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广义价格体系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傅伟[1]（2020）在《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文中指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公共物品价格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当今研究依然具有现实需要。一是基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需要,二是基于提升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需要,三是基于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点的需要。纵观已有研究,对“公共物品”的探讨多从公共财政切入,而对“价格”的探讨则多为私人物品交换领域,尽管“公共物品价格”一词频繁出现于众多文献并成为了常用词汇,但两个概念之所以能够结合的机理尚有待进一步解析;已有研究较多地仿照私人物品价格分析的新古典范式,可能难以解释现实中的某些公共物品定价行为,有必要寻找新的交易范式公共物品理论,从产权标价的内在性和“一致同意规则”的决策性,重新理解和确立公共物品价格的经济学内涵。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与评述、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贡献。第二章分别阐述了公共物品和价格的基本涵义。从消费角度,根据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同,可将社会提供的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其中,公共物品又可细分为两类,分别是纯公共品以及准公共品。关于私人物品,其消费特征为竞争性以及排他性,纯公共品反之,准公共品则有三种定义,分别是雷诺兹定义（准公共品是具有外部性的私人物品）、植草益定义（准公共品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或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的物品）和布坎南定义（准公共品是俱乐部物品）。从生产角度,所谓公共物品,是指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或由组织提供的物品,或经集体决策提供的物品。本文认为,是制度选择决定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分类。价格形式反映了某种单位使用价值与货币单位数量的量比关系,体现了物品的有用性、物品的稀缺性、物品的产权性、评价的货币性、交易的博弈性、社会的互动性和支付的代价性。价格形成的价值基础归纳起来有供给侧价值论、需求侧价值论和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供求价值论,但它们均淡漠了物品产权在价格形成中的前置地位和实质内容。只有首先确立交易主体对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及交易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交易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同时产权作为一切依据某种生产要素获取收入的权利,其拥有的要素因使用或耗费而付出的货币代价或价值牺牲便构成了物品的成本,生成和创造的价值便构成了物品的收益,交易中让与和取得的产权权利束的大小便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对价值的探讨有必要回归哲学关于价值定义的本源,公共物品的纳入意味着应将价格概念广义化,方能实现逻辑的自洽。第三章分别从广义的物品、产权、成本、收益和交换等方面对传统的价格范畴进行拓展,得出广义价格的命题。任何价格都是某个或某种、某类物品的价格。人作为“社会人”结群而居,除了个人需要之外还存在共同需要,有赖组织提供。这包括公共资源、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发展、有益品等公共物品。随着人类需要的物品由私人物品向公共物品拓展,价格圈也相应地要由私人物品价格延展到公共物品价格。任何有用且稀缺的物品都有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与之相匹配,产权的让与是各种交换形成的重要原因,交换的同时会产生产权成本和产权收益。广义的产权泛指一切依据某种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权利,一个完整清晰的产权包括排他的所有权、自由的转让权和剩余的索取权,或者包括所有权财产和“共同财产”。人类社会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社团产权三种基本的产权制度,分别对应私人物品、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种物品。成本是指在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基于要素使用或耗费而付出的货币代价或价值牺牲,并随要素范畴的延展而广义化。广义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分别反映了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环境、今人与后人打交道所发生的成本,是分别耗费生产要素、制度要素、环境要素、可持续要素所支付的货币代价和价值牺牲。成本广义化过程中存在层次态演进规律,价格决策者要以广义成本为最低经济界限。要素的投入一方面产生了成本,另一方面产生了收益。价格是产生收益的因素之一,且平均收益便是价格。广义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社会收益和生态收益。它们分别是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运用生产要素所生成和创造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和生态价值。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非经济利益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并通过各种可计量的方式纳入价格体系。广义的成本和广义的收益必须通过交换获得社会承认,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实现,同时广义的物品和广义的产权也使交换的对象和内容发生变化,为此需要将交换广义化。广义的交换是产权让与和取得的交易行为。这表明无论交易主体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还是同一经济主体内部,交易客体是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交易方式是自愿还是强制,交易价格是等价还是不等价,只要其间发生了产权的让与和取得的行为,便属于交易的范畴,在交易中所让与和取得的产权价值的货币标度,便是物品的价格。价格由自由价格向规制价格的演进,税收由税收收入向非税收入的演进,也说明了交换与分配具有同一性,可以在广义交换的命题中获得统一。据此所构造的以市场和科层为两端的交易频谱上,各类物品、产权和价格形态可以有序分布。由此得出,广义的价格是物品产权价值让与和取得的货币标度。从让与主体来看,是让与主体基于所拥有的要素使用或耗费所付出的成本的补偿索价;从取得主体来看,是取得主体为获得物品产权的收益而愿意支付的代价。广义价格包括狭义的市场价格、收费和税收。广义价格的形成和实现是通过交易各方的博弈,遵循“一致同意规则”达成的均衡价格。以交易成本为生产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私人物品实行私人产权和价格制度,纯公共品实行集体产权和税收制度,准公共品实行社团产权和收费制度,是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选择。通过对企业循环经济的初始投入、生产、销售、消费回收环节中的价格、税费、押金、基金、罚款、补贴、政府采购等的考察,不仅表明广义价格的客观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广义价格手段的组合运用,可使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价值链保持增值,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才是广义价格论的真正用武之地。第四章以广义价格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机理和机制。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机理与私人物品价格有所不同,一是存在多个交易环节,二是存在多种价格形式,三是存在多重价格水平,四是存在多条补偿渠道,五是遵循“一致同意”或“大多数同意”的集体定价决策方式,经一致同意达成的均衡价格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之所以作此制度安排,是为了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纯公共品供给的成本由供给决策成本、生产成本、代理成本构成,三者之和构成纯公共品的总价格即税收总额,个人所缴纳的税金则为个人为取得纯公共品所支付的个体价格。纯公共品价格的优化体现在供求实现最优均衡、补偿成本最小化和税制优化。准公共品Ⅰ是指可由公私部门共同提供,允许市场竞争经营的公益性准公共品,其价格由市场经营价格（私人价格）和政府补偿或规制价格（公共价格）合成,其价值补偿来自市场价格和政府补贴双重途径,其中政府补贴的力度视物品公益性程度的大小而定。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则更多的是限制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准公共品Ⅱ是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营性准公共品,其价格具有明显的行政定价和市场定价结合的特征。应区别进入有无障碍、企业有无承受力和自然垄断强弱状况,采取不同的规制决策,达到激励与约束兼容,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兼顾。准公共品Ⅲ是指外部性物品。可通过庇古提出的补贴和税收方式、科斯提出的产权交易方式、威廉姆森提出的纵向一体化方式、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将外部性内在化。第五章在机理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进而阐述公共物品价格的一般计量模型。公共物品价格计量模型由两个自变量构成,一个是定价基础（Bi）,即向个人定价的基础,取决于各类公共物品的消费特征和公共物品的定价目标,有以受益为基础定价和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定价;另一个是价格结构系数（Ki）,其取决于定价的政策目标和定价方法的特点,有线性模型（如定额模型、均一价格模型）和非线性模型（如多部制价格、递增（递减）定价、高峰负荷定价）。第六章研究了公共物品的价格政策。首先阐述了纯公共品的分级供应模式和分税制政策。在分析纯公共品价格结构、税收政策体系的基础上,讨论了税收政策规制问题,指出应税费归位。接着分析了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目标,在回顾我国准共品价格政策目标取向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均衡点”的固化控制为“安定带”的区间调控,变市场、政府分轨定价为“市场+政府”合轨定价,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警。变单打独斗为综合治理的改革建议。第七章为研究结论和展望。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由于侧重于从概念逻辑和理论思辨上进行规范分析,而在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方面存在欠缺,在广义价格研究方面缺乏深入,有待后续研究予以改进和深化。
刘曲星[2]（2020）在《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认定机制及补贴方式初探 ——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为例》文中认为随着2013年中国铁路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如何认定铁路运输服务和项目的公益性以及如何使公益性变得更有效是深化中国铁路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已有的学术和政策研究中,对于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的定义、认定和补贴机制等多为较为抽象和模糊的定性研究,更缺少应用实际数据进行的落地性定量研究,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研究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的认定机制以及补贴方式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市场失灵理论、特许经营理论等现有理论的研究,以及通过对欧盟、英国、日本在铁路公益性运输认定与补贴机制的政策和实践进行的梳理分析,对中国的铁路公益性运输的基本做法、政策及实际情况进行了总结。然后,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含分层次、多步骤、多运输方式的判定程序和标准的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的综合认定机制。接着,根据所提出的铁路公益性运输认定机制,重点采用广义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CBA）对收集到的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黑龙江省地方铁路线路的稀缺数据对公益性运输的认定机制进行了细化的定量分析和判定。计算结果表明:（1）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担当的6对普速客运列车属于公益性运输服务,通过实践验证本文提出的公益性运输服务认定机制初步可行;（2）根据黑龙江省2013-2017年地方铁路线路客货运营数据和财务收支情况,依据本文所提出的认定机制对公益性运输线路进行了判定。进一步验证了提出的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线路认定机制具有可行性。同时对于改进既有的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补贴方式提出了初步建议。最后,提出了将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的相关内容制定于相应法律法规中,由有专业能力的政府部门明确中国公益性运输的定义、认定机制、实现方式与监管制度等政策建议。图14幅,表25个,参考文献65篇。
葛婷婷[3]（2019）在《“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在一起、怎样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一直以来既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构建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俄,当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由一种社会政治理想转变为苏俄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后,当苏俄探索、实行的与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形式与经济建设模式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可行性问题也因此开始引起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与思考。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能否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否存在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大论战。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与合理的经济核算的,即使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也不能具有可行性。波兰旅美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指由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理沙德·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创立的以“兰格模式”为核心,并对其不断进行丰富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该理论模式以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前提,假设消费者和劳动者有自由选择权,并设立中央计划局模拟生产资料市场、统筹全国的经济运行与发展。理论模式保留了小私有制,含有真正的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自由竞争市场与模拟出来的生产资料市场,共两套市场机制和由两个市场决定形成的双重价格体制,有中央、企业、个人三个决策主体。兰格首次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将市场机制从社会制度中抽离出来,将其单纯地视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冲破了传统上市场与社会主义相互排斥、无法共融的藩篱,提出了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然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论证了市场与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可以兼容,证明了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与创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改革都有理论启迪与实践借鉴作用,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市场能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怎样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而这个问题始终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的一条主线与核心。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的探索历程,其实就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商品经济、市场、市场与计划关系认识的过程。在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的接力棒式的薪火相传的积极、持续努力探索之下,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作用等方面的认知不断深化,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出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性论断,同时还要求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出了市场的活力。本文以“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以从中得出有益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的启示与借鉴为目的,通过六个章节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地论述与梳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意义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现状、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及不足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三章论述了“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内容,第四章将“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五章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辩证客观地评价,第六章在上述几章的基础上,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益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的现实启示与借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两颗璀璨明珠,“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时代的关联性。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总结理论模式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仅可以获得很多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宝贵经验与启示,而且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以及正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当代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也有着“他山之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钟亮[4]（2018）在《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目标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TVAR模型的检验》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目标作为研究对象。从已有文献来看,一些研究通过构建包含资产价格波动的指数如FCI,将指数纳入到货币政策规则中来进行分析。本文发现通过构建包含一般物价和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纳入到货币政策规则中来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本文在原有的泰勒规则基础上,分别引入金融状况指数FCI和广义价格指数GPI,构建两种不同形式的货币政策规则,然后在其基础上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检验两种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以达到弥补相关研究不足的目的。本文从理论出发,结合实证进行分析检验。理论部分是对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的理论基础和广义价格指数模型与货币政策规则模型的构建的分析。本文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关系开始,围绕着泰勒规则的起源、发展及包含资产价格波动的指数MCI和FCI的引入展开分析,着重对泰勒规则方程的变化和资产价格指数的重要性进行归纳,从而对构建广义价格指数的必要性建立清晰的认识。在考虑利率平滑等因素后,本文采取两种路径构造新的货币政策规则:一是将FCI指数纳入到修正后的泰勒规则中,形成第一种新的泰勒规则;二是利用广义价格GPI指数替代修正后的泰勒规则中的通货膨胀指标构建第二种新的泰勒规则,从而方便后文实证比较。通过对包含广义价格和FCI指数的泰勒规则有效性的比较,来得出相应的分析结论。实证部分中,本文采用2005年1月至2018年7月的相关月度数据,并进行了价格因素和季节因素的调整。本文首先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别构建反应资产价格水平的FCI指数和反映中国整体物价水平的广义价格指数GPI,在选择适合现实情况的指数后,利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分别以FCI为门限向量对第一种货币政策规则和以GPI为门限向量对第二种货币政策规则进行检验,通过多变量对利率、产出、通胀、资产价格等因素进行冲击,通过比较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变量冲击效果来得出纳入广义价格指数GPI的泰勒规则更具有效性的结论。最后本文结合以上分析,得出了在纳入广义价格指标后货币政策比之前调控效果更好的结论,从而提出建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将广义价格指数纳入到调控目标和完善广义价格指数编制的建议。
陆溢波[5]（2018）在《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协调 ——基于广义价格指数的分析》文中认为传统金融理论认为央行应遵循物价稳定目标来严格制定货币政策,但经过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开始意识到以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制忽视了资产价格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近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之下,资产价格极不稳定,但一般价格水平却没有较大变化,这种现象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资产价格的急剧波动不仅损害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不利于金融稳定,由此引发学术界对货币政策目标的探讨。一些金融学家开始考虑维持传统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能否较好地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这几年我国资本市场也呈现爆发式发展态势,资产总量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的联系日益紧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需要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兼顾物价和金融稳定综合目标。本文首先通过金融不稳定的理论解释分析得到资产价格波动是金融不稳定的本质原因,然后通过资产价格波动下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的冲突和传统货币政策目标面临的困境引发了对货币政策目标的思考,经协调提出了将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结合一致的广义价格指数。为验证将各类资产价格纳入广义价格指数的可行性,采用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广义价格指数并通过实证分析构建的几类广义价格指数,研究发现其中采用动态因子模型构建的纳入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在衡量经济周期变化、度量、反映和预测整体物价水平方面都要优于传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因此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参考目标。为进一步验证构造的广义价格指数可否作为货币政策调整的参考根据,为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提供有效选择,又以我国货币政策相关代理指标和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信贷规模总量和结构与广义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广义价格指数能够在货币政策改变时发生相应的明显变化,货币政策可以有效的调控资产价格。在调控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上,确定以广义价格指数为核心的前瞻性指标体系定位,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今后制定和实施更为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协调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来更好地保障金融稳定。
张晶[6]（2017）在《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定价研究 ——以G市污水处理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准经营性项目由于经济效益通常不明显,市场投资积极性不高,需要采用PPP模式解决其资金供给的缺口。定价问题作为影响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事关政府、私人机构和公众多方的利益,是促进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对PPP模式下准经营项目产品定价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减少PPP项目谈判交易成本,缩短融资时间,提高项目筹备工作效率。同时,特许定价的标准化能够增强私人部门的投资信心,也便于政府对私人承担风险和获得风险的补贴是否适当做出决策。本文以PPP模式下的准经营性项目为研究对象,以准公共产品及其价格理论、博弈论为理论支撑,以风险和收益对等为基本原理,在系统分析准经营性PPP项目产品价格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借助系统动力学对各影响因素间的因果反馈关系进行梳理,进而解析产品价格的形成机理,随后通过构建博弈定价模型并对其求解得到准经营性PPP项目产品在三方博弈下的均衡价格。基于模型求解的结果,以G市污水处理厂PPP项目的相关数据展开案例验证,以此检验本文定价方法的可行性和科学性。经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1）影响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价格的因素共有23个,涉及政府、投资商、承包商、运营商、公众五个项目参与方和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大外在环境;（2）在影响产品价格的23个因素中,关键因素主要有7个,分别是:政府补贴、年运营收入、消费量或使用量、项目公司亏损、单位运营成本、年运营成本和特许经营期;（3）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的均衡价格为关于消费量等影响因素的一阶函数,受产品初始价格影响,且与各影响因素的价值系数、权重的取值相关;（4）案例验证中求得的G市污水处理理论价格低于《S省自来水价格收费标准》中规定的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两者之间的误差为3.3%。据此,本文认为运用博弈定价模型求得的准经营性PPP项目产品的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相比贴合度较高,模型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可以为政府主管部门或公共部门在定价决策时提供依据和参考。
孙玉奎[7]（2016）在《中国货币高增长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性研究》文中指出改革以来我国货币供给持续高速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速高达18%以上,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货币供给增长为何如此之快?其与我国通货膨胀间存在何种关联性?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首先从货币统计角度出发,对货币高增长的内部结构进行剖析,分析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来源。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有外汇占款、买卖有价证券和再贷款等渠道,货币扩张过程主要有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资产、购买有价证券和开展同业业务等存款派生渠道。总量角度来看,过去20多年,我国货币供给增长很快,广义货币年均增速达18.5%。结构角度来看,基于货币乘数理论分析,货币高增长绝大部分由基础货币高增长推动,货币乘数仅在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时期对广义货币增长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分析,基础货币高增长主要是外汇占款高增长所致,货币乘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后企稳的变化态势,前期上升主要受通货比率下降影响,中期下降主要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导致,后期企稳主要归因于我国对于法定准备金率政策的谨慎运用,更加注重结构性货币政策。货币构成结构分析发现,广义货币增长主要是准货币高增长,狭义货币增速趋缓。进一步细分,准货币中居民储蓄存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最大,单位定期存款增速最快,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也占到20%以上,狭义货币中的单位活期存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也较大。货币形成来源结构分析发现,货币增长主要来源于贷款,其次是外汇占款。在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外汇占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率达4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贡献率显着下降。这符合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外汇资金的实际。本文接下来从货币需求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解释了货币高增长的深层经济和金融原因,即实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变化及金融体系特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投资和出口驱动。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金融体系下,投资增加需要更多信贷,从而贷款渠道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强制结售汇制度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出口的增加带来更多外汇占款,从而外汇渠道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性研究方面。首先,鉴于已有研究真正从“长期”视角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基于“长期货币中性”的数理定义,对我国货币增长对实际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影响进行了严格检验,结果显示:基于传统通货膨胀率指标下,长期货币中性在我国并不成立,货币供给增长在长期不但没有对实际产出产生作用,也没有完全转化为通货膨胀率。传统通货膨胀率指标没有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本文基于动态因子指数方法构建了我国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广义价格指数,并基于该指标进一步对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于广义价格指数下的通货膨胀率指标能够验证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也即是说,如果将资产价格的变动考虑在内,长期货币中性理论在我国是成立的。文章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资产市场的发展对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影响问题,在影响机理分析中提出资产市场发展对传统货币与通胀关系的影响有三种效应,即中介传递效应、分流吸纳效应和通货紧缩效应。其中,通缩效应仅发生在严重资产泡沫破裂后的信贷危机情形下发生,我国尚未发生过类似情形,就是说,目前通缩效应在我国并不明显。一般情形下,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与通胀关系的影响取决于中介传递效应和分流吸纳效应的强弱对比,当中介传递效应强于分流吸纳效应,则对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为正,当分流吸纳效应强于中介传递效应,则对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为负。实证研究发现,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产市场的发展对两者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股票市场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为正,即其中介传递效应较强。房地产市场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着的负影响,即房地产市场的分流吸纳效应较为显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分流了部分货币供给增长,使得货币供给增长没有完全流入一般物价领域,因而货币供给增长率没有完全转化为传统的通货膨胀。短期内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性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鉴于目前国内鲜有对不同经济背景下两者间关联程度差异的分析,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首先使用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下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研究证实两者间关联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下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间的关联程度存在差异,以下时期两者间关联程度相对较强:2000年至2001年、2003年至2008年,这些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以下时期两者间关联程度相对较弱:1997年至1999年、2009年至2013年,这些时期恰好对应两次国外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时期,国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货币供给增长最先对房市和股市等资产市场产生影响,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效应所需滞后期较长,资产市场的发展使得货币增长向一般物价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生了变化。资产市场高速发展时期,通货膨胀对于货币增长冲击的响应值达到最大所需时间更久,其对通货膨胀的分流吸纳效应更加显着。文章进一步选取不同变量作为门限变量将经济状态划分为不同区制,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研究证实:短期内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程度并不依通胀预期高低或信贷增长快慢而不同,而与经济增长率高低、货币增速快慢及股市或房市等资产市场繁荣与否有关。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程度越大。货币增长率越高,两者间的关联性越明显。资产市场的繁荣则会分流部分货币增长,使得两者间的关联程度减弱。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货币统计角度出发,对货币高增长的内部结构进行剖析,分析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来源,从经济发展模式角度,解释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根源。第二,对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进行了严格检验。构建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广义价格指数,并基于该指标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第三,梳理总结了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与通胀关系影响的三种效应,并对我国资产市场发展对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基于TVP-VAR和门限回归模型分别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及不同经济状态下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启示主要有:首先,货币问题研究不仅要关注总量视角,更要关注结构化视角;其次,研究更具代表性的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价格指标具有重大意义,宏观调控也应进一步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变动给予关注和反应;第三,关注资产价格变动影响,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其大幅下跌可能对经济和物价稳定带来的过大负面冲击;第四,货币政策等宏观金融政策应与时俱进,综合考虑经济所处发展时期和经济状态,适度发挥好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机制,提高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王凯[8]（2015）在《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体育赛事产权交易的相关研究日益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相关研究还是一个相对新兴的领域。本文在对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的产权特征、产权交易特征、承办权的价值源泉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通过17份承办权交易相关协议（合同）和20余篇密切相关的赛事研究文献进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初级体系,并对指标体系的因素重要性程度进行了专家的调查统计。在此基础上,基于广义价格理论机制对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构建了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模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产权归属清晰、以“市场化”为主导运作方式、盈利是重要目的、交易是价值实现的通道是商业性体育赛事的重要属性。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具有私有产权属性、具有排他特征、具有权利有限性、可交易性、可分割性;从交易价格理论视角,商业性体育赛事作为一种无形的产权资本,其价值来源根本是人的劳动,包括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和媒体背后的间接生产者,尤其是广大的赛事观众（眼球注意力）,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的价值很多时候决定于特殊劳动而非一般劳动;第二,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具有以下产权特征: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是一种非实物财产;是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资产;是一种累积与依赖性极强的资产;一般情况下体现为组织消费的特征;价值实现存在不确定性;稀缺性商业体育赛事承办权是相对稀缺的经济资源;是一种预支性资产;是内容综合的资产。通过调查得出:转播权保护、赞助权益保护、赛事在同项目赛事中的级别、赛事参与的明星运动员的级别与数量、赛事吸引的媒体数量与级别、赛事的规模、赛事传播覆盖的人口、赛事传播覆盖的地域、项目受重视程度、运动员奖金、合同费用、实施费用、当地的政府支持力度、申办方的赛事运营能力、申办方的赛事开发能力、竞争对手的实力等是影响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重要因素,且重要性程度有所不同。第三,从赛事承办权的交易角度考虑,商业赛事承办权在交易中体现出交易主体的两重性,交易的多元组合性带来产权转移的不完整性,稀缺性商业赛事交易的相对垄断带来赛事交易的强附加性,交易的“后验性特征”引发赛事承办方的再投入性,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性和资产专用性等特征。商业性体育赛事价格形成机制过程中主要作用机制有成本机制、供求机制、信息机制、博弈机制等。第四,成本在交易中起到基点的作用,包括直接生产成本、交易费用和显隐并存的外部成本;供需机制是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的分析工具,在供需特性上稀缺性商业赛事呈现出“供需弹性”双低的特性;在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中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引致价格的变动;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受到博弈机制的影响,在协议交易方式中商业赛事的承办权交易呈现出“讨价还价”博弈（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动态博弈）。而通过招投标进行的赛事承办权交易,其博弈的主体增多,承办权交易方式体现为提交申办报告竞标的方式,是一种竞标博弈（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静态博弈）。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受到供求机制、成本机制、信息机制与博弈机制的影响,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赛事承办权价格机制公式: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赛事的成本（赛事转让方）+赛事的交易费用（赛事转让方）+未来收益分享（广告、赞助出让折价）+博弈价格（与竞争对手、赛事所有者的价格博弈）
沈磊[9]（2015）在《基于动态因子模型构建的中国广义价格指数的估计》文中指出一般来说,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持社会整体物价水平的稳定,从而将一般物价的波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但是,目前我国用来衡量物价水平波动的大多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指数（PPI）和GDP平减指数等标题型价格指数,然而标题价格指数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它只包含了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消费品的价格波动,并没有考虑到资本市场中种类日益增多、数量日益庞大的资产价格波动状况。除此之外,因为标题性价格指数没有将未来消费品的价格考虑在内,只是对过去消费品价格波动的一种描述,所有并未能反映未来物价水平的波动信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往往发生一般消费品价格稳定而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异常现象,一国政府根据传统物价波动指标（CPI、PPI、GDP平减指数）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无法再实现物价和金融市场的双重稳定,还有可能因为忽略了资产价格波动而使得针对一般物价水平波动的调控政策失效,传统意义上只要保证物价稳定就能自动实现金融市场稳定的机制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的货币当局,不应再将仅仅包含当前消费的商品、服务价格的CPI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而应将资产价格纳入到一般物价水平波动的体系中,构建一个能更加合理、准确地反映物价变化的指标。首先,本文在根据将资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不同种类资产价格波动的共同因子和个别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其次,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分别就不同种类的资产构建了对应的广义价格指数：包含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广义价格指数（HGPI）、包含股票价格波动的广义价格指数（SGPI）、包含债券价格波动的广义价格指数（BGPI）、包含实物资产价格波动的广义价格指数（RGPI）和包含能源资产价格波动的广义价格指数（PGPI）,不同的广义价格指数针对不同行业、收入阶层和人群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将所有种类资产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结合在一起,构建包含了未来消费品价格波动和当前消费品价格波动的一般广义价格指数（GPI）来反映社会总物价水平的波动状况,为货币当局制定维持物价和金融市场双稳定的货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易萍,马崇明[10]（2012）在《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及广义价格水平指数的构建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渠道与效应进行了理论解释,构建了纳入资产价格因子的广义价格水平指标GPI,并对构建的包含资产价格因子的广义价格水平指数GPI和传统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广义价格水平指数GPI同比指标与CPI同比指标数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GPI是CPI的原因,但CPI不是GPI的原因,房价上涨是导致API影响CPI上涨的重要原因,但房价波动对CPI具有滞后影响,需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而提出仅用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已经不能全面明确地反映现实情况,GPI指标比CPI更适合于用于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
二、论广义价格体系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广义价格体系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关于公共物品的概念 |
| 1.2.2 关于公共物品的需求 |
| 1.2.3 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 |
| 1.2.4 关于公共物品的价格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贡献 |
| 2 基本涵义:公共物品和价格 |
| 2.1 关于公共物品的基本涵义 |
| 2.1.1 基于消费角度 |
| 2.1.2 基于生产角度 |
| 2.1.3 基于制度角度 |
| 2.1.4 公共物品的分类 |
| 2.2 关于价格的基本涵义 |
| 2.2.1 价格形式的特征 |
| 2.2.2 价格形成的基础 |
| 2.2.3 简要评述 |
| 3 理论基础:广义价格论 |
| 3.1 广义的物品 |
| 3.2 广义的产权 |
| 3.2.1 产权的涵义及特征 |
| 3.2.2 三种基本的产权制度 |
| 3.3 广义的成本 |
| 3.3.1 成本的涵义 |
| 3.3.2 成本的延展 |
| 3.3.3 广义成本的层次态分析 |
| 3.4 广义的收益 |
| 3.4.1 收益的涵义 |
| 3.4.2 收益的延展 |
| 3.5 广义的交换 |
| 3.5.1 交易及其交易的三种形式 |
| 3.5.2 交换与分配的相互转化 |
| 3.5.3 交易频谱及各种价格形态的定位 |
| 3.6 广义的价格 |
| 3.6.1 广义价格的定义 |
| 3.6.2 生产制度的选择 |
| 3.6.3 结语 |
| 3.7 广义价格论的应用:以循环经济为例 |
| 3.7.1 初始投入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2 生产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3 销售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4 消费回收环节的价格安排 |
| 4 公共物品的价格形成 |
| 4.1 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过程和机理 |
| 4.2 纯公共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
| 4.2.1 纯公共品供给的成本构成 |
| 4.2.2 纯公共品价格形成优化分析 |
| 4.3 准公共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
| 4.3.1 准公共品Ⅰ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4.3.2 准公共品Ⅱ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4.3.3 准公共品Ⅲ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5 公共物品的价格模型 |
| 5.1 定价基础的确定 |
| 5.1.1 以受益原则为基础定价 |
| 5.1.2 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定价 |
| 5.2 K值的类型和定价模型 |
| 5.2.1 线性模型 |
| 5.2.2 非线性模型 |
| 6 公共物品的价格政策 |
| 6.1 纯公共品的价格政策 |
| 6.1.1 纯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与价格结构选择 |
| 6.2 准公共品的价格政策 |
| 6.2.1 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目标 |
| 6.2.2 对我国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讨论 |
| 6.2.3 对我国准公共品价格政策改革的建议 |
|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认定机制及补贴方式初探 ——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及研究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市场失灵理论 |
| 2.1.2 特许经营理论 |
| 2.1.3 成本效益分析理论 |
| 2.2 国外研究综述 |
| 2.2.1 欧盟铁路公共服务义务 |
| 2.2.2 英国铁路公共服务义务 |
| 2.2.3 日本铁路的“交通权” |
| 2.3 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公益性 |
| 2.3.2 公益性运输 |
| 2.3.3 公益性运输认定机制及补贴方式存在的问题 |
| 2.4 文献评述 |
| 3 国内外公益性运输实践和政策 |
| 3.1 欧盟铁路公共服务义务 |
| 3.1.1 欧盟铁路公共服务义务的实践概况 |
| 3.1.2 英国铁路公共服务义务的实践概况 |
| 3.1.3 欧盟铁路公共服务义务的政策发展 |
| 3.2 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 |
| 3.2.1 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的实践概况 |
| 3.2.2 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的政策发展 |
| 4 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认定机制的理论框架 |
| 4.1 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的判定程序与标准 |
| 4.2 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的成本效益分析基础 |
| 4.2.1 固定运营成本计算公式 |
| 4.2.2 可变运营成本计算公式 |
| 4.2.3 国民经济效益计算公式 |
| 4.2.4 消费者剩余计算公式 |
| 5 以部分客运服务为例的认定机制实践探讨 |
| 5.1 数据描述 |
| 5.2 运营成本估算 |
| 5.2.1 固定运营成本估算 |
| 5.2.2 可变运营成本估算 |
| 5.2.3 外部成本估算 |
| 5.2.4 各对列车的运营成本累计现值总和 |
| 5.3 国民经济效益估算 |
| 5.3.1 票价收入估算 |
| 5.3.2 消费者剩余估算 |
| 5.3.3 安全提升价值估算 |
| 5.3.4 各对列车的国民经济效益累计现值总和 |
| 5.4 净现值的结果与分析 |
| 6 以部分线路为例的认定机制实践探讨 |
| 6.1 数据描述 |
| 6.2 数据变化分析 |
| 6.3 公益性线路的认定 |
| 7 对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补贴方式及政策的初步建议 |
| 7.1 改进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既有补贴方式的初步设想 |
| 7.2 完善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政策的初步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
| 2.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 |
| 2.1.1 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2.1.2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 |
| 2.1.3 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爆发 |
| 2.1.4 兰格个人的成长经历 |
| 2.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理论溯源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经济理论 |
| 2.2.2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 |
| 2.2.3 帕累托最优理论 |
| 2.2.4 考茨基社会主义货币思想 |
| 2.2.5 巴罗内“试错法” |
| 第3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概述 |
| 3.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界定 |
| 3.1.1 “兰格模式”的内涵 |
| 3.1.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
| 3.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内容概观 |
| 3.2.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前提 |
| 3.2.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2.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
| 3.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 |
| 3.3.1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多元化所有制形式 |
| 3.3.2 用计划模拟市场 |
| 3.3.3 具有明显的竞争性 |
| 第4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对比分析 |
| 4.1 “兰格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比较 |
| 4.1.1 产生背景与理论基础的比较 |
| 4.1.2 主要内容与形成过程的比较 |
| 4.1.3 基本特征的比较 |
| 4.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时代关联 |
| 4.2.1 二者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思想 |
| 4.2.2 二者都具有相同的社会主义理念 |
| 4.2.3 二者都肯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兼容性 |
| 4.2.4 二者都极具突破性与创新性 |
| 4.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 |
| 4.3.1 理论来源的超越 |
| 4.3.2 市场地位认知的超越 |
| 4.3.3 政府职能与作用定位的超越 |
| 4.3.4 科学性与实践性的超越 |
| 第5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评析 |
| 5.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价值 |
| 5.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 5.1.2 论证了市场与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可以兼容 |
| 5.1.3 论证了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 |
| 5.1.4 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
| 5.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意义 |
| 5.2.1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与改革实践具有启迪意义 |
| 5.2.2 对后世学者的理论研究有借鉴与启发作用 |
| 5.2.3 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提供全新的方法与思路 |
| 5.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
| 5.3.1 理论模式本身存在缺陷 |
| 5.3.2 未能完全脱离计划经济总框架 |
| 5.3.3 现实可行性与实践性不强 |
| 第6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
| 6.1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 |
| 6.1.2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
| 6.1.3 在实践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 6.1.4 在创新与发展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新的理论飞跃 |
| 6.2 培育和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 |
| 6.2.1 完善、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6.2.2 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6.2.3 完善市场竞争与价格决定机制 |
| 6.2.4 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
| 6.3 推动创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 |
| 6.3.1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 6.3.2 深化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 |
| 6.3.3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
| 6.3.4 增强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 |
| 6.4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6.4.1 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
| 6.4.2 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6.4.3 构建完备的人才培养管理体系 |
| 6.4.4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6.5 深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 |
| 6.5.1 坚持共享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 |
| 6.5.2 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
| 6.5.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 6.5.4 建立完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目标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TVAR模型的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广义价格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2 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的相关研究 |
| 1.2.3 金融不平衡与广义价格关系的相关研究 |
| 1.2.4 货币政策规则修正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创新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的理论与机制分析 |
| 2.1 传统货币数量论 |
| 2.2 金融状况指数FCI理论的发展 |
| 2.2.1 货币状况指数MCI的提出 |
| 2.2.2 金融状况指数FCI的产生和发展 |
| 2.3 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的机制 |
| 2.3.1 托宾Q效应机制 |
| 2.3.2 财富效应机制 |
| 2.3.3 利率机制 |
| 2.3.4 金融加速器效应机制 |
| 3 将广义价格目标函数纳入泰勒规则 |
| 3.1 泰勒规则的提出与发展 |
| 3.1.1 单一货币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 |
| 3.1.2 时间不一致性的讨论 |
| 3.1.3 麦克勒姆规则与泰勒规则 |
| 3.1.4 格林斯潘时期的泰勒规则 |
| 3.1.5 伯南克对泰勒规则的修正 |
| 3.1.6 耶伦对泰勒规则的修正 |
| 3.2 将广义价格目标纳入泰勒规则 |
| 3.2.1 将FCI指数纳入泰勒规则 |
| 3.2.2 将广义价格指数GPI纳入泰勒规则 |
| 4 金融状况指数FCI和广义价格指数GPI的构建 |
| 4.1 广义价格目标函数GPI的涵义 |
| 4.2 FCI指数和广义价格指数GPI模型的构建 |
| 4.2.1 向量自回归VAR与脉冲响应函数 |
| 4.2.2 指标说明和数据来源 |
| 4.2.3 平稳性检验 |
| 4.3 基于VAR构建FCI指数 |
| 4.3.1 基于产出缺口构建FCI指数 |
| 4.3.2 基于CPI构建FCI指数 |
| 4.4 FCI指数的选择 |
| 4.5 基于产出缺口构建广义价格目标GPI |
| 5 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目标的有效性检验 |
| 5.1 TVAR模型的理论介绍 |
| 5.2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
| 5.2.1 数据的选取与相关处理 |
| 5.2.2 平稳性检验 |
| 5.3 纳入FCI指数的泰勒规则的TVAR检验 |
| 5.3.1 以FCI为门限向量 |
| 5.3.2 两区制TVAR模型非线性检验 |
| 5.3.3 最佳门限值估计 |
| 5.3.4 多个变量对产出的冲击效应 |
| 5.3.5 多个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 |
| 5.3.6 多个变量对利率的冲击效应 |
| 5.4 纳入GPI指数的泰勒规则的TVAR检验 |
| 5.4.1 以GPI为门限向量 |
| 5.4.2 两区制TVAR模型非线性检验 |
| 5.4.3 最佳门限值估计 |
| 5.4.4 多个变量对产出的冲击效应 |
| 5.4.5 多个变量对利率的冲击效应 |
| 5.4.6 多个变量对GPI的冲击效应 |
| 5.5 两种新货币政策规则有效性的比较 |
| 5.5.1 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各变量冲击产出的效应比较 |
| 5.5.2 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各变量冲击利率的效应比较 |
| 5.5.3 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各变量冲击价格指标的效应比较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中国现阶段的通胀水平的估计不够全面 |
| 6.1.2 广义价格指数能够较为全面反映整体价格水平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建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
| 6.2.2 将广义价格指数纳入到调控目标 |
| 6.2.3 完善广义价格指数的编制 |
| 6.3 研究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协调 ——基于广义价格指数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 |
| 二、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 |
| 三、广义价格指数与资产价格稳定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目标与广义价格指数：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协调 |
| 第一节 金融不稳定的本质原因：资产价格波动 |
| 一、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的理论分析 |
| 二、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机制 |
| 三、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 |
| 第二节 资产价格波动下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冲突 |
| 一、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冲突现状 |
| 二、传统货币政策目标面临的困境 |
| 第三节 广义价格指数：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协调 |
| 一、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协调的可能性 |
| 二、兼顾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广义价格指数 |
| 第三章 基于动态因子模型下的广义价格指数的构建 |
| 第一节 动态因子模型分析 |
| 第二节 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的构建 |
| 一、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
| 二、仅纳入一种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 |
| 三、同时纳入两种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 |
| 四、同时纳入三种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 |
| 第三节 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构建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广义价格指数的有效性：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广义价格指数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动态特征比较 |
| 第二节 广义价格指数预测和反映效果的检验 |
| 一、自回归模型的介绍及构建说明 |
| 二、模型的定阶和参数估计 |
| 三、模型的检验 |
| 四、模型的预测分析 |
| 第三节 广义价格指数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检验 |
| 一、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
| 二、模型的建立 |
| 三、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 |
| 四、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第四节 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选择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6）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定价研究 ——以G市污水处理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PPP模式 |
| 1.3.2 PPP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
| 1.3.3 公共产品/服务定价方法 |
| 1.3.4 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PPP模式 |
| 2.1.2 准经营性项目 |
| 2.2 准公共产品及其价格理论 |
| 2.3 博弈论 |
| 3 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价格的理论分析 |
| 3.1 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
| 3.1.1 项目各参与方 |
| 3.1.2 外在环境 |
| 3.2 价格形成机理解析 |
| 4 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定价模型的构建及求解 |
| 4.1 定价方法的选用及理由 |
| 4.1.1 准公共产品的传统定价方法及其优缺点分析 |
| 4.1.2 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定价的特殊性 |
| 4.2 博弈定价模型的构建 |
| 4.2.1 博弈过程分析 |
| 4.2.2 参数选取 |
| 4.2.3 模型构建 |
| 4.3 模型求解 |
| 4.4 价值系数及权重的确定方法 |
| 4.4.1 广义价格各因素评价值的确定 |
| 4.4.2 广义价格各因素权重的确定 |
| 4.4.3 广义价格各因素价值系数的确定 |
| 5 案例验证 |
| 5.1 项目简介 |
| 5.2 数据收集与统计 |
| 5.3 模型测评 |
| 5.4 模型测评结果分析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的研究工作及其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附录Ⅱ 专家调查问卷 |
| 附录Ⅲ 访谈提纲（政府方） |
| 附录Ⅳ 访谈提纲（社会资本方） |
（7）中国货币高增长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逻辑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逻辑框架 |
| 1.3 主要创新点 |
| 1.4 不足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及测度指标 |
| 2.1.1 货币供给的概念及测度指标 |
| 2.1.2 通货膨胀的概念及测度指标 |
| 2.2 货币供给理论及相关研究 |
| 2.2.1 货币供给理论：外生论与内生论 |
| 2.2.2 关于中国货币高增长问题的研究综述 |
| 2.3 通货膨胀理论及相关研究 |
| 2.3.1 通货膨胀成因及理论模型 |
| 2.3.2 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 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联理论及相关研究 |
| 2.4.1 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关联的传统理论 |
| 2.4.2 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反常规关系及其解释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货币供给高增长及其原因分析 |
| 3.1 我国货币供给量创造过程 |
| 3.1.1 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 |
| 3.1.2 其他存款性公司开展货币扩张活动 |
| 3.2 我国货币供给总量分析 |
| 3.3 我国货币供给结构分析 |
| 3.3.1 货币乘数结构分析 |
| 3.3.2 货币层次结构分析 |
| 3.3.3 货币形成来源结构分析 |
| 3.4 我国货币供给高增长的原因分析——基于经济增长模式角度 |
| 3.4.1 我国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
| 3.4.2 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高货币供给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分析 |
| 4.1 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典型事实 |
| 4.2 长期货币中性及其检验方法 |
| 4.2.1 截面回归法 |
| 4.2.2 协整检验法 |
| 4.2.3 时序回归法 |
| 4.2.4 向量自回归法 |
| 4.3 基于传统价格指数的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检验 |
| 4.3.1 指标选取及单位根检验 |
| 4.3.2 向量自回归法检验分析 |
| 4.4 基于广义价格指数的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检验 |
| 4.4.1 广义价格指数的构建 |
| 4.4.2 向量自回归法检验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影响研究 |
| 5.1 我国资产市场发展概述 |
| 5.1.1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概述 |
| 5.1.2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概述 |
| 5.2 资产市场发展影响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机理分析 |
| 5.3 资产市场发展影响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指标选取和单位根检验 |
| 5.3.2 协整关系检验 |
| 5.3.3 模型及参数估计 |
| 5.3.4 脉冲响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不同经济发展时期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分析 |
| 6.1 TVP-VAR模型简介 |
| 6.2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数据选取 |
| 6.3.2 模型估计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不同经济状态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分析 |
| 7.1 门限回归模型简介 |
| 7.2 模型设定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变量及数据选取 |
| 7.3.2 线性模型的估计 |
| 7.3.3 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启示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1.1 体育赛事产业的快速发展 |
| 1.1.1.2 赛事政策生态的不断改善 |
| 1.1.1.3 城市事件营销时代的来临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2.1 赛事申办呈现狂热化态势 |
| 1.1.2.2 体育赛事产权交易认识的不足 |
| 1.1.2.3 赛事交易中市场发现价格的能力不强 |
| 1.1.2.4 非理性交易引致赛事的内部恶性竞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产权交易相关研究 |
| 1.2.1.1 产权基本理论研究 |
| 1.2.1.2 产权交易市场研究 |
| 1.2.1.3 产权交易模式研究 |
| 1.2.1.4 产权交易价格研究 |
| 1.2.1.5 定价方法研究 |
| 1.2.2 体育价值相关研究 |
| 1.2.2.1 研究内容分析 |
| 1.2.2.1.1 运动员价值评估 |
| 1.2.2.1.2 体育组织价值评估 |
| 1.2.2.1.3 体育赛事相关价值评估 |
| 1.2.2.2 研究现状分析 |
| 1.2.2.2.1 重宏观理论研究，轻实际操作研究 |
| 1.2.2.2.2 重质性研究，轻量化研究 |
| 1.2.3 体育相关价格研究 |
| 1.2.3.1 国外研究 |
| 1.2.3.1.1 文献检索情况 |
| 1.2.3.1.2 内容分析 |
| 1.2.3.2 国内研究 |
| 1.2.3.2.1 文献检索情况 |
| 1.2.3.2.2 体育价格研究内容分析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3.2.1 理论意义 |
| 1.3.2.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对象 |
| 1.4.3 研究思路 |
| 1.4.4 研究方法 |
| 1.5 重点与难点 |
| 1.5.1 本文研究的重点 |
| 1.5.2 本文研究的难点 |
| 2 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相关概念 |
| 2.1.1 商业性体育赛事 |
| 2.1.1.1 商业性体育赛事的产权归属清晰 |
| 2.1.1.2 以“市场化”为主导的运作方式 |
| 2.1.1.3 盈利是商业性体育赛事的主要目的 |
| 2.1.1.4 交易是商业性体育赛事的价值实现通道 |
| 2.1.2 赛事所有权、主办权、承办权 |
| 2.1.2.1 赛事所有权 |
| 2.1.2.2 赛事主办权 |
| 2.1.2.3 赛事承办权 |
| 2.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理论基础 |
| 2.2.1 产权理论视角的商业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 |
| 2.2.1.1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具有私有产权属性 |
| 2.2.1.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具有排他性特征 |
| 2.2.1.3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具有有限性 |
| 2.2.1.4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具有可交易性 |
| 2.2.1.5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具有可分割性 |
| 2.2.2 价格理论视角的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 |
| 2.2.2.1 古典价格理论角度的体育赛事价值问题 |
| 2.2.2.2 边际效应理论视角的体育赛事交易 |
| 2.2.2.3 博弈价格理论视角的体育赛事交易 |
| 2.3 小结 |
| 3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的产权特征、价值来源、影响因素 |
| 3.1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的产权特征 |
| 3.1.1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是一种非实物财产 |
| 3.1.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是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资产 |
| 3.1.3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是一种累积与依赖性极强的资产 |
| 3.1.4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一般情况下体现为组织消费的特征 |
| 3.1.5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的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 |
| 3.1.6 大中型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是相对稀缺的经济资源 |
| 3.1.7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是一种预支性资产 |
| 3.1.8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是内容综合的资产 |
| 3.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的价值源泉 |
| 3.2.1 直接生产者 |
| 3.2.2 间接生产者 |
| 3.2.3 价值生成过程中的“二次传播”与“二次售卖” |
| 3.3 体育赛事承办权商业价值影响要素分析 |
| 3.3.1 体育赛事承办权商业价值的价值模型 |
| 3.3.2 商业性体育赛事价值形成中的“级差地租”现象 |
| 3.3.3 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维度商业性体育赛事价值影响要素 |
| 3.3.3.1 比赛参与人员的竞技技术与水平 |
| 3.3.3.2 赛事整体的品质保证 |
| 3.3.3.3 赛事的文化特征开发 |
| 3.3.3.4 赛事自身的营销投入、运作效率，赛事的服务质量管理 |
| 3.3.3.5 赛事的历史积淀 |
| 3.3.4 市场认可维度商业性体育赛事价值影响要素 |
| 3.3.4.1 主办组织的市场认可度 |
| 3.3.4.2 赛事的功用性 |
| 3.3.4.3 赛事的资产权益保护情况 |
| 3.3.4.4 赛事的亲切感（群众基础） |
| 3.3.4.5 赛事特定资源的专有性（排他性） |
| 3.3.4.6 赛事诚信感：“机会主义”与“敲竹杠”问题 |
| 3.4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商业性体育赛事的产权保护是交易价格的前提 |
| 3.4.2 商业性体育赛事的自身影响力是交易定价的依据 |
| 3.4.2.1 赛事的现实情况 |
| 3.4.2.2 赛事的发展情况 |
| 3.4.3 商业性体育赛事的成本是交易定价的基础 |
| 3.4.4 商业性体育赛事申办方的经济社会环境是交易定价的支撑 |
| 3.4.4.1 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关联因素考量 |
| 3.4.4.2 直接因素对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影响 |
| 3.4.5 商业体育赛事交易各方的博弈力量是交易定价的关键 |
| 3.4.6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体系与重要性分析 |
| 3.5 小结 |
| 4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构成与模型 |
| 4.1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的特征 |
| 4.1.1 交易主体的两重性 |
| 4.1.2 承办权交易的多元组合性带来产权转移的不完整性 |
| 4.1.3 稀缺性商业赛事交易的相对垄断带来赛事交易的强附加性 |
| 4.1.4 交易的“后验性特征”引发赛事承办方的再投入性 |
| 4.1.5 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性和资产专用性 |
| 4.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广义价格机制的引入 |
| 4.2.1 广义价格理论在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中的适用 |
| 4.2.1.1 商业性体育赛事准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特性分析 |
| 4.2.1.2 广义价格视域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的新制度交易特征 |
| 4.2.1.3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具有显着的信息不对称与博弈决策特征 |
| 4.2.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方式 |
| 4.2.2.1 协议转让方式 |
| 4.2.2.2 招、投标制度 |
| 4.3 成本机制：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起点 |
| 4.3.1 商业性体育赛事具有较为综合的直接成本 |
| 4.3.2 商业性体育赛事具有较高的交易费用 |
| 4.3.2.1 商业性体育赛事交易成本呈现“三高”特征 |
| 4.3.2.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费用“序列性”构成 |
| 4.3.3 商业性体育赛事具有“显隐共存”的外部成本 |
| 4.4 供求机制：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的分析工具 |
| 4.4.1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市场分析 |
| 4.4.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供需弹性的“类型化” |
| 4.4.3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供需均衡的“类型化” |
| 4.4.4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商业赛事引致需求分析 |
| 4.4.4.1 引致基础：经济现代化引致商业性体育赛事需求 |
| 4.4.4.2 引致关键：“政策改革”引致商业性体育赛事需求 |
| 4.4.4.3 引致支持：“社会现代化”引致商业性体育赛事需求 |
| 4.4.4.4 引致核心：“人的现代化”引致商业性体育赛事需求 |
| 4.4.4.5“城市现代化”进程引致商业性体育赛事需求 |
| 4.4.4.6 商业性体育赛事引致需求的特征分析 |
| 4.4.4.7 商业性体育赛事引致需求面临的现实困境 |
| 4.5 信息机制：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的决策依据 |
| 4.5.1 信息不对称带来赛事承办权交易效率的折损、成本的增加、市场道德与逆向选择风险 |
| 4.5.2 信息不对称带来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的不确定 |
| 4.5.2.1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中存在着“三角”信息不对称影响价格形成 |
| 4.5.3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信息不对称的形成机理 |
| 4.5.3.1 利益诉求：买卖双方的自利性行为带来信息不对称 |
| 4.5.3.2 成本要素：过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带来信息不对称 |
| 4.5.3.3 技术因素：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缺失带来信息不对称 |
| 4.5.4 突破信息不对称的行动策略 |
| 4.5.4.1 建立国家级的赛事储备与识别系统 |
| 4.5.4.2 打造赛事申办或赛事供给组织品牌 |
| 4.5.4.3 建立赛事产权交易平台 |
| 4.5.4.4 加强信息披露，规避逆向选择 |
| 4.6 博弈机制：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的竞争要素 |
| 4.6.1 博弈论引介 |
| 4.6.2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的价格博弈 |
| 4.6.3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博弈的影响因素 |
| 4.6.4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的“讨价还价”博弈和“竞标博弈” |
| 4.6.4.1 协议转让方式下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的讨价还价博弈 |
| 4.6.4.2 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的竞标博弈 |
| 4.7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模型 |
| 4.8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案例分析——“上海大师杯”申办案例 |
| 4.8.1 上海大师杯承办权申办简介 |
| 4.8.2 上海大师杯承办权的成本分析 |
| 4.8.3 上海大师杯承办权的博弈分析 |
| 4.9 小结 |
|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5.2 研究的创新点 |
| 5.3 研究的不足 |
| 5.4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1：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重点分析文献 |
| 附件 2：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分析文件 |
| 附件 3：赛事承办权（申办费）交易价格影响因素调查表 |
| 附件 4：受教育经历 |
| 附件 5：科研成果 |
（9）基于动态因子模型构建的中国广义价格指数的估计（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资产价格分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资产的界定 |
| 第二节 资产分类的研究 |
| 第三节 资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模型介绍和数据的处理 |
| 第一节 动态因子模型介绍 |
| 一、广义动态因子模型——基于状态空间模型 |
| 二、动态因子模型——基于主成分和状态转移分析 |
| 第二节 指标和数据的选取以及数据的处理 |
| 一、资产价格指标的选取 |
| 二、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
| 第五章 资产价格纳入动态因子模型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广义动态因子模型的构建——基于状态空间模型 |
| 一、共同因子分析 |
| 二、个别因子分析 |
| 第二节 广义价格指数的构建 |
| 一、因子定阶和因子估计 |
| 二、基于单种资产价格波动构建广义价格指数 |
| 三、基于多种资产价格波动构建广义价格指数 |
| 第六章 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央行的选择 |
| 第一节 本文的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10）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及广义价格水平指数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现状 |
| 二、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研究 |
| 1.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渠道与效应 |
| 三、引入资产价格因子构建广义价格水平指数与实证研究 |
| (一) 相关文献研究 |
| (二) 广义价格水平指数的构建 |
| (三) 、API与CPI实证检验 |
| 1. 数据来源及其本分析 |
| 2. API与CPI单位根检验 |
| 3. API与CPI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 脉冲响应分析 |
| 四、本文结论及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政策建议 |
| 1.本文结论 |
| 2.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政策建议 |
| 3.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四、论广义价格体系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D]. 傅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2]中国铁路公益性运输认定机制及补贴方式初探 ——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为例[D]. 刘曲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3]“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葛婷婷. 吉林大学, 2019(02)
- [4]货币政策调控广义价格目标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TVAR模型的检验[D]. 钟亮. 广东财经大学, 2018(07)
- [5]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协调 ——基于广义价格指数的分析[D]. 陆溢波. 安徽财经大学, 2018(09)
- [6]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定价研究 ——以G市污水处理厂为例[D]. 张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02)
- [7]中国货币高增长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性研究[D]. 孙玉奎. 中央财经大学, 2016(12)
- [8]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研究[D]. 王凯. 上海体育学院, 2015(02)
- [9]基于动态因子模型构建的中国广义价格指数的估计[D]. 沈磊. 安徽财经大学, 2015(05)
- [10]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及广义价格水平指数的构建研究[J]. 易萍,马崇明. 中国证券期货,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