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异姓王制度简述

一、清初异姓封王制度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王浩淼^[2]（2021）在《明代宗室“摄府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谢一凡^[3]（2021）在《汉代外戚制度对皇权运行所产生的负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代皇帝在引进外戚作为一种巩固皇权的新工具时,未能及时创立制约外戚势力恶性膨胀的相关制度,这导致皇权时常与皇帝相分离并被外戚摄政集团所侵夺。本研究对持续演变的汉代外戚制度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概括,从妨害皇帝掌握决策信息方面以及阻碍皇帝下达和执行政令方面论述了汉代外戚制度对皇权运行所产生的严重负作用。通过总结汉代皇帝应对外戚制度弊端的措施及其效果,可以发现两汉有为之帝偏好以人治手段而非法治手段来防抑外戚势力侵夺皇权,这并非最佳选择。为使一项政治制度发挥正面效用,最好以正式的成文之制代替惯例、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完善制度并建立必要的配套制度。

赵彦^[4]（2021）在《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乾嘉时期历时八十五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刻,也是社会结构酝酿着的变异时期。乾嘉学者以总结、概括、整理、辑佚、辨伪、求真的姿态登上学术的舞台,这一时期,学者名家众多,学术门类繁多,为学取向各异。汉学、理学、心学、考据学、宋学、历史学、实证哲学因势而兴,寻求发展。各种思潮、学术流派争鸣裂变,组合重构。在这种过程中引发了对各种典籍的总结、考据、扬弃、重新发现的问题。本文以乾嘉时期时间段为起点,以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研究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在经济、政治、社会、地域条件、文化传承相对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情况下,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历史语境、文化现实、学术理路等体系变化和突破的问题。其一,从“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史角度出发,对先秦诗经学、秦汉诗经学、魏晋唐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元明诗经学、清初诗经学进行梳理和概述。因为侧重不同,主要论述占据诗经学主流地位的观点和内容,其他细枝不再赘述;其二,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基本学术背景进行研究。从概念上进行明晰,对时代的乾嘉和学术的乾嘉进行区分和辨析;从学术研究讨论风气的形成,大师名家聚集式的出现,学者着述丰富名着繁多来论述乾嘉学术与经学的复兴;从重汉抑宋学术风气的形成,小学、考据治学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等方面探究在学术范围内乾嘉诗经学繁荣的内在里路。其三,运用融会贯通的历史学眼光,对乾嘉时期的诗经学进行分类探讨。在内容上进行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方面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因声求义的总结,打通远古经典与现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膜,剥去蒙蔽在《诗经》上的层层积尘,回到《诗经》的源头体会圣人之道。其四,对乾嘉时期三家诗及辑佚进行研究分析。简要论述三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揭示三家诗在乾嘉时期研究出现高潮的学术原因;以陈寿祺《三家诗遗说考》为例来分析乾嘉时期三家诗的研究特点;在辑佚风气的影响下,关注诗外诗的研究,以沈德潜《古诗源·古逸》为例探讨诗外诗的价值。其五,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崔述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崔述在汉学宋学的交互影响下如何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根据崔述诗经学着作《读风偶识》来具体论述崔述与诗经汉学的联系和区别。其六,对乾嘉时期汉学的三大流派进行代表人物、重要着述、学术风格的总结,明确乾嘉汉学在此时期的主流地位和重要成就。最后,总结乾嘉诗经学的突破和成就。从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乾嘉诗经历史地位的建立三个方面来论述乾嘉诗经学的主要成就及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如同中国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时期诗经学也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高潮、衰落、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变的过程。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回到历史,目的并非全然以古人的立场和价值为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历史语境、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下取得古今视野的双向贯通。

绵贯哲郎^[5]（2020）在《孙可望及其家族》文中研究表明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降清,获义王爵位。康熙时,清廷取消孙氏家族异姓王爵位,准其降等承袭,并将其家族编入八旗汉军,承管两个勋旧牛录,使其保有一定的政治地位。通过分析孙氏家族爵位和身份变化,可揭示清朝规范八旗世爵的措施。

邓弟蛟^[6]（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指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侯钧才^[7]（2020）在《权力运作下的易代书写 ——以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与相关史籍的文本互渗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时事小说,是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一种类型,它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小说成书时间较接近,作者是作品所叙事件的同代人,因此,亦有学者将时事小说定义为“反映当代历史事件的小说”。它的特点是及时、迅速地反映当时重大事件,大量记载了当时的文献资料和传闻轶事,反映了同代人对事件的认识和情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末清初,天崩地解,激发了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反映当时军国大事的史书编纂和小说创作,同时达到了高潮。由于二者所指涉的对象具有同一性,出现了复杂的文本互渗现象。一般而言,文学文本会针对历史文本进行再创作,由于时事小说的特殊性,一些史籍在编纂过程中会采录小说的相关内容,形成了“小说入史”的文化景观。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相渗透,表明历史文本中具有一定的文学因素,然而,历史文本中的虚构与想象,并非仅仅出于可读性的考虑,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博弈,由于意识形态对人心长年累月的侵蚀,政治道德跨越了明清易代带来的话语断裂,致使清初的“晚明史”编纂采录了时事小说中迎合传统政治的内容。易代书写作为清王朝建构自身正统性的重要环节,具有鲜明的权力运作的痕迹。绪论部分明晰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文本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文本的社会性和审美价值在不同的语境中达到动态统一。明清之际的易代书写,以史书和时事小说为中心,现如今,对二者的研究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学科的差异,有关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无专文探讨。明清之际的易代书写,受到社会语境的制约和意识形态的干涉,通过研究明清之际时事类文本的互渗现象,有助于还原当时文本书写的具体情况,刷新我们对这一时期文本意义的认知。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历代“小说入史”的现象。“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古代,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小说作为叙事文本,与史籍的关系密切,在小说尚未独立的先秦时代,史籍中就有非常多的想象因子,后代小说家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汲取了大量经验,也能说明《史记》具有小说色彩。随着文、史分流,历代史学家对“小说入史”现象多持反对态度,但在史籍的编纂过程中,却无法避免采录小说的内容,他们也不可否认小说的史料价值。在采录小说时,史学家更热衷于一些符合自身和统治者政治立场的内容第二章分析了时事小说对史料笔记的采摭情况。对时事的书写,推动了“小说”这一文体的生成与发展。时事小说的题材来源以民间纪闻、邸报塘抄和史料笔记为主,成书时间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时事小说的题材来源和创作立场。时事小说的作者在对史料笔记的采摭过程中融入了个人意志,这并非单纯为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是作者政治立场的体现。第三章分析了晚明史籍对时事小说的采录情况。时事小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清初的史籍编纂中就得到体现。然而,晚明史籍在采录时事小说时,也出现了泥沙俱下的情况,将一些原本属于小说的虚构内容纳入史籍当中。总体而言,这些虚构内容大多是对阉党和农民军的丑化,如李闯的出身和覆灭。清初的官方史籍对这些内容的采录,无疑是为了自抬身价,体现清王朝统治的优越性,也证实了权力对易代书写确有干扰。文学创作与历史编纂会受到政治道德的影响,而政治道德基于政治立场而存在,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试图用各自的政治道德来阐述事实,因此呈现同一事实的不同文本,拥有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了各自的表达策略和权限。后世的研究者,在还原历史时,不应该迎合文本,而应该注意到文本书写中掺杂着的主观因素,并将之揭露出来,这远比为弥合文本表达之间的缝隙所做的文字游戏更有意义。

董亭君^[8]（2020）在《清代圈禁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潢贵胄是古代社会的特权法主体,在清朝“首崇满洲”基本国策下,清皇族犯罪以圈禁折抵。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出于亲情本能和守住基业的考虑,将有罪诸子免死圈禁;皇太极、福临两朝时局未稳,对待皇亲亦无常法。玄烨效太祖优待亲属,圈禁之制初现雏形,这一既显优容又有极大皇权干涉空间的做法在雍正时期正式成制,胤禛将圈禁换刑制度推行于皇族全体,并逐渐在立法、司法中以爵职为标准对皇族法律地位重新划分,推动皇族由血亲贵族向官僚转变,对打击政敌、维护皇族纪律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制度条款日趋复杂,管理却往往流于形式。“古代中国的政治史里,皇帝处在中心位置,这当然是常识,可恰恰是因为常识,而往往被忽略。”1皇帝是整个国家机器开动的核心,但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需要涟漪般一圈一圈的利益共同体来管理国家、巩固统治。在宗法制社会下,血缘关系决定皇族就是这涟漪中最靠近中心的那圈,也只有这一圈荡成一个完美的圆环,才能使滴水的力量传得更远。从历代宗室管理制度优化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圈禁就会明白,皇帝需要把权力牢牢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必定伴随着对宗室全方位的控制;但如果控制得过死、使宗室完全沦为“弃物”,皇帝无异于自断其臂,整个宗族会像唐末一样“团灭”。这就意味着历代皇帝需要思考的是:完成统一大业后,如何才能防止宗室威胁皇权,又能充分利用宗室,使其履行“皇权触手”之责?帝国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它既能保障皇族的有生力量和尊崇地位,又可以约束皇族行为,不致引发大乱。宋代开始明确用“锁闭”来规范宗室言行,清雍正年间则出台了更为细致的“圈禁”制度。为了详细讨论这一制度,本文分为四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圈禁。第一章着眼于历代宗室政策演变与圈禁的起源。主要是为下面清代宗室圈禁制度的由来和分析制度根源做铺垫,把圈禁制度置于历代宗室政策演变的视域下,梳理宗室在历代的地位变迁以及管理宗室的制度演变和清代圈禁的起源。第二章写圈禁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制度的形成与演变、禁所的形制与监管、圈禁的分类。这一章主要是对史料的转述、归纳,详细描述了清代圈禁的运作,比如宗室犯罪怎么审、怎么判、怎么执行以及探视规则等等。第三章写圈禁案例,通过清代不同时期和地位高低不同的皇族成员圈禁案例,观察这一制度的具体执行方式。第四章则是本文观点的集中展示,皇帝制度下,宗室是皇权的造物,皇权无法割舍宗室如空中楼阁般独立存在,但又必须对宗室加以约束。圈禁就是一种既不那么残忍又有极大皇权干涉空间的“更文明”的做法。这种特权法推行到皇族全体,是对皇族的限制,它限制了贵族权力,把皇族完全改造为皇权的附庸,推动宗室的官僚化,又用法律作为挡箭牌,降低了血缘亲情对判罚结果造成的不稳定性。清代皇族内部等级森严,至雍正时王公贵族中的政敌已被悉数扫除,宗室、觉罗也逐渐官僚化。在这一制度下的皇族群体,不仅犯罪的标准、审判程序随爵位高低、支脉远近而定,执行方式和在监待遇亦是如此。然而,圈禁制度在清代不同时期制度规定和执行方式都不一样,这与当时的国情和皇帝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圈禁制度规范的不仅是犯罪的皇族成员,它与章服之荣和其他特权衔接,有违天恩便构成犯罪,对皇族中下层宗室觉罗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了享有国家分配的官庄收益,宗室觉罗唯一合法谋生的途径就是入朝为官,而官职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随着国力日衰,皇族也就愈发困窘。对于百姓而言,由国家供养的皇族不仅加重了他们的赋税负担,皇族的骄横跋扈也令其敢怒不敢言,若起冲突则会招致杀身之祸。于是普通民众会根据皇族的特殊穿戴来决定是否与其来往和进行交易,这无疑增加了那些善良而怯懦的皇族成员的生活成本。对皇族成员的特殊保护是皇帝制度中无法割舍的毒瘤,与其说它赋予皇族特权,让宗室觉罗共享盛世洪福,不若说皇权为了抬高它自身,以“亲亲尊尊”来维护尊卑有序。皇帝离不开圈禁制度的同时,也为其所困扰和反噬。

张帅^[9]（2019）在《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针对两晋南北朝皇族的一项研究,旨在分析其内部的宗法关系、宗庙所具有的正统意义、大小宗争执引发的政治动荡、皇权在权源和继承上相统一何以重要、少数族以中原宗法重构宗族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并试图通过观察此段历史过程,勾勒出宗法形态的变迁轨迹。简言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皇族,研究视角是宗法礼制。宗法是商周古制,春秋礼崩乐坏,至战国宗法也不复具备完整的制度构造,散附于宗庙、封爵、服制等体系,但依然对家国产生着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法发展出新的形态,其影响所及,见于皇族和政治的诸多方面。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既有破坏,也有重构。它破坏的,是秦皇、汉武所建立的皇权独尊的政治传统,以及儒学独尊的文化传统。在激烈的动荡中,“再造区夏”成为历史所赋予的命题,凡此三百余年间史事,皆可视为对此命题的回答。在士人的眼中,上古三代才是理想社会,所以世家大族主导的重构运动,不再向秦汉回归,而是向古制取法。政治文化上的这一历史动态,在魏武时已露端倪,西晋司马氏建国便更显然,宗法正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作为礼制的宗法,其根本用意,欲在亲亲的宗族中更立尊尊之义,从而嫡庶有间,大小有别,长幼有序,继承有法。宗法之制,以嫡长子继承为前提,以服制为裁断,以宗庙为映射。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宗庙和宗族构成一体两面,始终在互动与调试。西晋庙制建立初期,存在着太祖虚位的问题,延至武帝中期方才确定,而定太祖实际上就是定大宗,晋武帝鉴于曹魏的历史教训,扩大了封王范围,超出了大宗一系的限定,庙制中太祖缺位的根源正在于此。晋武帝咸宁元年为防范即将出现的政治危机,一改前期缓和的宗室政策,迅速确定了文帝司马昭的太祖地位,试图以此杜绝宗室对皇权的威胁。东晋元帝以小宗入继承统,在礼法上需要解决上承宗统和下奉旧国的问题,太祖虚位的特殊庙制和琅邪王复杂的转封由此产生。为保障皇权在大宗一系传承,东晋诸帝在确定储君后便封至亲为琅邪王,试图降低其宗法地位,以避免争斗。宋武帝以寒人登皇极,为扩大统治基础,采取了重用宗亲的方式。另一面又通过政治上的安排区分出亲疏差等,长沙、临川两支便在排抑之列。此意图也见于庙制中的安排,他沿用两晋“太祖虚位”的制度模式,暂不置宗庙核心,只按世系排列,以与旁支宗亲的政治地位相呼应。刘宋宗室互相残杀,其根源实在武帝,庙制是宗法的象征,太祖位不立,权源便无从统一,默认的嫡长子继承制也就难以获得制度保障,其混乱便在所难免。萧梁所遇到的问题与此类似,梁武帝为防范前朝之祸,采用早定庙序的制度方式和敦睦宗室的儒家式教化手段,但却忽视了继统之礼,废嫡立长导致宗室内在的撕裂,侯景之祸所以能造成颠覆性后果,与此密切相关。北魏以少数族入主中原,宗法化是汉化的题中之意,孝文帝的一系列举动,是在先祖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太祖位升降、改王爵之制、定皇族服属,宗法形态的结构性于此明确地显现出来。本文前五章以当时皇族中的主要问题为纲,宗庙、封王、服属等穿插其中,第六章则通贯论及宗族官、诸侯庙、庶妃庙变迁,横竖交错,以明皇族宗法之动态。

王长印^[10]（2018）在《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文中提出两汉魏晋时期,东北地区主要生活有匈奴、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挹娄、“靺鞨”及汉等民族。期间,中央（中原）政权出于卫边考虑、东北民族因为发展需要,双方间以及东北民族内部间发生了诸多战争,史料对其多有记载。本文以历史文献学为基础,相关中外史料为依据,将史学考证、文献校勘及考古相结合,辅以历时性与共时性、归纳与演绎、边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史地等角度对汉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展开客观研究,期望通过具体战争事件体现汉晋东北战争概貌和以详尽史料探求本地区军事价值发展趋势。本文开篇为导论,以其对此次研究的依据、方法、相关概念进行介绍,综述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的研究现状,通过原因与意义等章节阐明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价值所在。主体部分,将汉晋时期东北战争划为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五章进行研究:第一章西汉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刘邦平臧定卢、武帝攻匈灭卫、新莽与高句丽之冲突、高句丽大武神王北征夫余。第二章东汉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东汉初刘秀定渔阳、东汉三定乐浪、祭肜镇辽东、曹操北击三郡乌桓、尉那岩城之围、建光元年汉丽之战、耿临等三征高句丽。第三章曹魏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田豫阻轲比能侵东部素利之战、魏明帝三征辽东、毋丘俭征高句丽。第四章西晋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慕容廆扰乱东北、段部鲜卑参战中原、高句丽“西进南拓”之过程。第五章东晋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棘城之战、慕容仁之乱、慕容皝平段却赵、慕容皝征高句丽、慕容皝并灭宇文、慕容垂定幽平二州、后燕为北魏所迫退保平州、高句丽与后燕争夺辽东、高句丽与百济之系列战。其中,每章第一节为背景简介,二至四节从战前关系、战前局势、军力对比、交战原因、战争过程、战后措施和战后局势等角度对东北主要战争事件进行研究。文尾为结语。目前,学界对东北古代战争进行系统研究者较少,《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往来纷繁,其性质很难统一而论,相对而言由中央政权发起的战争多具有正义性——主要目的是卫边,东北民族发起的战争多是非正义的——主要目的是并土掠民以自实,但高句丽和鲜卑助汉魏定边等战则又具正义性,三郡乌桓助袁抗曹、公孙氏兵联孙吴、段部参战中原、慕容氏建立前后两燕之系列战又具有争霸性质。这一时期,东北的军事价值呈曲线式上升,战争主要集中于东北南部一线,其中南线之中南军事价值在东晋时方与西南并重,二者对南线军事地位的提升起主导作用,东南军事价值虽至东晋末时有所提升但终不能与前二者相较,辽东于东汉时正式成为各方控制东北的战略节点。在东北民族的推动下,东北各县郡境盈缩不定,边疆内地化影响呈扩大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力争以简明扼要的语言、熟练的运用基础理论和知识去解决问题,以期做到思路层次清晰、分析正确、概括全面、史料取舍恰当、重点突出、逻辑性强、论证严密和对历史发生过程描述准确。在坚实的文献查阅和积累的基础上,在保证基本概念清楚、基本理论扎实和学术质量高的前提下,本文得出了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结论。当然,该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因欲兼具历史普及功能而致每章第一节偏重知识介绍,其并未对汉晋东北小规模战争进行全面梳理、对异议问题缺乏考证、文献学和史学结合仍欠妥当、考古资料和国外文献仍需补强,如果能够在史实考证上更有心得的话,该论文会显得更为丰厚一些。

二、清初异姓封王制度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初异姓封王制度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代外戚制度对皇权运行所产生的负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孙可望及其家族（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7）权力运作下的易代书写 ——以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与相关史籍的文本互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清代圈禁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初异姓封王制度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明代宗室“摄府事”制度研究[D]. 王浩淼.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3]汉代外戚制度对皇权运行所产生的负作用研究[D]. 谢一凡.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D]. 赵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孙可望及其家族[J]. 绵贯哲郎. 满语研究, 2020(02)
• [6]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7]权力运作下的易代书写 ——以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与相关史籍的文本互渗为中心[D]. 侯钧才.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8]清代圈禁制度研究[D]. 董亭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D]. 张帅. 山西大学, 2019(01)
• [10]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D]. 王长印.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标签：东北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