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世界文学的桥梁——阅读《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概论》

一、通向世界文学的桥梁──读《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论文文献综述）

刘子怡^[1]（2021）在《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文中指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对20世纪英美现代小说影响深远,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显赫地位。1919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其小说观和小说作品逐渐为读者所接受。在现代文学时期,作为小说批评家,詹姆斯对小说艺术的强调与探索影响着国内作家对待小说这一体裁的态度和小说创作实践;作为小说家,他的四部小说——《四次会面》（Four Meetings,1877）、《黛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螺丝扭》（The Turn of the Screw,1898）、《诗人的信件》（The Aspern Paper,1888）得到译介,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小说的价值选择和对詹姆斯的价值定位。这一时期国内对詹姆斯小说观的接受始终围绕着“小说是艺术”的观念展开。前20年人们更注重詹姆斯的人物塑造艺术,后10年则转向他的心理分析艺术。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詹姆斯的“人物观”经由张毅汉引介,其“人物中心”的叙事方法和“人物先行”的创作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茅盾等作家的创作。40年代,詹姆斯有关小说中心理分析的观点成为新的关注点。卞之琳、萧乾等学者为引介詹姆斯心理小说作了较大的贡献,詹姆斯对人物心理描绘的重视影响着汪曾祺等文人的创作。不过,詹姆斯对人物塑造和心理分析的探索都源自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小说是一门艺术,这一观点自20年代到40年代在黄仲苏、老舍、邵洵美等作家的文章中不断被提起,改变着人们对小说的传统认知。詹姆斯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小说是《四次会面》。这部小说的译介体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詹姆斯作品的偏好——“国际题材”的、人物刻画突出的现实主义小说。30年代《黛西·米勒》的翻译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与上一章所讨论的对詹姆斯小说创作观的接受相吻合。《四次会面》由陈西滢首次翻译到中国,是译者对短篇小说“经济性”和艺术追求的结果。随后蹇先艾和傅东华各自完成了新的译本,这两次翻译均出于编写美国短篇小说选集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工具化”特征,但这也说明詹姆斯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在当时还是被普遍承认的。30年代的“翻译年”迎来了詹姆斯前期小说代表作《黛西·米勒》的两次翻译。林疑今和范存忠应出版社、报刊的约稿分别于1934年与1935年翻译出这部小说,但在20年代和40年代,这部小说却显得不受重视。20年代,于化龙、赵景深、郑振铎在介绍这部小说时都对小说名进行意译（例如:《雏菊磨者》）,这说明他们对该小说并不了解;而40年代萧乾又称《黛西·米勒》是詹姆斯极不重要的小说。这反映了国内对詹姆斯的态度变化:20年代,詹姆斯连同美国文学整体都未引起国内的重视,到了30年代,詹姆斯前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国际小说迎合了读者的口味,40年代,人们认为心理小说才能代表詹姆斯的文学成就,因而减少了对他前期作品的关注。《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在40年代的译介进一步证明了,国内对詹姆斯的关注已逐渐转向其心理分析小说。但是,作为詹姆斯中期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时具备他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及后期小说的心理分析萌芽,这使得译介者对这两部小说的选择更像是一种折中之举。萧乾等人虽然积极引介了詹姆斯心理小说,却认为它们并不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这和卞之琳在《螺丝扭》、《诗人的信件》的序言中将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的做法异途同归。译介者想要绍介詹姆斯文学成就最高的心理小说,但纯心理小说无法适应国内当时的社会环境,《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很好地融合了现实与心理分析的因素,因此得到了译介。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李伟昉^[3]（2020）在《文化自信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文中研究说明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历史逻辑的必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学术创新能力和文化自觉程度,体现了中国学者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远大志向。对跨文化研究和阐发研究等核心问题的争论,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最持久的焦点。其突出特征表明,中国学派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都是在激烈争论中实现的,彰显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内涵、意义及其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诉求。客观辩证地审视跨文化研究和阐发研究,正视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既有利于中国学派可持续健康发展,又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英娜^[4]（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张承志^[5]（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提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何朝辉^[6]（2020）在《五四时期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文中研究指明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国内第二次西方文学传播高潮,美国文学在期间得到了大量介绍。五四时期,中国传入了372种美国文学,涉及了140余位传播对象、150余位传播主体和80余种传播媒介。传播对象方面,五四时期主要介绍了非侦探名家短篇作品、美国诗歌和美国侦探小说。其中,相当一部分的非名家短篇作品也译介了进来,这些作家大多都只得到了1次介绍,这与作家的名气小、译者未能形成“通观”以及与译者整体素质有关。传播主体方面,主要包括以鸳鸯蝴蝶派为主体的旧派文人、以文学研究会成员和创造社成员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还有数量众多的身份尚待证实的译者。旧派文人主要介绍美国通俗小说,但也不乏美国名家严肃作品。新知识分子主要介绍美国诗歌和名家严肃短篇作品。身份有待证实的译者中的绝大多数并不专事文学翻译,他们译介文学是出于偶然。传播媒介方面,主要包括旧派通俗刊物、民国崇新刊物、出版发行社以及信息不详或新旧态度不明的刊物。民国旧派刊物以趣味为导向,主要介绍美国通俗小说,译文翻译手法采用意译,翻译语言使用文言或传统白话文。民国崇新刊物主要介绍美国诗歌和名家名作。它们介绍美国文学的功利性目的极强,主要为了启蒙民智以救国存亡。它们登载的译文使用直译与欧化语体,新文人欲用此种手段反抗传统文化,深化文化革新。五四时期,出版发行社以传播美国通俗小说为主,尤其是侦探小说。信息不详或新旧态度不明的刊物数量不多,主要介绍美国名家作品。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主要受到了美国诗歌的推动。美国文学所蕴含的现代启蒙精神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间接影响了市民阶层。同时,美国文学还作为学习材料被教育期刊介绍。但是,五四时期,美国文学传播体系不完善,国内没有对美国文学进行规模介绍的团体和个人;中国对美国文学的学习态度趋于功利,未能产生“活”文学。再者,五四时期,新文人未能找到一条让新文学直接走向大众读者的通道,旧文人也未能避免通俗小说带给大众读者的精神危害。新文人利用西方文化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却未能让西方文化在中国得以真正建立,迫使当代中国面临重建文化自信的严峻挑战。补充完善五四时期美国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史料整理,对推进美国文学传播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陈莉^[7]（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何紫薇^[8]（2020）在《乐黛云跨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乐黛云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和主要倡导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致力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研究方法的开拓、学术梯队的建设以及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等工作,其学术视野始终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紧跟国际比较文学前沿理论,注重形塑中国比较文学的主体性精神,并将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而这样的定位使得中国比较文学迸发出了无限的学术活力与包容性。本文从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发展史角度出发,结合跨文化研究理论,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从三个层面阐释乐黛云的跨文化理论。同时借助关键词研究模式重点探讨乐黛云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学理基础、方法论特征及学术史意义。第一部分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轫及兴起入手,尝试梳理中国比较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情境,探讨乐黛云与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以及她为中国比较文学所做的奠基工作,并重点讨论乐黛云从“比较文学”到“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轨迹。第二部分聚焦乐黛云建构的跨文化方法论体系,凸显其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人文关怀、研究视域的开阔性以及构建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学术敏锐性。第三部分聚焦乐黛云21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尝试概括总结乐黛云关于“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美好愿景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她为中国比较文学登临世界舞台、构建中国特色跨文化话语体系提供典型范例。

阮玉明（Nguyen Ngoc Minh）^[9]（2020）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凭借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造诣不仅大力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还走出国门流传到国外,在世界文坛上具有巨大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传入越南至今,中国现当代作品对越南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选题以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文献学、统计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梳理大量作品译本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最真实的场景。论文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概括选题缘起与时间界定、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等内容。第一章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基本状况与特征。总体上以越南各重要的历史阶段为背景,首先介绍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前的传播与接受,说明法国殖民文化的统治对传播与接受过程的抵制,提及以康有为、梁启超、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初步传播与接受情况;然后讲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至1975年期间的传播与接受,指出越南翻译家在抗法、抗美战争中对传播工作所作出的努力,涉及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越南的重要影响;最后述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75年之后的传播与接受,其中包括中越战争对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所造成的困局以及中越复交对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所带来的新貌。虽然,该传播与接受过程起步并发生在越南战争时期,有过坎坷,但最后已经突破困局并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就。第二章和第三章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其中,第二章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角度论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包括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前、毛泽东时代的1949至1976年期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等阶段的具体译介与接受情况。第三章则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评论与研究,分别述评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成果,涉及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出版社、报刊杂志社及其传播成就,通过对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和作家作品选编以及越南学生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科研活动等内容做总体上的探究,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越南外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地位。第四章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别谈论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以及越南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吴必素与南高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等内容。相较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鲁迅在越南文学史上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越南文化、社会、教育等领域起着积极的作用,其创作风格与艺术表现还熏陶不少越南作家并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五章阐述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作家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谈及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以及阮玉姿、杜黄耀、武氏好等越南新时期文学几位代表作家对莫言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等内容。在被传播到越南的中国当代作家当中,莫言最受越南读者喜爱。他凭借自己的创作特色长时间内轰动了越南文坛,引起社会的积极反响,引导越南不少当代作家走向民主、自由、开放的创作道路,为新时期越南文学的革新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第六章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成就、问题与展望,分别陈述中越两国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领域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指出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存在的偏向和误区。通过对各种问题做的评价与剖析,在确定好导致这些偏向和误区的根源之后,进一步为参与传播与接受过程各方拟定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方案。这是需要管理部门、译者队伍、读者群众等人群共同努力,携手完成的任务。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如果做到全面扩大传播对象、严格把关译作质量、尽量提高阅读品位等要求,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定能换上全新的面貌。结语部分对论文所论述的内容作概括和总结,通过列举论文所做到的内容项目,指出研究的创新点以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是个持续着的历史进程。因此,本选题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与总结,又是对未来的展望与建议,有着持久的价值,值得中越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王鑫^[10]（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指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二、通向世界文学的桥梁──读《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通向世界文学的桥梁──读《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论文提纲范文）

（1）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文化自信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论文提纲范文）

（4）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6）五四时期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7）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乐黛云跨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四、通向世界文学的桥梁──读《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论文参考文献）

• [1]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D]. 刘子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文化自信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J]. 李伟昉. 中国社会科学, 2020(09)
• [4]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6]五四时期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D]. 何朝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7]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8]乐黛云跨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D]. 何紫薇. 新疆大学, 2020(07)
• [9]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阮玉明（Nguyen Ngoc Mi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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