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诉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居民群体中,进出口对税收纵向公平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群体中;进出口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中均显着,进出口对总体主观感受（总体社会公平感和总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群体中;进出口对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群体中。机制检验还发现,贸易开放通过影响贫富差距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税收纵向公平观,贸易开放通过影响综合政府满意度、总体社会信任感、总体生活幸福感影响了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具体而言,贸易开放对人们的“观念”影响如下:（1）进口弱化了城镇居民在保障工作机会、提供医疗保险和保障养老方面对于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诉求,进口也弱化了城镇居民的税收纵向公平观;（2）出口强化了城镇居民在保障工作机会、提供医疗保险和保障养老方面对于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诉求,但对城镇居民的税收纵向公平观无显着影响;（3）进口和出口分别弱化和强化了农村居民的税收纵向公平观（分别通过缩小和加剧贫富差距来实现）,但没有显着影响农村居民在保障工作机会、提供医疗保险和保障养老方面对于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诉求。贸易开放对人们的“评价”影响如下:（4）进口提升了人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于政府在公平执法、秉公办事、维护社会公平、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和保障老年人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出口降低了人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于政府在公平执法、秉公办事、维护社会公平、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和保障老年人生活方面的满意度;（5）进口和出口分别提升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总体社会公平感和总体生活幸福感,但对城镇居民的总体社会公平感和总体生活幸福感无显着影响。贸易开放对人们的“行动”影响如下:（6）进口和出口分别促进和抑制了农村居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分别通过提升和降低农村居民的综合政府满意度、总体社会信任感、总体生活幸福感来实现）;（7）进出口对城镇居民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行为无明显影响。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学术贡献和实践意义也较为明显。第一,本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就目前而言,鲜有国际贸易学-政治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本文所关注的进出口和政治参与分别都是国际贸易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核心议题,因此仅就选题而言,本文的创新是较为明显的。本文构建了贸易开放影响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行为的“（经济）效应-观念-评价-行动”基础理论（研究框架）,它厘清了贸易开放这一宏观经济行为如何传导影响个体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这一微观社会学行为的逻辑脉络,该逻辑脉络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这两大领域非常成熟的研究成果为基石,故具备较强的说服力。本文还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省份层面的贸易数据实证证实了上述理论。因此,创新且重要的选题和良好的研究质量使得本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第二,从更大的范围来讲,本文为经济学-社会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研究框架。鉴于宏观经济行为和微观社会学行为间的巨大“物理”距离,理清本文的影响机制本身已属非常不易。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就更大的范围而言,本文构建的“（经济）效应-观念-评价-行动”研究框架适用于研究很多其他经济学议题如何影响个体社会学行为的主题,可以说,本文为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可借鉴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具有适用性强、机理清晰和坚持唯物主义的特征。第三,本文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上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国一直在大力推进各领域的开放,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家在推进深度贸易开放的同时,也要注意贸易开放带来的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将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政府满意度,这对于人们积极参与基层政治选举、形成高质量基层政治治理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陈瑾[7]（2020）在《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出口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其稳定增长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出口的动态转换,则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可或缺。长期以来,为了保障国家出口的稳定增长及出口企业动态有效配置资源,我国政府通过各种税收政策对其作了大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关于这些税收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出口的稳定增长的动态调整,相关研究却很少。对这些税收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增长和动态调整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政策制定还是对出口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长期以来国际贸易文献对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较少研究其他税收政策对贸易的影响。因此,对其它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一国贸易特别是一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论文以中国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两个税种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考察这两类税收政策的变动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调整。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的削减,都将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调整。具体而言,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的削减,将降低出口市场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比率,同时对出口市场净进入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将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转换;（4）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提升了行业资源配置的效率;（5）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论文由10个章节构成。第1章-第10章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贡献总结如下。第1章对税收与贸易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并对本论文的基本结构、创新点和学术贡献做了介绍。第2章大致介绍中国财税体系改革历程,重点总结了中国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内容及实际的减税效果。第3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经典的Melitz模型基础上纳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并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本模型,进一步在特定参数假定下,对模型做了模拟,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第4-6章分别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对企业增值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进行研究。由于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反映了资源在出口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配置,第4章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中国东北三省增值税改革事件作为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显着地降低了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行业平均出口退出率,但对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即增值税改革有效促进了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上升,从而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通过促进研发创新、增强行业集中而降低了企业出口退出、抑制了出口进入,使得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均下降。这些结果意味着,以增值税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会显着影响企业出口动态,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4章可能是第一个就中国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进行考察的文章。从研究内容上看,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本章在基准结果的基础上考虑了更多的同期政策冲击、采用了多种估计方法以增强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从影响渠道上看,本章不仅量化分析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还提出并检验了增值税改革影响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的两个渠道。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增值税改革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不仅对国内企业有效,对于改善出口企业的生存环境同样具有显着的作用。第5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企业增值税的削减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6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削减对企业-HS8位数产品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第5和第6章的学术贡献在于:从研究视角上讲,这两章内容有可能是国内外首篇从税收角度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文献,现有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却鲜有研究涉及税收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讲,这两章内容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策效果,再利用生存分析法进行实证估计,不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问题,更能有效地估计企业生存时间,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从研究结果上讲,这两章内容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以及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表明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于调节企业行为、稳定出口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这两章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第7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两个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类似于企业增值税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8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风险,提升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第7和第8章关于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第一,这两章内容可能是关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研究的首篇文献。税收与贸易的关系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文献中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即对出口企业国内增值税退还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这一问题,很少考察企业所得税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对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稳定性或长期出口竞争力的研究更少。本章的研究丰富了税收与贸易的研究文献,同时也为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第二,这两章得到了关于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丰富结果,这些结果论证了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能够较好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具体而言,即企业所得税改革造成的公平税负环境,可以很好地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促进内资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出口竞争力（出口持续时间）的增长。这就为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行业优先、区域为辅”的原则的合理性和绩效提供了一个实证支撑,对国家企业所得税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9章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角度,利用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年度普查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影响。本章关注的企业出口产品调整主要包括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扩大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了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提高了企业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和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异质性。本章还检验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9章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在研究视角上,本章是第一篇考察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文献,丰富了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和产品动态调整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章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本章系统全面地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以及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并且还考察了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在影响机制上,本章研究发现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10章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作了总结,并阐述了其对出口稳定增长政策以及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政策含义。总体上,本论文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给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启发式模型,并进一步在经典的Melitz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下纳入企业所得税,给出了分析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一般模型,并在特定参数下,模拟分析了一国减税和两国竞争性减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影响。这一模型也可以很容易纳入企业增值税和拓展到动态情形。第二,本文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从出口进入退出动态、出口持续时间和出口产品调整动态三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制度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机理、影响渠道和影响程度,从而丰富了财政与贸易的文献。目前国内外关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方面,对税收制度与贸易的研究较少,即使最近出现了少量关于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也只是从企业静态出口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从动态角度考察税收制度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结论,而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对财政与贸易文献的重要补充,对推进财政与国际贸易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本文的研究为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本文得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结论,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削减降低了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比率,增加了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净进入率,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降低了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特别是企业所得税还延长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转换,同时向高技术产品转换;（4）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文还从区域、行业、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异质性角度对这些结论做了延展和深化。这一系列结论,在文献中尚未见到。因此,本文的研究评估了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改革实施的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渠道,论证了两种税制改革实现了其宗旨和目标及其经济合理性,从而为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周雨城[8]（2019）在《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才是生产的第一资源。对于以创意为特征的文化产业而言,人才尤为重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人才已成为深化文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同国际上文化产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在创新规模、效果、动力和资源供给特别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方面,仍是短板。因此,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变革显得尤为迫切。一系列的国家政策推动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促使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成为“热门”乃至“显学”。文章阐述了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与转型趋势,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与问题检视,对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最后构建了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全文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人才培养的现状如何”以及“如何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三个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文章从培养院校、院系归属、学位授予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三种模式:工作室制、项目引导式和协议式,并对其进行了反思。随着文化新业态层出不穷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迫在眉睫,文章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供给侧改革、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向高端价值链跃升三方面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的动力源。其次,为了深入了解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文章从政策保障、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人才培训及激励等方面,运用问卷调查,并对高校学生和教师、文化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详细分析了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厘清了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制度性因素、观念性障碍和产业发展水平限制三方面对其深层次原因进行了阐述。再次,文章从培养理念、课程体系、政策保障及资金支持、校企合作等方面,对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现状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得出了相应的启示。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孵化器”,从一开始就成为从事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的相关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由于不同国家在教育政策、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最后,在剖析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现状和困境、吸取国外培养经验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C-GUE”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模型,从政府、高校、企业等人才培养的主体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政府应在制度、观念、政策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高校应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内涵建设,企业（用人单位）应从激励、投资、培训、评价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成长机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一）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数量分析与质性分析并重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其涉及人才培养理念、课程体系、教学制度体系、产学研合作等要素,只有通过实证调查分析,才能“摸清病痛,对症下药”。本文针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设计了调查问卷,对问卷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对问卷结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同时,通过走访高校学生和教师、文化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深入了解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情况,为本文的对策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构建了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人才培养机制政府、高校、企业虽然是三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同维度的影响。通过高校、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相关主体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共享资源、共担风险,形成创新合力,促进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各要素发挥作用,提升自身效率,通过机制性互动资源共享进行价值创造。高校、政府、企业协同创新打破人、财、物、信息、组织之间的各种壁垒和边界,更强调合作主体间的协作、共享及目标关系。文章通过构建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模型,分析人才培养机制的主要特征和保障措施,促使人才链与政策链、产业链的三链融合。（三）提出了基于多元主体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新路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不仅仅是高校的责任,更需要政府、企业、文化产业协会及不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基于单一视角,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公共治理视角,从政府、高校、企业等三大人才培养主体入手,分析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模式、现状和困境,借鉴国外文化产业管理培养经验,采取现实视野与历史视野交叉分析,探索出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新路径,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蒋炳蔚[9]（2018）在《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正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度化的不断推进,必然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体到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旧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和产能过剩等诸多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正是此类问题的缘由。放缓增速、调整结构、转换动力是寻求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此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应发挥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和行业间流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我国已着手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运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进行宏观调控。财政支出方面,灵活运用财政补贴和政府投资等手段,并逐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加强科技、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支出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例如,我国政府采购资金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和两万亿元,其在扶持本国产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和落实政府意图等方面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税收方面,我国利用税收优惠等税制改革不断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如“营改增”通过影响产业间分工协作,提升产业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带动产业结构转型;通过中间投入品的税收可抵减来影响要素成本进而积极作用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然而,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也曾出现过问题,如我国光伏产业在大量鼓励性财政政策支持下,不利于光伏产业长期发展的诸如骗补、拖工期等不良现象不断出现,我国于2018年又重新调整财政对于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所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我国的财政政策仍需不断完善。鉴于此,本文将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为背景,以产业结构转型为着力点,解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重点关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前者要求我们理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后者要求我们寻求科学的产业结构转型测度指标,测度我国财政政策实际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程度,这也是本文的难点之一。本文利用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门限回归方法分别估计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调整效果。实证得到:其一,该阶段内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作用显着,其反向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正向作用高度化;不同的支出项目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作用方向及程度存在差异。其二,宏观税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先正向后反向作用效果,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呈先反向后正向作用效果。税收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也均具有非线性效应。其三,控制变量中投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指标均对产业结构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均可作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着力点。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可划分为以下五方面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1）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分析。首先,厘清产业结构的概念和特点,产业结构转型内涵、规律、依据和判断标准。其次,阐明财政政策可以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进而在清楚界定本文财政政策的研究范围的基础上,阐明本文所关注的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之后再分析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其他影响因素。（2）我国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路径及现状分析。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定性描述我国产业结构和财政政策各自的变迁过程,在客观事实中发掘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之后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均打下基础。（3）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实际作用效果的实证检验。这部分从本文重点关注的财政支出与税收两方面对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进行测度。在确定测度产业结构转型程度的科学指标值后,通过内生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分别检验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4）典型国家和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借鉴。这部分主要通过梳理产业结构转型中政府干预取得—定成效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曾经或者正在使用的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相关制度安排,对其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得到“精准定位政策对象”、“注重政策间协调配合”和“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这三条经验。（5）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的建议部分。这部分既包括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遵循的客观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也包括分别从财政支出和税收两方面出发所提出的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财政政策的路径与措施,具体措施中又都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最后,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协调四方面给出完善配套措施的建议。
郑洁[10]（2018）在《发展战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环境污染问题长期以来是环境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随着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更是成为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把污染防治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建国以来,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产业结构变迁和战略转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如何?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尽管已有文献也强调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重要影响,但基本把产业结构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而对于产业结构是如何形成和内生出来的却研究较少,进一步地,对于发展战略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的研究就更为少见。因此,本文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等环境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跨国、中国省级、地级市和行业等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原理,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视角,对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提出新解释;（2）在产业结构机制形成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基础上,分析发展战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3）在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的分析框架下,分析发展战略如何通过国有企业等微观机制影响环境污染;（4）在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的分析框架下,分析发展战略如何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机制影响环境污染;以及（5）在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的分析框架下,分析发展战略如何通过环境治理机制影响环境污染。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不同禀赋结构对应的最优产业结构不同,而不同的产业结构其污染排放特征也不同;因此,随着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存在一条最优的结构变迁轨迹,那么对应地也存在一条最优的环境污染曲线,即环境库兹涅兹呈倒“U”型曲线。该结论经过全球跨国层面、中国省级和地级市层面的实证检验后,基本稳健成立。（2）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发展战略作为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程度的变量。根据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划分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得产业结构不会偏离最优产业结构,进而环境污染不会偏离最优的环境污染程度。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得产业结构偏离最优产业结构,进而环境污染程度偏离最优污染水平,造成环境污染的扭曲性增加,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该结论基于全球跨国层面、中国省级和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并考虑到发展战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环境污染的空间外溢性以及利用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后,依然稳健成立。（3）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扭曲的产业结构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将加剧环境污染。国有企业作为发展战略的主要载体,承载着大部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加剧。基于中国省级层面和分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并利用SYS-GMM等方法实证检验后,表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微观机制是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传导机制。（4）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会造成宏观上要素市场的扭曲,而要素市场扭曲进一步地加剧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并考虑到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以及内生性等问题的影响,进行分时段的实证检验后,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是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5）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会造成环境治理不足,进而加剧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以各类环境污染物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并考虑到环境治理投资的异质性以及利用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后,表明环境治理是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
二、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产业生态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演进研究 |
| 2.1.1 产业演进的内涵 |
| 2.1.2 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 |
| 2.1.3 产业演进的路径选择 |
| 2.2 产业生态与产品空间研究 |
| 2.2.1 产业生态的研究进展 |
| 2.2.2 产品空间理论研究进展 |
| 2.3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
| 2.3.1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及其成因 |
| 2.3.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措施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产业生态视角下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理论框架 |
| 3.1 从生态系统到产业生态系统 |
| 3.1.1 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2 生态平衡及生态系统演替模型 |
| 3.1.3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4 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进模型 |
| 3.1.5 本文后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与模型 |
| 3.2 产业生态恶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抑制模型 |
| 3.2.1 基本假定 |
| 3.2.2 资源丰裕、资源繁荣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恶化 |
| 3.2.3 产业生态恶化、低端锁定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逆向演进 |
| 3.3 产业生态改良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随机、促进模型 |
| 3.3.1 资源管制、资源依赖弱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中性演进:随机模型 |
| 3.3.2 政策引导、资源收益转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改良:促进模型 1 |
| 3.3.3 产业生态改良、内生驱动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模型 2 |
| 3.4 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数理解析 |
| 3.4.1 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分析 |
| 3.4.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
| 3.5 三次产业演进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拓展分析 |
| 3.5.1 三次产业演进、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部门产业演进关系 |
| 3.5.2 资源依赖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分析 |
| 4.1 省级层面中国资源型区域的划分依据 |
| 4.2 中国资源型省份产业演进的测度与特征:基于产品空间理论 |
| 4.2.1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测度概念与方法 |
| 4.2.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 4.2.3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的总体特征 |
| 4.3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升级能力评价 |
| 4.3.1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与产业空间网络特征 |
| 4.3.2 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特征 |
| 4.3.3 生产能力禀赋与产业密度特征 |
| 4.4 资源依赖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4.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4.4.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4.4.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
| 5.1 产业基础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三维数据 |
| 5.1.1 三维数据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1.2 三维数据模型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1.3 三维数据模型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2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5.2.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2.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3 资源依赖抑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 5.3.2 资源依赖“诅咒”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3 资源依赖影响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4 资源依赖影响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拓展检验:替代原有被解释变量 |
| 5.4.1 资源依赖与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检验 |
| 5.4.2 产业生态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3 资源依赖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演进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山西长治为例 |
| 6.1 长治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与产业空间网络格局 |
| 6.1.1 长治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 |
| 6.1.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中的长治格局 |
| 6.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探索与转型方向 |
| 6.2.1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 |
| 6.2.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创造 |
| 6.2.3 长治产业退出导致路径中断 |
| 6.2.4 长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
| 6.3 长治产业生态改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阐释 |
| 6.3.1 煤炭产业管制促进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 |
| 6.3.2 产业生态改良为长治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 6.3.3 制造业、新兴产业助力长治产业演进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优化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 |
| 7.1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 7.1.1 资源型区域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 |
| 7.1.2 资源型区域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 |
| 7.2 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2.1 以产业关联推动资源型区域产业群落化发展 |
| 7.2.2 促进资源型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升级 |
| 7.2.3 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服务能力 |
| 7.2.4 完善资源型区域产业基础设施保障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 附表 1“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Probit回归结果 |
| 附表 2 1999-2019 年长治市主要工业品产量 |
| 附图 1 2013 年中国正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 附图 2 2013 年中国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4）近三十年来的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发展 |
|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贸易经济学科建设探讨 |
| 2.贸易经济学科属性的不断弱化 |
| 3.贸易经济学框架体系的确立和延续 |
| 二、专业目录变迁背景下的贸易经济专业建设研究 |
| 1.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目录变迁 |
| 2.贸易经济专业建设和专业发展 |
| 3.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
| 4.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 |
| 5.贸易经济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课程建设 |
| 三、结论 |
（5）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制度环境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 |
| 1.3.2 会计信息质量 |
| 1.4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客户特征相关研究 |
| 2.1.1 客户特征与企业业绩 |
| 2.1.2 客户特征与市场反应 |
| 2.1.3 客户特征与企业决策 |
| 2.2 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与会计信息质量 |
| 2.2.2 微观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
| 2.3 地理邻近性相关研究 |
| 2.3.1 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地理邻近性 |
| 2.3.2 间接利益相关群体地理邻近性 |
| 2.4 现有研究述评 |
| 3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1.2 公司治理理论 |
| 3.1.3 交易成本理论 |
| 3.1.4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3.2 大客户监督效应 |
| 3.3 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
| 3.4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逻辑 |
| 3.5 实证方案 |
| 4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基本情况分析 |
| 4.1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数据获取 |
| 4.2 大客户经济规模分布 |
| 4.3 大客户地理空间分布 |
| 5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描述性分析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单变量分析 |
| 5.3.4 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替换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 |
| 5.4.2 替换盈余管理指标 |
| 5.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5.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5.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5.4.6 内生性检验 |
| 5.5 作用机制分析 |
| 5.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5.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5.6 拓展性分析 |
| 5.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5.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5.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5.7 小结 |
| 6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描述性分析 |
| 6.3.2 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替换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 |
| 6.4.2 替换检验模型 |
| 6.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6.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6.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6.4.6 内生性检验 |
| 6.5 作用机制分析 |
| 6.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6.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6.6 拓展性分析 |
| 6.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6.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6.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6.7 小结 |
| 7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稳健性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 |
| 7.2.2 变量定义 |
| 7.2.3 模型设计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描述性分析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单变量分析 |
| 7.3.4 回归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替换大客户地理临近性指标 |
| 7.4.2 替换检验模型 |
| 7.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 7.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 7.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 7.4.6 内生性检验 |
| 7.5 作用机制分析 |
| 7.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 7.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 7.6 拓展性分析 |
| 7.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 7.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 7.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 7.7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贸易开放与中国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观念、评价到行动 ——基于2003-2015年CGSS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 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总体思路 |
| 2.2 贸易的经济效应 |
| 2.2.1 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2.2.2 贸易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
| 2.2.3 贸易与政府规模 |
| 2.2.4 贸易的其他经济影响 |
| 2.3 贸易的制度效应 |
| 2.3.1 贸易对国内制度的影响 |
| 2.3.2 贸易对民主的影响 |
| 2.4 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
| 2.4.1 政治参与的含义 |
| 2.4.2 基于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4.3 基于不同群体政治参与的研究 |
| 2.4.4 关于中国基层选举的研究 |
| 2.5 全球化与政治参与 |
| 2.5.1 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
| 2.5.2 全球化与政治参与 |
| 2.5.3 贸易与政治参与 |
| 3.理论基础构建:观念、评价到行动 |
| 3.1 总体思路 |
| 3.2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 |
| 3.2.1 本文关注的观念 |
| 3.2.2 进口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 |
| 3.2.3 出口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 |
| 3.3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 |
| 3.3.1 本文关注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 |
| 3.3.2 进口如何影响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 |
| 3.3.3 出口如何影响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 |
| 3.4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人们参与基层选举投票 |
| 4.数据和特征事实 |
| 4.1 CGSS数据 |
| 4.1.1 CGSS数据简介 |
| 4.1.2 CGSS中与本文相关的问题 |
| 4.1.3 CGSS原始数据处理 |
| 4.2 其他数据 |
| 4.3 与本文相关的特征事实 |
| 4.3.1 有关贸易开放度和进出口的特征事实 |
| 4.3.2 有关人们观念的特征事实 |
| 4.3.3 有关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的特征事实 |
| 4.3.4 有关参与基层选举投票的特征事实 |
| 5.贸易开放对观念的影响 |
| 5.1 观念指标和数据处理 |
| 5.2 计量模型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内生性问题:相互遗漏变量 |
| 5.3.4 异质性分析:城乡差异 |
| 5.4 机制检验 |
| 5.4.1 机制检验——贸易开放对农村居民税收纵向公平观的影响 |
| 5.4.2 机制检验——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税收纵向公平观的影响 |
| 6.贸易开放对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的影响 |
| 6.1 评价指标和数据处理 |
| 6.2 计量模型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内生性问题:相互遗漏变量 |
| 6.3.4 异质性分析:城乡差异 |
| 7.贸易开放对参与基层选举投票的影响 |
| 7.1 参与基层选举投票指标和数据处理 |
| 7.2 实证设计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3.3 内生性问题:相互遗漏变量 |
| 7.3.4 异质性分析:城乡差异 |
| 7.4 机制检验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和政策含义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CGSS数据部分指标年份分布 |
| 附录 B 定序变量和定序回归简介 |
| 附录 C 简单中介效应模型简介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企业贸易行为与贸易福利的相关文献 |
| 1.2.2 企业出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2.3 企业进入退出的相关文献 |
| 1.2.4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相关文献 |
| 1.2.5 税收与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相关文献 |
| 1.2.6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经济行为的相关文献 |
| 1.2.7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 1.4 学术贡献 |
| 1.4.1 总体学术贡献 |
| 1.4.2 各章学术贡献 |
| 2.中国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政策转型的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1.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和内容 |
| 2.1.2 企业增值税改革的效果(以2004 年增值税改革为例) |
| 2.2 企业所得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2.1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和内容 |
| 2.2.2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效果 |
| 2.3 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及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的异同 |
| 2.4 小结 |
| 3.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与异质企业贸易行为 |
| 3.1 出口贸易的分解 |
| 3.2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 |
| 3.3 企业所得税与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模型 |
| 3.3.1 包含企业所得税和关税的异质企业模型 |
| 3.3.2 对称两国情形的均衡结果 |
| 3.3.3 非对称两国情形结果 |
| 3.4 结论 |
| 4.增值税改革与行业中企业出口进入与退出动态 |
| 4.1 引言 |
| 4.2 计量模型、指标和数据 |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数据 |
| 4.2.3 变量指标 |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 4.3.1 基准估计结果 |
| 4.3.2 DID识别假设检验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异质性分析 |
| 4.3.5 内生性问题 |
| 4.3.6 进一步分析 |
| 4.4 机制检验 |
| 4.4.1 影响机制一:增值税转型有助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
| 4.4.2 影响机制二:增值税改革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
| 4.5 结论 |
| 5.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 5.1 引言 |
| 5.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2 企业出口生存函数估计 |
| 5.3 计量模型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指标和变量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异质性分析 |
| 5.5 机制分析 |
| 5.6 结论 |
| 6.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 6.1 引言 |
| 6.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生存的基本事实 |
| 6.3 计量模型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和变量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5 机制分析 |
| 6.6 结论 |
| 7.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 7.1 引言 |
| 7.2 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机制 |
| 7.3 数据与描述统计 |
| 7.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7.3.2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生存估计的基本事实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计量模型设定 |
| 7.4.2 指标选取与衡量 |
| 7.4.3 实证结果 |
| 7.4.4 异质性分析 |
| 7.4.5 内生性问题 |
| 7.5 作用机制 |
| 7.6 结论 |
| 8.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国家出口持续时间 |
| 8.1 导言 |
| 8.2 数据处理与典型事实 |
| 8.2.1 数据及处理 |
| 8.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生存的典型事实 |
| 8.3 计量模型、识别方法和变量指标选择 |
| 8.3.1 计量模型 |
| 8.3.2 控制变量选择 |
| 8.3.3 识别方法 |
| 8.4 实证结果 |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 8.4.2 稳健性分析 |
| 8.4.3 异质性分析 |
| 8.5 机制分析 |
| 8.6 结论 |
| 9.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调整动态 |
| 9.1 引言 |
| 9.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9.2.1 数据及处理 |
| 9.2.2 描述性统计 |
| 9.3 实证分析 |
| 9.3.1 基准估计结果 |
| 9.3.2 稳健性分析 |
| 9.3.3 异质性分析 |
| 9.4 影响机制 |
| 9.4.1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机制 |
| 9.4.2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影响机制 |
| 9.4.3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核心产品的影响机制 |
| 9.4.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机制 |
| 9.5 结论 |
| 10.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0.1 全文总结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论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释义 |
| 一、文化产业 |
| 二、文化产业管理 |
| 三、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公共治理理论 |
| 三、人力资源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转型趋势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发展演进 |
| 一、文化产业管理与其他人文社会领域的关系 |
| 二、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归属:从多学科介入到最终确立 |
| 三、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现状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反思 |
| 一、三种模式:工作室制、项目引导式与协议式 |
| 二、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反思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的动力源 |
| 一、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供给侧改革 |
| 三、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
| 第四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调查及问题检视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调查分析 |
| 一、调查目的和意义 |
| 二、调查对象与内容 |
| 三、问卷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问题检视 |
| 一、政府人才政策和服务保障机制不完善 |
| 二、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不匹配 |
| 三、企业人才培训与激励的相关措施匮乏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 |
| 一、制度性局限 |
| 二、观念性障碍 |
| 三、发展水平限制 |
| 第五章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特色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理念 |
| 一、美国:人文与科学并重 |
| 二、德国:双元制与能力本位 |
| 三、英国:聚焦应用能力培养 |
| 四、日本:产官学一体化模式 |
| 五、澳大利亚:创意产业驱动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特征 |
| 一、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 |
| 二、全面丰富的文化产业创新课程体系 |
| 三、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与产学研一体化 |
| 四、人才培养投资方案与财政政策保障 |
| 第三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经验借鉴 |
| 一、贯穿“个性化”的人才培养理念 |
| 二、注重文化产业管理创新创业实践 |
| 三、加大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 |
| 四、加强高校文化建设,优化创新育人环境 |
| 五、构建政府—高校—产业三螺旋协同机制 |
| 第六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创新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机制 |
| 一、C-GUE人才培养机制模型构建 |
| 二、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主要特征 |
| 三、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运行保障 |
| 第二节 政府层面:加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
| 一、建章立制:完善人才培养制度体系 |
| 二、观念引导:树立科学人才观念导向 |
| 三、统筹规划:合理优化文化产业布局 |
| 四、综合协调:多种手段加强协调监管 |
| 第三节 高校层面:推进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 |
| 一、模式更新: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
| 二、师资建设: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 |
| 三、教材建设:健全教材质量评价体系 |
| 四、文化建设:大力培育创新创业文化 |
| 第四节 企业层面: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成长与评价机制 |
| 一、激励管理:建立全方位人才激励机制 |
| 二、利益共享:构建风险共担的投资机制 |
| 三、人才考核:健全人力资源的考核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9）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及判断标准 |
| 一、产业结构的内涵和分类 |
| 二、产业结构转型的概念及判断标准 |
| 三、衡量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干预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财政职能理论 |
| 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机制 |
| 一、财政政策的概念及分类 |
| 二、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三、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相关因素分析 |
| 一、供给侧因素 |
| 二、需求侧因素 |
| 三、外部环境因素 |
| 第二章 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演变路径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 |
| 二、市场经济建立与市场化改革加速期(1992-2003年) |
| 三、科学发展时期(2004-2008年) |
|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2009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演变路径 |
| 一、1978-1997年:投资和税改为主,注重发展基础产业 |
| 二、1998-2003年:民生支出和税收优惠为主,着力科技和环保产业 |
| 三、2004-2008年:增支调税区别对待,加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 四、2009年至今:支出结构与税制不断优化,全面转型产业结构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成效与问题 |
| 一、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取得的成效 |
| 二、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联立方程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支出总量与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我国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三、税收总量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产业税负和具体税类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和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一、美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二、日本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三、韩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四、台湾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第二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启示 |
| 一、精准定位政策作用对象 |
| 二、注重政策工具间协调配合 |
| 三、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客观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调控财政支出总规模 |
|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适度关注宏观税负 |
| 二、优化税制结构与税制设计 |
| 第四节 配套措施 |
| 一、转变政府职能 |
|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
| 三、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 |
| 四、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的协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发展战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
| 1.1.2 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 |
| 1.1.3 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性 |
| 1.1.4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合理性 |
| 1.1.5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研究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要素禀赋结构 |
| 2.1.2 自生能力 |
| 2.1.3 比较优势 |
| 2.1.4 产业结构 |
| 2.1.5 发展战略 |
| 2.1.6 环境污染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经济理论 |
| 2.2.2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假说的研究综述 |
| 2.3.2 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研究综述 |
| 2.3.3 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的研究综述 |
| 2.3.4 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的研究综述 |
| 2.3.5 文献研究评述 |
| 3 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 |
| 3.1.1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的新解释 |
| 3.1.2 发展战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 |
| 3.1.3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机制刻画 |
| 3.2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微观机制 |
| 3.2.1 发展战略与企业自生能力 |
| 3.2.2 企业的环境污染效应:以国有企业为例 |
| 3.3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要素市场扭曲机制 |
| 3.3.1 发展战略与要素市场扭曲 |
| 3.3.2 要素市场扭曲与环境污染 |
| 3.4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环境治理机制 |
| 3.4.1 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 |
| 3.4.2 环境治理与环境污染 |
| 3.5 本章小结 |
| 4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
| 4.1 环境污染的现状 |
| 4.1.1 跨国层面的环境污染 |
| 4.1.2 中国省级层面的环境污染 |
| 4.1.3 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环境污染 |
| 4.2 计量模型设定与核心变量度量说明 |
| 4.2.1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计量模型的动态性与内生性 |
| 4.2.3 核心变量度量说明 |
| 4.3 基于全球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3.1 主要控制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内生性与跨国层面发展战略的工具变量 |
| 4.3.4 分地区的稳健性检验 |
| 4.4 基于全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4.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4.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4.4.3 内生性与国内省级层面发展战略的工具变量 |
| 4.4.4 分地区的稳健性检验 |
| 4.4.5 环境污染空间外溢性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
| 4.4.6 安慰剂检验 |
| 4.5 基于全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5.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5.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4.5.3 安慰剂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微观机制实证研究 |
| 5.1 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 |
| 5.1.1 分地区的国有企业发展现状 |
| 5.1.2 分行业的国有企业发展现状 |
| 5.2 发展战略、国有企业与环境污染的特征性事实 |
| 5.2.1 发展战略与国有企业的特征事实 |
| 5.2.2 国有企业与环境污染的特征事实 |
| 5.3 实证设计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说明 |
| 5.3.3 数据来源 |
| 5.3.4 变量的基本统计分析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发展战略影响国有企业的结果分析 |
| 5.4.2 国有企业影响环境污染的结果分析 |
| 5.4.3 发展战略与国有企业影响环境污染的结果分析 |
| 5.5 进一步讨论:微观机制的效应大小识别 |
| 5.6 本章小结 |
| 6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要素市场扭曲机制实证研究 |
| 6.1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现状 |
| 6.1.1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 |
| 6.1.2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时空演变 |
| 6.2 发展战略、要素市场扭曲与环境污染的特征性事实 |
| 6.2.1 发展战略与要素市场扭曲的特征事实 |
| 6.2.2 要素市场扭曲与环境污染的特征事实 |
| 6.3 实证设计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说明 |
| 6.3.3 数据来源 |
| 6.3.4 变量的基本统计分析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发展战略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结果分析 |
| 6.4.2 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环境污染的结果分析 |
| 6.4.3 发展战略与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环境污染的结果分析 |
| 6.5 进一步讨论:要素市场扭曲机制的效应大小识别 |
| 6.6 本章小结 |
| 7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污染的环境治理机制实证研究 |
| 7.1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现状分析 |
| 7.2 发展战略、环境治理与环境污染的特征性事实 |
| 7.2.1 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的特征事实 |
| 7.2.2 环境治理与环境污染的特征事实 |
| 7.3 实证设计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说明 |
| 7.3.3 数据来源 |
| 7.3.4 变量的基本统计分析 |
| 7.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1 发展战略影响环境治理的结果分析 |
| 7.4.2 环境治理影响环境污染的结果分析 |
| 7.4.3 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影响环境污染的结果分析 |
| 7.5 进一步讨论:环境治理机制的效应大小识别 |
| 7.6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政策启示和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导师简介 |
| 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 附录 |
四、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D]. 边云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近三十年来的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研究[J]. 郭旭,王静娴,徐志昆. 教育文化论坛, 2021(03)
- [5]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D]. 宛晴.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贸易开放与中国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观念、评价到行动 ——基于2003-2015年CGSS数据的研究[D]. 王松.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D]. 陈瑾.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D]. 周雨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7)
- [9]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D]. 蒋炳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发展战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D]. 郑洁.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