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标准化管理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黄志[1]（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吴玉浩[2]（2021）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标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已成为调动企业创新活力、谋求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标准化热潮下,众多企业纷纷制定和实施标准化战略,试图凭借技术标准来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然而,数字化转型推动着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催生的环境不确定性加快了技术标准更新换代的速度,导致企业的标准化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并深刻改变着传统的标准体系和标准管理体制,驱动着组织管理的变革与创新。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演进,企业如何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被视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培育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便成为标准化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我国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深入推进,近年来团体标准发展的如火如荼,网络协同创新模式已成为标准化的全新支撑点。企业通过参与一个或多个技术标准联盟,以直接或间接联结的标准化合作关系与其他企业嵌入至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共同制定、实施和推广技术标准。这种标准化参与形式不仅可以吸纳和集聚联盟成员的资源和能力,推动不同企业围绕标准研发展开深度合作,也使标准化的投入成本和创新风险得以分散,有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然而,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发展成熟。在标准化实践中,即便是身处同一联盟之中,也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实现预期的联盟目标。事实上,尽管技术标准联盟可能会使参与者共享发展红利,但成员企业能否真正获益仍有赖于自身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因此,为了提升企业参与标准化联盟合作的效率和效益,有必要对其标准化活动予以规范引导。但是,与发展势头强劲的技术标准联盟相比,标准化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却较为滞后。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技术标准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尽管部分研究指出了参与标准化的积极影响,但却多探讨其对于宏观经济或中观产业的影响,而鲜有研究涉及微观企业层面,且并未明晰企业自身经由联盟参与标准化而获益的实现路径。同时,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联盟形式,学者们多围绕其他联盟形式进行研究,聚焦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作为标准化活动的主体,企业通过技术标准联盟参与标准化可获得哪些益处（What）?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盟绩效为何存在差异（Why）?企业又应如何在标准化联盟合作中实现更高的绩效水平（How）?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尚不可知,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企业微观层面为切入点,聚焦于我国技术标准联盟情境下的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以联盟绩效（标准化合作结果）为导向,由网络视角来探讨参与标准化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试图解释联盟内部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缘由及其绩效增进路径,所剖析的研究问题包括:（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3）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在系统回顾和梳理技术标准联盟、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环境不确定性及企业联盟绩效等方面的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深圳、长春、杭州和上海的4家标准联盟企业的案例分析,对核心研究构念进行界定,深入阐述了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构建得到理论研究模型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针对我国团体标准这一市场驱动下的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立足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和汽车产业内的技术标准联盟企业为目标样本,收集到来自437家联盟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收据,借助SPSS 25.0和AMOS 22.0软件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此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多数研究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支持,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相较于边缘企业,中心企业能够借助网络位置优势来影响标准化合作结果,显着提升自身绩效水平。同时,与联盟合作伙伴编织紧密的关系网络,亦可帮助企业从标准化合作中实现更多收益;（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3）潜在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现实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4）技术不确定性能够增强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市场不确定性能够增强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围绕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展开研究,针对我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技术标准联盟现象,构建了“资源—能力—绩效”这一内外联动的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明晰了企业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的理论逻辑,主要创新点和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1）由网络视角对技术标准联盟现象展开分析,丰富了标准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战略联盟研究拓展至技术标准联盟情境,并引入网络视角来深入挖掘技术标准联盟的本质、剖析企业参与标准化的内在逻辑,不仅探究参与标准化是否会对企业自身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揭示了企业如何从参与标准化合作中取得更好的联盟绩效。区别于以往的标准化研究,本文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视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渠道,按照“结构—关系”两分法来整合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关系强度两个维度,深入阐释其对于企业联盟绩效背后的影响机制,即联盟企业应借助网络位置优势和紧密联结的网络关系来增加标准化产出、促动联盟绩效提升。由此,本文突破了标准化研究多集中于影响标准内容、市场采用等领域的局限,使联盟网络的应用范围得以延伸,弥补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研究空白,基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揭示了企业联盟绩效的网络影响机制与规律,彰显了我国团体标准这一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的现实价值。（2）将知识吸收能力纳入理论研究框架,由知识层面强调了企业内部动态能力的重要性。技术标准与知识紧密相关,虽然以往研究指出了知识吸收能力对于标准化具有促动作用,但这一论断尚缺乏有效的实证支持。一方面,本研究搭建了知识吸收能力与外部知识获取机制的联系,考察了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前者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本研究验证了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尽管联盟网络为企业提供了外部知识来源渠道,但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这些资源取决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高低。因此,由“资源—能力”互动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效解释了企业调动联盟网络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将其吸收利用进而转化为企业联盟绩效的过程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由此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企业提升联盟绩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动态能力研究的全新视角。（3）通过探究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展现了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数字化转型时代背景下的新规律。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使企业处于动荡不安和不确定的环境条件之中,企业愈发需要积极响应和匹配外部环境变化,依靠技术标准的稳定性来化解环境风险,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因此,本文以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为依据,由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来分析环境特征对于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的影响,证实企业联盟绩效源于外界环境和内部适应的协同互动效应。由此,本文探明了知识吸收能力影响企业联盟绩效的边界条件,且所得研究结论适用于我国情境特征的技术标准联盟,对于反映我国企业的标准化实践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为把握本土化的技术标准化问题提供全新思路。同时,弥补了以往标准化研究对于环境要素作用关注不足的缺陷,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转型期企业发展的标准化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何国文[3]（2021）在《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企业的转型升级在当前时期显得尤为迫切。由于创新风险的增加和技术升级速度加快,原来单一的合作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企业与跨地域跨行业的其他组织或者机构合作的企业不断增多。这些以焦点企业为核心的全部网络合作关系集合即为网络合作组合。在这种机制安排或管理模式下,企业不仅可以获得信息、知识、技术和能力上的优势,并且各个网络合作伙伴之间形成的网络结构和交流互动会提升网络合作组合的整体价值。随着网络合作组合规模的提升极其网络合作组合中网络成员异质性的增强,焦点企业在对网络合作组合开展管理过程中难度会增大。从当前的研究来看,我国绝大部分企业还不能基于战略的层面对网络合作组合开展系统管理,一般只是关注解决网络间的矛盾和冲突行为,只有少数企业会聚焦这些网络合作组合之中的互补和协同关系。因此,学者们意识到单一双边关系的治理方式不再适应网络合作组合,企业管理者应该基于网络整体性,从企业战略和网络合作组合的层面解决各个网络合作组合中网络成员之间矛盾和冲突,积极发挥网络合作组合中的协同功能。企业要建立高价值的网络合作,就一定要拥有治理和发展外部网络合作关系的能力,即网络能力。当前,很多研究已注意到网络能力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大价值,然而纵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能够得出:对于网络能力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和关系路径还没有系统和完善的理论研究框架。因此,本文基于“能力一关系一绩效”的逻辑路线,关注“网络能力怎样提升合作创新绩效”这个关键议题,解释并验证网络能力、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和整合网络能力理论、知识共享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对以下问题开展了深入探究:（1）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2）网络能力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合作创新绩效?（3）网络能力影响知识共享是否会由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关系信任不同而存在差异,知识共享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是否会由于企业吸收能力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基于上述三个具体问题,本文开展了以下研究:1.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深入探究网络能力的理论内涵和结构维度,建立网络能力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理论研究模型,指出网络能力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还可以通过企业与网络合作伙伴的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2.基于案例研究和建立的理论框架模型,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相关命题,基于提出的命题然后提出网络能力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具体研究假设,之后通过问卷发放收集314个本国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样本资料,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设开展实证检验。3.在上述两个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关系信任这个调节变量,从关系信任视角进一步探究不同关系信任情境下网络能力对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机制是不是存在不同,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关系信任在概念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开展实证检验。同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吸收能力在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开展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获取的重要结论如下:1.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网络能力的四个维度: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与关系管理能力都能正向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2.网络能力通过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作用于合作创新绩效。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分别在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两条关系路径中起到了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3.关系信任正向调节了网络能力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具体来说,关系信任正向显着调节了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关系管理能力与显性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关系信任正向调节了组合管理能力、关系管理能力与隐性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吸收能力在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显着。本文将网络能力四个维度、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和合作创新绩效引入一个研究框架,以知识共享理论为视角,解释了网络能力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贡献:1.深入分析了网络能力的内涵及维度。网络能力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其维度划分和测量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之一。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的整理和分析,认为网络能力是企业通过甄别网络价值与市场机会,规划和构建网络合作组合,整合、调整与优化各层次网络合作关系而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并提出网络能力包括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四个维度划分。基于网络能力四维度划分,本文开发了关于网络能力的测量量表,同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验证了本文关于网络能力四个维度的信度与效度。2.解释了网络能力影响焦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实质过程,解决了网络合作组合中的网络合作创新关系管理与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问题。结合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打开了网络合作组合运行机制的黑箱,建立了包含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的多元中介作用模型的理论框架,指出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是网络能力影响焦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由此,从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有效解决了网络合作组合中的网络合作创新关系管理与创新绩效提升问题,深化了网络合作组合中创新管理的研究视角,完善和拓展了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理论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有效构建、管理网络合作组合以及提升合作创新绩效提供借鉴。3.解释了在关系信任的调节作用机制以及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机制。本文将关系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关系信任在网络能力与知识共享之间的调节作用;将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吸收能力在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该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关系信任理论研究范围,同时也为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存在差异的关系信任下采取正确网络策略提供了新的管理理念。吸收能力影响了企业在网络合作组合中的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该结论进一步拓展吸收能力理论研究范围,同时也为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存在差异的吸收能力情况下采取正确合作策略提供了新的管理理念。
贺丽[4]（2021）在《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阶段标准化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化调整,房地产业竞争日益激烈,标准化设计管理成为房地产企业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模式,这一模式在房地产项目开发中带来的积极反响也受到了众多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青睐。然而设计标准化体系包含的内容众多,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在规模与技术力量等方面的欠缺使得它们在实施标准化设计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障碍。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流程优化等方法,深入分析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提炼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在设计标准化发展中的问题,在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后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并在实例应用后作出了效果评价。主要内容如下:研究首先对当前国内外关于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介绍,阐述了与房地产设计标准化管理研究相关的理论。然后梳理了标准化在我国房地产业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并对当前房地产企业的设计标准化管理模式进行了分类整理,归纳了各个模式的优缺点与应用情况。另外研究了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内容且对体系中的组织结构、管理流程、技术文件内容进行了重点介绍。在通过实地访谈与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后,发现大部分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设计标准化体系还不够完善,在标准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内部与外部阻碍。在对问题的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后,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然后结合实例,对中小企业的设计标准化管理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认为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可通过SWOT分析来明确企业战略定位,利用外部设计资源来完成标准化设计文件中的非核心内容,采用ECRS法来优化标准化设计流程,并通过建立企业联盟的方式来解决企业规模与标准化发展之间的矛盾。研究结果为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标准化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决策依据。
刘琨[5]（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魏钊[6]（2021）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创新导向、知识创造过程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企业经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信息技术迅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使得企业面临更大都环境不确定性。在这种环境下,更加凸显了企业创新的重要性。为了促进经济的转型发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全民创新创业的热潮。同时它也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如何实现和提高创新绩效也成为了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文献表明,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绩效直接影响的研究形成明显的文献流,在管理者个人特征的研究也开展了广泛研究,但是在高层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影响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通过中介变量的传导机制,深入剖析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的文献还不多见。因此,本文以管理者认知风格为研究切入口,依照“认知—行为—结果”的研究线索,研究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和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企业管理者认知风格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问题。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同时受企业内部活动和企业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管理者是企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管理者的认知风格存在差异,当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是,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和应对行动,这些行动会对企业的战略选择与战略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组织的绩效等。然而,管理者认知风格如何影响创新绩效这一过程却少有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引入了创新导向和知识创造过程两个中介变量,研究不同管理者认知风格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此外,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外部的制度环境会对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和认知方式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制度环境这一不确定的概念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研究框架,探究管理者不同认知风格和创新绩效的关系。本研究基于高阶理论、认知风格理论、创新导向理论、社会认知理论、资源优势理论、知识创造理论和制度基础观,构建了管理者认知风格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的概念模型,同时提出,管理者管理者认知风格通过计划型、创造型、学习型等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正向影响,对创新导向正向影响,对知识创造过程正向影响,知识创造过程、创新导向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中起着双中介效应,制度环境的规制、规范、认知三个维度在不同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中起调节作用等。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本研究选取了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辽宁等15个省市地区的企业为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采用了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和Bootstrap分析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有预测作用,创新导向和知识创造过程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和创新绩效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和创新绩效间起调节作用。本研究的大部分假设被实证检验结果所支持。具体而言,高层管理者由于认知风格不同,在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时,会对企业战略做出相应的选择和决策,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不同的管理者具有不同的认知风格,学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善于学习,把握机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学习经验,而同时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身与组织知识,促进企业内部创新,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因此学习型认知风格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计划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善于制定计划,结合已有的成功经验与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企业发展的决策行为,计划制定的过程是一种应对外界变化,不断动态调整管理的过程,这种过程能够刺激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而使得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因此计划型认知风格正向预测企业的创新绩效;创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具有创造型的思维认知方式,喜欢打破惯例,追求创新,这有利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管理者的创造型认知风格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管理者在企业特殊的影响力与决策权意味着其在企业战略选择上有重大的发言权,而这些战略选择的形成与管理者认知风格息息相关。创新导向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战略选择,其实施强度与水平与管理者认知风格密不可分,同时创新导向影响着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这些成为企业实现新过程、开发新产品等的关键驱动力。因此,创新导向与知识创造过程在管理者认知风格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制度与组织的动态互动决定了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在中国当前制度不断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不断重塑管理者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是管理者进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Scott（1995）的研究,制度环境可以划分为规制环境、规范环境、认知环境三个维度,不同制度维度对学习型、计划型和创造型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的关系起到不同的调节作用,规制环境分别对学习型认知风格、创造型认知风格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显着负向调节作用,认知环境显着负向调节了创造型认知风格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规范环境对学习型、计划型、创造型认知风格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显着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结论对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启示。在理论方面,管理者致力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结合组织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管理者正确的认知和决策。不同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决策行为。本研究结合“认知-行为-绩效”的研究范式,首次揭示了不同认知风格的管理者经过战略选择（创新导向）进行创新活动（知识创造过程）获得结果产出（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过程,为凸显认知因素在创新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具有探索性理论意义,有助于企业从不同的角度和思维方式考察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原因及作用机制。其次,本研究对中国处于转型期的特有的制度环境（末级制度）进行了测量。Busenitz,Gomez和Spencer（2000）量表有着较高的被认可度,虽然为多数学者所采纳,但以往的研究中制都把度环境为一整体,并没有界清次级制度与末级制度,实际上,不同的制度要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相同。本研究澄清了以往研究中制度环境测量中的混淆,区分了制度环境的次级制度和末级制度,明确了Busenitz,Gomez和Spencer（2000）量表测量末级制度的效用。从而得出结论,在法制水平/产权保护等次级制度环境外生的条件下,未级制度环境（政府支持、资助创新的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提高次级制度质量（法治水平、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化进程）,才能保证企业创新绩效的持续增长。在实践方面,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中坚部分,对企业创新起到重要影响。本研究实证研究了在企业创新导向的选择和组织内部知识创造过程的中介作用下,不同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的差异性,启示企业,首先,应该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结合高层管理者认知特点,开展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其次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和创新导向的重要性,在组织内部培育创新氛围,提高员工的创新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同时更加注重知识创造过程和内部知识库建设,通过知识的管理、分享和创造,提高员工的素质能力、技能水平等,创造知识的过程,也是创新实践的提高,有利于创新行为,提高创新绩效。最后,企业应特别注意当前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并未考虑管理者认知、创新导向、知识创造过程、创新绩效、制度环境的动态作用过程及时间滞后效应。本研究样本量相对有限,未来的研究应当积极尝试多种调查方式,扩大样本量,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最后,本研究采用的量表的开发基于西方情境,应用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未来的研究应该开发基于中国情境的量表。
刘志虹[7]（2021）在《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改变了国际生产体系与生产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企业适时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等比较优势,积极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成功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集群,在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促进就业、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尽管中国制造产品在出口规模和份额、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等方面都在迅速上升,但是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依然存在“大而不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不利的弱势地位。特别是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将《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重点发展产业作为打击对象,更是为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现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和追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加成能力的控制。国际市场上价格加成能力是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具体体现,国际市场势力不仅代表着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对产品的加价能力,而且是制造企业直接影响、控制市场变量以获得更多市场利益的能力。国际市场势力体现了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影响着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体现了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那么,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对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作用机制怎样?虽然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但从现有文献看,全面系统地探究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的研究成果仍然鲜少。因此,对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研究背景,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揭示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内在机理,并将其用于指导管理的实践。围绕“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这一主题,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国际市场势力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详细梳理现有文献关于国际市场势力概念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国际市场势力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梳理、总结、评述,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设想。（2）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法对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现有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且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法,经过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等分析工作后,识别出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技术创新能力、渠道控制能力、网络能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环境动态性。然后,充分吸收全球价值链理论、资源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对扎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依据逻辑关系,构建了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概念模型。（3）构建了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研究模型在基于扎根理论提炼关键影响因素后,本文首先对这些影响因素（变量）的内涵和维度做了详细阐述,然后综合分析和利用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提出本文变量之间的研究假设:第一,技术创新能力、渠道控制能力、网络能力的各维度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形成呈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中介作用;第三,环境动态性在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是一种重要的情境因素,具有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4）对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的研究假设展开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命题提出是否科学合理,还需通过有效的实证检验来加以验证。鉴于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之间正相关的关系,本文参考管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主观评价测量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方式采集了企业的样本数据,获取了283份有效样本数据。对样本数据通过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后,确认了样本数据能满足实证检验的要求,据此对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存在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探索式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第二,供应渠道控制能力、终端渠道控制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存在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终端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供应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供应渠道控制能力、终端渠道控制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未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第三,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起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网络规划能力、网络管理能力与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形成有正向的促进作用。（5）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启示基于前面几部分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促进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和提升的建议:第一,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二,加强企业渠道控制能力的建设;第三,重视企业网络能力的培育;第四,推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第五,建立企业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变化的监测机制。总之,本文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视角探究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问题,拓展了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国际市场势力相关研究的内容。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如样本数据采集局限等,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李茵[8]（2021）在《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以及大数据战略的深入实施,使得大数据成为科技创新引领与决策支撑的重要战略资源,科学研究与实践正在完成“假设驱动”到“数据驱动”的巨大转变,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利用能够为社会发展、政府治理、国家安全等提供新的动能。围绕国家大数据战略,丰富和拓展大数据应用创新领域,推动管理升级,给学术界、产业界以及政府部门带来许多新的重要课题。其中面向健康服务供给侧的决策支持、决策引导和决策创新中的数据驱动、数据价值转换问题即是管理学、数据科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更是情报学应对大数据环境开展智慧型情报服务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健康医疗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使医院管理和医院管理者的观念都随之变化。数据驱动对医院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提升医疗管理决策质量的角度出发,构建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分析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并展开实证研究,为数据驱动决策领域的研究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为促进医院精细化管理提供对策及建议。基于此,通过界定“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医院管理评价”与“数据驱动决策”等相关概念,以回顾数据驱动决策、面向医疗健康领域的数据驱动决策、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以及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调研法、半结构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扎根理论法、结构方程法、统计分析法、机器学习法分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过程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并构建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围绕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这一核心研究内容,本文第三章在已有BASM模型研究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医院管理决策场景的特殊性,探索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运行机理,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以梳理驱动的路径,理清其中的内在逻辑。该模型由处理过程模型及支持过程模型两部分构成,旨在分别回答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中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数据本身如何转化并如何嵌入到医院管理决策过程中,二是医院中能够支持并且推动数据驱动决策的途径是什么。第四章采用扎根理论进行了面向医疗管理领域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编码面向医院管理者的半结构化访谈资料,经过饱和度测试,最终识别出了四个维度的影响因素。第五章在对影响因素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一步验证影响因素,探讨相关变量的权重和关系。阐述各个因素对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关系,验证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模型。第六章整合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构建支持医院管理决策全过程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探讨过程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根据已构建的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进行基于DRGs分组的医疗服务能力评价和医生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实证研究,修正和完善已构建的模型。具体内容如下:（1）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基于现有的数据驱动决策机制模型,结合医院管理实践,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该模型由处理过程模型及支持过程模型两部分构成,处理过程模型包括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过程和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处理过程。决策处理过程既是数据处理过程的最后阶段,对数据处理的结果进行展示与应用,又会不断地产生新的数据,前推已有数据的老化和错误,补充和修正数据处理过程。而数据处理过程以决策处理过程中的阶段性需求为导向,能嵌入到决策处理过程的所有阶段,为决策处理的全流程服务。支持过程模型主要涉及两用户一技术。两用户包括数据分析人员和管理者,使能技术是创建和改进能够嵌入到操作系统的分析工具,这三个主体不能割裂独立,而可以互相转化并可能同时存在,共同对数据和决策进行处理,支持处理过程模型运转。（2）系统分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影响因素。对主观及客观上影响管理者数据驱动决策的因素进行整合和相关分析,确定四个核心影响因素范畴分别是医疗数据质量,信息技术,医院组织管理和管理者信息素养,构建了影响因素模型,发现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能受到管理者信息素养、医院组织管理和信息技术的正向影响,其中管理者信息素养最强,其次是医院组织管理和信息技术;医院组织管理对医疗数据质量、管理者信息素养、决策目标均有影响,对医疗数据质量的影响要强于管理者信息素养;医疗数据质量能够对信息技术产生正向影响;信息技术对决策目标具有正向影响。（3）构建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将过程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打造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将医院数据质量标准化管理贯穿于医院管理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提升医务人员的信息技术、高效化管理增效医院组织三个方面分析模型的实现,提出模型优化建议。（4）基于DRGs的肺癌医疗服务绩效分析实证研究。模拟医院管理中运用DRGs分组工具解决绩效问题的真实场景,应用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优化DRGs分组,优化绩效管理。研究最终确定性别、年龄、入院途径、离院方式、住院次数、医保付费方式、是否手术、合并症严重情况八个因素为影响肺癌医疗服务费用的因素,构建了8个DRGs分组,其中合并症严重程度、是否手术、住院次数是决策树分组的分类结点变量。选用医疗服务能力的指标（DRGs总权重、CMI）根据获取的数据进行比较,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实现基于数据驱动决策的绩效管理。
陈海[9]（2021）在《大型央企集团投资项目过程监控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各大型央企集团承担着实现国家全球化战略、带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角色,承担大量巨型工程建设项目,这些大型建设工程往往具有投资大、工期长、技术要求高和施工难度大等特点。这些项目的有效监控一直以来也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难点,迫切需要找到合适的项目监控办法,加强对项目全过程关键环节的监控、提高项目管理的标准化、信息化研究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针对目前大型央企集团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和管理难点,本研究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其大型投资项目中遇到的实践问题为背景,引入门径管理系统,融合项目全过程监控管理,分别从情景分析和风险管理两个大的角度切入,构建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动态过程监控体系,能够从项目的全过程、多维度的角度,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管控体系,减少企业在项目监控过程中带来的决策损失,突破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业务类型缺少统一方法论的困境。本文结合中国海油实际管控架构,引入决策门径管理体系,提出并设计了一个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监控模型,通过在三个层级不同进行不同的角色设置和责任分配,形成完整的过程监控流和决策流,实现大型投资项目的分阶段决策的全生命周期动态监控。结合情景分析理论,设计出一套适用于大型投资项目的情景分析模型,明确了各个环节重点问题,并以中国海油某项目进行实例验证,为项目全过程监控特别是前期研究阶段提供有效的评估方法,提升了项目流程监控绩效。同时,基于门径管理构建的全生命周期过程监控模型,结合投资项目中的风险管理方法和要点,以中国海油上游投资项目为目标,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投资项目全风险管理过程监控模型的设计和实施,并以中国第一个自营深水气田项目（陵水17-2）项目确定阶段的风险管理为例进行验证。本文基于风险管理的项目过程监控模型建立了一整套监控指标标准体系,以建立的一整套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控制口径为前提,精细的业务流程和清晰界定的责权分配矩阵为保障,项目全面管理维度为框架,标准化和自动化的信息化系统为支持,最终通过一整套过程管控工具,实现项目管理的标准化、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本研究构建的一套标准化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监控管理体系,让大型央企有一套框架蓝图作为依据,开发出适应不同地区和环境的投资项目管理监控模式和工具,可以使监控管理工作更加精准和高效,让项目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监控的标准化、数字化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提前识别出关键风险因素,制定相应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减少项目受到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重点围绕应用和整体管控架构展开研究,对于情景分析、风险分析等技术难点研究不足,需要下一步对不同专题进行理论研究进而指导项目管理实践。本研究的全生命周期过程监控体系的的应用,提升了中国海油在项目管理的信息化、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水平,可以帮助企业提前识别并持续应对项目风险,同时在技术层面上使项目的全面风险管理成为可能。该成果经过近6年的成功应用,集团公司的项目绩效处于国际一流能源公司前列,也佐证了该成果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刘运青[10]（2021）在《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2014年“双创”以来,我国新企业年登记数量屡创新高,创业活跃指数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各行各业创业活动方兴未艾,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创业活动总体创新质量还有待提升,主要创新指标依然落后于发达经济体,甚至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到发达国家的“卡脖子”限制。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在经济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支撑。作为科技活动与商业活动的“连接器”,技术创业活动是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和突破技术封锁的关键。但是,由于创业机会的知识密集与高资源消耗特征,技术创业比一般创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据统计数据,我国的技术创业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年,智能硬件、O2O等新业态是死亡高发的行业。因此,死亡率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技术创业的典型特征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培育技术创业企业的成长,提升技术创业企业的整体成活率,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从理论出发,学界关于技术创业的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虽然熊彼特创新理论、创业资源学派、创业制度学派等主要理论对技术创业成长的机制进行了各自解释,但在指导我国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业活动方面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研究各自为营,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相悖。即对于技术创业企业实现高成长绩效的机理尚缺乏深入探究和明确结论。基于系统的文献研究,本文梳理了两条解释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研究进路。第一条进路强调企业通过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实现高成长绩效,本文将之称为“创新驱动”成长机制;第二条进路强调企业通过与外部实体构建良好关系以获取创业资源,进而实现高成长绩效,本文将之称为“资源驱动”成长机制。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条成长机制并非互斥,而是可以互补的。只有协同起来分析,方能对复杂的创业成长绩效差异做出全面解释。因此,本文围绕当前我国技术创业的“创新驱动成长机制”、“资源驱动成长机制”和“创新与资源因素协同的组态配置机制”三个方面主要研究内容,设计了三项子研究,试图解释其中的研究问题:（1）创新驱动成长机制研究。作为企业创新动机的创业导向,能否通过激发创新活动诸如新产品开发,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绩效?如果能,这一过程又受到什么样的边界条件影响,其机制又如何?（2）资源驱动成长机制研究。作为创业资源的主要获取方式,关系导向能否帮助企业获取不同类型的创业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绩效?如果能,不同类型的创业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机制如何?（3）创新与资源因素协同的组态机制研究。实现技术创业的高成长绩效可能存在不同的驱动机制,而不同成长驱动因素匹配形成的组态是否能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如果是,究竟存在哪些组态路径?这些组态路径又分别存在哪些特点?立足于创业导向、合法性、社会资本、关系导向、最优区分等理论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法、Bootstrap方法和fsQCA等研究方法,本文阐述了以上理论研究问题,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基于创业导向、合法性理论视角,研究了“创新动机-创新活动-创新产出”路径以及该路径过程中合法性的调节作用。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了来自我国高技术行业306份创业企业样本。验证了创业导向促进成长绩效的基本假设;扩展了新产品开发在创业导向影响成长绩效过程的中介机制;进一步,基于中国高技术行业创业情境下的两类合法性来源即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研究两类合法性在创新驱动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识别了创新驱动成长的条件机制。第二,基于社会资本和关系导向的理论视角,研究了“关系导向-资源获取-成长绩效”的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了来自我国高技术行业的319家创业企业样本。验证了企业通过关系导向获取创业资源进而促进成长绩效的基本假设;基于中国高技术行业创业将创业资源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知识资源和资产资源,探讨了两类资源获取在关系导向促进成长绩效过程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基于两类不同资源发挥的不同作用,识别了资源驱动的过程机制。第三,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创业导向以及关系导向等理论,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创新”条件、“趋同”条件以及技术条件进行了协同分析,推演出达到高成长绩效路径的组态配置。采用fsQCA方法,实证分析了来自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201家创业企业样本。研究了不同条件因素在组态中发挥的作用;识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创业实现高成长绩效的组态配置:创新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原始突破型,以及双元驱动型。进一步,针对每种组态配置的特点进行了机制的分析和讨论。本文研究可能有以下理论贡献:首先,揭示了创新驱动成长的机制。一方面,本文强调了技术创业过程中新产品开发的核心中介作用,解释了创业导向转化为成长绩效的中介机制,揭示了技术创业情境下创新动机与成长绩效之间的联系纽带。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揭示了当前转型经济中不同的制度逻辑驱使的合法性对技术创业企业的创新行为转化为创新绩效的影响。回应了学界对创新驱动成长在特定情境下研究的关注和呼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争论,扩展了相关研究的理论边界。其次,揭示了资源驱动成长的机制。一方面,本文强调创业资源获取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了“关系导向-创业资源获取-成长绩效”的中介过程机制,识别了技术创业情境下关系导向与成长绩效之间的联系纽带。另一方面,识别了知识资源和资产资源发挥的不同作用,提出了两条链式中介的传递机制,揭示了我国转型经济下技术创业资源驱动成长的路径机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争论,扩展了“关系-绩效”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和理论边界。最后,提出了实现技术创业高成长绩效成长的不同组态路径。本文创造性地将创新驱动和资源驱动两支研究进路的理论进行协同,提出了一个实现高成长绩效的整合框架,强调了创业成长“殊途同归”的特点。然后,基于整合框架识别了多种达到高成长绩效的路径,阐述不同的路径实现高成长绩效的理论框架和对应的企业成长机制的特征,归纳了四种组态配置,为解释技术创业成长的路径机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洞察和实践指导。
二、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标准化管理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标准化管理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网络理论 |
| 2.1.2 知识基础理论 |
| 2.1.3 动态能力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标准联盟相关研究 |
| 2.2.2 联盟网络相关研究 |
| 2.2.3 知识吸收能力相关研究 |
| 2.2.4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2.5 联盟绩效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提出 |
| 3.1.2 研究方法选择 |
| 3.1.3 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收集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信度与效度 |
| 3.2.2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3 结果分析 |
| 3.3.1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核心概念界定 |
| 3.3.2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 4.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 |
| 4.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 |
| 4.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4.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2 样本选择与调研流程 |
| 5.3 变量测量 |
| 5.3.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测量 |
| 5.3.2 知识吸收能力的测量 |
| 5.3.3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 5.3.4 企业联盟绩效的测量 |
| 5.3.5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5.4 预调研与问卷修正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6.1.1 数据收集 |
| 6.1.2 样本特征 |
| 6.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4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4.1 信度检验 |
| 6.4.2 效度检验 |
| 6.5 假设检验 |
| 6.5.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5.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5.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5 变量间关系的总效应检验 |
| 6.6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6.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 6.6.2 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 6.6.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6.6.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性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关键概念界定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4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网络能力文献综述 |
| 2.1.1 网络能力相关研究 |
| 2.1.2 网络能力的内涵 |
| 2.1.3 网络能力的影响因素 |
| 2.1.4 网络能力构成维度 |
| 2.1.5 网络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 2.2 知识共享文献综述 |
| 2.2.1 知识共享相关研究 |
| 2.2.2 知识共享内涵 |
| 2.2.3 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
| 2.2.4 知识共享的维度 |
| 2.2.5 知识共享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 |
| 2.3 合作创新绩效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合作创新的内涵 |
| 2.3.2 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网络能力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
| 3.1 理论背景 |
| 3.2 案例研究的方法概述 |
| 3.2.1 案例研究的简述 |
| 3.2.2 案例研究的原则 |
| 3.2.3 案例研究的步骤 |
| 3.3 方法论 |
| 3.3.1 案例背景 |
| 3.3.2 确定代表性案例 |
| 3.3.3 数据收集 |
| 3.3.4 数据分析方法 |
| 3.4 案例企业简介 |
| 3.5 案例分析 |
| 3.5.1 四个企业案例分组:探索型和利用型合作创新网络 |
| 3.5.2 网络能力:分类和水平测度 |
| 3.5.3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 |
| 3.5.4 结果讨论与命题提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4.1 网络能力的界定及维度 |
| 4.1.1 网络愿景能力 |
| 4.1.2 网络构建能力 |
| 4.1.3 组合管理能力 |
| 4.1.4 关系管理能力 |
| 4.2 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解释 |
| 4.2.1 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
| 4.2.2 网络能力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路径分析 |
| 4.2.3 概念模型的构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1 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1.1 网络愿景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1.2 网络构建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1.3 组合管理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1.4 关系管理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2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 5.2.1 网络愿景能力与知识共享 |
| 5.2.2 网络构建能力与知识共享 |
| 5.2.3 组合管理能力与知识共享 |
| 5.2.4 关系管理能力与知识共享 |
| 5.2.5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 |
| 5.2.6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 5.3 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5.3.1 关系信任的调节作用 |
| 5.3.2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6.1 实证研究总体思路 |
| 6.2 问卷设计 |
| 6.2.1 问卷设计原则 |
| 6.2.2 问卷设计过程 |
| 6.2.3 问卷防偏措施 |
| 6.3 研究变量度量 |
| 6.3.1 自变量:网络能力 |
| 6.3.2 中介变量:知识共享 |
| 6.3.3 调节变量: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 |
| 6.3.4 因变量:合作创新绩效 |
| 6.3.5 控制变量 |
| 6.4 问卷的预调研 |
| 6.4.1 预测试分析方法 |
| 6.4.2 预调研数据收集 |
| 6.4.3 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 |
| 6.4.4 问卷定稿 |
| 6.5 样本数据收集与样本简述 |
| 6.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6.5.2 样本特征 |
| 6.6 分析方法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7.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7.1.1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
| 7.1.2 网络能力 |
| 7.1.3 知识共享 |
| 7.1.4 关系信任 |
| 7.1.5 吸收能力 |
| 7.1.6 合作创新绩效 |
| 7.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
| 7.3 网络能力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分析 |
| 7.4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分析 |
| 7.4.1 网络能力与知识共享 |
| 7.4.2 知识共享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 |
| 7.4.3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
| 7.5 关系信任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分析 |
| 7.6 结果与讨论 |
| 7.6.1 实证研究结果汇总 |
| 7.6.2 网络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 7.6.3 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 7.6.4 关系信任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讨论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 8.2.1 理论贡献 |
| 8.2.2 实践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阶段标准化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课题来源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课题来源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1 标准化产品研发相关研究 |
| 1.3.2 设计质量管理标准化相关研究 |
| 1.3.3 设计阶段成本控制标准化相关研究 |
| 1.3.4 设计进度管理标准化及其他相关研究 |
| 1.3.5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建筑标准化 |
| 2.1.2 房地产企业的标准化管理 |
| 2.1.3 设计管理 |
| 2.1.4 房地产企业的设计管理 |
| 2.2 流程优化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现状 |
| 3.1 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发展概况 |
| 3.1.1 我国房地产企业标准化发展进程 |
| 3.1.2 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模式 |
| 3.2 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阶段标准化管理问卷调研 |
| 3.2.1 问卷设计 |
| 3.2.2 调查结果数据分析 |
| 3.3 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面临的问题 |
| 3.3.1 产品研发没有结合企业实际情况 |
| 3.3.2 管理流程缺乏事后监督机制 |
| 3.3.3 技术文件更新后未及时组织培训 |
| 3.3.4 专业人员的能力与标准化意识不够 |
| 3.4 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
| 3.4.1 企业战略定位不明确 |
| 3.4.2 支撑标准化设计体系建设的人力资源不足 |
| 3.4.3 未形成行业层面的标准化设计联盟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构建 |
| 4.1 .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1.1 全面性原则 |
| 4.1.2 先进性原则 |
| 4.1.3 适度性原则 |
| 4.2 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的构建目标 |
| 4.3 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的构建 |
| 4.3.1 设计标准化管理组织结构 |
| 4.3.2 设计标准化管理流程 |
| 4.3.3 设计标准化管理技术文件 |
| 4.4 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的保障措施 |
| 4.4.1 思想意识保障 |
| 4.4.2 信息化保障 |
| 4.4.3 考核制度保障 |
| 4.4.4 人员队伍保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设计标准化管理体系在ZY房地产企业的应用及评价 |
| 5.1 企业概况 |
| 5.2 设计标准化管理的应用 |
| 5.2.1 建立标准化产品库 |
| 5.2.2 建立标准化设计流程及组织结构 |
| 5.2.3 整合设计资源编制标准化技术文件 |
| 5.3 设计标准化管理的应用效果评价 |
| 5.3.1 进度效果评价 |
| 5.3.2 成本效果评价 |
| 5.3.3 质量效果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管理者认知风格、创新导向、知识创造过程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管理者认知风格研究综述 |
| 2.2 创新导向研究综述 |
| 2.3 知识创造过程研究综述 |
| 2.4 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
| 2.5 制度环境研究综述 |
| 2.6 小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 |
| 3.2 研究框架 |
| 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研究过程概述 |
| 4.2 研究工具 |
| 4.3 量表修订 |
| 第5章 实证分析 |
| 5.1 正式调研分析 |
| 5.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5.3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5.4 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
| 5.5 假设检验 |
| 5.6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管理建议 |
| 6.4 研究局限 |
| 6.5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研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扎根理论研究法 |
| 1.4.3 问卷调查法 |
| 1.4.4 数理统计分析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起源及其内涵的研究 |
| 2.1.2 全球价值链驱动力的研究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的研究 |
| 2.2 关于国际市场势力相关概念的研究 |
| 2.2.1 国际市场势力的内涵 |
| 2.2.2 国际市场势力与垄断势力的关系 |
| 2.3 关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 关于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实证的研究 |
| 2.5 对现有研究的简评及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国际市场势力形成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
| 3.1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 |
| 3.1.1 访谈提纲的设计 |
| 3.1.2 访谈对象的选择 |
| 3.1.3 访谈的实施 |
| 3.2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式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3 扎根理论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1 相关变量内涵及变量维度 |
| 4.1.1 国际市场势力的维度 |
| 4.1.2 技术创新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 4.1.3 渠道控制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 4.1.4 网络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
| 4.1.5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维度 |
| 4.1.6 环境动态性的内涵和维度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 4.2.2 渠道控制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 4.2.3 网络能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形成的关系假设 |
| 4.2.4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中介作用 |
| 4.2.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4.3 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和数据采集 |
| 5.1 问卷设计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国际市场势力的测量 |
| 5.2.2 技术创新能力的测量 |
| 5.2.3 渠道控制能力的测量 |
| 5.2.4 网络能力的测量 |
| 5.2.5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量 |
| 5.2.6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5.3 问卷预调研 |
| 5.3.1 预调研数据的采集 |
| 5.3.2 预调研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方法及问卷修正方法 |
| 5.3.3 预调研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及问卷修正 |
| 5.4 正式调研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5.4.1 正式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分析 |
| 5.4.2 正式问卷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假设检验与结果 |
| 6.1 数据质量分析 |
| 6.1.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1.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
| 6.3 假设检验 |
| 6.3.1 直接作用检验 |
| 6.3.2 中介作用检验 |
| 6.3.3 调节作用检验 |
| 6.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2.1 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
| 7.2.2 加强企业渠道控制能力的建设 |
| 7.2.3 重视企业网络能力的培育 |
| 7.2.4 推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 |
| 7.2.5 建立企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变化监测机制 |
| 7.3 研究局限 |
| 7.3.1 样本数据采集的局限性 |
| 7.3.2 相关研究内容的局限性 |
| 7.4 研究展望 |
| 7.4.1 进一步完善数据采集工作 |
| 7.4.2 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相关研究内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预调研问卷 |
| 附录3:正式调研问卷 |
| 致谢 |
（8）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数据驱动决策的研究现状 |
| 1.3.2 数据驱动医疗健康领域决策的研究现状 |
| 1.3.3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研究现状 |
| 1.3.4 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 1.3.5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 |
| 2.1 医院管理相关概念 |
| 2.1.1 医院管理 |
| 2.1.2 医院管理评价 |
| 2.1.3 医院管理者 |
| 2.2 决策支持相关理论 |
| 2.2.1 西蒙决策理论 |
| 2.2.2 数据驱动决策相关理论 |
| 2.3 信息链理论 |
| 2.3.1 信息链与信息技术 |
| 2.3.2 “信息”上溯到“数据”带来的变化 |
| 2.3.3 信息链视域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 |
| 2.4 BASM模型 |
| 2.4.1 BASM模型的产生 |
| 2.4.2 BASM模型的研究现状 |
| 2.4.3 基于BASM模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研究 |
| 2.5 相关研究方法 |
| 2.5.1 扎根理论 |
| 2.5.2 结构方程模型 |
| 2.5.3 决策树算法--CHAID |
| 2.6 相关应用场景 |
| 2.6.1 医疗服务绩效 |
| 2.6.2 DRG在医疗服务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构建 |
| 3.1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驱动过程模型 |
| 3.1.1 数据驱动决策模式运行机制 |
| 3.1.2 BASM的过程模型 |
| 3.1.3 基于BASM过程模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构建 |
| 3.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要素分析 |
| 3.2.1 驱动要素 |
| 3.2.2 需求要素 |
| 3.2.3 支持要素 |
| 3.2.4 要素间关系 |
| 3.3 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中数据处理过程 |
| 3.3.1 医疗数据存在的问题 |
| 3.3.2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原则 |
| 3.3.3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过程 |
| 3.4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运行机制 |
| 3.4.1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信息链转化过程 |
| 3.4.2 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制定过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研究问题与研究程序 |
| 4.1.1 研究问题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研究程序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研究对象选取 |
| 4.2.2 资料收集 |
| 4.2.3 信效度检验 |
| 4.3 编码分析 |
| 4.3.1 开放式编码 |
| 4.3.2 主轴编码 |
| 4.3.3 选择性编码 |
| 4.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4.4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与阐释 |
| 4.4.1 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构建 |
| 4.4.2 影响因素分析 |
| 4.4.3 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5.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变量选择与界定 |
| 5.1.1 医疗数据质量维度 |
| 5.1.2 信息技术维度 |
| 5.1.3 医院组织管理维度 |
| 5.1.4 管理者信息素养维度 |
| 5.1.5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维度 |
| 5.2 相关研究假设 |
| 5.2.1 医疗数据质量 |
| 5.2.2 信息技术 |
| 5.2.3 医院组织管理 |
| 5.2.4 管理者信息素养 |
| 5.3 调查问卷的编制与问卷修正 |
| 5.4 数据获取与统计分析 |
| 5.4.1 研究对象 |
| 5.4.2 样本量的选择 |
| 5.4.3 信度分析 |
| 5.4.4 样本分布 |
| 5.4.5 样本数据相关性 |
| 5.5 效度分析 |
| 5.5.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5.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6 基于结构方程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检验修正 |
| 5.6.1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5.6.2 模型基本适配评估 |
| 5.6.3 假设检验的结果 |
| 5.7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5.7.1 影响因素强度分析 |
| 5.7.2 医疗数据质量对信息技术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3 信息技术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4 医院组织管理对医疗数据质量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5 医院组织管理对管理者信息素养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6 医院组织管理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7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医疗数据质量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8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信息技术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9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研究 |
| 6.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构建 |
| 6.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机制 |
| 6.2.1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目标 |
| 6.2.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特征 |
| 6.2.3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过程 |
| 6.3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 6.3.1 医疗数据质量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 6.3.2 信息技术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 6.3.3 医院组织管理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 6.3.4 管理人员素养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 6.4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对医院管理的提升策略 |
| 6.4.1 提升医疗数据质量 |
| 6.4.2 发挥信息技术使能作用 |
| 6.4.3 发挥医院组织管理支持作用 |
| 6.4.4 提高管理人员信息素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实证研究 |
| 7.1 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 |
| 7.2 原发性肺癌患者的DRGS分组 |
| 7.2.1 数据基础 |
| 7.2.2 数据纳入 |
| 7.2.3 术语映射 |
| 7.2.4 DRGs分组结果对比 |
| 7.3 基于DRGS细分组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估 |
| 7.3.1 基于决策树的原发性肺癌患者DRGs细分组模型 |
| 7.3.2 基于DRGs细分组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估指标 |
| 7.3.3 医生医疗服务绩效指标统计结果 |
| 7.3.4 科室医疗服务绩效指标统计结果 |
| 7.4 讨论 |
| 7.4.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 |
| 7.4.2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创新 |
| 8.1 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病案组DRGS分组情况 |
| 附录2 医生组DRGS分组情况 |
| 附录3 访谈提纲 |
| 附录4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与致谢 |
（9）大型央企集团投资项目过程监控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项目过程监控研究总体发展趋势 |
| 2.2 投资项目过程监控理论国内外发展情况 |
| 2.2.1 国外项目过程监控发展状况 |
| 2.2.2 国内项目过程监控发展状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门径管理构建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过程监控模型 |
| 3.1 投资项目过程管理研究范畴 |
| 3.1.1 投资项目 |
| 3.1.2 大型投资项目管理 |
| 3.1.3 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
| 3.2 以门径管理流程构建项目动态管控架构 |
| 3.2.1 门径管理流程概念 |
| 3.2.2 门径管理发展历程 |
| 3.2.3 门径管理的优势 |
| 3.3 门径管理在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迁移应用 |
| 3.3.1 大型投资项目的阶段-关口划分 |
| 3.3.2 门径管理在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管控的架构构建 |
| 3.3.3 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管控架构的应用效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监控的情景分析模型设计及应用 |
| 4.1 情景分析(Scenario Analysis)的应用背景 |
| 4.1.1 项目前期监控对情景分析的需求 |
| 4.1.2 情景分析的概念和演变 |
| 4.1.3 情景分析的方法论和特点 |
| 4.2 项目情景分析在央企中的应用现状 |
| 4.3 投资项目的情景分析模型设计 |
| 4.3.1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设计思路 |
| 4.3.2 情景分析方式的选择 |
| 4.3.3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范围和目标选定 |
| 4.3.4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评价指标选取 |
| 4.3.5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指标权重设计 |
| 4.3.6 情景分析中不确定性因素的筛选 |
| 4.3.7 投资项目的情景结构设计 |
| 4.3.8 情景分析的模拟流程设计 |
| 4.4 投资项目策略和实施计划评估 |
| 4.5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敏感性测试 |
| 4.6 情景分析在中国海油某项目的应用 |
| 4.6.1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模型设置 |
| 4.6.2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P情景分析的过程 |
| 4.6.3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结果 |
| 4.6.4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应用评价 |
| 4.7 应用情景分析的注意事项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风险管理的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监控模型 |
| 5.1 项目的风险管理过程 |
| 5.1.1 传统的项目风险管理过程 |
| 5.1.2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风险管理过程 |
| 5.2 风险管理规划 |
| 5.2.1 投资项目风险管理规划阶段活动 |
| 5.2.2 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
| 5.2.3 WBS在投资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
| 5.3 投资项目风险识别 |
| 5.3.1 投资项目风险源分类 |
| 5.3.2 风险识别的方法与模型的应用 |
| 5.3.3 投资项目各阶段重点风险识别内容 |
| 5.4 投资项目风险评估 |
| 5.4.1 项目风险的评估概述 |
| 5.4.2 项目风险的量化处理 |
| 5.4.3 项目风险评估办法 |
| 5.5 投资项目风险监控与应对 |
| 5.5.1 投资项目风险监控流程 |
| 5.5.2 投资项目风险应对方案 |
| 5.6 基于风险管理的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监控模型的应用 |
| 5.6.1 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流程设计 |
| 5.6.2 投资项目风险管理应用案例 |
| 5.6.3 陵水17-2大型半潜式天然气生产平台风险管理实践案例 |
| 5.7 投资项目风险管理应用评价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型投资项目实施阶段过程监控系统 |
| 6.1 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监控目标及概念 |
| 6.1.1 项目成本管理 |
| 6.1.2 项目进度管理 |
| 6.1.3 项目合同管理 |
| 6.1.4 项目范围监控 |
| 6.1.5 项目质量监控 |
| 6.1.6 项目管理实践中的问题 |
| 6.2 项目实施过程监控模型搭建 |
| 6.2.1 项目实施过程管控模型概述 |
| 6.2.2 项目管控方案工具 |
| 6.2.3 项目责任分配矩阵 |
| 6.2.4 项目管理维度体系 |
| 6.2.5 项目管理信息化系统支持 |
| 6.3 中国海油油气项目过程监控成本管理应用成果 |
| 6.3.1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管理现状分析 |
| 6.3.2 中国海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模型的应用实践 |
| 6.3.3 中国海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模型的应用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技术路线 |
| 1.3.2 相关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问卷调查法 |
| 1.4.3 数理处理方法 |
| 1.4.4 数据分析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进展与文献综述 |
| 2.1 技术创业研究进展 |
| 2.1.1 技术创业的内涵 |
| 2.1.2 技术创业研究脉络 |
| 2.2 解释创业成长的理论 |
| 2.2.1 熊彼特创新学派 |
| 2.2.2 创业资源学派 |
| 2.2.3 创业制度学派 |
| 2.3 创业导向研究综述 |
| 2.3.1 创业导向的内涵 |
| 2.3.2 创业导向的维度 |
| 2.3.3 创业导向的研究述评 |
| 2.4 关系导向研究综述 |
| 2.4.1 社会资本与关系导向 |
| 2.4.2 关系导向的维度 |
| 2.4.3 关系导向的研究述评 |
| 2.5 最优区分研究综述 |
| 2.5.1 最优区分视角的来源 |
| 2.5.2 最优区分的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创新驱动成长机制实证研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创业导向与成长绩效 |
| 3.2.2 创业导向与新产品开发 |
| 3.2.3 新产品开发与成长绩效 |
| 3.2.4 新产品开发的中介作用 |
| 3.2.5 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
| 3.2.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 |
| 3.3.2 数据收集过程 |
| 3.3.3 问卷防偏措施 |
| 3.3.4 样本统计信息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信度检验 |
| 3.4.2 效度检验 |
| 3.4.3 假设检验 |
| 3.5 结果讨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源驱动成长机制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关系导向与企业绩效 |
| 4.2.2 关系导向与创业资源获取 |
| 4.2.3 创业资源获取与成长绩效 |
| 4.2.4 创业资源获取的中介作用 |
| 4.2.5 链式中介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4.3.2 数据收集过程 |
| 4.3.3 问卷防偏措施 |
| 4.3.4 样本统计信息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信度检验 |
| 4.4.2 效度检验 |
| 4.4.3 假设检验 |
| 4.5 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创业成长路径的组态配置研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框架 |
| 5.2.1 最优区分视角 |
| 5.2.2 “创新”的条件因素 |
| 5.2.3 “趋同”的条件因素 |
| 5.2.4 组态配置 |
| 5.3 数据与方法 |
| 5.3.1 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
| 5.3.2 问卷防偏与样本统计 |
| 5.3.3 QCA方法选择 |
| 5.3.4 fsQCA数据分析步骤 |
| 5.4 fsQCA组态分析 |
| 5.4.1 数据校准 |
| 5.4.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
| 5.4.3 组态路径的充分性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组态配置的机制讨论 |
| 5.5.1 配置一:创新驱动型 |
| 5.5.2 配置二:资源驱动型 |
| 5.5.3 配置三:原始突破型 |
| 5.5.4 配置四:双元驱动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工作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四、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标准化管理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2]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D]. 吴玉浩. 吉林大学, 2021(01)
- [3]基于知识共享的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D]. 何国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设计阶段标准化管理研究[D]. 贺丽. 北京建筑大学, 2021(01)
- [5]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6]管理者认知风格、创新导向、知识创造过程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魏钊. 吉林大学, 2021(01)
- [7]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企业国际市场势力形成机理研究[D]. 刘志虹.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研究[D]. 李茵. 吉林大学, 2021(01)
- [9]大型央企集团投资项目过程监控及应用研究[D]. 陈海.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10]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机制与路径研究[D]. 刘运青. 电子科技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