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跨越——专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郑功成教授

一、瞩望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跨越——访劳动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郑功成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马洁华^[1]（2018）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释放了社会生产的巨大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绩,实现了中国国民财富的突破性创造与积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也从无到有呈现出累积性增长,它们不仅表现为人们财富的损失和天然资源的提前耗竭,如国企股份化改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改革后人们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情况;还表现为较不确实的价值损害,如下岗职工的生存、发展困境,及单位福利解体后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福利市场化所导致的社会消费品及公共服务所出现的普遍涨价现象。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不仅严重降低并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福利,更加恶化了社会公平。回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发展历史,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意味着经济绩效的提升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者或社会公众的福利,即社会成本问题无法根除;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治理实践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国有企业改革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虽然无法根除但是可以通过政府与时俱进的建立合理的社会政策体系,不断寻找适宜的政策组合予以解决。从理论起源和发展来讲,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命题。从“工资侵蚀利润”到“国企政策性负担”,从张维迎到林毅夫,因为学者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机制的推崇及对“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机制的排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在既有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按照稀缺资源配置的问题来处理,被视为企业经济绩效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的暗伤。但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问题从来没有因此而消失。本文继承了社会政策学家蒂特马斯对社会成本的研究,并在其基础之上跳出既有的经济学解决框架,明确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置于社会体系中来衡量。聚焦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解读,围绕“只有社会政策才能有效管控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这一核心观点,对社会成本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做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解释。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发展特点,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逐渐孵化（1978-1991年）;第二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1992-2002年）;第三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2003年至今）。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孵化阶段,从社会变迁来看,国家政权稳定、经济文化开始自由化、社会资源开始自由流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不断给企业赋权、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经济政策。这些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经济政策为社会成本提供了孵化的温床——国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开始出现分化。同时期的社会政策直到80年代末才出台,属于滞后且严重不健全的补偿性社会政策。这种滞后性无法妥善应对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大规模爆发,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变迁的市场化则直接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爆发性出现。一方面,在国有中小型企业的产权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规范操作,各种暗箱操作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另一方面,企业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逃避应尽的责任。不仅直接解雇在岗职工降低其劳动力成本,而且很多企业虽然推行了职工聘用制,却并未按照法律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导致了国内贫富分化的加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攀升至0.4以上,而且城市出现了新的社会贫困群体——下岗职工。同时,城市社会消费品涨价和公共服务的欠缺又间接巩固了收入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制定各项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诸如扩大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建立和完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针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针对公共服务的欠缺和社会服务市场的空白积极将原有企业的社会服务机构推向市场。2006年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政策”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在社会政策的调控下渐趋稳定。本轮国企去产能改革主要是在煤炭和钢铁行业进行,仅煤炭行业就涉及约150万个从业人员岗位,占现有煤炭行业总就业人数的26%。在改革伊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分别设立专项资金和配套政策来管控相关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成本。如中央政府拿出了1000亿元来安置职工,而地方政府对煤炭钢铁行业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通过内部分流方式安置职工,而实现不裁员或少裁员的给予稳岗补贴;同时对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企业,按不超过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等。可以说,该阶段的社会政策是在第二阶段社会政策基础上的进化,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提前出台社会政策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进行预先防控。本文通过对H省J煤业集团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典型案例的分析,将劳工利益损害纳入社会成本考察与管控的范畴。深入分析了调研中出现的内退员工、一线员工、年轻员工与企业经济绩效发生的现实利益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试图提供社会政策的解决方法和实用的认知逻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不仅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社会政策学科研究,而且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和社会政策应对的发展历史再次论证了:“只有社会政策才能有效管控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而对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分析则是试图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典型案例提供社会政策建议并展望适宜的社会成本管控之道,即构建能够妥善解决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这样的社会政策,从主体来看应该是能够充分动员并发挥各方力量,从管控效果来看应该是能够融合企业（市场）、政府、社会的不同利益。只有这样的社会政策才能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卢云辉^[2]（2016）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农村扶贫开发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生态以及个人的发展差异决定的。反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历史性难题和人类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西部是中国生态条件最为恶劣、少数民族聚居、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区域,其贫困问题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是由多种原因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综合贫困现象,呈现出历史的积累过程,表现为高原性、边远性和民族性等特点。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就斐然,但随着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正经历急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失衡,社会现代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现代化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滞后,远不能适应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需要,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问题高发期。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已成为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面临的急迫任务,其急迫性和重要性在经济社会均欠发展的西部贫困地区更为突出,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扶贫攻坚的成败,关系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步建成。为此,既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地区先经济现代化后社会现代化的做法,也没有经济条件直接反哺社会现代化建设,而是迫切需要探索一条真正符合西部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脱贫路径,以此推动和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将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社会治理思想,厘清当代中国扶贫开发的思想理论渊源,考察研究中国共产党扶贫开发实践及其经验,深入分析中国西部地区扶贫开发行动与效率,尤其通过深入调研,梳理中国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典型经验,总结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模式和基本经验,借鉴国内外反贫困理论、实践与智慧。本文由导论、正文、结束语和参考文献四个部分组成,正文分为六章。其中: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意义、选题价值、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基本框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等。第一章主要阐述当代中国扶贫开发的思想理论渊源。概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反贫困思想、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反贫困思想及其当代借鉴,以及当代国际社会反贫困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扶贫开发实践进行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经验教训,阐述其历史启示。共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77年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计划体制反贫困阶段;1978年至1985年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为切入点的反贫困阶段;1986年至2000年政府主导下的扶贫攻坚阶段;2001年至今的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总结中国共产党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和有用启示。第三章着重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实践进行历史考察。其分为五个阶段:1979～1985年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新思路阶段;1986～1993年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新探索阶段;1994～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的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新举措阶段;2001～2010年集中力量加速西部农村脱贫新战役阶段;2011年以后的“精准扶贫,加速脱贫,西部农村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阶段”。通过对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分析,为我国最后的扶贫攻坚大决战,特别是2020年西部同步与全国建成小康社会探索出有效的路径。第四部主要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县域和乡镇政府扶贫政策与行动、扶贫开发政策项目与效率以及贫困根源与扶贫开发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的成就、意义及其基本特征,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或局限性。第五章主要是典型案例分析。通过具体分析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及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扶贫开发典型经验,考察相关基本政策、主要做法和特点,并总结其基本经验。第六章是本文的最后落脚点,主要是在前四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扶贫开发事业的历史梳理、成就回顾、问题分析、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寻找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新模式。结束语是对本文所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一是扶贫开发的理论与实践如何回应“发展是硬道理”对“扶贫”理念的遮蔽和侵蚀?因此,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之间的张力如何调节和消解,是产业扶贫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更是地方政府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首要问题。二是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强势政府的转型的问题。地方政府如何转型以及如何处理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关系的理论资源?归结而言,本文力图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视域,针对农村扶贫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扶贫开发模式,试图提出推动我国贫困地区的良性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热合木江·沙吾提^[3]（2014）在《中国共产党改善新疆民生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以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一系列民生理念和民生举措,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生观。高度关注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核心和精髓。我们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民生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其观点一脉相承,其理念与时俱进,其举措深得民心。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对于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构建了理论、历程、成就、经验、战略和政策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使每一个问题研究都以新疆客观的历史和现实为分析前提,既能够初步论述中国共产党改善新疆民生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改善新疆民生的特殊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又能够给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有些必要的、有价值的启示,使未来决策更加贴近实际、更具可操作性。全文五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理由与意义,梳理了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并对涉及的几个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是民生问题的理论基础。着重对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回顾,指出了国外和国内关于民生问题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思想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通过对以上梳理本章重点论述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靠“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而赢得人民拥护并取得全国政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民生实践,就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历史进程。从宏观上介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基本概况,着重概括中国共产党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和实践。首先对中国共产党改善新疆民生的历史条件、基本要求做了简要阐述;其次,对解放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解决民生问题的努力,解放后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在新疆的开创和发展的进程等进行了分析。再次,分析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和实现新疆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事业的广阔的道路,新疆的改善民生、发展民生过程作为整个国家民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四章是总结分析新疆民生建设的实践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在回顾新疆民生发展历程基础上,重点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地生活”的要求,客观总结和评价了人民生活、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新疆民生事业的发展成就,同时结合新疆区情分析新疆改善民生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欠发达、财政底子簿、公共服务方面的历史欠账仍然较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住房和社区服务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乡之间不均等的问题突出。民生问题在当前已成为新疆城乡社会矛盾多发凸显最基本的根源。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成为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根据以上问题提出了解决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对策和建议。第五章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包括: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第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基本保证。第三、立足本地发展经济是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第四、文化繁荣是是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内在动力。第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和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政治保障。第六、改善新疆民生事业离不开国家和兄弟省市的帮助。第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改善新疆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第八、发挥好新疆建设兵团在改善新疆民生中的作用。

高洪贵^[4]（2013）在《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环境、现状分析与实现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紧密相联，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题中之义。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事关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意义非凡。我国目前有二亿多农民工，这个群体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渐趋壮大的。他们进城务工的历史进程，不仅仅是经济收入增长和视野开阔的历史，更是政治权利改善和利益表达渠道拓宽的历史。农民工作为我国日益成长的新兴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是城市和农村的繁荣进步的中流砥柱。但他们对我国公共生活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呈现出经济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不平衡现象。农民工群体所享有的政治资源相当匮乏，他们的政治诉求无法及时有效地成为公共议题。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表演性质的行动表达这个群体利益诉求，从中展示作为弱者的武器的现实力量。实际上，政治话语权的缺乏是造成该群体在经济生活中，价值创造与收益失衡的原因之一。因此，所谓的经济影响力也仅限于被动地推动着我国经济向前，而并没有关涉自身福祉的话语权。具体到政治参与问题上，农民工群体长期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实际上处于政治排斥状态之中，这对于农民工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生活的改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政治文明推进都具有阻碍作用。现代政治追求在共同体所有成员中实现权利的平等与利益的分配正义。从社会成员角度讲，农民工平等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是改善和增进经济生活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其政治地位与公民身份的应有肯定和尊重。从国家角度而言，长期无视某一社会群体的政治权益，既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现实中又不免承担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如果我国的2亿多农民工在政治领域出现集体失语，无疑将对社会秩序形成潜在的巨大影响。农民工目前的政治参与状况处于比较特殊的境地。有序的政治参与制度内通道虽然并不少见，但农民工真正进行政治参与比例不高。相反，党和政府政策法规禁止的非制度化参与案例却层出不穷。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划定了其政治参与的基本界线。农民工民主权利的真正享有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与政治参与制度环境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在我国，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公共听证制度、信访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的参与制度与农民工的实际上的政治参与过程不相适应，有着制度空置的缺陷。虽然有政策条文规定的参与渠道，但因其缺少保障机制而流于表面。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进程中，经济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是各级政府永恒不变的主题。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好坏，只要不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不发生大量农民工聚集式的群体性事件，政府不会出面关注民主法制层面的这些问题。制度虽然存在，并在宏观领域内为农民工政治参与撘建了平台，但却没能使大多数农民工在这种制度环境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我国公民总体政治参与状况也并乐观。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如果不与自身利益相关联，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则很难寻到踪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高，经济收入和居住环境不稳定，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更加令人堪忧。不是农民工作为一个公民不参与公共生活，只是作为个体，农民工在体制面前过于渺小，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很少。作为群体，只是经济层面获得城市社会和相关政治安排的认可，其政治参与的地位在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人大已初露端倪，但在具体政治过程中制度内的参与地位不高，参与机会较少，甚至处于政治排斥的沉默状态。不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效果如何及有没有把握政治参与的机会，制度环境为农民工政治参与设定了选举、投票、舆论参与、个别接触等合法的方式进入政府过程。与此同时，农民工以制度外的罢工、自杀式威胁等激进参与为表现形式政治参与案例常有发生，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从农民工的政治常识和政治态度来讲，农民工对于国际国内的基本政治知识掌握相对缺乏，说明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训练，缺少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平台。同时，农民工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活动的价值认知相对模糊,政治关心呈现喜忧参半的特征,他们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偏弱,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较高。也是研究制订农民工参与政治战略的关键所在。选举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选举型政治参与呈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双重边缘性。无论不参与选举的理由是没机会、没资格、没时间、没经济实力、没兴趣，都使这个群体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基本权利在无形中丧失，社会共识难以得到有效凝聚。在有限的政治参与行为中，政治参与的功利性、不均衡性，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等特点也比较明显。表明政治参与的动力与阻力来自于利益驱动、经济条件和自身素质等因素。农民工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很难阻断，候鸟型与常住型的农民工虽然有所区别，但他们在政治权利享有与表达方面并无二致。沉默不代表真正的软弱。制度环境设计的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受阻，他们又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需要利益表达进而影响政策过程及结果的强烈需求。这种政治参与需求与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错位，造成了农民工在体制外寻求出路的局面。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农民工善于利用日益完备的信息资源，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运用斯科特笔下的“弱者的武器”，更多的是以非制度化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政策出台的过程。“弱者的武器”再弱，也只是在形式上的一种对社会或者特定人群的轻微反抗。在阶层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社会生活中，农民工权益遭受严重损害的事件比比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就是一个明证。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容易与违法犯罪的暴力活动相互关联与相互渗透，对政治稳定和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及参与形式，一般受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的制约。“一般认为，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政治机制、公民个体的行为偏好等方面。[1]”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之下，农民工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政治领域中也迫切要求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随着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对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对自身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公民在国家政策制定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农民工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增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是否能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成为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总体上看，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政治参与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有了参与的可能性和制度安排。制度机制、组织化程度、参与成本、参与主体的素质能力、政府作为情况等多种因素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指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民工通过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影响政府的政策过程，表达自身的政治权利愿望与要求，减少政府的政策失误，使政府运行整个过程与“公意”相一致。这有利于保持政治过程合法性和有序性。具体而言，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又能提升农民工政治素质，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还能推动我国公共决策民主化合法化过程，促进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因素诸多，若想有效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一是要树立公民本位的精神，并从制度安排入手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及政治参与问题。只有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才具有解决的可能性空间。二是改革和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机制，拓展参与渠道。同时，政府应应大力培育农民工社团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工自组织能力，以实现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协商民主，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素质教育，如文化教育、法律教育、政治技能教育、民主意识教育等，以增强农民工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

翟旭丹^[5]（2013）在《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该制度积极作用和不足。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背景；第二章研究了该制度确立过程和内容；第三章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困局；第四章是对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评价。第一章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的背景，分为福利制度建立的动因和基础两个部分共两节。第一节为动因部分，首先介绍了自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的巨大变化，即经济结构由农渔业为主转变为金融工商业为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大量的农民走向城市，进城之后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他们的原有土地保障不再存在，城市生活的多变性使他们生存的社会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在传统的依赖于土地和家族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已经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却不能马上建立的现实情况下，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大量的工人因工致残进而导致生活贫困，迫于生计的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社会秩序也因此开始混乱，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为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发展，当时的政府必须开始着手建立新式的社会风险保障体制。其次，回顾了近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开端是英国在1795颁布了带有社会福利色彩的《济贫法》以及修正案对失业的工人和困苦的人们进行必要的救济，从此改变了先前贫穷是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政府无需进行救济的观念。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真正开始是17—18世纪德国颁布一系列的旨在保护工人、残疾人、低收入者福利权益的社会保险法的出台，虽然初衷是为了维护统治，但是这一制度的确立却有着积极的意义，保险制度使人们在因公害事故、健康不良、失业、家庭生计承担者死亡，或因任何其他不幸使收入受到损失等情况下，不至于沦为赤贫。再次，介绍了西方福利思想的西学东渐和近代上海的新兴社会力量对于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呼声。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是伴随着传教士传教活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通过兴办福利机构解救人们疾苦的方式进行传教，其福利救助理念和做法深深影响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如张謇、熊希龄等人，他们通过兴办新式福利机构的方式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福利模式，由此西方的社会福利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近代上海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城市，知识精英汇集，面对传统的安全维护体系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社会现实，他们开始大声疾呼，通过着书立说等方式介绍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且建议政府接受和采用西方的社会福利理念和做法，以解决社会危机。但是在1927年之前的上海地方政府对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更本没有兴趣，即使采取一些措施时也是迫于形势，并无多少实质的内容，有时甚至对于工人日益高涨的维权行动进行镇压。第二节介绍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形成的基础。首先，本文回顾了传统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福利制度虽然是在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孕育和发展的，但具有社会福利色彩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古代已经出现，我国远古时代就有“有无相贷”、“疾病相救”的思想，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也进行了一些社会福利实践，如建立福利机构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在灾荒年份赈济灾民等。古代思想家理论和封建统治者和做法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和实践基础。其次是南京国民政府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建立提供的政治和立法基础。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之后想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顺应民意满足人们对于新的社会安全维系机制的渴求。秉承孙中山先生关注“民生”的理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模仿西方的社会福利模式建立专门的社会福利事业管理部门并且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设置和法律颁布实施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建立提供了政治和立法基础。转型社会中产生的大量问题呼唤新的个人安全维护机制的出现，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传入和先进中国人的努力探索、古代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福利法律的颁布和机构设置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第二章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内容。分为该制度确立的过程和内容两个部分共两节。第一节为制度确立过程部分，首先介绍了1927年-1932年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的过程和经历的曲折。新建立的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社会福利实施机构并且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福利法规，上海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继承和创新的氛围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1932年的“一·二八”爆发使初见成效的社会福利事业又几乎退回到了1927年之前的水平。其次介绍了社会福利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上海建设年的到来，上海的社会福利事业开始复苏，从1935年到抗战之前有短暂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第二节为福利制度的内容部分，文章从劳工福利、儿童福利、职业指导教育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论述的近代上海市的社会福利制度内容。首先，赋有现代性的劳工福利。劳工福利现代性从法规和内容两方面体现的，法规方面，颁布了明确政府在保证工人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劳动保险和失业救济等方面的责任《上海劳资调节条例》，上海市还出台了两部专门的劳动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上海特别市职工待遇暂行规则》和《上海特别市职工退职待遇暂行办法》标志着上海劳工社会福利制度正式形成；内容方面，劳工福利包括工人失业救济、工人储蓄和保险、教育、医疗卫生和住宅等五个方面，其中很多做法做具有现代性和创新性，如上海市实施的职工储蓄办法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劳工储蓄法律的参考。其次，内涵丰富的儿童福利。近代上海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特殊，儿童福利的重点是为其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城市的建设者。在物质条件方面，侧重于建立现代化的儿童教育体系、创造多元化的教育环境、大力加强师资力量建设；在精神文化方面，上海市政府举办儿童节、儿童年、义诊等社会活动，让儿童增强社会意识、团体意识和服务意识，也让家长更新儿童教育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水平，进行现代家庭教育。近代上海儿童福利为儿童成长和发展创造现代化的成长和教育的环境，努力把儿童培养成为现代城市的建设者体现了儿童福利的丰富内涵。再次，公私力量相结合的职业指导。随着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就业难度也随之增大，积极开展职业指导教育有效促进就业成为当务之急。近代上海出现全国最早的社会职业指导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后又成立第一个该所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职业分工的地方性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导所，其业务范围覆盖了职业指导、健康指导、婚姻指导等方面。在民间组织兴起职业指导的同时，上海市政府也成立了上海市职业指导所，进行社会性就业指导和学校内部职业指导教育，公私力量相结合职业指导的广泛开展有利于求职者正确的自身定位选择职业，促进就业。最后是公用局主导的、官民合作的社会服务。近代上海的社会服务主要是通过政府对民营社会公用事业的管理体现的。近代上海由于政府的财力不足、公用事业投入巨大、民营公用事业早已存在于华界等原因，上海的华界的公用事业大都采用的是政府授予民营企业公用事业的专营权，政府行使监管的职责方式运作。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制定了《上海特别市商办公用事业监理规则》和《上海市公用局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加强对民营公用事业企业的监督同时也给予民营公用事业企业必要的政策扶持。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虽然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但是却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其是在突破原先存在社会福利框架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结合上海本地的实际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进步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三章主要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实施的效果和困局，分为社会福利制度实施效果和困局两个部分共两节。第一节介绍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实施效果，首先是劳工福利实践性突出，劳工福利改善了劳工的住房环境，率先在全国实施了劳工储蓄和保险，政府大量投入的劳工教育也取得成效，体现了劳工福利实践性突出的特点。其次为儿童福利成就显着，通过规范助产事业、设立妇婴保健托儿所、妇婴卫生调查与宣传等方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妇婴卫生行政系统；政府举办儿童节、儿童年让下层儿童体会到儿童福利的益处，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大型的儿童集体活动增强了他们的公共意识、服务意识，同时家长转变了家庭教育观念。再次是职业指导富有特色，职业指导呈现出指导形式从简单走向多样、社会和学校职业指导教育开始分野、职业指导组织也从分散走向联合的特点并且职业指导教育的着作也大量出现。最后为公共服务具有开创性，社会服务方面主要是城市道路的大量的修筑、自来水网络基本形成并且水质有所提高、交通网络形成和出项方式多样化，同时民营公用事业企业和上海市政府有关企业监督程度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第二节是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实施存在的困局。首先，严峻的财政形势制约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由于政府财政紧张和战乱等原因，作为上海社会福利事业主要实施机构的社会局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社会福利事业的运转，福利事业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其次，外商企业和租界当局的百般阻挠，华界的社会公用事业企业相对于外商企业存在着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等诸多不足，外商公用事业企业为了垄断市场，多方阻扰华商建立和外商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社会公用事业企业，囿于当时的国情，上海市政府只能采取在自己的国土上通过向外商购买公用事业经营权的方式为华界公用事业企业争取发展的空间，可见其中的无奈。第四章是对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评价，分为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地位、局限性和当代启示三个部分共三节。第一节研究了近代上海福利制度的历史地位，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理念、完善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功能和架构、有助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再次转型、对近代工人力量的维权意识具有启发性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近代上海市民观念的形成。第二节研究了近代上海福利制度的局限性。用法律的形式把劳工福利劳工的的权利加以固定，这对工人维护自身的权益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工人可以摆脱过去仅仅依靠怠工、罢工的方式进行维权的状况，在与资方的斗争中可以援引政府制定的工人福利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维权，更加具有说服力。但用法律的形式将劳工福利进行固定，其实也是一种压制劳工进一步维权的方法，国民党政府通过法律明确劳工维权的方式，对劳工的维权行动加以限定，意图通过实施社会福利对工人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行整合，达到既缓和了劳资矛盾又稳定的社会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实施社会福利制度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宜之计，与福利制度本身的初衷是不相符合的，这也是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的局限。第三节研究了近代上海福利制度的当代启示。首先，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要和经济水平相适应，根据我国国情有根据、有目的、有计划的规划社会福利的发展进程是十分必要的；其次，要发挥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运行中的效能，政府必须创造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福利运行环境并且具备较强的施政协调能力；再次，必须注重社会福利立法本身的法制要求，处理好社会福利立法的移植和本土化的关系，社会福利立法应向着统一、集约和高效迈进，社会福利立法明确法律的实施方式，确保法律实施的强制力并且具有普遍的适用范围。

陈欣钢^[6]（2012）在《我国医疗改革的媒介话语生产 ——对中央电视台新医改报道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医改话语由国家主导的政策文件,到人人相关的社会实践,再到媒介呈现的话语产品,每个环节都受象征性和政治性背景的左右。在关乎国民健康形象、百姓日常民生的医疗话语上,媒体对于“可说与不可说”、“如何说”的考量显得更为谨慎。本文从医疗改革社会议题的媒介话语生产实践出发,寻找生产机制和媒介呈现中蕴藏的权力及意识形态互动方式。本论题首先考察新医改话语生产的机制性常规。电视新闻媒体受制于它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角色与身份,在医疗场景的建构过程中寻求政府媒体、商业媒体、公共媒体三种属性的平衡。在机构属性和技术常态的基础上,新医改的选题架构通过生产行动者对新闻来源、话语主体和事实材料的判断和取舍来完成。为了分析媒体组织内部和外部力量对话语生产的动态影响,本文提出社会议题的媒介话语空间概念,用话语空间和“敏感区域”的控制和突破来考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介入方式。媒介生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游移于话语空间的“边界”内外,成为一种控制与突破的权力“游戏”。意识形态的统摄力量体现为在特定社会议题的话语空间内选题禁忌的自觉与他控；话语空间的突破乃是官方话语“赋权”和新闻生产行动者专业主义追求的结果。把三年内央视新医改的报道样本作为总体来考察就会发现,新医改的电视文本之间呈现出一种话语冲突的状态。通过新闻故事对新医改同一阶段的实施效果作出描述和评价,电视报道却呈现出对立、割裂的新医改图景。这种话语冲突主要体现在叙事框架对立和医生、患者参与话语生产的身份差异上。反观话语生产的机制性常规,大众媒体对新闻来源、媒介框架等环节的路径依赖造成了话语冲突的客观存在。通常来说,电视新闻产制遵循由新闻来源确定话语主体、由话语主体决定报道立场和新闻框架的常规路径。电视新闻生产者试图在话语空间的“宽容度”内突破常规话语方式,这些尝试构成新医改媒介话语中的生产实践创新。媒体话语与官方话语在个体事件中的“偶然合作”具有积极意义,在较为客观的展现医患生存境况、引发制度拷问的同时,回归大众媒体的社会引导功能。尽管话语方式转向具有偶然性,但个案及其累积效果正在发挥作用,为话语产制方式的变革积蓄力量。在独立的地方新医改个案中,陕西省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独树一帜,改变了市场化运作模式,使神木成为中国医疗保障水平最高的地区。然而,新闻媒体的介入使其舆论走向经历了数次起伏回落。从关注、质疑、肯定到失语,大众传媒介入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了囿于新闻话语生产的权力系统运行方式。本文将神木事件作为完整个案,以媒介文本与深度访谈为材料,试图揭示“全民免费医疗”话语从建构到消解过程中媒体生产与权力主体间的博弈。

吴红梅^[7]（2012）在《包容性增长背景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整合研究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指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全覆盖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目标,现阶段也正朝着这一全覆盖方向前进。然而,实现全覆盖的方式可能是“碎片化”的,也可能是“大一统”的。我国当前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正处于“碎片化”与“大一统”全覆盖的十字路口,即“碎片化”的危害日益显现,“大一统”的需求日益迫切。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以及城乡之间有关养老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异,给参保者带来“不利的融入”,不符合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要求；各政策覆盖对象交叉重叠,造成重复参保和资源浪费,难以实现养老福利的最大化；管理的分散化和参保者权益的便携性损失,与公共治理的整体性和服务的便携性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因此,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大一统”的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实现“大一统”的养老保险的实施策略是什么；如何实现理论指导与政策实践的内在一致性,从而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养老福利的最大化和公共治理的整体性和服务的便携性,是当前政界、学界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五个方面的深入研究,由绪论、五章和尾论三大部分构成。首先,绪论部分,对本项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简单述评,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内容结构和创新意图进行说明。其次,正文部分分五个章节,对政府如何实现“大一统”的养老保险全覆盖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论述。第一章是对本文的理论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梳理与阐释,是本文研究理论基础。整体性治理理论既源于对新公共管理改革导致的弊端和风险社会的来临、社会排斥等问题的反思,也由于新的技术发展成果为其提供的技术基础。整体性治理要解决的问题症状是政策与管理（服务）的碎片化问题和具有棘手性特征的问题。其目标是通过系统思考与顶层设计的思考方法,运用协调与整合的策略,在政策、组织、机构和顾客等多个层面实现整合。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现状无论是从问题症状还是体制背景分析,与整体性治理理论都非常契合。因此,整体性治理理论适用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整合研究。第二章是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演变及碎片化与棘手性问题的审视,是整体性治理应用于具体政策领域的展开和深入,也是本文的重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政策和管理的碎片化与棘手性问题的形成过程。具体而言,从整体性治理视野来审视,其碎片化表现为歧视性规定、各自为政、地盘争夺战、部门主义、视野褊狭等问题；此外养老保险的演变还体现出它不适合常规的理性决策流程,它涉及严重的分歧并且具有延展性和复杂性等棘手性特征。这种“碎片化”政策给参保主体、各级政府造成诸多危害：使参保者遭受“便携性损失”,使政府及其部门间互相转嫁成本,造成资源的重复使用,引发养老保险的欠费、规制缺位和服务遗漏等策略性行为,导致弱势群体的“不利的融入”以及引发养老待遇的攀比上涨之风。第三章是基本养老保险碎片化与棘手性问题生成机理的分析,是整体性治理应用于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的核心部分。引起基本养老保险的碎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对基本养老保险棘手性和规律性特征认识不充分,以致在政策规划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而形成“打补丁”式的政策结果；由于政策目标与手段相冲突,即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目标与其所依赖的体制性因素相冲突,包括行政性分权、“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养老保险属地治理、不完善的分级财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和户籍制度等体制性因素,引起碎片化的意外结果；也由于政府的自利性导致碎片化的有意结果。第四章是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整体性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是整体性治理实践应用的验证。主要借鉴了经济发达国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养老模式的整合经验。有以贝弗里奇模式实现统一的英国经验,有以行业自治管理实现全国统一的俾斯麦模式的发源地——德国的经验,也有建制之初就实行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模式的美国经验,更有至今仍深陷碎片化泥潭的法国的教训。这些典型国家在政策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如何应对基本养老保险碎片化与棘手性问题提供了启示和借鉴。第五章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整合的价值理念、战略目标与实施策略,是整体性治理实践应用的进一步尝试。首先是确立公平、正义、共享的基本养老保险整合的价值理念；其次是明确整合的战略目标；最后是整合的实施策略,具体包括阶段性策略、实践性模式和保障性机制。阶段性策略分为协调、整合与统一三个阶段及其策略。实践性模式包括重构自上而下的责任和激励机制；新建自下而上的协商和参与机制；改革政府内部功能部门和机构；构建与政府外组织的伙伴关系。保障性机制包括统一基本养老保险的信息化平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机制,拆除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双重户籍墙以及整合和强化基本养老保险的监督机制。最后是尾论部分,针对绪论部分提出的研究问题一一作出总结。本文在理论与实践应用方面可能有所创新之处有四点：1.理论工具的创新。本文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来系统分析基本养老保险的碎片化问题,丰富了审视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碎片化问题的理论视角。已有的碎片化研究分散于各个学科,主要集中与社会保障学科,缺乏政策理念和实践操作的一致性,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恰恰弥补了上述研究的不足。2.理论应用领域的创新。本文拓展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应用领域,整体性治理理论最初应用于研究社会政策领域的问题,例如,成瘾者问题、少年犯罪问题等等,后来又拓展到社区治理、循环经济治理、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性别失衡治理等问题领域,养老保险碎片化棘手性问题的整体性治理研究还未见过。3.分析思路的创新。本文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构建了从碎片化与棘手性问题审视→碎片化与棘手性根源分析→整合的国际经验与启示→整合的价值取向、战略设计及实施策略的分析思路,以体现基本养老保险整合从政策理念到实践操作的内在一致性和政策建议的可行性。4.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从问题分析到政策建议都充分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整体主义方法,一以贯之,有利于基本养老保险整合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李迎果^[8]（2012）在《国家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时期,应该坚持把增加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放在了就业首位,充分体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解决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其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大学生作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来源。如果不能合理利用他们,势必造成我国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双重”浪费。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家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既符合政治学研究国家政策的范畴,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题中之义。对于推进和拓展政治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发展和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社会背景,侧重国家和政府政策视角,按照政策理论基础、环境因素和政策设计的研究思路,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比较、国内与国外相借鉴的方法,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分析和研究问题。促进就业是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促就业、调结构、重保障”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时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重点和关键。本文围绕这个主要目标和重点,首先对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西方就业理论、马克思就业思想和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就业思想为国家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入分析就业政策与就业理论的内在联系是本文的理论研究重点,这对于当前就业政策理论基础研究相对缺乏的研究现状起到一定程度的填补作用；其次对政策环境进行了具体分析。主要包括对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时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和特点的分析以及国外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启示研究；最后对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时期国家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进行了政策设计。“促就业”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经济增长、拓宽就业渠道、消除二元劳动力市场、强化就业服务和指导等,主要存在宏观调控政策未能较好体现就业优先、就业拓宽渠道政策不够配套、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完全政策不够完善、就业服务和指导政策不够强化等问题,具体从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以拉动就业需求、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体现就业优先、完善拓宽就业渠道政策以广开就业门路、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以优化就业环境、强化就业服务和指导以减少就业盲目性等方面对政策进行完善和发展。“促就业”结构调整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政策、高等学校专业结构设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大学生能力培养等,主要存在产业结构调整不够同步、高等学校专业结构设置不够合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够深化和大学生就业能力不够到位等问题,具体从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以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引导高等学校专业结构设置以增强结构合理性、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减少人才培养体制性障碍和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以增强就业适应性等方面对政策进行了完善和发展。“促就业”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就业相关法律、社会保障和特殊群体就业帮扶等,主要存在就业相关法律不够健全、社会保障比较欠缺和特殊群体就业帮扶有待加强等问题,具体从健全法律制度以增强就业法律保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建立就业“安全网”和推进“特群特政”以帮助特殊群体实现就业等方面对政策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本文的最大可取之处就在于研究学科的优势。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单一人文社会学科为多,单一学科背景的研究固然注重了科学研究的深度,但作为政府政策而言,应该在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时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思考,这样的政策研究才能更好体现系统性和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实现对接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在进行政策研究中,既能够牢牢把握住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总政策目标的方向,又能较好地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增强政策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使得本文的研究具有了其他单一人文学科研究相对缺乏的综合优势。另外,本文围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时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调结构、促就业、重保障”的重点和关键,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从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角度出发,对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进行了政策选择；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时期所需人才类型预测出发,对高校专业设置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出发,提出了大力发展第三部门、采取贷款优惠和减免税收以及直接补贴并举方式鼓励中小企业吸纳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政策建议；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角度出发,提出了将就业向招生延伸的政策建议；从健全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毕业生电子档案库的政策建议；从强化就业服务和指导工作角度出发,提出了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就业服务和指导工作以弥补目前工作专业性不足的政策建议；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角度出发,提出了以在校大学生学费扣缴或参加社会实践抵缴失业保险的方式来将高等学校毕业生纳入失业保险范围的政策建议。

何雪飞^[9]（2011）在《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以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垫偿制度构建为中心》文中提出在中国建筑业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却受到严重侵害,由于工资拖欠数额大、人数多、时间长,形式多样,受损害的不仅是农民工的生存权益和社会秩序,还包括法律尊严、政府威信和社会公平,开展和加强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一项重要课题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文采用比较研究、实证分析、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对建筑业农民工欠薪成因阐释的基础上,构建了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保障实体和救济程序制度。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就业,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他们职业身份发生了转换,户籍身份却未同步改变,于是在中国出现了影响广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群体—农民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我国建筑业也迅速发展,建筑业生产活动的内在特征和我国农民工的特征共同决定了庞大的建筑业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但2500万进入城市建筑业的农民工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建筑工人。建筑企业劳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企业逐渐剥离劳动关系,包工头承担用人单位的角色,负责招工、管理、监督和工资发放,农民工无法成为建筑企业的劳动者。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我国现阶段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成因复杂。工资支付是用人单位的主义务,但由于建筑业包工现象拉长劳动关系链条,虚幻劳动法上的雇佣关系,造成用人单位缺位是拖欠工资的首要原因。地方政府滥用政府信用,超财力搞建设,建筑企业层层转包和垫资,引发建筑市场信用缺失,导致资金链条上拖欠资金的恶性传导,必然引发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民工身份模糊、亦工亦农,从事有偿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同时,在农村依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土地承包权益,工资和土地对农民工生存的二元保障竟使拖欠变得“合情合理”。法律设定的劳动监察、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救济程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欠薪问题更多是通过政策渠道解决,而拖欠工资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形成对企业的有效制约。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工资支付的一般规定和工资权利的实现方式对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在比较分析香港、台湾地区工资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应完善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保障实体法律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实化建筑业劳动关系与包工形式转换,禁止政府建设工程政府信用的滥用、禁止建筑企业垫资开发,构建建筑业行业内工资垫偿制度及欠薪逃匿入罪。在完善我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制度方面提出了劳动监察应理性处理拖欠工资问题、综合治理政府及其部门的拖欠、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由工会代言和代行及构建简捷有效的劳动争议仲裁、审判机制。

李昱^[10]（2010）在《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领域的新课题,本研究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农民工融城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我国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产生了思想和行为上的诸多困境,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眼于剖析农民工融城时的各种障碍,尤其是心理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旨在构建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农民工融城所适应的制度性构想,促进城乡和谐、工农和谐、人际和谐,发展先进文化、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转型期特点,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主体,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的相关知识,采取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数据分析法、实地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笔者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多年,在运用文献研究法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和农民工方面的文献资料,在长沙、株洲、湘潭、常德等地针对相关农民工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问座谈,积累了大量实证资料,尤其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这两个特殊群体。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立项主持了三项相关省级课题,即《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城问题研究》、《中国农民工“融城”中的心理障碍及其矫正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养模式研究》。本研究系统地梳理了关于农民工概念的界定以及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按历史逻辑线索分析了我国农民工相关政策的演变情况；对英国、美国等国外农民工的德育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以获得相应的启发和借鉴。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较务实,机制较完善。本研究主要探讨了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针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等现实困境,着重分析了制约农民工和谐融城的二元化城乡分割制度和农民工自身素质及其他社会因素,并对当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想形态和现阶段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进行了剖析,从改善农民工融城制度、优化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完善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路径构想。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分别深入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融城问题。由于社会性别不公平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女性农民工的分工模式存在陈规定型,在城市生存中日益趋向边缘化。解决好女性农民工的融城问题,对促进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及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的主体,更是我国产业工人的生力军,事关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攸关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管理者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

二、瞩望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跨越——访劳动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郑功成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瞩望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跨越——访劳动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郑功成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农村扶贫开发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改善新疆民生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环境、现状分析与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医疗改革的媒介话语生产 ——对中央电视台新医改报道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包容性增长背景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整合研究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8）国家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以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垫偿制度构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瞩望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跨越——访劳动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郑功成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D]. 马洁华. 吉林大学, 2018(12)
• [2]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农村扶贫开发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的调查研究[D]. 卢云辉. 武汉大学, 2016(07)
• [3]中国共产党改善新疆民生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D]. 热合木江·沙吾提.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4]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环境、现状分析与实现路径[D]. 高洪贵. 吉林大学, 2013(04)
• [5]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研究（1927-1937）[D]. 翟旭丹.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6]我国医疗改革的媒介话语生产 ——对中央电视台新医改报道的个案研究[D]. 陈欣钢. 复旦大学, 2012(03)
• [7]包容性增长背景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整合研究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D]. 吴红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4)
• [8]国家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李迎果. 云南大学, 2012(10)
• [9]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以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垫偿制度构建为中心[D]. 何雪飞. 中国政法大学, 2011(09)
• [10]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问题研究[D]. 李昱. 中南大学,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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