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蚕桑生产情况及2003年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王姝[2]（2020）在《清代女性观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女性观剧是女性参与戏曲活动的一个重要面相,举凡与女性观剧活动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均属本文研究的范畴。女性观剧现象既增添了戏曲接受的女性视角,又丰富了古代妇女研究的戏曲视角,是对戏曲领域的性别关照,也是性别研究中的戏曲维度,具有双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清代女性观剧研究围绕谁在看?在哪看?怎么看?看什么?能不能看?看了以后会怎样?人们如何看待女性观剧现象?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在大量搜集整理与女性观剧现象相关的文献史料、文物遗存和民俗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戏曲学、女性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清代女性观众类型及观剧需求、观剧场所及设施、观剧习俗、观剧内容、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等方面,作一系统地梳理和研究。第一章围绕谁在看的问题,从戏曲受众的角度,将清代女性观众分为宫廷、仕宦、平民、青楼、其他女性类型,并就每一类女性观众自身的特点及其对戏曲发展的影响做了探讨。从清代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家庭角色和实际需求出发,探讨女性观剧的交际、娱乐、追星、服装展示等观剧需求。认为娱乐和交际需求是女性观剧的普遍需求,而女性靓装炫服的观剧行为,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具有特殊的性别含义。是女性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而女性观众对于不同性别伶人的追捧,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正是多种观剧需求共同促成了清代女性观剧的盛行。第二章围绕在哪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场及设施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与男性同观时,是共用一个剧场空间,特殊之处在于,各类剧场中均设置了供女性观剧的专门设施。尤以神庙剧场所存看楼,看台,女台、女厂、女亭等保存完整。女性观剧设施创设的原因,既是剧场性增强,对女性观剧行为的重视的结果,也有严男女之大防、照顾女性及牟取利益等考虑。高平市良户村田宅专门女眷观剧场所的遗存,为我们探讨明清时期女性垂帘观剧现象及剧场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实物依据。清末北京金鱼胡同尼庵演剧的女性专场,尼庵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观剧空间,则表现出受到女神信仰与生殖崇拜影响的特征。第三章围绕怎么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的定戏、点戏、看戏、赏赐、禁忌习俗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观剧习俗深受传统礼教和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制约的影响,各个环节均呈现出不同于男性观剧习俗的复杂面貌,尤以女性观剧禁忌习俗表现鲜明,女性观剧禁忌是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双重标准的结合,根源在于女性特殊生理特征而产生的普遍的“厌女情结”和“女性不洁”之观念。河南新安芦院村禁忌女性观剧年龄碑刻的发现,禁忌15-50岁女性白天观剧的规定,可以看出受到女性月经禁忌和生育禁忌的影响明显。第四章围绕看什么的问题,就女性观剧内容进行探讨。女性受教育程度、个人出身、审美趣味等差异,决定了女性观剧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女性作为同一性别群体,观剧内容上又存在很大的普适性。另外,文献中对女性观剧内容的载录,又呈现出基于性别、阶层差异的种种不均衡性。第五章围绕社会各界对女性观剧的态度进行讨论,大致分为反对与排斥,支持与赞同、犹豫与矛盾、中立与客观四种态度。本文就持不同态度的各类人群的身份、目的、社会因素及个体因素等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持反对态度的多从维持风化的目的出发,而持赞同态度的多出于一些开明人士对妻女等的宠溺和孝亲角度考虑,持犹豫态度者多与自身的特殊社会身份有关,而外籍来华人员,对女性观剧多客观中立。
周金钱[3]（2020）在《浙江蚕种70年（Ⅱ）》文中指出蚕种是蚕桑生产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蚕业的兴盛与衰退直接关系着蚕种业的兴衰。新中国建立70年来,浙江蚕种经历了实现自给、平稳发展、兴盛高峰、适应调整四个阶段;在加强基础保障供应、建立有序产销体系、选育推广新品种、创新繁育技术、规范质量检验制度等方面取得显着成效,多个方面领先或位居全国前列,为浙江茧丝绸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议主管部门积极引导蚕种企业转型发展,加强重点骨干企业培育与支持;蚕种企业充分挖掘资源增效潜力,发挥浙江蚕种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国外市场,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沈费伟[4]（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提出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罗启龙[5]（2017）在《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前人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林木的分布、种植、利用等,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厘清。本文结合先秦两汉时期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对这一时期天然林木的分布及其变迁、人工植林的发展、林业职官的设立、社树崇拜以及林木在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研究。考察内容涉及先秦两汉时期自然史、历史地理、科技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孢粉、考古及历史文献等资料显示,先秦秦汉时期,我国林木分布广泛,种类繁多。春秋以后,我国多数地区气温有所波动,树种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春秋至东汉期间,东北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乔木植被中针叶林比率有所增加,落叶阔叶林减少,同时森林分布范围缩小;黄淮海平原地区针、阔叶乔木随气候变化互有消长;黄土高原塬区未有森林生长,河谷及山地植被以阔叶木占优的混交林为主。西北草原与荒漠区植被随气候逐渐变干,耐旱类草本植被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乔木植被随之减少。云贵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常绿林逐渐减少,而四川地区的常绿及落叶林则均有增长;岭南地区的常绿林一直处于主要地位,广西地区受温度降低的影响针叶林也有所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波动剧烈,常发生常绿阔叶林与针叶、阔叶林的混交林交替演变。除气候因素外,人类活动也影响着天然植被的变化。受秦汉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除东北地区天然林木保存较好外,其余北方地区林木破坏严重。但这一时期南方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影响相对较弱。加之该地区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植被易于再生。因此,南方广大地区的天然林木在秦汉时期得以较好地保存。先秦两汉时期生产技术较快发展。林木的生产技术涵盖了栽培、采伐与运输等方面。这一时期,人们总结了各类树种的物候与生长习性,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林木的栽培技术。此时人们已能够依据不同树种的自身特性确定合理的种植时间及栽种地点。除播种种植林木外,已开始使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培育树木。在定植之后,时人对保熵、霜冻害、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整枝等护林工作亦提出了严格细致的要求。在林木种植技术趋于成熟的前提下,当时民居周边、私人园林、皇家苑囿、道路旁以及军事区均植有大量的人工林。而不同区域树种的选择,则受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秦汉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采伐林木的效率也得以提高。在林木采伐的时机的选择上,则需要考虑木材质量、国家政策以及民俗禁忌等多种因素。至于采伐后林木的运输,则主要以水运为主。另外,这一时期,官方与私人中的林木买卖现象亦较为普遍。先秦两汉时期并未设立专门的林业管理机构,林业的相关事宜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殷商时,管理农业、田猎及手工业的官员均涉及到林业的管理,但当时不同部门官员的林木管理权的划分尚未形成定制。至周代,管理林木的官员更加多元化,其职权也更加明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设有林官。秦国林木主由“吴人”与“少府”负责,随着六国逐渐统一,“吴人”之权渐减。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树木自古与社密切相关,先秦两汉时期亦不例外。根据考古及文献资料显示,远古时期的社即立于丛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丛社逐渐成为传统。至殷商时,它已在国家社祭当中占有重要地位。降至周代,情况发生改变。受当时礼仪制度的要求,各阶层社的大小、形制以及设立地点均有限制。在此情况下,丛社已无法符合礼制要求,其地位有所降低,人工所立树社随之兴起。但由于传统惯性作用,丛社在西周时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至秦汉,人们立社已不完全出于宗教的因素,更多的情况是将社视为土地与政权的象征。在此情况下,统治者对官方所立社的规模与形制均有严格细致的要求。因而“丛社”在这一时期已不再属于官方的祭祀体系之中,其地位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受时人树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等观念的影响,“树社”逐渐成为“社”的主要形式。树本身生命力与生殖力强盛等特质,乃是树社广泛形成的主要原因。先秦两汉时期,木材已普遍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其中建筑与葬具为消耗木材的大宗,而乐器当中,使用木材的情况也愈加普遍。关于建筑,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带有榫卯的木构结构。至夏商周三代,木构架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叉手”式结构。春秋战国时期梁架及木柱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并且可能出现了两榀梁架组合的复合梁架,技术进一步的完善为这一时期宫室建筑大面积兴起奠定了基础。至汉代,高台阁楼式的木构建筑盛行,反映出汉代建筑大木作技术已较前朝有所进步。我国古代之所以选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应当和其便于运输、稳定性高、易于修缮、替换等特质有关。乐器方面,远古时期的大鼓多为木质,但由于音质不佳,至后世为铜鼓所代替,小鼓仍用木质,但仅作为大鼓的辅助乐器。西周及其后世常用的礼制乐器——“柷”与“敔”亦多为木质,二者用于音乐演奏的开始与结束。此外,筑、琴与瑟等弦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由于当时粘合技术不够理想,三者多用独木斫成。由于其音色较好,秦汉时期弦乐器逐渐成为乐器当中的主流。关于葬具,棺形成的初期,并未使用木材。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木质棺使用逐渐普遍,并成为一种身份地位象征。且随着椁的产生,木质葬具的使用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在木种的使用上,亦有等级限制。降至西汉,出现黄肠题凑等形式,标志着木质棺椁的使用规模达到了顶峰。但由于当时林木破坏严重,至东汉时棺椁制度衰落,木质椁逐渐被石质椁代替,但使用木棺的习俗则一直被延续。木材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起着支持作用。
吉艳艳[6]（2016）在《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学生教育是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输出国和接收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来华国际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的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注册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对我国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高教事业国际化、抢夺国际人才资源、增加国际贸易收益、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际学生来华学习,不仅受我国稳定的社会局面、较强的综合国力,生源国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双边贸易,中国的奖学金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学生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认可、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大致经历了初创、中断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建国初期至1966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其教育管理实行与当时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管理体制。其时来华学生规模小,生源国仅限于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周边民族独立国家,少数非洲国家和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接收院校少,教育层次普遍较低,学习专业主要集中在语言和理工类学科。1966年至1972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中断。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与多国建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于1973年正式恢复大规模招收来华国际学生。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对来华国际学生实行教育教学和管理的体制也由单一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化,国际学生规模迅速增加,生源国几乎涵盖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学生层次均匀分布,学习专业几乎涵盖中国对国际学生开放的所有专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世界人民对中国认知的提高,来华国际学生规模仍会呈现增加的趋势。然而在来华留学的新发展态势中,许多来华国际学生教育问题也随之产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如外语授课课程体系的建设、师资整体水平的提升、教育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改善等。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要取得长足发展,保证“2020年50万”目标的顺利实现,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本文在分析总结1973年以来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础上,借鉴并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现实意义、研究价值;对本文研究对象及来华国际学生进行界定,并对选题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对已有的选题所处领域的既有成果及研究史进行梳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基础。此部分主要介绍现代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即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发展状况,生源结构、经费来源、接收院校分布、专业结构等,并总结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特点。第三部分：新时期（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之演变。本部分主要从1973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介绍了1973年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时代背景；介绍了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并分析1973年—2013年封闭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逐渐过渡到以高等院校为办学主体的开放的教育体制,以及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如招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制度、实行来华国际学生学位制度、学籍和学历管理制度、汉语水平考试和预科学习制度等。第四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来”之影响因素,“来”之源以及“来”之途径。本部分首先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来华国际学生的影响因素,如中国政治、社会环境、外交关系、教育质量、就业和创业环境等；然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结构和洲别分布；最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的经费来源,如中国政府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交换生及自费生规模及分布等。第五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学”在哪里、学什么以及以什么身份学的问题,从而具体分析了不同阶段来华国际学生接受院校分布、专业分布及学历结构等。第六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本部分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对来华国际学生的“管”,主要阐述了高等院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管理、日常生活管理、政治管理、实习管理及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的管理等。第七部分：总结与反思。本部分将总结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规律,反思国际学生教育中的问题,并与国际上国际学生教育较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以期得出历史经验、提出发展要求,即提出寻求适合于我国当前及未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的建议。
熊元彬[7]（2015）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各地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存在着多元结构。由于东中部不仅属产棉、缫丝区,而且在手工行业中又最为典型,因而自然比多山多雨、少田少地的云贵手工业更为凸显,以致在研究区域上,学界往往侧重于东中部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研究行业上又自然以棉纺织、缫丝业为主。即使在宏观的研究论着中,有关云贵手工业的内容也几乎只是稍有涉及而已,并运用东中部通商口岸统计的资料进行阐述,从而无意间忽视了云贵等地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地位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兴起及其变动过程。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和云贵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环境,适度地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合技术”和区域经济中的联动与整合,以及山地经济等理论,从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两组耦合关系,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融入到整个中国及世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相对长时间段的连续考察,探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原料及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主要回答了云贵高原在多山多雨、少田少地、交通不便、产棉甚少、经济基础较差的特殊情况下,其近代手工业是如何兴起与变动的?手工原料及其半成品又是如何与外地进行联动与整合的?在经营手工原料及半成品的商人当中,他们又是如何经营的?政府在推动手工业的变动过程中又有何表现?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云贵近代工业化启动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云贵的商路又有何变化?工业化及商路的变化又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其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全文的发展脉络来看,文章以1851年两广商人开始将英国机制洋纱转销云贵和鸦片对客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吸引为切入点,围绕“资源→商人（联动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中介）→市场”这条主线进行展开,在肯定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都有着不可争辩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运用经济地理将云贵与东中部等地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如对于同属西南的成渝而言,由于成渝不仅属产棉区,纺织基础较好,机制洋纱的输入晚于云贵,而且在输入的洋货中,最先是以消费品的方式从机制洋布输入的,而棉料尚须仰给于外地的云贵则是以原料的方式最先输入洋纱,而后输入洋布。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属云贵高原的云贵两省中,由于贵州属内陆省份,交通不及云南便利,棉料的输入相对不易,政府为弥补棉料的不足,以致贵州植棉业和蚕桑业的兴起都早于云南。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由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的一系列带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其中,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的吸力下,从而使鸦片在财源甚少,但又恰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云贵高原得以广泛种植和推广,继而使客商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及其技术、工具等输入至云贵,以赊购或转卖的方式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其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拉力和在以商人为中介的推力下,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并继承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顿时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因而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的多重影响下,云贵军阀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洋纱以易鸦片的这种双向贸易,使云贵与国内外的市场大为萎缩,继而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一切围绕战争所需进行生产的战时手工业。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问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和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发挥区域问的资源互补优势。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继而以易洋纱的这种特殊时空紧密相连。
杨帅[8]（2015）在《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式商业也开始兴起。新式商业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外国洋行。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洋行早期的活动主要是在商业方面,充当中外贸易的中介。二是买办商人开办的商业。买办作为外国洋行的经纪人,收入较高,他们将其收入积累作为资本,投入到商业或其他行业中,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行商业经营活动。买办商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三是旧式商业的转型。一些旧式商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也采用资本主义商业的的经营方式,将其转换为近代资本主义商业。近代新式商业的兴起,从总的来看,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们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在经营内容上更多地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服务。四川的私营商业在民国时期逐步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大发展,经营业务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迅速增长,有的已发展为“百万富翁”。各类商号也随之兴起,商号的发展演变与空间分布都呈现出新的态势。清末,四川各地的金融机构以票号、典当、钱铺、因利局等旧式融资业为主,其中票号最具实力。辛亥革命后,票号衰败,钱庄、银号代之而兴。民国初年,重庆钱庄发展到50多家,上下货帮的款项收交和城市商贩的资金周转多由钱庄汇兑融通。1915—1934年中国、交通、殖边、金城、江海等国内大银行先后来川设立机构,同时,由四川官、商创办的四川、华川、铁道、浚川源（复业）、聚兴诚、美丰、大中、川盐、川康、重庄、四川工农、四川建设、和成、裕商等一批银行相继开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各大域市的工厂、企业、金融机构等相继内迁,大量资金涌入四川。抗战结束时,川、康两省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163家（其中总机构380家）,约占全国全融机构总数的四分之一。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遍布川、康各大、中、小城市的金融网络。山货属于四川省重要产品,每年出口数量极大,在民国以前,四川多数地方并没有山货帮一说,被称为山货帮的商品,都属于药材帮贸易范围以内,统称为山货药材业,后因其中有非药材部分的货品,营业日益扩大,于是脱离药材业范围,而自成山货帮。比如桐油,本来包括在山货业以内,只因抗日战争前桐油业发展突飞猛进,占全国物产输出总额的第一位,已非山货业所能统括,因此,原有的产业逐渐分化出以专门经营药材、桐油、畜产品等为主的大山货行业,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营生的各种商号应运而生,形成了相互包容,而又各有特色的不同商号群体。饮食品商号涵盖的范围较广。民以食为天,四川地处内陆,交通不便,粮油市场在近代仍保持着封闭型、区域型的传统,除桐油出口商外,粮油商人中小户居多。市场交易方式,仍以产销见面、余缺调剂为主,批发交易次之,期货交易甚少。交易规则多从习俗,缺乏公开性与竞争性。清末民初及抗日战争时期,是四川糖业极盛时期。四川的糖除内销本省外,还销往邻省。桔糖下运至两湖销售,称为“药糖”,白糖销至陕甘,红糖销至贵州和云南,冰糖多为本省消费,资中、内江所产多销川东南,简阳、资阳所产多销川西北。随着自然流转的渠道,在销售区域的合江、江津、重庆、涪陵、万县、合川、成都以及宜昌、沙市都形成了川糖的市场。民国时期,腹茶引岸制度无形解体,茶商在缴纳政府课税以后,即摆脱历来的限制而自由营运。有的产茶地区已扩销省外市场。如邛崃历来以生产边茶为主。腹茶兴盛,市场已扩至成都、广汉、简阳、新繁、新都、中江、金堂等,后来又开辟陕西、甘肃、青海等、都属于直接运往消费地。重庆正式开埠后,纺织品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发展。洋纱大量输入,到1930年,输入四川的棉纱高达57万担（包括国产机纱）,蚕丝出口量到1926年猛增至3万担,占当时全省输出货物总值的21.79%;夏布也成为四川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纺织业发展的同时,随之发展的丝商、棉纱商号及夏布商号在川内各地日渐活跃,并且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发展空间,成都、乐山、三台、南充等地的丝业、重庆及其周边城市的棉纱业及隆昌、内江、荣昌等地的夏布业,这些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同,也就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商号的分布格局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内体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在这些商号分布与变迁的同时,也反映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在商号的数量上的变化、商业籍贯上的演变、资本规模上的变化都各有特色;在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和及变迁方面,主要体现在商号与交通、商号与资源开发、商号与城市商业中心、商号与行帮组织及人口等相互影响等诸多方面。
祁广军[9]（2013）在《“东桑西移”背景下广西蚕丝业发展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种桑养蚕的发源地,至今仍是世界茧丝绸生产、加工与贸易第一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国蚕丝业主产地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国东部地区蚕桑生产规模逐步缩减,桑蚕茧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逐步下降。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国家有关部门顺势提出了“东桑西移”产业发展战略。地处西部地区的广西,紧紧抓住机遇大力推进蚕丝业发展,短短10年异军突起,用两个5年迈出了坚实的两大步。即第一步“十五”末桑蚕茧产量跃居全国第一,第二步“十一五”末桑蚕丝产量登上全国首位,从而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桑蚕茧丝生产与加工基地。本研究以“东桑西移”为时代背景,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即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以及比较分析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广西蚕丝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在综合产业结构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创新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广西蚕丝业发展研究理论框架。围绕经济效益、政府政策、科学技术三大关键要素,重点研究广西在承接东部蚕丝业转移过程中,产业链各环节取得的实质性发展成效、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分析各大要素对推动产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探讨推进广西蚕丝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一）我国蚕丝业产业转移存在其必然性,地处西部地区的广西有效有序的承接了东部产业转移。蚕丝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出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2000年以来,广西桑园面积、蚕茧产量和生丝产量占全国比重逐年加大,规模效益迅速扩大,并连年位居全国总量第一,在我国乃至世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广西首先承接第一产业种桑养蚕的转移,随后第二产业茧丝加工再转向广西,成功实现了“东桑西移”和“东丝西移”。同时“东桑西移”以来广西蚕丝业产业生命周期处在快速成长阶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与全国蚕丝业发展进入一个衰退期相比,广西蚕丝业表现出一个朝阳产业的基本特征,成为现阶段促进广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特色产业。（二）经济效益、政府政策和科学技术三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广西蚕丝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经济效益是驱动产业发展的推手,政府政策是引导产业发展的关键。在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拉动下,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推进公平竞争、放开蚕茧市场,同时加大政策引导和财物扶持,组织发动蚕农种桑养蚕,鼓励企业投资办厂；广大蚕农和加工企业在较高经济效益驱动下,转变为自主发展生产的行为意愿,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规模不断扩增、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调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在经济效益驱动和政府政策引导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为广西蚕丝业科技创新注入了动力,有力的支撑了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从而在理论和实证上阐明了我国“东桑西移”花落广西的根本所在。（三）现阶段广西蚕丝业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内部优势和一定的内部劣势,同时发展机遇与威胁挑战共存。突出表现的优势为资源禀赋优、比较效益高、科技创新强、市场机制活、政府支持大、管理体制顺等；同时也存在基础设施脆弱、茧丝质量欠佳、精深加工滞后、资金投入不足、技术人才紧缺、经营组织松散等劣势。另现阶段广西蚕丝业的主要发展机遇表现在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加大、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市场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区域产业中心正在形成等；但市场价格变化多端、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其他替代品构成威胁、其他高效农作物影响以及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等多种威胁与挑战无时不在。鉴此,本研究构建了SWOT分析矩阵,通过产业发展战略对策模型,提出了广西蚕丝业发展应坚持“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利用机会、化解威胁”,选择符合实际并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战略对策,进一步做大、做强、做长、做优广西蚕丝业,全面提升广西蚕丝业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续写我国“丝绸之路”新篇章。
张忠妹[10]（2013）在《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浙江省蚕桑产业在我国蚕桑产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目前仍是我国主要的优势蚕桑生产区域。然而随着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蚕桑生产却出现了规模下降、蚕农养蚕积极性减弱的态势,浙江省蚕桑产业呈现出萎缩趋势。针对现状,稳定桑园面积和养蚕规模是现阶段稳定蚕桑生产规模最直接的手段,但这仅仅是治标还未能治本。蚕农是蚕桑生产的根基所在,蚕农的增产增收是蚕桑产业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因此文章以蚕桑生产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以提高蚕农生产经济效益为目的,依据成本-收益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探讨浙江省蚕桑生产面临的问题,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对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的对策,以促进浙江省蚕桑产业稳定持续发展。首先,分析了浙江省蚕桑生产概况及综合比较优势,分析表明：浙江省蚕桑产业近年来虽出现萎缩现象,但目前仍是我国不可替代的优势蚕桑主产区,在全国及省内都具备较好的优势生产条件,殷实的产业基础可以为蚕桑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其次,通过整理相关统计数据从宏观角度对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随着成本、蚕茧价格的变动处于频繁波动的状态。蚕茧价格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尤为显着,成本对经济效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劳动日工价提高带来的人工成本上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带来的物质服务费用上涨以及土地稀缺带来的土地成本上涨。此外,基于综合比较优势的分析,该部分增添了经济效益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与国内其他蚕桑主产省相比,浙江省蚕桑生产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但由于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的不断上涨使得浙江省蚕桑生产成本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与省内其他主要农产品相比,机械化水平偏低导致蚕桑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在所有比较农产品中最低,此外蚕桑生产的高投入、高风险并未带来高收益,成本利润率并无优势。再次,通过实地调研从微观角度对浙江省蚕农生产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从蚕农生产经营情况的调查分析中得到影响蚕农生产积极性最细微但却最直接的问题,有助于在对策建议的提出上更具针对性。另外该部分还提出浙江省目前主要的两种蚕桑生产组织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生产模式、以村或镇为单位的蚕桑专业合作社生产模式,并根据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对两种生产组织模式下蚕农的生产经济效益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表明：蚕桑专业合作社对提高蚕农生产经济效益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应予以大力扶持和推广。最后,基于经济效益的分析,文章围绕“开源节流”从政府支持角度、蚕农配合角度就提高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二、2002年蚕桑生产情况及2003年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蚕桑生产情况及2003年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妇女史研究概述 |
| (二)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述评 |
| (三)清代女性观剧史料来源及书写特点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女性观众 |
| 第一节 女性观众的类型 |
| 一、宫廷女性 |
| 二、仕宦女性 |
| 三、平民女性 |
| 四、青楼女性 |
| 五、其它女性 |
| 第二节 女性观众观剧需求 |
| 一、娱乐需求 |
| 二、交际需求 |
| 三、服装展示 |
| 四、追星动机 |
| 五、其它需求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女性观剧场所及设施 |
| 第一节 各类剧场中的女性观剧现象 |
| 一、宫廷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二、商业性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三、神庙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四、会馆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五、私人宅第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六、舟船水畔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七、其他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第二节 女性专门观剧设施 |
| 一、看楼 |
| 二、看台、女台、子台 |
| 三、看棚 |
| 四、花场 |
| 五、女厂 |
| 六、女亭 |
| 七、其它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设施创设原因 |
| 一、剧场性的增强及对女性观剧的重视 |
| 二、照顾与限制 |
| 三、牟取经济利益 |
| 第四节 女性观剧专场 |
| 个案研究一:山西高平良户村田宅女性剧场考述:兼谈垂帘看楼与明清女性观剧场所的变迁 |
| 个案研究二:清末北京尼庵演剧女性专场考述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女性观剧习俗 |
| 第一节 定戏习俗 |
| 第二节 点戏习俗 |
| 一、点戏人的选择 |
| 二、点戏的讲究和礼节 |
| 三、点戏物件类型 |
| 四、男女观众点戏之区别 |
| 第三节 看戏习俗 |
| 一、男女分观习俗 |
| 二、男女落座方位 |
| 第四节 赏赐习俗 |
| 一、从施赏者角度看 |
| 二、从受赏者角度看 |
| 三、从赏赐品类看 |
| 第五节 禁忌习俗 |
| 一、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的结合 |
| 二、对女性观剧的诸多禁忌 |
| 第六节 个案研究:河南新安芦院村女性观剧年龄禁忌碑的文化阐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一节 女性个体差异与观剧内容 |
| 一、女性剧场环境差异与观剧内容之雅俗 |
| 二、女性阶层差异与所观内容的差别 |
| 三、女性个体因素与审美趣味的差异 |
| 四、女性地域及生活理想差异与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二节 女性观剧内容的普适性 |
| 一、婚恋爱情剧 |
| 二、全本情节戏 |
| 三、家庭伦理戏 |
| 四、喜庆戏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内容文献载录的不均衡性 |
| 一、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阶层因素 |
| 二、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性别因素 |
| 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 |
| 第一节 反对与排斥 |
| 一、反对的方式 |
| 二、反对的人群 |
| 三、禁限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支持与赞成 |
| 一、家庭成员的赞同 |
| 二、社会各界的支持 |
| 三、女性个人的努力 |
| 第三节 犹豫与矛盾 |
| 一、汉人官员的审慎和节制 |
| 二、旗人官员的犹豫和矛盾 |
| 第四节 中立与客观 |
| 一、对女性观剧“直言直笔”的书写特点 |
| 二、女性与戏曲作为保存族群历史记忆的工具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浙江蚕种70年（Ⅱ）（论文提纲范文）
| 2 主要成就 |
| 2.1 加强基础建设，增强保障能力 |
| 2.1.1 改革开放前 |
| 2.1.2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 |
| 2.1.3 21世纪 |
| 2.2 打破传统生产模式，建立有序产销体系 |
| 2.2.1 创建蚕种生产新模式 |
| 2.2.1. 1 创办原蚕区、村办场 |
| 2.2.1. 2 在全国率先进行蚕种场改革改制 |
| 2.2.2 逐步建立与完善蚕种产销准入制 |
| 2.2.2. 1 改革开放前的依政管理 |
| 2.2.2. 2 改革开放后至2001年的依规管理 |
| 2.2.2. 3 2002年后的依法管理 |
| 2.2.3 创建种价管理机制 |
| 2.2.3. 1 价格管理时的种价调整 |
| 2.2.3. 2 价格放开时的种价调整 |
| 2.2.4 创建蚕种储备制度 |
| 2.3 选育推广新品种，支撑蚕桑产业发展 |
| 2.3.1 蚕新品种选育 |
| 2.3.1. 1 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 |
| 2.3.1. 2 兴盛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 |
| 2.3.1. 3 创新阶段（2000～) |
| 2.3.2 建立并完善蚕品种审定制度 |
| 2.3.2. 1 蚕新品种审定 |
| 2.3.2. 2 品种退出制度 |
| 2.3.3 推广优新蚕品种 |
| 2.3.4 创建“五库一点”的蚕遗传资源保护模式 |
| 2.4 创新蚕种繁育技术，确保优质蚕种生产 |
| 2.4.1 创新繁育制度 |
| 2.4.2 首创原蚕饲养标准 |
| 2.4.3 不断完善质量预控措施 |
| 2.4.4 建立疫病防控技术体系 |
| 2.4.5 蚕种冷藏浸酸技术革新 |
| 2.5 规范质量检验制度，促进蚕种质量提高 |
| 2.5.1 不断完善检验规则 |
| 2.5.2 建立专门质量检验机构 |
| 3 结语 |
（4）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5）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秦汉时期自然林业的分布与变迁——兼谈文献中树种的考证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 |
| 第二节 黄淮海平原及其周边 |
| 第三节 黄土高原区 |
| 第四节 西北草原与荒漠区 |
| 第五节 云贵川地区 |
| 第六节 岭南地区 |
| 第七节 长江中下游地区 |
| 小结 |
| 第二章 秦汉时期林木种植与采伐述论 |
| 第一节 林木的种植技术 |
| 第二节 林木种植情况述论 |
| 第三节 秦汉时期木材的采伐与贩运 |
| 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时期林业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夏、商、周林业职官考论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至秦代的林业职官辨析 |
| 第三节 汉代林业职官述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秦汉时期社树制度的嬗变——兼谈立树于社的原因 |
| 第一节 社主考辨 |
| 第二节 社树制度的嬗变 |
| 第三节 立树于社的原因探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秦汉木材三题研究 |
| 第一节 宫室建筑 |
| 第二节 木质乐器 |
| 第三节 丧葬用途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6）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一)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意义重大 |
| (二)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亟待历史总结 |
| (三) 作者本人学研兴趣及工作需要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解析 |
| (一) 留学及来华留学 |
| (二) 国际学生和来华国际学生 |
| (三)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 |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研究历史回顾及研究队伍简介 |
| (二) 研究成果简述 |
| (三) 有待加强之处 |
| 五、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论文框架 |
| 六、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创新 |
| 第一章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基本情况(1949-1972) |
| 第一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本情况(1949-1972) |
| 一、早期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 |
| 二、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接收院校及分布专业情况 |
| 第二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探索(1949-1972) |
| 一、基本形成来华国际学生管理体制 |
| 二、规范来华国际学生的学习和行为 |
| 三、完善高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 |
| 第三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主要特点 |
| 第二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的演变(1973—2013) |
| 第一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环境 |
| 一、外交形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 |
|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
| 三、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
| 四、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态势 |
| 一、1973-1977年间的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 二、1978-1989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 三、1990至今的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制度变迁 |
| 一、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各项制度的确立 |
| 二、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 |
| 第三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1973-2013) |
| 第一节 影响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因素 |
| 一、推拉理论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 |
| 二、从接收国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拉力因素 |
| 三、从派出国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推力因素 |
| 四、从来华学生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内力因素 |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 一、1973—1977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 二、1978—1989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 三、1990年—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 四、近40年间华国际学生生源国分布特点解析 |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经费来源情况 |
| 一、1973—1977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经费来源较为单一 |
| 二、1978—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经费来源逐渐多样化 |
| 第四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1973-2013) |
| 第一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接受院校分析 |
| 一、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院校 |
| 二、接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的院校 |
| 三、接收孔子学院奖学金生的院校 |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学科专业分析 |
| 一、由理工为主转向学科多样化 |
| 二、汉语学习及预科教育 |
| 三、开放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授课专业 |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类别及学历层次分析 |
| 一、对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学生的入学要求 |
| 二、近40年间长期来华国际学生类别及学历层次分布 |
| 三、短期来华国际学生迅速增长 |
| 第五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1973-2013) |
| 第一节 近40年间对来华国际学生日常管理理念的演变 |
| 一、来华国际学生管理的“特殊化”阶段(1973-1990) |
| 二、来华国际学生管理规范化、人性化阶段(1990—2013) |
| 第二节 近40年间对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教学管理的演变 |
| 一、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安排 |
| 二、对来华国际学生学习内容的规定 |
| 三、有关考勤、休学、退学等方面的规定 |
| 四、关于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定 |
| 五、关于考核和毕业要求的规定 |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社会管理之演变 |
| 一、对来华国际学生与中国人交流和交往的管理 |
| 二、对来华国际学生的假期及文体活动安排 |
| 三、来华国际学生的志愿者服务 |
| 第六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总结与检讨 |
| 第一节 历史实际得出的经验 |
| 一、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 二、合理的教育管理体制能促进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 |
| 三、教育质量是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生命线 |
| 四、对来华国际学生重管理,轻服务 |
| 第二节 现实发展提出的“要求” |
| 一、教育制度有待完善 |
| 二、教育质量亟需提高 |
| 三、招生工作可以实行商业化运作 |
| 四、教育管理必须实现信息化 |
| 五、预科教育可完善其教育体制 |
| 六、建立来华国际学生自我管理体制和自我服务渠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方法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方法与资料的运用 |
| 二、学界的研究现状与主要分歧 |
| (一) 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宏观研究 |
| (二) 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区域和行业性研究 |
| (三) 海外学界对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研究 |
| (四) 学界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调查和研究 |
| (五) 学界的主要观点及其问题 |
| 三、文章的内容及其结构安排 |
| (一) 文章的主旨、主线及重点、难点、创新 |
| (二) 文章的篇章结构及其大致内容 |
| 四、文章相关概念的辨析及界定 |
| (一) “工厂”与“手工业”概念的阐述 |
| (二) “云贵高原”空间及其“近代”时间的界定 |
| (三) “近代工业”与“近代手工业”内涵的辨析 |
| (四) “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理论的诠释 |
| 第一章 云贵高原传统手工业的变与不变 |
| 第一节 传统棉纺织业 |
| 一、棉纺织原料的来源 |
| 二、棉纺织生产及其市场 |
| 三、蚕桑业的兴起及其发展 |
| 第二节 冶矿业的开采及其市场 |
| 一、云贵冶矿业的开采 |
| 二、矿业资源对客民的吸引及其影响 |
| 三、矿产的销售及其市场 |
| 第三节 其它特色手工业及商贸的变动 |
| 一、其它特色手工业的发展概况 |
| 二、客商对云贵手工业的带动及本地商人的成长 |
| 三、传统贸易的联动与整合 |
| 第二章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鸦片与机制洋纱的整合及客商与市场的联动 |
| 一、带动因子：鸦片种植与近代商人的成长 |
| 二、市场联动：鸦片贸易与外地市场及客商的关系 |
| 三、资源整合：“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 |
| 第二节 机制洋纱的输入与云贵高原手工业的变动 |
| 一、“土纱业中引起了一个革命”：机制洋纱对传统棉料来源的取代及其影响 |
| 二、机制洋纱的助推：织布业的发展与不足 |
| 三、同床异变：云贵与成渝近代棉纺织兴起与变动的差异 |
| 第三章 工业化的兴起与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化工厂的创办 |
| 一、政府主导型：机械化工厂的创办 |
| 二、商人自动型：民营企业的创办 |
| 三、政府与商人联合型：集资创办的新式工业 |
| 第二节 手工业与工业化的相互影响 |
| 一、机器生产对手工业的带动作用 |
| 二、新式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发展 |
| 三、手工业专业区的传承与变动 |
| 四、手工工具及技艺的相对提高与不足 |
| 第三节 工业化背景下经济的变化 |
| 一、并存中的发展：传统集市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出现 |
| 二、商品化的相对提高与不足 |
| 三、资金及新型人才的缺乏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云贵高原典型手工业的传承与变动 |
| 一、云贵高原动物资源的利用：皮毛制革业的生产及其市场 |
| 二、云贵高原植物资源的开发：制茶业的生产及其市场 |
| 三、食品加工业的传承与变动：酿酒业与制糖业的发展 |
| 第四章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 |
| 第一节 列强在联动与整合中的表现 |
| 一、外向的投入：列强资金与技术的投入及其影响 |
| 二、市场的占领：列强机制工业品向云贵高原的倾销及其影响 |
| 三、资源的掠夺：列强对云贵高原工业资源的占领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边陲贸易的发展与商贸中心的形成 |
| 一、国外市场：云贵高原边陲贸易的变动及其影响 |
| 二、中心市场：云贵高原商贸中心的形成及对手工业的影响 |
| 三、国内市场：区域问工业原料及半成品的整合 |
| 第三节 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
| 一、人力桥梁：交通不便下马帮的作用及其影响 |
| 二、口岸联动：云南及云贵周边商埠对云贵手工业的影响 |
| 三、新旧联动：传统商路的变动与新型商路的出现及其影响 |
| 第五章 政府与商人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表现及作用 |
| 第一节 政府与商人的引领及手工业的发展 |
| 一、棉纺、染织的倡导及其影响 |
| 二、蚕桑业的鼓励及其影响 |
| 三、其它手工业的推动 |
| 第二节 商帮、商号的发展及对手工业的推动 |
| 一、商帮、商号的形成及其发展 |
| 二、商帮、商号在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中的运作 |
| 第六章 云贵高原近代于工业与经济社会的变迁 |
| 第一节 手工业与经济结构的变动 |
| 一、女性工人的出现及其影响 |
| 二、人口变动对手工业的影响 |
| 三、组织变迁：传统经营组织与经营体制的多样化 |
| 第二节 手工业与社会风尚习俗的联动 |
| 一、消费观念的变革：奢侈化与传统勤俭之风的并存 |
| 二、生活方式的变动：社会习俗的变与不变 |
| 第三节 手工业与消费结构的多元化 |
| 一、西式服饰与“：土式”服饰的并存 |
| 二、中西合璧式建筑与新旧式交通的并存 |
| 结语 |
| 一、云贵高近代原手工业的特点 |
| 二、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启示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源起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及思考 |
| 三、相关理论及概念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五、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的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一节 四川商号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一、地理环境 |
| 二、资源环境 |
| 第二节 四川商号的市场环境 |
| 一、新式商业的兴起与四川商号的发展 |
| 二、四川主要贸易市场与商号的分布格局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四川金融商号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四川典当业分布与变迁 |
| 一、四川典当业的兴起与分类 |
| 二、四川典当的分布格局与演变 |
| 三、四川典当业分布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四川钱业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四川钱业的产生及演变 |
| 二、四川钱业的分布与变迁 |
| 三、四川钱业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民国四川银行分布与变迁 |
| 一、四川银行的演变与分类 |
| 二、四川银行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民国时期四川银行分布特点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四川山货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四川药材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药材商号发展与药材业组织的演变 |
| 二、 四川主要地区药材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药材商号分布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桐油业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主要桐油产销区域分布与桐油商号组织的发展 |
| 二、 四川桐油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桐油商号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省畜产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畜产业商号组织构成及演变 |
| 二、 四川畜产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三、 四川畜产商号分布特点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四川食用品商号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四川粮食商号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一、 四川粮食商号的市场环境与组织构成 |
| 二、 四川粮食商号分布的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粮食商号分布的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糖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蔗糖产销区域分布及糖业组织的演变 |
| 二、 四川糖业商号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蔗糖商号的的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茶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茶业商号发展及变化 |
| 二、 四川茶业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茶业商号分布特点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四川纺织业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第一节 四川蚕丝商号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一、 四川早期丝业发展与丝号的兴起 |
| 二、 四川主要地区丝业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丝业商号分布的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夏布业商号分布与变迁 |
| 一、 四川夏布业的兴起与夏布商号的发展 |
| 二、 四川夏布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 四川夏布商号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棉纱业商号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四川棉产业发展与棉业商号的演变 |
| 二、四川主要地区棉纱业商号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
| 三、四川棉纱业商号分布的特点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的差异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的差异 |
| 一、商号数量上分布的差异 |
| 二、商号籍贯分布上的差异 |
| 三、商号资本分布的差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差异及变迁的原因 |
| 一、资源分布与传统产业结构 |
| 二、城镇布局与物流走向 |
| 三、商业成分与资本构成 |
| 四、政治经济环境变化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区域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区内外贸易的关系 |
| 一、商号分布与区内外贸易的关系 |
| 二、商号分布与贸易中心的关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与区域环境的互动 |
| 一、四川商号分布与交通环境的互动 |
| 二、四川商号分布与技术环境的互动 |
| 三、四川商号分布与人口环境的互动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商号与社会变迁 |
| 一、商号分布对四川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
| 二、商号分布对四川社会组织的影响 |
| 三、商号分布对四川传统文化的影响 |
| 结论与余论 |
| 参考文献 |
（9）“东桑西移”背景下广西蚕丝业发展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产业含义和产业分类的研究 |
| 1.2.2 关于产业转移和产业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 |
| 1.2.3 关于蚕丝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特征的研究 |
| 1.2.4 关于蚕丝业产业转移与“东桑西移”的研究 |
| 1.2.5 关于蚕丝业发展问题与发展对策的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结构理论 |
| 2.1.2 竞争优势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创新理论 |
| 2.1.5 相关理论的启示及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2.2 研究理论框架 |
| 2.3 研究设计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过程 |
| 2.3.3 研究内容 |
| 2.3.4 论文结构 |
| 第三章 广西蚕丝业发展进程与“东桑西移”成效 |
| 3.1 我国蚕丝业发展历史回顾 |
| 3.1.1 蚕丝业的起源与发展 |
| 3.1.2 新中国蚕丝业的复兴 |
| 3.2 广西蚕丝业的形成与发展进程 |
| 3.2.1 广西蚕丝业的形成 |
| 3.2.2 建国后广西蚕丝业的发展 |
| 3.3 广西蚕丝业生产发展现状 |
| 3.3.1 种植规模稳步扩展 |
| 3.3.2 蚕种饲养量稳定增加 |
| 3.3.3 蚕茧生产量持续增长 |
| 3.3.4 桑蚕丝产量快速递增 |
| 3.4 “东桑西移”实施成效 |
| 3.4.1 “东桑西移”花落广西 |
| 3.4.2 “东丝西移”已成定局 |
| 3.5 产业生命周期分析 |
| 3.5.1 我国蚕丝业产业生命周期分析 |
| 3.5.2 广西蚕丝业产业生命周期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效益的驱动效应 |
| 4.1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
| 4.1.1 自然资源优势突出 |
| 4.1.2 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 |
| 4.1.3 生态环境较为适宜 |
| 4.2 区域布局与规模效益 |
| 4.2.1 区域布局趋向合理 |
| 4.2.2 规模效益日趋凸显 |
| 4.3 蚕桑生产成本与收益 |
| 4.3.1 蚕桑生产成本构成 |
| 4.3.2 广西蚕桑生产成本与收益分析 |
| 4.3.3 广西与全国主产区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 |
| 4.3.4 与广西特色经济作物成本收益比较分析 |
| 4.3.5 蚕桑生产效益对蚕农生产生计的影响 |
| 4.4 工农业产业结构效益 |
| 4.4.1 加工企业规模效益突显 |
| 4.4.2 工农业结构效益日趋合理 |
| 4.5 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 |
| 4.5.1 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 |
| 4.5.2 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的管理体制与政策引导 |
| 5.1 组织管理体制 |
| 5.1.1 政府组织机构及其作用 |
| 5.1.2 行业组织及其效用 |
| 5.2 政府的行为定位与公共政策 |
| 5.2.1 制订产业发展规划 |
| 5.2.2 实施产业扶持政策 |
| 5.2.3 建立公平交易制度 |
| 5.3 蚕茧开放市场的效应分析 |
| 5.3.1 我国蚕茧主要收购模式 |
| 5.3.2 广西蚕茧市场的机制创新 |
| 5.3.3 蚕茧市场的开放效应 |
| 5.4 新型生产经营方式的探索 |
| 5.4.1 商品小蚕共育模式的推广应用 |
| 5.4.2 蚕桑生产专业合作组织的兴起 |
| 5.4.3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 |
| 6.1 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
| 6.2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
| 6.2.1 科研教育机构及其作用 |
| 6.2.2 科技队伍的建设与提升 |
| 6.2.3 科技交流合作与重大项目实施 |
| 6.3 蚕桑生产技术体系的创建 |
| 6.3.1 蚕桑品种创新研究 |
| 6.3.2 蚕桑生产技术的创新集成 |
| 6.3.3 科技进步对蚕桑生产的贡献 |
| 6.4 蚕农的技术参与效应 |
| 6.4.1 蚕农的技术需求 |
| 6.4.2 蚕农的首创技术及其效用 |
| 6.4.3 妇女在蚕农家庭中的地位 |
| 6.4.4 蚕区环境卫生的变化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果与发展策略讨论 |
| 7.1 主要研究结果 |
| 7.1.1 广西成功承接我国蚕丝业产业转移 |
| 7.1.2 三大要素共同推进广西蚕丝业的发展 |
| 7.1.3 广西蚕丝业发展历程的启示 |
| 7.2 广西蚕丝业可持续发展策略讨论 |
| 7.3 研究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7.3.1 研究的局限性 |
| 7.3.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效益 |
| 2.1.2 农业经济效益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成本-收益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第三章 浙江省蚕桑生产概况及综合比较优势分析 |
| 3.1 浙江省蚕桑生产概况 |
| 3.1.1 浙江省蚕桑生产基本概况 |
| 3.1.2 浙江省蚕桑生产面临的困境 |
| 3.2 浙江省蚕桑生产综合比较优势分析 |
| 3.2.1 与国内蚕桑主产省综合比较优势分析 |
| 3.2.2 与省内主要农产品综合比较优势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分析 |
| 4.1 成本分析 |
| 4.1.1 物质与服务费用分析 |
| 4.1.2 人工成本分析 |
| 4.1.3 土地成本分析 |
| 4.2 收益分析 |
| 4.3 经济效益分析 |
| 4.4 经济效益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蚕茧价格对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的影响 |
| 4.4.2 蚕茧产量对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的影响 |
| 4.4.3 蚕茧成本对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的影响 |
| 4.5 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的对比分析 |
| 4.5.1 与国内蚕桑主产省经济效益的对比分析 |
| 4.5.2 与省内主要农产品经济效益的对比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浙江省蚕农生产经济效益分析 |
| 5.1 浙江省香农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
| 5.1.1 蚕农个体情况 |
| 5.1.2 蚕农生产组织模式 |
| 5.1.3 蚕农生产情况 |
| 5.1.4 蚕茧销售情况 |
| 5.1.5 蚕桑生产风险情况 |
| 5.1.6 养蚕收益与当地工资收入比较 |
| 5.2 不同生产组织模式下蚕农生产经济效益分析 |
| 5.2.1 不同生产组织模式下蚕农生产成本分析 |
| 5.2.2 不同生产组织模式下蚕农生产收益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提高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的对策与建议 |
| 6.1 提高蚕桑生产经济效益需要政府的支持 |
| 6.1.1 加大政府扶持,确保蚕桑产业传统优势地位 |
| 6.1.2 加强宏观调控,稳定茧价,保障蚕农收益 |
| 6.1.3 引导蚕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探索蚕桑产业化发展模式 |
| 6.1.4 探索蚕桑综合利用模式,发展蚕桑循环经济 |
| 6.2 提高蚕桑生产经济效益需要蚕农的配合 |
| 6.2.1 增强合作,提高质量意识,增加收益 |
| 6.2.2 更新技术,提高单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
| 6.2.3 提倡综合利用,提高蚕桑生产资源的利用率 |
| 6.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2002年蚕桑生产情况及2003年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清代女性观剧研究[D]. 王姝.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浙江蚕种70年（Ⅱ）[J]. 周金钱. 蚕桑通报, 2020(01)
- [4]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5]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D]. 罗启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
- [6]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D]. 吉艳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D]. 熊元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8]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D]. 杨帅. 西南大学, 2015(01)
- [9]“东桑西移”背景下广西蚕丝业发展实证研究[D]. 祁广军. 中国农业大学, 2013(04)
- [10]浙江省蚕桑生产经济效益研究[D]. 张忠妹. 南京农业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