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整合”中东政策及其困境（论文文献综述）
王琼,李坤泽[1]（2021）在《“磁性协调”:“阿拉伯之春”后的俄罗斯与沙特的新型关系模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俄罗斯与沙特同为在中东影响力较强的大国,经过长期的关系调适,在"阿拉伯之春"后建立起一种"磁性协调"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的特征是在战略上"同性相斥",即承认分歧乃至对立,也不谋求根本性改变这种关系;在战术上则积极寻求协调合作的机会,以实现共同的战略利益。"磁性协调"的关系模式渗透于当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在诸多热点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成为现今两国关系的主要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是中东权力碎片化、全球能源结构变迁和主观政策意愿的共同结果,对地区局势造成了重大影响。但这种关系模式也出现了"玻璃天花板",让这种战术性的协调合作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可见的未来,这种模式仍将主导着两国关系,但也很难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
窦星辰[2]（2021）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内涵丰富、结构多元、特征鲜明,具有舆论导向和价值引领的重要功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时代体现,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话语是作为语言实践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用以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符号系统,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交流过程中使用的符号体系,具有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受教育者进行理论灌输、价值观引领使用和保障使用的符号系统,包括内容体系、表达体系、传播体系、保障体系、评估体系五个方面,具有输导功能、转换功能、激励功能、辩护功能和引领功能,呈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科学性与人本性、恒定性与动态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等特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国内背景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背景,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时俱进的发展而探索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必须体现时代性,即体现新时代的新要求,抓住机遇,探索创新,同时直面新时代的新问题。一方面,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复杂化、话语权主体位移、公众认同危机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带来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话语主体“空场”、话语“泛意识形态化”、普遍性掩饰了“精准性”、话语转换无序等现实问题,有“主导”与“主体”关系认识不到位、教育者素质及转换能力有待提升、资源开发程度不够、协同机制不完善、话语环境的影响等多重归因。建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有益于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供需矛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实效性、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话语思想为思想基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理论指南,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话语资源,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学术性与生活化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努力以突出思想性、坚定自信心、提升亲和力、掌握主导权和彰显实效性为目标建构的话语体系。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是个复杂的工程,要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与政策引领机制、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机制、高校主导与融合育人机制,多维联动,确保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目标明确、内容完善、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着。新时代是信息时代,是全媒体时代,要培养平等对话交流的新型话语主体,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客体,丰富话语载体、拓展话语空间以创新话语介体,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情境、健康雅正的校园语境、积极向上的社会语境、开放包容的对外语境、绿色活跃的网络语境和温馨和谐的家庭语境以优化话语环体,充分利用全媒体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新时代的中国是发展中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建构立足时代、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国精神家园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同源同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明确话语为人民、话语说中国,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积极应对“话语陷阱”,努力提升文化话语权,用中国话语重塑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建构“话语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健步走向世界。
丁鹏[3]（2020）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是欧盟针对东部邻国建立起来的一种区域性制度安排,实现了周边邻国政策在重点地区的差异化,是对欧盟睦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大幅增强了欧盟同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联系和合作水平,使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涉及到欧盟与邻国内政和外交层面上的紧密合作,范围广泛,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区别于欧盟传统上的外交政策。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本质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欧盟扩大有何关系?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推进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遇到了哪些困境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剧烈变动,美国利用辐射全球的强大军事实力,借助北约加强对原苏联加盟国进行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干预,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地位。欧盟则大力实施东进战略,推动欧洲一体化,扩大地缘战略空间,力图提高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能力。欧盟地理边界大幅拓展,同东部地区一些不稳定国家接壤,东部邻国的安全局势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欧盟自身的安全稳定,引起欧盟的极大重视,在欧盟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着提升,“欧盟安全战略”强调周边地区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重点。欧盟一方面通过扩大政策,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成员国资格,将其纳入内部;另一方面通过邻国政策,向东部地区原苏联国家提供援助,促使其改革转型。欧盟的东部邻国政策经历了主动有限接触、积极高调介入和全面深入参与三个阶段演变后,欧盟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总的来看,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向东扩展势力范围,增强与东部邻国的关系符合欧盟的发展战略,是欧盟的必然选择。俄格战争导致欧盟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以及民主价值观等多重利益考量,2009年5月,欧盟推出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六个东部邻国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睦邻政策（ENP）的组成部分,旨在将欧盟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签订联系国协定（AA）、提供市场准入和实现签证便利化等措施,加速和深化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一体化水平,力图从根源上解决导致极端主义、危机和冲突的问题,进而实现安全和稳定,最终将这些国家绑上西方的“战车”,成为防范和抵御俄罗斯的前沿阵地。东部伙伴关系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特别是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加上历史的原因,对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异常重要,是其再次实现大国复兴梦的关键合作伙伴。苏联解体后,北约和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双双向东扩大,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导致俄罗斯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势介入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这一带有地缘政治动机的外交政策不断触及俄罗斯的底线,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引发严重地缘政治危机,东部伙伴关系国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东部地区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使欧盟深感自身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要应对日益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要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回归的严峻现实。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深入理解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特别是综合考察其发展变迁的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按照制度变迁的逻辑来审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混合的特性,是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等制度变迁模式的混合体。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属于欧盟睦邻政策的东部层面,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合作机制和政策工具以及地缘战略目标等方面都对扩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事件,成为改变欧盟东部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关键节点,推动欧盟在不破坏原有规则的前提下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进行了优化改造,逐渐调整原先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思维,采取利益优先原则,不断寻求务实调整,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实现渐进转型。地缘政治博弈、安全局势复杂、经济利益诉求以及民主价值观输出等因素构成“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欧盟在原苏联空间推进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代表的周边外交战略,主要以自身作为世界上最大单一市场和欧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地位等雄厚的经济力量充当工具,通过一系列机制和手段,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不断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加剧了区域地缘政治竞争。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来自欧美的严厉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寻求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为中俄合作的升级和深化提供了契机。欧盟在内外政策转型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已经抛弃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排他性”传统周边政策理念,开始重视与第三方的合作,这与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的多方合作共赢理念趋于一致,未来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合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和重塑。面对大国博弈日益激烈、欧美分歧不断加大以及内部危机频发的现实,欧盟开始寻求“战略自主”,主张“欧洲主权”,努力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周边治理政策,是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制度安排,追求地缘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本研究整体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统领全文的视角和主线,重点结合地缘政治理论,在深入考察欧盟东部地缘政治演变以及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一方面,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其发展变迁的模式和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发展变迁过程中达到的成效和带来的影响,对产生的作用进行审视反思,同时对其推进机制和手段、深层困境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证。本文认为,欧盟扩大是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对扩大存在强劲的路径依赖,可以看作是扩大的变种,同样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属性。本质上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欧美用来制衡俄罗斯的工具,是欧盟推进扩大的一种“柔性”方式。本文力求能够在全方位分析论述“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基础上,重点解构欧盟外交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剖析欧盟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定位,继而更深入的认识欧盟内外政策转型调整的未来发展走向。
鲍静[4]（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史虹丽[5]（2020）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动因及进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美国长期以来将军事手段作为应对恐怖主义的一种重要举措。美国在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均将空袭作为消灭恐怖主义有生力量的主要手段。运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分子不仅有利于增加反恐士气,而且也利于美国鼓励国际社会支持其他非军事领域的反恐措施。然而,由于军事打击无法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所以在打击效力上存在局限性。恐怖主义威胁与传统国家安全威胁在特征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具有突发性、零散性的特性。在宗教、民族、种族等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性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的现实情况下,国际社会希望彻底剿灭恐怖主义的愿望一直无法达成。2014年6月29日,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建国”,并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展开新一轮的恐怖浪潮,势力范围不断扩大。面对“伊斯兰国”的疯狂扩张态势,为了保证美国的本土安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以及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等因素,奥巴马政府于2014年9月10日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方案。为了让美国从战争“泥潭”中彻底走出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通过采取轻足迹战略、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消灭恐怖主义。过于强调高科技和尖端武器的做法付出的代价虽远小于大规模地面作战,但是这种打击手段只能对恐怖主义造成破坏性打击,而无法彻底消灭它。奥巴马政府对“伊斯兰国”进行的军事打击并未能将这一极端组织彻底铲除。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改变前任奥巴马政府应对“伊斯兰国”的国际合作态度。通过不断加大打击力度、赋予军队指挥官更大的作战权等方式,美国将被“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拉卡等重要城市收复,“伊斯兰国”实体政权被消灭。然而,由于“伊斯兰国”是两极分化的最高表现,因此只要潜在的两极分化仍然存在,它就将继续存在,恐怖威胁仍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挑战。本文通过对比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政府在军事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的异同点,进而分析军事举措在反恐方面的积极作用及局限性。
王胜男[6]（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卢一幸[7]（2020）在《埃及政党政治与民主转型困境关系研究 ——基于政党制度化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高级形式。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出现是区别于现代政治和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政党政治本身所具有的民主性质及其特殊功能决定了政党政治在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民主化的进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缘起于20世纪初,“七月革命”埃及获得真正独立之前,立宪君主时期的埃及就已实行多党制,纳赛尔时期取缔多党制实行“一党制”,后纳赛尔时期埃及又进入了“有限多党制”阶段。进入21世纪,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埃及爆发了“一·二五”革命,开启了新一轮的民主转型。此后,对于政党活动的限制全面放宽,也诞生了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看似埃及已经迎来民主转型的成功。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军队推翻民选政府,全面掌控埃及政治,威权统治回归,埃及落入民主转型困境。埃及政党的孱弱虽不是埃及当前陷入民主转型困境的唯一原因,但是政党的强弱是埃及民主转型能否成功并继续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借助美国学者斯科特·迈沃林（Scott Mainwaring）的政党制度化理论和我国学者叶麒麟提出的政党制度化衡量维度,从埃及政党的社会根基,埃及政党自身的弱点以及埃及政党的关系网络等角度分析埃及政党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埃及政党社会根基的缺失,使得政党很难整合民众的利益诉求,民众也难以通过政党实现政治参与,是政党难以推动埃及民主转型的原因之一。埃及政党自身组织结构、政治理念等方面的缺失也是导致埃及陷入民主转型困境的重要因素,缺乏完善稳定组织结构的政党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开展政党活动,政治理念的缺失也使得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难以制定有效得当的政策。另外,埃及政党间的无序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埃及社会的分裂,影响了民主政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埃及政党未能妥善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党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埃及的民主转型。埃及政党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高制度化,因而在当前军队主导埃及政治的局面下,很难主导埃及政治,也很难推动民主转型。基于此,埃及政党需不断拓宽社会基础,提高自身稳定性,总结权力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没有政党制度化的提升,埃及很难摆脱民主转型困境。
翟宁[8]（2019）在《社会照顾理论视角下中国的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我国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早期儿童照顾中面临着难以承担的压力和无法靠个体能力解决的困难,这需要国家和社会的介入,以缓解家庭照顾资源的不足和减轻个人的照顾压力。然而,我国早期儿童照顾在政策进程与实践状况中呈现出责任分离的特征。一方面,在国家-家庭之间关系上,当前我国的早期儿童照顾倾向于家庭责任和市场责任,国家的介入较少,干预不足;另一方面,在性别之间关系上,当前我国的早期儿童照顾倾向于女性责任,影响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早期儿童照顾的责任分离模式从理论视角上看,是基于社会保险范式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险范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与市场关系下的公民身份为理论路径,以调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阶层关系为目的,以解决劳动力对市场的依赖为问题导向,以有偿劳动者为保障对象,以现金给付为主要政策工具的一种综合分析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单位的福利功能逐渐衰弱,为了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政府全面干预的公共服务政策和福利体系转向以社会保险为主,国家补偿型的福利模式。社会保险范式及其市场体制基础同传统的“家本位”观念和传统性别秩序相结合,在没有有效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互相强化的关系。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公私领域的分离,把与“再生产”相关的职能推回家庭。这一方面造成了家庭负担的加重;另一方面造成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失去优势,女性成为市场中的“劣性”劳动力,甚至被迫回归家庭。从而,导致我国早期儿童照顾以私领域照顾和女性照顾为主。而这会加剧社会的阶层矛盾和性别矛盾。而基于社会照顾范式的理论视角超越了社会保险范式,它以中立的、包容的公民身份为理论路径,以无偿照顾者与接受照顾的弱势群体为保障对象,以时间支持、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为主要政策工具,目的在于解决照顾依赖问题。社会照顾范式下的福利生产模式是一种“责任共担”机制。一方面,社会照顾范式的责任共担机制坚持福利多元主义原则,强调的是国家+市场+家庭+社会组织的一种混合照顾方式,以“照顾钻石”作为建构早期儿童照顾的新方法;另一方面,强调照顾提供上的性别共担。责任共担模式下的早期儿童照顾的政策工具包括经济政策、时间政策和服务政策。从社会效果来看,责任共担模式下的早期儿童照顾缓解了家庭照顾功能的不足,利于儿童受照顾权利的实现,减轻了女性的照顾压力,能够有效促进阶层平等、减少儿童贫困及促进性别平等。我国早期儿童照顾选择责任共担模式,具有文化基础和制度基础。从文化基础上来看,一方面传统的“家本位”文化要求我国的早期儿童照顾立足于家庭;另一方面,西方女权主义和儿童福利思想的传入催生了“儿童公育”的萌芽。从制度基础上来看,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国家承担早期儿童照顾责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为市场和其他社会主体参与早期儿童照顾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在我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和制度基础的要求下,我国早期儿童照顾责任共担模式的构建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进行责任共担模式的主体机制建设。在主体机制建设中,要建立以增强家庭的早期儿童照顾功能为核心,以政府对家庭的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为支柱,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方协调提供的早期儿童照顾服务手段为重要内容,以全面提高早期儿童的福利水平和完善性别平等为目的的早期儿童照顾的责任共担模式,建立部门合作和性别平等的协调发展机制。另一方面,要进行责任共担模式的政策机制建设,通过运用政府制定的时间支持政策、经济支持政策和服务支持政策,建立一个部门合作的、性别平等的、选择广泛的早期儿童照顾体系。然而,由于存在着政府主导的早期儿童照顾治理能力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等问题,我国的早期儿童照顾由责任分离模式转向责任共担模式时,面临着由一元福利供给主体向多元福利供给主体转变的现实挑战。挑战的根源在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存在路径依赖以及社会组织发育不良。为此,应该建立早期儿童照顾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提高政府对早期儿童照顾的治理能力,积极培育和发展早期儿童照顾市场,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使早期儿童照顾的责任共担模式得以实现。
朱玲[9]（2019）在《“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论述了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政策及在“反叛乱”政策变动中“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事实。关于“反叛乱”的定义学界有不少阐释,但究其实质,“反叛乱”就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准军事等手段击败“叛乱”,在越战中具体是指美（南）越打击北越及其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凤凰计划”是美（南）越联合实施的,最初为了情报共享而发起的一个项目,旨在准确打击共产党的领导人。凤凰在越南文化中是权力的象征,意味着“凤凰计划”能确保南越当局稳固并使得“反叛乱”项目取得成功。不过“凤凰计划”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为了找出农村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通过逮捕、劝降或暗杀的手段,偏离了其最初设置的目的。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既使用了军事手段,同时也使用了“反叛乱”手段,两种方式互相配合,以期赢得战争。从军事角度的发展脉络来看,肯尼迪时期越战发展为有限战争,约翰逊升级了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时期边打边撤军。从“反叛乱”角度看,在“反叛乱”理念发展的基础上,肯尼迪正式推出了“反叛乱”政策。约翰逊继承并发展了肯尼迪的“反叛乱”政策,发起了“凤凰计划”。尼克松充分利用了“凤凰计划”“反叛乱”项目,在巴黎和平谈判期间,纵使南越疯狂实施“凤凰计划”以威慑北越,同时,也起到了辅助美国体面撤军的目的。美国最初为了配合南越当局发起了“凤凰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凤凰计划”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除了组织部门协调情报信息以外,其实施单位,如,临时侦察部队（PRU）逮捕、暗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及平民。这引起了后人对“凤凰计划”的极大争议,对于其性质界定问题争论不休。本文通过研究“凤凰计划”缘起、发展及衰落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凤凰计划”在越战“越南化”进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凤凰计划”从发起之时就是一个“越南化”项目,尼克松初期,因为尼克松制定了边谈、边打、边化、边撤的对越政策,所以南越把“凤凰计划”作为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尼克松随之提出了越战“越南化”政策,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关岛主义,又四个月之后,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从亚洲收缩战略形成。本文主要使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做为研究美国对南越“反叛乱”政策的档案材料,“凤凰计划”的档案材料主要使用德州理工大学的电子化越南战争档案。此外,本文还以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DNSA）、美国解密档案在线（DDRS）、中情局档案为辅助材料。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既有的“反叛乱”理论和“凤凰计划”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创新的大体方向。主体部分介绍了美国在南越“反叛乱”政策出台及“凤凰计划”发起的背景、约翰逊政府对“反叛乱”政策的传承以及“凤凰计划”的缘起、约翰逊末期“反叛乱”政策的转变及“凤凰计划”的扩大、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凤凰计划”的改革及越战“越南化”政策的出台、尼克松的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及“凤凰计划”的衰落。最后是结语部分,内容包括给“凤凰计划”的定位,以及评析“凤凰计划”、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乃至越战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此外,除了侧重论述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政策及在“反叛乱”政策背景下“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过程这条主线外,本文兼顾阐述了尼克松时期的越战“越南化”政策、尼克松主义的起源、美国的官僚政治等方面。同时,也提及了一些与当代问题的联系,如,“凤凰计划”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关系等问题。对上述相关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南越的“反叛乱”政策及“凤凰计划”的行动模式。
陈小迁[10]（2019）在《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文中认为冷战后乃至20世纪中后期以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并充分发挥治理能力是世界各国所追寻的主要发展目标。海湾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巴林、阿曼）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起于20世纪初期沙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随着石油财富的涌入以及60、70年代英国殖民者逐渐退出海湾地区,各酋长国的治理任务也由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向发展和完善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历经数十年发展,海湾君主制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理成果,它们大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众富足、社会康乐。然而,在繁盛表象之下,海湾诸国的国家治理正处在十字路口之上,旧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越发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以往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引发了诸多治理矛盾。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只有坚定推进国家治理变革,切实提升治理能力,解决遗留的治理顽疾,持续推进国家发展,才能应对新时期的多重挑战,辩证地抓住利好机遇,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治理理论学派众多,至今尚无普遍认可的理论范式。鉴于此,本文以客观情况为基础,站在国家层面的治理视角,采取国家发展史与治理理论相互结合的方法,从20世纪初期以来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演进历程出发,探讨并总结符合海湾诸国国情的治理模式、成果、问题及转型路径。为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本文选取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为研究中心,文中仍然会少量涉及并论述海湾君主制国家共有的治理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构建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四个方面,并且治理演进与变革受到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影响。因此,本文共分七部分,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由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治理变革机制五章所构成,以求对沙特与巴林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体系性地研究。导论阐述了研究缘起、中外学术史、论文研究方法、治理理论辨析及研究框架,并且对20世纪以来的沙特与巴林国家治理演进脉络做简要梳理,以明晰它们的国家治理发展阶段和重要历史事件。结语部分首先判析了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治理模式,并且分析了新时期沙特、巴林国家治理的变革情况,存在的改革悖论,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第一章探究了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问题,分别从国家治理的政治制度、权力核心构成、协商民主与立法权力、治理的行政体系与能力四个方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系构建及问题加以阐述。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体系较为完善,关键在于治理效能较为低下,制度性矛盾与传统治理观念限制了政治治理的高效施行。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涉及海湾国家的经济治理特征、国家与市场关系、国家经济治理战略这三个主要问题,着重阐述了它们的经济治理基础、成果、问题及未来变革方向。在国家主导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市场的治理地位较低且能力较弱,无法实现国家与市场的协调发展,导致海湾君主制国家经济治理的执行力、顺应力及市场活力均有明显的不足,需要着力调整。第三章以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治理为主题,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湾诸国中社会结构的演变及特征,对沙特和巴林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关系的变化情况,特别是“食利契约”下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机制的现状及问题加以探讨。此外,本章还就海湾君主制国家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妇女权利、社会整合、贫富差距、部落认同、个体诉求、移民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体系性工程,需要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调整社会治理政策,捋顺社会与国家及各群体间的关系,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第四章以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宗教文化治理为研究中心,对海湾君主国的宗教文化治理加以分类,并且概括分析各自的治理特征,对多种思潮冲击下的官方宗教文化治理政策及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予以探讨。文中认为,沙特和巴林对于非官方宗教文化群体严格管控的治理手段,加大了民众的逆反情绪,加之海湾地区什叶派的跨国教派认同,以及伊斯兰复兴主义甚至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沙特、巴林等国宗教文化治理方面的多重矛盾与冲突,威胁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第五章分析了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从20世纪初期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治理演进的动力机理,认为经济、文化及政治因素是治理发展的内部动力,海湾君主国的治理变革风潮具有传导效应,同时变革的方向与速度受到地区大国的严格管控。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促进”政策使海湾君主制国家承受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压力,但出于铁杆盟友关系,美国对海湾君主国采取了与其他中东国家“区别对待”的保全政策。总体而言,沙特、巴林等国家的治理演进中存在变革与停滞、体系性改革与局部性改革、精英引导与民众行动等七组关系。概而言之,本文以国家治理的四个构成要素以及治理嬗变的影响因素为研究焦点,选取沙特阿拉伯与巴林为典型研究对象,在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海湾君主制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发展的一系列事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起分析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框架,试探性地总结并评价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同时为其治理变革找寻出路。
二、美国“整合”中东政策及其困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整合”中东政策及其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1）“磁性协调”:“阿拉伯之春”后的俄罗斯与沙特的新型关系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一、“阿拉伯之春”以前俄罗斯(苏联)与沙特关系的历史沿革 |
| (一)亲近期(1926～1938年) |
| (二)敌视期(1945～1990年) |
| (三)接触期(1991～2011年) |
| 二、“磁性协调”的特征与案例 |
| (一)俄沙两国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协调 |
| (二)俄沙两国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协调 |
| (三)“欧佩克+”成立中的“磁性协调” |
| (四)军事安全问题上的“磁性协调” |
| 三、“阿拉伯之春”后俄沙关系变迁的动因 |
| (一)整合碎片化的权力分配为俄沙两国带来竞合空间 |
| (二)全球能源结构的变迁让俄沙两国超越分歧 |
| (三)两国主观上接近意愿强烈 |
| 四、“磁性协调”关系模式的国际影响 |
| 五、俄罗斯与沙特关系面临的挑战 |
| 结 语 |
（2）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主要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理论解读 |
| 2.1 相关概念解析 |
| 2.1.1 话语 |
| 2.1.2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2.1.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
| 2.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结构 |
| 2.2.1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体系 |
| 2.2.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体系 |
| 2.2.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体系 |
| 2.2.4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保障体系 |
| 2.2.5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评价体系 |
| 2.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功能 |
| 2.3.1 输导功能 |
| 2.3.2 转换功能 |
| 2.3.3 激励功能 |
| 2.3.4 辩护功能 |
| 2.3.5 引领功能 |
| 2.4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特征 |
| 2.4.1 政治性与学术性 |
| 2.4.2 科学性与人本性 |
| 2.4.3 恒定性与动态性 |
| 2.4.4 统一性与多样性 |
| 第三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背景及意义 |
| 3.1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背景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
| 3.1.2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3.1.3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时俱进的发展 |
| 3.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归因 |
| 3.2.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存在现实问题 |
| 3.2.2 新媒体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
| 3.2.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困境的原因分析 |
| 3.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 |
| 3.3.1 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3.3.2 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供需矛盾 |
| 3.3.3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实效性 |
| 3.3.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3.3.5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 |
| 第四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资源 |
| 4.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思想 |
| 4.1.1 话语的社会属性理论 |
| 4.1.2 话语的阶级属性理论 |
| 4.1.3 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理论 |
| 4.1.4 话语功能理论 |
| 4.1.5 话语权力与话语传播理论 |
| 4.2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
| 4.2.1 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 4.2.2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
| 4.2.3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
| 4.3 可资利用的中西文化资源 |
| 4.3.1 中华传统教化思想 |
| 4.3.2 西方话语资源 |
| 第五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
| 5.1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导思想 |
| 5.1.1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5.1.2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
| 5.1.3 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
| 5.1.4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
| 5.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 |
| 5.2.1 守正与创新相统一 |
| 5.2.2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统一 |
| 5.2.3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
| 5.2.4 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 |
| 5.2.5 学术性与生活化相统一 |
| 5.2.6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 |
| 5.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 |
| 5.3.1 突出思想性 |
| 5.3.2 坚定自信心 |
| 5.3.3 提升亲和力 |
| 5.3.4 掌握主导权 |
| 5.3.5 彰显实效性 |
| 第六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联动机制 |
| 6.1 组织领导与引领保障机制 |
| 6.1.1 组织领导机制 |
| 6.1.2 宣传引领机制 |
| 6.1.3 政策保障机制 |
| 6.2 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机制 |
| 6.2.1 舆论监督机制 |
| 6.2.2 社会协同机制 |
| 6.2.3 公众参与机制 |
| 6.3 高校主导与融合育人机制 |
| 6.3.1 全科育人机制 |
| 6.3.2 管理育人机制 |
| 6.3.3 队伍建设机制 |
| 6.3.4 综合评价机制 |
| 6.4 多维联动机制综合分析 |
| 第七章 应用全媒体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 |
| 7.1 培养新型的话语主体 |
| 7.1.1 提高施教者的基本素养 |
| 7.1.2 培养新型主体关系 |
| 7.2 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客体 |
| 7.2.1 掌握话语之“因” |
| 7.2.2 整合话语资源 |
| 7.2.3 丰富话语内容 |
| 7.3 创新话语介体 |
| 7.3.1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载体 |
| 7.3.2 话语表达生活化、生动化、多样化 |
| 7.3.3 拓展话语空间 |
| 7.4 优化话语环体 |
| 7.4.1 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情境 |
| 7.4.2 营造健康雅正的校园语境 |
| 7.4.3 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语境 |
| 7.4.4 优化开放包容的对外语境 |
| 7.4.5 打造绿色活跃的网络语境 |
| 7.4.6 建造温馨和谐的家庭语境 |
| 第八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国际视野 |
| 8.1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思路 |
| 8.1.1 建构由中国人民言说的话语体系 |
| 8.1.2 建构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 |
| 8.1.3 建构为中国人民代言的话语体系 |
| 8.1.4 建构立足中国实际的话语体系 |
| 8.2 凝聚中国话语优势 |
| 8.2.1 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
| 8.2.2 应对“话语陷阱” |
| 8.2.3 提升文化话语权 |
| 8.3 建构“话语中国” |
| 8.3.1 用中国话语重塑中国形象 |
| 8.3.2 用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声音 |
| 8.3.3 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特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访谈提纲 (教师) |
| 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访谈提纲 (学生)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和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内容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观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历史制度主义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 |
| 一、欧洲具有悠久的地缘政治历史 |
| 二、欧盟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框架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的地缘政治环境 |
| 一、冷战后欧盟东部地缘政治的演变 |
| 二、东扩后欧盟东部边界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一、主动有限接触阶段:1990年-2003年 |
| 二、积极高调介入阶段:2004年-2008年 |
| 三、全面深入参与阶段:2009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模式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模式分析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路径依赖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路径依赖的机理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模式分析 |
| 一、关键节点一: 俄格战争 |
| 二、关键节点二: 乌克兰危机 |
| 第三节 渐进转型模式分析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层叠”式渐进转型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安全稳定诉求是发展变迁的根本动力 |
| 一、欧盟安全战略的调整 |
| 二、维持周边安全是欧盟全球战略重点 |
| 三、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博弈是发展变迁的直接动力 |
| 一、扩大欧盟的战略缓冲空间 |
| 二、平衡成员国地缘偏好和利益目标 |
| 三、协同北约向原苏联空间扩张 |
| 第三节 民主价值观输出是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 |
| 一、促使东部伙伴关系国的体制转型 |
| 二、围绕俄罗斯营造民主示范的包围圈 |
| 三、避免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产生新分界线 |
| 第四节 经济利益需要是发展变迁的外在动力 |
| 一、实现欧盟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 |
| 二、深化与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自由贸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机制和手段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推进机制 |
| 一、签订联系国协定是核心目标 |
| 二、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
| 三、完善内部市场准入机制 |
| 四、落实“更多换更多”的激励机制 |
| 第二节 欧盟推进“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手段 |
| 一、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市场机会 |
| 二、强化制度建设和保障善政 |
| 三、维护能源安全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
| 四、实施签证自由化和增强流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成效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安全成效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政治成效 |
| 三、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经济成效 |
| 四、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社会文化成效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影响 |
| 一、加速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 |
| 二、促进东部伙伴关系国的社会化进程 |
| 三、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 |
| 四、扩大中俄、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困境和趋势 |
| 第一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深层困境 |
| 一、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内在弱点 |
| 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外部风险 |
| 第二节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发展趋势 |
| 一、“安全稳定”代替“模式转型”成为优先目标 |
| 二、坚持“差异化”原则和“量身定制”策略 |
| 三、推出更具包容性的“邻国的邻国”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 国外研究概况 |
| 2.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 2. 身份认同危机 |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 2. 另类空间崛起 |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 1. 参与式新闻 |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 结论 |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美国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动因及进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反恐研究中有关军事反恐效力的分析 |
| 第一节 学术界关于军事打击恐怖主义的利弊分析 |
| 一、军事举措在反恐中的积极意义 |
| 二、军事举措在反恐中的消极作用 |
| 第二节 美国运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的历史进程 |
| 一、“9·11”事件前美国在反恐中的军事举措分析 |
| 二、“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中的军事举措分析 |
| 第二章 美国运用军事手段打击伊斯兰国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内部动因 |
| 一、国内军工集团影响打击政策 |
| 二、顺应国内民众的诉求 |
| 三、确保美国本土安全 |
| 第二节 美国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外部动因 |
| 一、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转移 |
| 二、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 |
| 三、维护美国霸权地位 |
| 第三章 奥巴马政府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奥巴马政府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探究 |
| 一、采取轻足迹战略 |
| 二、加强国际合作 |
|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影响分析 |
| 一、轻足迹战略打击效果有限 |
| 二、军事打击并未消除伊斯兰国对世界的威胁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探究 |
| 一、升级军事手段遏制伊斯兰国 |
| 二、坚持美国优先的反恐方针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影响分析 |
| 一、消灭伊斯兰国部分有生力量 |
| 二、伊斯兰国仍对国际安全构成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7）埃及政党政治与民主转型困境关系研究 ——基于政党制度化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1.政党与政党政治 |
| 2.民主转型 |
| 3.政党制度化 |
| 第一章 埃及政党政治发展历程 |
| (一)埃及政党的出现 |
| (二)立宪君主制时期的多党制 |
| (三)纳赛尔时期的“一党制” |
| (四)后纳赛尔时期的政党政治 |
| 1.萨达特时期埃及多党制的建立 |
| 2.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多党制的发展 |
| 第二章 后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民主转型及其失败 |
| (一)“一·二五”革命中的政治互动 |
| 1.穆兄会与世俗政党的联合 |
| 2.军队立场的转变 |
| (二)过渡期的政治博弈 |
| 1.军队与革命派的斗争 |
| 2.穆兄会与世俗政党的争夺 |
| 3.军队与穆兄会的互动 |
| (三)穆尔西时期的权力斗争 |
| 1.世俗政党与穆兄会的斗争 |
| 2.穆兄会与军队的斗争 |
| (四)军队主导期的民主转型失败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埃及政党的社会根基与民主转型困境 |
| (一)萨达特时期埃及政党的社会根基 |
| (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党的社会根基 |
| (三)后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党的社会根基 |
| 1.政治开放期埃及政党的社会根基 |
| 2.军队主导期埃及政党的社会根基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埃及政党的自身弱点与民主转型困境 |
| (一)世俗政党组织结构的缺失 |
| (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自身弱点 |
| 1.政治理念的缺陷 |
| 2.执政经验不足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埃及政党关系网络与民主转型困境 |
| (一)政党与国家关系 |
| 1.政党与穆兄会关系 |
| 2.政党与军队关系 |
| (二)政党间关系 |
| (三)小结 |
| 结论 |
| (一)埃及政党政治与民主转型困境的关系 |
| (二)民主转型困境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社会照顾理论视角下中国的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实践意义 |
| 1.2 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
| 1.2.1 早期儿童 |
| 1.2.2 照顾与早期儿童照顾 |
| 1.2.3 模式与早期儿童照顾模式 |
| 1.2.4 社会照顾理论视角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2.1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
| 2.1.1 关于国家-市场关系下的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研究 |
| 2.1.2 关于国家-家庭关系下的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研究 |
| 2.1.3 性别关系下的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研究 |
| 2.2 国内相关文献研究 |
| 2.2.1 关于工作-家庭平衡模式研究 |
| 2.2.2 关于国家-家庭分担模式研究 |
| 2.3 现有研究评价 |
| 第3章 中国早期儿童照顾的当前模式及其困境 |
| 3.1 中国早期儿童照顾的政策进程(1978-2018) |
| 3.1.1 服务政策 |
| 3.1.2 时间政策 |
| 3.1.3 经济政策 |
| 3.2 中国早期儿童照顾的实践状况 |
| 3.2.1 基于C市的田野研究 |
| 3.2.2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研究 |
| 3.3 中国早期儿童照顾的“责任分离”模式 |
| 3.3.1 早期儿童照顾的部门责任分离 |
| 3.3.2 早期儿童照顾的性别责任分离 |
| 3.4 当前中国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的困境 |
| 3.4.1 照顾活动与女性关系认识的困境 |
| 3.4.2 照顾活动与国家关系认识的困境 |
| 第4章 困境的根源与超越:基于理论视角转换的思考 |
| 4.1 “责任分离”模式:基于社会保险范式的制度安排 |
| 4.1.1 社会保险范式及其市场体制基础 |
| 4.1.2 社会保险范式下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的社会影响 |
| 4.2 “责任共担”模式:基于社会照顾范式的选择 |
| 4.2.1 社会照顾范式的理论构建 |
| 4.2.2 社会照顾范式的合理性及其依据 |
| 4.2.3 社会照顾范式的“责任共担”机制 |
| 4.3 “责任共担”模式下早期儿童照顾的政策工具 |
| 4.3.1 时间政策 |
| 4.3.2 经济政策 |
| 4.3.3 服务政策 |
| 4.4 “责任共担”模式下早期儿童照顾的主体 |
| 4.4.1 家庭 |
| 4.4.2 国家 |
| 4.4.3 市场 |
| 4.4.4 社会组织 |
| 4.5 “责任共担”模式下早期儿童照顾的社会效果 |
| 4.5.1 阶层平等 |
| 4.5.2 减少儿童贫困 |
| 4.5.3 性别平等 |
| 第5章 社会照顾范式下早期儿童照顾的国内外经验 |
| 5.1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早期儿童照顾及其基础与问题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集体化的早期儿童照顾模式 |
| 5.1.2 计划经济时期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的基础 |
| 5.1.3 计划经济时期早期儿童照顾模式存在的问题 |
| 5.2 北欧的早期儿童照顾及其借鉴 |
| 5.2.1 北欧的早期儿童照顾模式 |
| 5.2.2 积极的早期儿童照顾政策 |
| 第6章 当代中国“责任共担”模式的基础、机制与特色 |
| 6.1 “责任共担”模式的基础 |
| 6.1.1 文化基础 |
| 6.1.2 制度基础 |
| 6.2 “责任共担”模式的机制 |
| 6.2.1 “责任共担”模式的主体机制建设 |
| 6.2.2 “责任共担”模式的政策机制建设 |
| 6.3 中国“责任共担”模式的特色 |
| 第7章 中国“责任共担”模式的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
| 7.1 “责任共担”模式的现实挑战 |
| 7.1.1 政府主导的早期儿童照顾治理能力不足 |
| 7.1.2 早期儿童照顾服务市场发育不健全 |
| 7.1.3 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 |
| 7.2 挑战的根源 |
| 7.2.1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
| 7.2.2 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存在路径依赖 |
| 7.2.3 社会组织发育不良 |
| 7.3 “责任共担”模式的实现路径 |
| 7.3.1 建立早期儿童照顾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
| 7.3.2 提高政府对早期儿童照顾的治理能力 |
| 7.3.3 积极培育早期儿童照顾市场 |
| 7.3.4 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
| 第8章 结语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8.2.1 研究的创新 |
| 8.2.2 可能存在的不足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美国对越政策的发展与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
| 第一节 美国的东南亚冷战政策 |
| 一、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初步规划 |
| 二、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最终确立 |
| 第二节 美国的对越政策与越战进程 |
| 一、法国势力从越南的退出 |
|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介入越南事务 |
| 三、美国破坏越南大选 |
| 第三节 美国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
|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反叛乱”计划的提出 |
| 二、肯尼迪政府“反叛乱”小组的成立 |
| 三、肯尼迪民事“反叛乱”的扩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的发展及“凤凰计划”的出现 |
| 第一节 军事-民事“反叛乱”的结合 |
| 一、约翰逊军事“反叛乱”的开始 |
| 二、军事-民事“反叛乱”的初步协调 |
| 三、军事-民事“反叛乱”协调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出现:战争“越南化”的初尝试 |
| 一、军事-民事“反叛乱”的融合:“凤凰计划”的基础 |
| 二、“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凤凰计划”的由来 |
| 三、“凤凰计划”机构设置的决策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情报基础:“召回计划”的实施 |
| 一、“召回计划”的由来及其发展过程的决策 |
| 二、“召回计划”的情报获取及与“凤凰计划”的关系 |
| 三、“召回计划”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其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调整及“凤凰计划”的扩大 |
| 第一节 “反叛乱”政策调整的背景 |
| 一、溪山战役及春节攻势的发生 |
| 二、关于是否增兵越南的大争论 |
| 第二节 “反叛乱”政策的调整 |
| 一、对南越“反叛乱”的调整 |
| 二、对南越周边国家“反叛乱”的调整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扩大 |
| 一、“凤凰计划”的正式化 |
| 二、“凤凰计划”情报机构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尼克松政府第一次“越南化”政策与“凤凰计划”的改革 |
|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初期军事行动对“反叛乱”的支持 |
| 一、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反叛乱”政策的争议 |
| 二、尼克松政府初期对柬埔寨的轰炸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改革 |
| 一、“凤凰计划”的效果评估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二、“凤凰计划”的改革 |
| 第三节 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及其失败 |
| 一、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 |
| 二、尼克松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升级 |
| 三、第一次“越南化”政策的失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尼克松中后期“反叛乱”战略的显着转型及“凤凰计划”的衰落 |
| 第一节 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反叛乱”的“越南化” |
| 一、对“反叛乱”的反思及第二次“越南化”的开始 |
| 二、“凤凰计划”的“越南化”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衰落前的过渡期 |
| 一、“凤凰计划”在巴黎和谈中的威慑作用 |
| 二、“凤凰计划”在撤军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衰落 |
| 一、改革后“凤凰计划”的效果评估及其失败原因 |
| 二、“凤凰计划”的替代品——F6项目的实施和失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凤凰计划”在“反叛乱”中的位置 |
| 二、“凤凰计划”对美国越战进程与当代“反叛乱”战略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中外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与理路 |
| 四、治理理论辨析与研究框架 |
| 五、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 |
| 第一章 制度化权力运行与复合施政体系：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政治治理 |
| 第一节 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体制 |
| 一、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威权主义治理构建 |
| 二、海湾君主制国家政治治理的政体类型 |
| 三、海湾君主制国家威权治理的合法性 |
| 第二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政治治理的权力核心 |
| 一、家族权力国家化：责任性与控制力 |
| 二、权力核心的继承问题：表现与差异 |
| 三、权力核心圈的派系情况与互动关系 |
| 第三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政治治理的协商民主 |
| 一、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协商传统 |
| 二、沙特阿拉伯与巴林协商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三、沙特阿拉伯与巴林协商机构的人员构成 |
| 四、沙特阿拉伯与巴林协商机构的效能与问题 |
| 第四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政治治理的行政机构与施政能力 |
| 一、沙特阿拉伯与巴林行政机构功能化的演进 |
| （一）沙特阿拉伯行政体系的发展阶段 |
| （二）巴林的行政体系的发展阶段 |
| 二、沙特阿拉伯与巴林行政体系的施政能力评价 |
| （一）行政能力的评价标准梳理 |
| （二）沙特阿拉伯与巴林行政能力的简要评价 |
| 小结 |
| 第二章 资源型经济模式转型与市场化运作：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经济治理 |
| 第一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经济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一、国家主导的经济治理模式 |
| 二、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 |
| 三、外籍劳工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结构 |
| 四、第一、二、三产业之间转换不合理 |
| 五、与全球市场走势密切相关 |
| 第二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经济治理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 |
| 一、沙特阿拉伯与巴林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差异 |
| 二、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私营部门的发展情况 |
| 三、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私有化进程 |
| 四、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商人类型与政商关系 |
| 五、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经济治理职能与市场经济改革 |
| （一）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市场资源配置 |
| （二）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市场竞争规则 |
| （三）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市场宏观调控 |
| 第三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经济治理战略 |
| 一、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经济治理规划 |
| （一）经济治理规划相关理论与沙特、巴林的治理规划概述 |
| （二）沙特阿拉伯经济治理的五年发展规划 |
| （三）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经济治理的长远规划 |
| 二、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经济多元化转型 |
| （一）海湾君主制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的政策特点 |
| （二）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经济多元化转型路径 |
| 三、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本土化人力资源政策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变迁与“食利契约”下的治理问题：沙特与巴林的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二战后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社会结构演变及特征 |
| 一、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动 |
| 二、城市化催生人口的地域空间结构变化 |
| 三、社会阶层变动：“中产阶层”崛起 |
| 第二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一、“食利国家”概念与海湾君主制国家 |
| 二、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国家与社会的契约关系 |
| 三、“食利契约”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稳定 |
| 四、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保障传统与现代福利国家理论 |
| 五、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福利国家构建途径 |
| 六、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福利制度的问题与转型出路 |
| 第三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
| 一、妇女的社会地位与角色权利问题 |
| 二、群族身份与社会整合问题 |
| 三、社会财富分配与贫困问题 |
| 四、部落传统与社会组织结构问题 |
| 五、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的个体诉求问题 |
| 六、海湾社会中的移民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官方宗教文化规则与多维思潮冲击：沙特与巴林的宗教文化治理 |
| 第一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宗教文化治理类别 |
| 一、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派与宗教文化治理 |
| 二、巴林：统治家族与社会民众的宗教派别错位 |
| 第二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宗教文化与国家治理 |
| 一、伊斯兰宗教信仰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
| 二、阿拉伯部落文化的承袭 |
| 三、官方宗教文化原则与治理方式 |
| 第三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宗教文化治理中的交往纷争 |
| 一、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宗教文化思潮及群体 |
| 二、跨国宗教文化的认同及治理问题——以什叶派为例 |
| 三、政府对非官方宗教文化的治理政策与发展出路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及地区形势的内外动力与变革矛盾：沙特与巴林的治理嬗变 |
| 第一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治理嬗变的内部动力与地区效应 |
| 一、沙特与巴林治理嬗变的内部动力：经济、文化与政治因素 |
| 二、沙特阿拉伯与巴林治理嬗变的地区效应 |
| 第二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治理嬗变的域外力量：以美国“民主促进”为例 |
| 一、美国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民主促进”的现实考量 |
| 二、阿拉伯剧变前美国对海湾君主国“民主促进”的政策框架 |
| 三、阿拉伯剧变后美国“民主促进”政策与海湾悖论 |
| 第三节 沙特阿拉伯与巴林治理嬗变的七组矛盾 |
| 小结 |
| 结论 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治理之路通往何方 |
| 一、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判析 |
| 二、新时期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的国家治理变革与问题 |
| （一）巴林：寻求国家稳定的治理变革趋向 |
| （二）沙特阿拉伯：全方位的国家治理变革 |
| （三）沙特阿拉伯与巴林治理变革的悖论与出路 |
| 三、面向时代大潮中的挑战与机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美国“整合”中东政策及其困境（论文参考文献）
- [1]“磁性协调”:“阿拉伯之春”后的俄罗斯与沙特的新型关系模式[J]. 王琼,李坤泽. 学术探索, 2021(11)
- [2]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 窦星辰. 河北大学, 2021(09)
- [3]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D]. 丁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4]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5]美国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动因及进程分析[D]. 史虹丽. 外交学院, 2020(08)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7]埃及政党政治与民主转型困境关系研究 ——基于政党制度化的视角[D]. 卢一幸.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8]社会照顾理论视角下中国的早期儿童照顾模式研究[D]. 翟宁. 吉林大学, 2019(02)
- [9]“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D]. 朱玲. 南京大学, 2019(04)
- [10]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D]. 陈小迁. 西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