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理论及其对党风建设的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及其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谢春涛^[1]（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李晓霞^[2]（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杨荫源^[3]（2021）在《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探析》文中提出党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反腐倡廉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的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党的反腐工作面临着空前挑战,加上文化大革命对党内造成的破坏还没完全修复,党的建设可谓“旧患”与“新伤”并存。在此背景下,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断探索从制度层面加强党的反腐工作,逐渐形成了其制度反腐思想。在党的建设史上,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独具特色,贡献重大。目前我国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充分吸收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两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三、四部分以制度为切入点,按照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体系的思维,论述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中推进党风廉政教育制度化,完善贪腐制约监督制度,加强腐败惩戒与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的内容。第五部分探讨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的评价问题,在概括其主要特色和总结其实践成效的基础上,阐述了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的当代价值。

康瀚月^[4]（2021）在《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政治纪律教育,把党锻造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纪律严明、深得民心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给党员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得政治纪律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历史使命使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发生深刻变化,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状况和政治纪律教育的现状,凸显了新时代加强政治纪律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以往的政治纪律教育已与现阶段的政治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很难能够满足新时代政治纪律建设的需求,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相关理论为基础,总结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教育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分析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紧迫要求和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可行路径,力求建构科学合理的政治纪律教育体系。在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方面,本文遵循从历史到现实、理论到实践的基本思路,运用文献研究法、系统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分别探讨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紧迫要求和基本内容以及推进路径。本文紧扣新时代背景,牢牢围绕政治纪律,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真正发挥其在规范全体党员言行、提升从严管党治党水平等方面的功效和作用。第一部分,探究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从考察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教育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中探索其内在规律与宝贵经验。本部分从纪律与党的政治纪律的内涵入手,明确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定义范畴。在把握党的政治纪律教育丰富内涵的基础上,探索出其理论依据。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总结党的政治纪律教育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上取得的重要经验成果,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提供借鉴意义。第二部分,分析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紧迫要求,从归纳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政治纪律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党的政治纪律教育出现的新问题中阐述新时代加强政治纪律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胜风险考验中,需要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然而,当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教育现状仍然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党的政治纪律在党的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因此,要不断强化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筑牢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第三部分,阐述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基本内容,从凝炼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新的内涵和要求中把握政治纪律教育的主要内容。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要以常态化的开展党章党规教育、“四个意识”教育、“四个自信”教育和“两个维护”教育,使全体党员明确党员的基本行为规范、基本政治规范,自觉地维护和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向党中央看齐,与党同心同德。第四部分,论述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推进路径,从梳理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存在的不足中,结合历史进程和主要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政治纪律教育的有效路径,即加强党对政治纪律教育组织领导、创新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方法、构建政治纪律教育考核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优化政治纪律教育的社会生态、强化政治纪律教育载体的作用,进一步促进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党的政治纪律教育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组织性、纪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之本,壮大之源。进行本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理论,还能有效地破解政治纪律教育中突出问题,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增强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的针对性、时代性、实效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全体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智慧和力量。

薛凤冠^[5]（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孙道壮^[6]（2020）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党自身而言,首先就需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党的执政地位而言,这需要树立党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权威作为一种得到服从和认同的创造性意志,在其自身由“神”到“人”的历史演进中,不仅将自身的重心由“创造性意志”转移到了“服从和认同”方面,而且经历了自身由“自在”到“自为”的艰难历险,实现了自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我突围。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与认同,既具有着一般政党权威的普遍性视域,又具有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的特殊性视域,同时还具有着中国共产党自身权威的个别性视域。三重视域的融合,在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多维系统性的互动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进行要素的解剖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其运作过程的同时,又能够做到层层深入,以不断剥开其塑造过程的外在表象,直抵其核心意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不仅是一种静态结果的呈现,更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展现,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面,更是一种内在自觉的实践。为了更好地体现其自身的这一多维性质,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划分为主体、内容、介体、客体、效果五个要素,在对其每个要素都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其整体性、规律性的把握。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主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内容要素,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介体要素,人民群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客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效果要素。以此为框架支撑,本文在第一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基本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是“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和认同”的基本内涵;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多维互动过程中所彰显出的由权利到权力、由强制到认同、由民主到自由的内在规定本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包含的领袖权威、党内权威、党际权威、执政权威等多种类型;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具有的建构性、辐射性、历史性等多元特征;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主要蕴含的五个要素;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体现出的从本源到本位的生成、从形式到效应的运行、从动力到指向的发展等逻辑机理。在第二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一主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内在理由、生成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在武装夺权中地位的确立、在全面建设中力量的壮大、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自身的转型的历史探索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其造成的局部冲击、其自身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的现实际遇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等锤炼路径。在第三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这一内容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发挥着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自身主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自身涵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自身主旨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资本逻辑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以及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的现实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等建构路径。在第四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体制这一介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等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等拓展路径。在第五章通过对人民群众这一客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客体变量与根本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对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等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力量激活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等夯实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路径。在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一效果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衡量标准、效果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步提升、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深化等在历史中的推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以提升认同质量为主导对其进行的时代构筑等现实体现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等实践路径。通过对这五个要素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第七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得出了若干理论认识,提出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等若干理论认识,旨在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最后,本文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现实的观照,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要在开展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并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未来的展望。

侍舒玮^[7]（2020）在《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危险,历史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课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述,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我们党在新时期不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的新的理论指导,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实践不断进行创新,内涵丰富、现实针对性强、意义深远。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体系形成了“5+2”格局,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7个方面分别展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总布局等一系列创新内容。这体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战略性与务实性的结合、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的联结、微观视野与宏观视野的交融。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科学构建管党治党思想体系、聚焦防范党内风险、有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并突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功能,具有深刻的体系创新、方略创新、路径创新、格局创新和内容创新,从此让“政治生态建设”成为党建新的基础性工程。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不仅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的境界,而且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成果。在实践意义层面,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成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成为增强人民自信和坚持党的领导的保障,也为世界各国政党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李浩为^[8]（2020）在《习近平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纪律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政治纪律一般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政治行动和政治言论方面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是维护党的政治路线、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纪律,是保证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党的高度团结统一的纪律,是党的纪律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为着党能经受“四大考验”、战胜“四大危险”,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围绕严肃党内政治纪律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建设和改革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提出“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鲜明品格和敢于刀刃向内的坚定决心。习近平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纪律重要论述的内容极其丰富,主要包括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党性修养,在思想上立定政治纪律;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做到有纪可依,以树立党纪的权威性和纪律意识;严明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从党内组织生活中严明政治纪律;严抓严管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惩违纪违法分子,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加强党内监督执纪问责。这些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要求明确的重要论述,具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强力治标与深层治本相统一、严管与厚爱相统一、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为日后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实践提供了科学遵循。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研究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纪律重要论述,就理论价值而言,有利于深化和拓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习近平党的建设特别是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就实践价值而言,有利于实践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纪律的重要思想,提高党员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自觉性,自觉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并通过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党的各项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华清君^[9]（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张迎^[10]（2020）在《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及其对党的工作作风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工作作风是党风的重要方面,关系着党的形象和生死存亡。调查研究对于解决当前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需求出发,形成了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他认为调查研究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关系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执政能力的提升;领导干部作为调查研究的主体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方法,达到“深、实、细、准、效”的要求;要处理好调查、研究与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调查研究为决策服务;要通过制度来保障调查研究的常态化,保证调查研究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他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全面性和坚持问题意识的特点,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充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上能够准确把握我国国情,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依据;通过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通过提高决策科学能力,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对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既能解决存在的问题,还能发扬优良工作作风。但是在调查研究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反映出工作作风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贯彻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有助于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端正工作态度,解决不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认识问题;有助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决策能力,提升工作水平,解决不善于调查研究的技术水平问题;有助于加强干部培养,改进文风会风和落实《八项规定》,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解决不利于调查研究的客观环境问题,从总体上推进改善党的工作作风。

二、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及其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2）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习近平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纪律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及其对党的工作作风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及其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2]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制度反腐思想探析[D]. 杨荫源.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研究[D]. 康瀚月. 辽宁大学, 2021(02)
• [5]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6]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D]. 孙道壮. 山东大学, 2020(09)
• [7]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侍舒玮. 江苏大学, 2020(05)
• [8]习近平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纪律重要论述研究[D]. 李浩为. 湘潭大学, 2020(02)
• [9]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10]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及其对党的工作作风的作用研究[D]. 张迎. 广西大学, 2020(07)

标签：经济建设论文;  党的纪律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