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长恨歌》

一、白居易与《长恨歌》（论文文献综述）

林洁^[1]（2021）在《论《长恨歌》的仙化情节与“长恨”题旨》文中研究指明《长恨歌》颂扬了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真挚爱情,作者白居易在民间传闻的基础上,为《长恨歌》下半篇构设了道士赴蓬莱寻找杨贵妃魂魄的仙化情节。我们从杨贵妃形象的仙化、《长恨歌》仙化故事情节的演变及其缘起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得以更深层地观照这首诗的题旨:一为杨贵妃尸解蓬莱之哀恨;二为唐明皇痛失所爱之悲恨;三为作者白居易对自身恋爱悲剧之憾恨。《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仙化了唐明皇与杨贵妃故事的结局,既慰藉了世人爱而不得之"长恨",同时也肯定了爱情的永恒价值。

雷雅杰^[2]（2021）在《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研究》文中指出唐诗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李白、杜甫以及白居易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相关的海内外研究均位列前三。在这些研究中笔者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即日本学者对白居易的研究成果远比李、杜二人相加起来都多。此外,在洛阳香山白园的石碑上更是题有:“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的碑文。由此可见白居易对日本文化的重要性。因此,研究白居易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成为了唐代诗歌域外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平安时期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鼎盛阶段,其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制度、风俗、宗教、服饰、文学甚至是文字等均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白居易的诗歌在这一背景下传入日本并受到了日本各阶层的争相传诵。更是在日本文坛中形成了历经四百年经久不衰的“白居易现象”,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嵯峨天皇以及小野篁开始,到岛田忠臣以及菅原道真为主的平安韵文世界,再到后期以紫式部与清少纳言为代表的物语散文世界,这一时期的文学都有着对白居易诗文学习与借鉴的痕迹。因此,研究平安时期日本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对中国诗歌海外推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文学域外传播的角度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文学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着重阐述平安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背景及白居易诗文得以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原因。第二部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就平安时期日本文学对白诗的接受情况进行文本的对比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对白诗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接受模仿到本土创新的过程。同时,在接受中也具有显着特点。在形式方面,学习白诗的七言律诗及长律进行创作。在内容方面,以借用白诗中的词汇、典故及意象为主。在题材方面,多接受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感伤诗,通过对生活与自然的描摹来表现日本民族的“物哀”思想。第三部分则是通过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特点及其在日传播现状为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诗歌的推广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启示。

田恩铭^[3]（2021）在《平淮西与文学经典的生成》文中认为在唐代文学史上,以平淮西战事为中心构成了直接文本和间接文本,文本在传播过程中被逐渐经典化。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对话在琵琶声中徘徊不已。曲江宴饮、雁塔登临历历在目,留在脑海的还有富有血腥画面的武元衡遇刺事件,沉浸在琵琶声中的白居易是在平淮西战事的刀光剑影中体味着"青衫湿"的内涵。韩愈《平淮西碑》被磨而有段文昌《平淮西碑》立,再到李商隐《韩碑》,经典文本的生成经历由战事而文学、由文学而政事,最终回到文学的过程。平淮西是元稹《连昌宫词》创作的时代背景。元稹以平淮西之功成作为立论的一个基点,战事与文学互融,形成了新的话语场域,诏令、书信、碑文、诗作、表等多种文体文本汇为合唱的声音。

李晓娇^[4]（2020）在《《长恨歌》研究的民俗观照》文中研究表明白居易自云“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就是《长恨歌》。《长恨歌》全篇一百二十句,诗中主要情节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兼采民间盛行的传说,关系到重大历史事件,又以陈鸿《长恨歌传》附行。因而,学术界对于《长恨歌》的研究,一直以来,多集中在其主题思想方面,出现了爱情主题说、讽刺或暴露主题说、双重主题说、隐事说、时代感伤说等众多观点。无可置疑,《长恨歌》以隽永优美的语言、独特的审美韵致与绚烂丰富的想象力,在唐代诗坛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并深远地影响着后世各类文学作品。可是,它的价值体现并非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更是延伸至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许多其他研究领域。本文立足《长恨歌》文本,同时又尝试超越对其文本本身的研究,运用联系的观点和方法（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联系的观点,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就是联系的方法）,试从较为新颖的民俗学角度入手,以民俗视域对《长恨歌》进行新的审视,让诗歌回归至它原有的历史背景与生活真实中去,进而挖掘其中具有民俗价值的信息,借以洞察《长恨歌》反映的多元文化价值。全文通过民俗服饰、民俗活动与道教元素等方面来对《长恨歌》进行民俗视域的重新观照。在民俗服饰部分中,通过与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完成对金步摇、翠翘、玉搔头、金钗、金雀、花钿等首饰,云鬓、花冠等发式,蛾眉、柳眉等眉饰以及大袖、小袖等服饰的考证。民俗活动部分中,同样结合相关史料,对诗中涉及的皇帝赐宴、大酺等宴饮活动,霓裳羽衣乐舞,春游活动及温泉沐浴等活动进行民俗方面的考证。同时将目光放至于诗中所占篇幅极大的道教活动,通过结合唐代社会深厚的道教文化背景以及作者本人与道教的不解之缘,重新审视《长恨歌》中所营造的“虚无缥缈”“楼阁玲珑”“绰约多仙子”的道教仙境以及诗中所提及的羽化登仙、飞神驭气等道教活动。在通过比对一定的历史文献材料,证明诗中所涉及的服饰、活动、宗教要素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再以民俗的眼光反观《长恨歌》,从而对其有更加圆融而全面的认识。本文通过充分认识与借鉴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长恨歌》与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进行对比互证,重视作者白居易的“诗史”特性,承认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长恨歌》的写实性和它所包含的唐代民俗文化价值,将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进行辩证统一。全文基于联系的观点,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来解读文本,以史学的理性态度剖析诗歌的文化背景、民俗背景,最大程度地挖掘出《长恨歌》中的民俗文化信息,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并探寻到其内在的精神与价值。

罗浩春^[5]（2020）在《白居易诗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界一般将诗序定义为处于诗题后和诗正文前的一段文字,然而这样的划分忽视了从魏晋就开始的题序合一、诗题序化现象以及一些虽没有明确标明“并序”“并引”等字样而与诗序作用、内容一致的题注,尤其是在对个体诗人的诗序研究时,长题、题注中的“序”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白居易诗序研究》是以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题、诗序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诗序及白居易诗序研究概述”。由两汉至唐代,单个“序”字发展为“序体”,再进一步发展为“诗序”,诗序这一文体经历了由简至繁的漫长发展演变历程。本文所说的“诗序”,是指包括长题、题注和明确标有“并序”“并引”等字样的诗前序文。长题是11字以上的诗题;后两者是诗题与诗作间的一段说明性文字,具体来说,包括诗人在诗题中明确标有“并序”“并引”等字样的诗序,以及诗人未明确标明诗序字样的内容,也即题注。白居易诗歌中诗序共719篇,数量居唐朝首位,其中长题398篇,题注289篇,明确标明“并序”“并引”的诗序有32篇。这些诗序有长篇亦有短制,形式不一,题材多样。散落在诗人人生各个时期的题序,很好地记录了诗人的人生经历、仕宦沉浮。白居易诗序创作风格往往随着诗人的仕途沉浮和人生态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笔者以白居易仕宦经历的起伏为依据,将诗人诗序创作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追寻仕途时期的诗序,袭官显赫时期的诗序,贬谪外放时期的诗序,自求外任时期的诗序,晚年独善时期的诗序。第二章为“白居易诗序主旨分类”。根据白居易诗序所表现的主旨差别,可将其分为五类:一是酬唱赠答类诗序。这类诗序在写作程式上大多表现为:赠/送/寄+人或是来诗云、同用某字、和某人、用次韵或本韵等;在内容上则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宴饮唱和,一是日常唱和,还有异时唱和,反映了诗人的社交风向。二是史实载记类诗序。史实记载类主要存在于题注与长题中,其在题注中最明显的标志为“时……”;在内容上则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记述诗人个人历史,记述社会时代背景,记述生活实事。史实载记类诗序分散在诗人人生的各个时期,对了解诗人的人生轨迹具有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还起一定补史作用。三是咏怀类诗序。诗人在诗序中呈现出的情感抒发方式主要包括因物感怀、因人伤怀、游历有感三种,情感上则分为怀人、感旧、悲己三种情绪,它们展现了对外物的审美与选择以及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四是效体类诗序。这类诗序共展示了对四种已有文学风格的仿效,表现了诗人对仿效对象的认同和追拟,在情感表现上趋向一致。五是杂体类诗序。诗序虽然很难进行名目清晰的划分,但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记创作地点,二是明一篇之旨,三是解题中之意。此类诗序对读者解读诗歌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同时,诗人在总结某一时段诗歌创作地点时常有重复的“差错”现象,这是诗人对不同类型诗歌的分别划分,体现后世留名的思想。第三章为“白居易诗序的特征”。白居易诗序的特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文体特征。诗人一方面极力表现对序体和诗体要求的遵循,即“尊体”;一方面又追求文体间的融合、序体范围的扩大,且诗序凸显的文学成就也表现出诗文本主体位置的挑战,表现“破体”特征。二是语言特征。谏诤语“不识时忌讳”,日常语追求“老妪能解”,诗语中既有诗意的语言表达又有理论建构的论诗语,然白氏语言中词犯文繁的弊病又呈现理论建构的不完善。三是文学特征,体现在时空内蕴、视觉转换和文化承袭三方面。第四章为“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为了突出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和中唐诗人“各竭才智竞求超胜”的创作风气,选取与白居易唱和最为频繁的元稹、刘禹锡诗序与白居易诗序进行比较研究。在元白诗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白居易与元稹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元性与二元性的差别。白氏一路贯彻的现实主义风格,我们称为风格的一元性,对于元稹既关注社会又重视自我感官体验的表现,可称为二元性。这种风格的一元性与二元性区别在二人诗序中体现为:题材选择上,白氏选材注重关注现实,元稹则在关注社会的同时展现尚奇趋新的特征;语言上,白氏以俗为美,元稹雅俗兼具;形式上,白居易以散体诗序为主,元稹则韵散互用。通过划分和对比刘禹锡与白居易不同仕宦时期的诗序,可以发现,刘白不同的生命姿态:前者显示了生命的倔强与斗争,后者在蜕变中彰显了人格的成熟。第五章为“白居易诗序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结合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等分析诗序为白居易大量创作的原因,可以发现,党争迭起、变动不居的政治局势,尚俗趋易、平民风尚的社会风习,古文运动、诗序散文化的文化变革是导致白居易诗歌中序体文化范围扩大,出现大量长题、题注,诗序数量达到高潮的主要原因。其中,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以明道、文从字顺、气盛言宜的主张与白居易诗序中提倡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以及辞质而径、直歌其事的理念存在关联性。同时,白居易诗序体现的平易文风与古文运动也相互呼应,诗序形式上的散文化、内容上的充实化、创作本质上的实用性都与古文运动在文学创作上的要求相符合。

刘莉琴^[6]（2020）在《白居易诗歌专题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白居易是唐代诗坛上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现存诗歌两千八百多首,散文八百多篇,创作数量在唐代文坛首屈一指,在诗、词、散文、文学理论等方面,都取得较高的成就。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体式不一。自小学到高中的各个版本的语文教材,都选入了一定数量的白居易诗歌作品,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时间跨度长,作品分布零散,多数学生对白居易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课堂讲解和教材所学的几首诗歌,学生并不能对其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专题教学”是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多次提到的一种教学方式,与传统的单篇教学相比,它更注重学习内容的整合,在学习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更胜一筹,而且教学过程也更注重学生的探索和发现,存在诸多优势,为诗歌教学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因此笔者选择以白居易为中心来展专题教学。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首先从新课标、新高考以及诗歌教学现状三方面分析了实施专题教学的必要性,这也是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和意义所在。然后从白居易诗歌的教学现状和语文专题教学研究现状两方面进行文献综述。最后确立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创新点。正文部分包括四章内容。第一章是白居易的讽喻诗教学分析。白居易的讽喻诗是教材中入选数量最多的一类诗歌,也是白居易最重视的一类作品。笔者从基于知人论世教学、结合诗歌理论教学和立足讽喻特色教学三方面分析了讽喻诗的教学重点。第二章是白居易的感伤诗教学分析,研究围绕白居易的叙事名篇《长恨歌》和《琵琶行》展开,从诗歌风格的成因追溯、表达方式的特点分析、在细读中品味人物形象的分析和诗歌主题的独解读四个方面分析了两首诗歌的教学内容。第三章是白居易的闲适诗教学研究,主要分析了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和他的闲适诗创作,从闲适诗的取材、遣词造句、思想情感三方面分析了闲适诗的教学内容。在第四章,以前三章的研究为基础,从专题教学的目标的确定、专题教学材料的选定、专题教学课时安排以及专题教学的实施过程设计了白居易诗歌专题教学的完整案例。结语部分是对白居易诗歌专题教学的一些反思。再次指出了实施白居易诗歌专题教学的必要性以及在实施专题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专题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杭勇,王兰婷^[7]（2019）在《《长恨歌》主题新探》文中研究说明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常见的说法有三种:爱情说、讽喻说、双重主题说。实际上《长恨歌》不是从全方位视角写李杨两人的爱情,更不在于讽刺唐玄宗的荒淫误国。爱情说流于表象解释,讽喻说是对作品的过度诠释。作品从唐玄宗的视角切入,着重展示唐玄宗作为丈夫和皇帝两重角色冲突中对爱情的无奈与遗恨,白居易也借此感伤自己爱情的悲剧。诗歌既展示了角色冲突下唐玄宗复杂的爱情心理,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具有普遍意义。

周芷娴^[8]（2019）在《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以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这一文本为中心,抽绎出“才调歌诗”这一诗歌概念,并对中晚唐“才调歌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原因、创作谱系、文体特质及其后世嗣响等进行深入探讨,以此发掘中晚唐诗的深层内蕴。“才调歌诗”发端于进士文化,而其勃兴则源于中晚唐进士文化的“裂变”。唐代科举擢选博学之士,尤重对人才“百里挑一”的进士科,而进士科通常是以诗赋才能来决定士子及第与否,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对于“文才”的趣尚,以才学名世的进士群体如同耀眼群星一样冉冉升起。安史之乱以后,在轻薄无行的士风渐染之下,进士文化也发生了“裂变”,一时间进士狎妓之风与宴饮之风大盛。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才子诗人群。元白诗风的形成正顺应着中唐以降进士文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他们的诗歌创作将当时的浮薄士风引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诗潮。韦縠《才调集》以“才调”为选旨,其中的选诗为我们观察中唐元白以来进士群体的创作提供了有趣的线索。韦縠偏好选取元白一派的风情之作,诸如元白、小李杜、温韦等人的诗歌收录最多,其内容多冶游香艳,情感婉约细腻,生动地再现了中晚唐进士群体的真实面目与精神风貌。我们将这类诗称为“才调歌诗”。如果说白居易与元稹乃“才调歌诗”之祖,那么他们的“才调歌诗”称得上是典型,却称不上成熟、完美。元白的“才调歌诗”受时代氛围及其特殊的仕宦经历之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色彩,但是他们对才子身份的自我标榜以及对于女色、情爱等的特殊经历与体验,又对“才调歌诗”的基本特质之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唐出现了以擅写朦胧情诗着称的李商隐,和以风流才子形象面世的杜牧,他们渐渐消解掉了元白诗中那些平白直露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浪漫的诠释成为后人解读小李杜诗歌最为重要的突破口;在小李杜之后,又有温庭筠与韦庄,相比前两代诗人,温韦不再注重在诗歌中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体验,其诗更注重辞藻的柔媚与音韵的谐婉等这些艺术形式的深化,通常采用宫体与乐府等形式,这也使“才调诗歌”开始出现明显向词体转型的趋势。在体裁上,韦縠《才调集》中的选诗大多是富于乐感、辞藻富赡的近体诗;在题材上,韦縠则比较注重选取女性与恋爱等艳体;而在具体内容上,还表现出了对于才子与佳人风流事迹的浓烈兴趣,使《才调集》形成了香艳而浪漫的氛围。也由此,“才调歌诗”往往带给读者富于“乐感”、“艳色”与“浪漫”的直观印象,予读者以独特而唯美的阅读体验。在九至十世纪词乐文化逐渐勃兴的过程中,“才调歌诗”与“花间词”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艺术关联。从“才调”诗人与“花间”词人的创作根源来看,这两种艺术形式乃一脉相承;而随着晚唐以来士人精神面貌的转变,这两种艺术形式又在情感与欲望的传达上“渐行渐远”。韦縠《才调集》成书于五代后蜀时期,《才调集》除了体现选家韦縠对五代西蜀文化的接受外,更体现了韦縠以“五代西蜀文人”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乃至“词坛”进行的反思。延续着韦縠对于五代诗坛的种种反思与期望,《才调集》的风格体式在后世取得了越来越多文士的认同。

聂改凤,查清华^[9]（2018）在《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对日本白居易诗学的研究》文中指出白居易作为日本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诗人,对日本文学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学者才真正对日本白居易研究进行深入考察,虽起步较晚,但至今成果丰硕,涵盖白集在日本的版本、校勘、辑佚、考证及传播、接受和影响等方面。日本学者多从自身理解和需要出发,对白居易诗进行选择性阐发和借鉴,这就使得白居易诗的接受带上日本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丰富了唐诗学的意义。

张春艳^[10]（2018）在《论韩国诗话中的白居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韩两国自古以来文化交往密切,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都及时传入韩国,对韩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居易作为唐代着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文学作品与理念在其生前便流传韩国,但是纵观韩国诗文作品与诗话作品,有关白居易的论评与同时期、同朝代的诗人相比都非常少,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韩国的尊李杜传统,这不仅使白居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没有受到韩国人应有的重视,也导致现存的论白居易条目少之又少。韩国诗人对白居易诗歌多停留于诵读层面,通过其诗歌寻找心灵之宁静,而鲜少专论其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对其诗歌的论评也多掺杂在与其他诗人或诗歌的对比中,这些引用和评论现散见于《芝峰类说》《诗文清话》《诗家点灯》《龟涧诗话》等诗文作品中,资料零散而驳杂,但是如果对现存资料加以详细的分析与探讨,从中依然可以找寻到韩国诗人评白诗的规律,也可探得其中观点一二。通过对资料的搜集与归类整理,大致可以看出韩国诗人对白居易的主要关注点与审美倾向,韩国诗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层面关注要多于诗歌内容与艺术的关照,而诗歌内容与艺术的论述,又着重于字义辨析与章句品评,忽略了创作方法与理论的探究,这些与中国诗家的论述与品评方式不同。通过中韩两国诗人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韩两国对白居易考察研究的异同,也可以看到中韩两国思维方法与模式的差异。

二、白居易与《长恨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白居易与《长恨歌》（论文提纲范文）

（1）论《长恨歌》的仙化情节与“长恨”题旨（论文提纲范文）

（2）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平淮西与文学经典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4）《长恨歌》研究的民俗观照（论文提纲范文）

（5）白居易诗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白居易诗歌专题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长恨歌》主题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8）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论韩国诗话中的白居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白居易与《长恨歌》（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长恨歌》的仙化情节与“长恨”题旨[J]. 林洁. 唐都学刊, 2021(04)
• [2]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的接受研究[D]. 雷雅杰. 山西大学, 2021
• [3]平淮西与文学经典的生成[J]. 田恩铭.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 [4]《长恨歌》研究的民俗观照[D]. 李晓娇. 山东大学, 2020(02)
• [5]白居易诗序研究[D]. 罗浩春.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6]白居易诗歌专题教学研究[D]. 刘莉琴.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长恨歌》主题新探[J]. 杭勇,王兰婷. 学术交流, 2019(05)
• [8]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D]. 周芷娴.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对日本白居易诗学的研究[A]. 聂改凤,查清华. 中国文论中的“体”——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六辑）, 2018
• [10]论韩国诗话中的白居易研究[D]. 张春艳. 河北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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