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新变化

一、如何看待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新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杨伟荣^[1]（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杨磊^[2]（2019）在《意识形态引导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服务于国家政权巩固、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引导是指执政党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手段引领全体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过程。意识形态有着广泛的社会功能。意识形态引导功能是意识形态功能的一个方面,表现为:定向解释世界,提供价值和规范,供给制度和政策。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实现需要内外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其功能的实现既要有清晰的主体和客体、明确的目标和内容,还要有持续的动力以及媒介。从外部条件看,社会发展的诸要素制约着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发挥,其中,经济生产中的经济技术、经济体制、国际经济环境是影响意识形态引导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结构中家庭结构、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改革是影响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因素,政治上层建筑中执政党、国家机构和法治体系的调整是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手段,观念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思潮是意识形态引导的主要对象。政治系统理论为理解意识形态引导的整个过程提供了一套分析方法。按照此方法,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引导看作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的良好运行仰赖于充分的内外部条件。政治系统理论提供了把内外部条件放入意识形态引导系统中进行分析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意识形态引导的运行机制。这一机制是分析意识形态引导全过程的一种视角,它把引导过程分为四步,即需求的输入、支持的输入、支持受到压力时的反应、反馈环路与特定支持的输出。在需求输入环节中,需求是指能够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需要。社会成员需求的广泛性使得需求过多成为意识形态引导的难题。因此,对需求产生之前的表现形式—欲望进行调节和转化就十分重要,即要建立欲望转化和调节机制。当那些正当的欲望必然转化为需求时,对需求流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就成为了又一个难题,因此,要建立需求流量调节机制。当需求输入后,执政党必然要对这些需求进行回应,这就是支持的输入。不管是显性支持还是隐性支持,支持的承担者主要是执政党。然而,执政党在进行支持输入过程中,必然受到经济社会复杂环境的干扰以及自身局限性或失误的影响,支持受到损耗的结果不可避免。正因为如此,支持输入后必然会受到部分社会成员需求仍没有被满足而带来的压力。此时,执政党必须做出反应。最有效的办法是提供弥散性支持,具体就是:执政党当中的引导者采用友好的态度和持续的善意,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虽然支持输入和弥散性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社会成员的需求问题。但是,仍有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因经济社会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无法完全被满足,此时,执政党必须提供特定的支持,即提供有针对性的方法、价值观和政策来满足这些需求。支持的特定输出过程就是反馈环路,它分为反馈刺激、反馈反应、反馈信息、特定输出四个步骤。之前的政策输出、环境的变化、社会成员的认知性反馈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反馈刺激,这些刺激的各种表现就构成了反馈反应。积极的反馈反应是执政党之前输入的支持满足了部分社会成员需求的结果。消极的反馈反应是各种复杂因素带来的社会成员需求变化而没有被满足的结果。面对消极反应,最有效的办法是,执政党以成本最低、收效最大的方式优先满足某些最有影响的成员。除此之外,执政党还必须对消极反馈反应中的信息进行研究,具体要研究这些信息出现失真和时间延搁的情况,进而获得及时、准确的社会成员的动态思想和行为信息。但是,执政党只有信息,没有输出能力,仍然无法提供有针对性且高质量的输出。因此,执政党要善于利用自身具备的内外部资源,以最大的努力和诚意输出特定的价值观和政策。一般而言,这种特定的输出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那些特定的需求。但是,若想顺畅地进行意识形态引导,还必须把这种输出与弥散性支持结合起来,持续地在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提供支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化巨大,意识形态引导处在异常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之中,既有积极因素,又面临不少挑战。积极因素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引导的理论基础不断夯实,意识形态引导的方式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引导的机构不断健全等方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有:社会思潮冲击主导性意识形态,重大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频发,主客体成员带来的隐患等。挑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实现意识形态引导功能所需的内外部条件不足。表现为:外部条件的复杂性,内部条件满足的艰巨性。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引导运行机制不完善。表现在:党对人民群众需求的转化和调节能力较低,导致需求过载现象出现;支持输入不足与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意识形态引导受到压力时,反应者和反应时间方面存在问题;特定支持输出过程中反馈环路的部分环节存在压力。为了在剧烈变化着的时代长久稳固执政,中国共产党应从两方面入手应对意识形态引导面临的难题。首先,从长远看,应认清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实现的内外部条件。要认清外部条件中,经济发展是意识形态引导持续有效的根本前提,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因素,政治上层建筑的调整是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手段,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须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长期格局;要认清内部条件中,主体、客体、目标、动力和媒介等方面问题改进的艰难性和长期性。其次,在短期内,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优化意识形态引导的运行机制,满足和调节人民群众近期的迫切需求。具体就是:完善欲望转化机制和需求流量调节机制;提供强劲且精准的支持输入;保持受到压力时的恰当反应;畅通特定支持的反馈环路。

王观杰^[3]（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中间阶层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而阶级斗争学说是这一理论的基石,它十分强调社会两大基本阶级的对立及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大阶级自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认识到两大阶级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二者内部形成各个阶层。由于阶级存在分层,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于是产生,他们介于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无产阶级之间。两人关于资本主义中间阶层思想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清晰而且明确的发展脉络。马克思在考察欧洲封建社会时,他发现“中间等级”是社会中间阶层。因为他们处于上层贵族和底层农奴中间,主要由中世纪的市民阶级和独立自营的小农构成。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中间等级”成长为新兴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迅速发生分化,分裂为大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于是,小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位于上层的大资产阶级以及下层无产阶级之间。然后,在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经历着重大转变,即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传统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产业经理阶层和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这批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中间阶层。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中间阶层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和研究,形成了有关二者的诸多论述。早期的马克思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层,他们也被称作“旧中间阶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旧中间阶层将不断减少,乃至消亡。但是,晚年的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时,逐步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中间阶层”。通过细致研究,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部分人将会发展壮大。实践证明,前、后两种模式的中间阶层理论是科学性的。这一点,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得到了全面的论证。因此,梳理与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主义中间阶层理论显得尤为必要,并且有必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他们的这一理论也从理论化为现实。具体来说,他们的旧中间阶层思想对俄国及中国的革命运动起到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新中间阶层理论在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贾云飞^[4]（2019）在《《共产党宣言》的阶级理论研究》文中认为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阶级社会的根本观点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围绕阶级理论的运用和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成果存在着诸多学术争议,致使阶级理论呈现出被边缘化的趋势,对《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阶级理论的研究有所减少。新时代下,为回应阶级理论面临的挑战,结合全球化背景下阶级结构的演化,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价值,深入系统地研究《共产党宣言》的阶级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宣言》产生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时代,它内容丰富,观点众多,包含了阶级产生的基础、过程和使命任务;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历史的特殊阶段;共产党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等理论观点。本文从《宣言》诞生的时代出发,分析阶级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与思想渊源,对其阶级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探讨论证,为进一步研究阶级分析方法的时代内涵、运用原则奠定基础,进而针对全球化进程中阶级结构变化的特点,为应对复杂的阶级阶层变化和隐秘的阶级斗争提供思路,为解决阶级阶层的矛盾冲突拓展路径。

张若云^[5]（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阶层理论研究（1978-2017）》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出现了广泛分布在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社会阶层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人民群众的主体内涵,是新时期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最主要特征。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新社会阶层的年龄结构偏低,学历结构偏高,在高新科技、教育科研、创新开发、金融管理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新社会阶层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间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或可说,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操作运行者和推动促进者。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团结、鼓励和引导这些层出不穷又变动不居的新社会阶层,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有生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阶层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和内在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阶层理论从方法论层面将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融为一体,使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实现了中国化发展和创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与阶层分析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本文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社会阶层经历了从80年代恢复原工商业个体户、私营业主的合法性地位,到9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崛起,非公有制经济群体迅速发展壮大,再到新世纪以来,信息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以技术、知识、管理为资本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的实践发展过程。与此同时,党中央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不断解放思想并创新理论,在充分尊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对这些既已形成的新社会阶层经由“承认——肯定——鼓励”的认识过程,最终赋予他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全新身份,与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共同组成了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争取、团结和引导新社会阶层共同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阶层理论得以产生、丰富和发展。随着社会历史不断向前推进,新社会阶层还将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阶层理论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吴立红^[6]（2017）在《二战后日本阶级结构的变化及日共的调适与应对》文中提出自二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以及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仍旧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二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构成日益分层化且呈现出相对贫困化的趋势;三是近90%以上的日本国民在阶层归属意识方面定位为“中流”,中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四是包括农民、青年人、妇女、老年人以及外国劳工等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呈现出日益边缘化的新特征等等,这些新变化无疑给日共在政治上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由于日共原有的一些理论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但是日共又没有及时地找到一系列可替代的新理论,致使日共不仅在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方面逐渐萎缩,而且在政治选举中的表现也令人感到差强人意。面对这种情况,日共必须适时地、灵活地在理论、实践层面上作出一系列新的调整来代替那些旧的理论和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在党的建设方面作出一系列的调整,诸如:将党的性质的定位逐渐从“工人阶级政党”转向“群众性政党”,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更为强调“发扬民主”,在党的斗争策略、方式上强调“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在党的意识形态方面奉行“无国家哲学”论,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进一步地壮大党的队伍等等,这些新政策的及时出台确实在近年来的日本大选中为日共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不容忽视的是,日共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因操之过急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日共在调整改革过程中潜藏着从传统共产党色彩向社会民主党色彩转变的危险。本文主要以阶级作为分析视角,通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历史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以及定性分析方法等来全面地对二战以来日本阶级结构的新变化进行系统地阐述,进一步地厘清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与日共的理论政策的调整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日共从“工人阶级政党”转向“群众性政党”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鲁宁^[7]（2017）在《西方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研究》文中认为一、主要内容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新社会运动。在对新社会运动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通过梳理西方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在性质方面从社会学与政治学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总结提炼出新社会运动的特征,重点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第一章辨析了社会运动、传统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等相关概念,梳理了新社会运动在美国和欧洲各自发起之后如何走向合流,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和政治学两个角度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的性质,最后总结提炼出新社会运动的特征,包括社会基础广泛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运动形式非常规化、组织形式分散化、动员形式网络化。第二章重点从理论层面介绍了新社会运动的分析工具,包括资源动员理论、集体行为理论、社会变迁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等。第二部分旨在深入分析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因。第三章在原因方面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社会变迁方面包括现代化进程的失范、现代性危机的结果以及社会转型升级的冲突;国家社会结构方面受国家结构的复杂影响以及社会结构的主导影响;意识形态话语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新构建、大众文化的新发展以及认同意识的再形成。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对策、困境。新社会运动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政党政治、社会关注焦点及其民主理念三方面;西方国家应对新社会运动的策略,主要包括增强社会认同感、维护当前政治制度、调整政党策略、发挥国家利益调整作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政治体制结构等;新社会运动遭遇的困境,主要包括理论支撑较混乱、发展路径不清晰、主导力量不明确等。第四部分重点分析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五章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包括制度化、组织化、全球化三大趋势;第六章在对比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提出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既存在差异和挑战,又有趋同相近之处,二者存在着矛盾、疏离与合作三种关系。二、主要观点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本文主要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新社会运动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体现。新社会运动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总体特征和最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社会运动替代了传统工人运动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社会抗议力量,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高度变化,包括信息化、风险化、扩张化、全球化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也有了新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未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未变。第二,新社会运动的发展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多样性的表现。新社会运动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一股反抗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重要表现。虽然与传统工人运动存在诸多差异和不同,但它仍然带着多样性的价值诉求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提出了异议和挑战,对资本主义的体制和秩序构成了威胁,在性质上是持中性偏左的政治立场。其很多思想意识和价值理念来源于社会主义,且在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相通之处,其价值诉求在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总的看来,新社会运动在发展方向上具有较为明显的走近社会主义的趋势。

周明明^[8]（2015）在《冷战后西欧共产党变革与组织转型研究 ——以法共、希共、意重建共为例》文中指出西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其社会主义发展寄予厚望的地区。西欧共产党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和影响最大的共产党群体,是推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来,西欧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从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民族国家内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从二战中站在战争最前线引领民众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到战后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和政府组阁,从冷战的打击迫害中顽强生存到实现欧洲共产主义的中兴,西欧共产党结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100多年来西欧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形态发展的历史轨迹是：群众性工人政党——“职业革命家”的先锋队政党——现代群众性政党。表面看来,现代群众性政党又重新回到第一时期的政党组织形态——群众性政党,但这是在更高层次或更高水平基础上的回复,是螺旋式的上升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探索并没有成功,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西欧各国共产党都陷入了极端困难、举步维艰的境地,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党、老党相继改旗易帜或自行解散,坚持生存下来的共产党有的面临极大的发展难题,有的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性政治组织。苏东剧变20多年来,坚持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中奋进的西欧共产党,深刻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顶住国内外压力,继续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努力适应国内外形势和条件变化,积极进行理论、战略策略的调整和变革,致力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战略和活动方式。经过长期不懈努力,这些党的组织力量逐渐趋于稳定,社会影响也慢慢有所恢复,尽管这种复苏仅仅是相对意义或者说是部分意义上的。我们还必须看到,长期以来西欧共产党受苏共影响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们依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而苏东剧变的发生正好起到了“松绑”的作用,使得西欧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党情国情的政党变革之路。从此,西欧共产党开始摆脱过去盲目追求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和封闭僵化的做法,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启动了变革和转型之旅,马克思主义本国化实践有了新发展、新突破。本文认为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代表了西欧共产党变革与组织转型的三种类型：希共坚守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特征,属于基本不改变、守成类型；意重建共在更大程度上抛弃了共产主义组织遗产,属于激进转型类型；法共的变化介于两者之间,属于部分改革、稳健类型。论文围绕冷战以后法国、希腊和意大利三个国家共产党变革与组织转型的基本内容,从党的纲领、党的目标、组织属性、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组织运作这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考察,以期对西欧共产党的组织变革有一个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认知。从整体上说,虽然法共、希共、意大利共产党都属于大党、老党,但由于反共的意识形态在西欧国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年也始终很难有较大发展,反倒是陷入政治目标迷茫、党员大量流失、基础组织瓦解、政治影响力骤降的状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党的理论主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进行着反思和调整。比如金融危机以来,法国共产党就纠正了自己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偏向,逐渐转向更加强调党的阶级立场和工人阶级政党的身份特征,强调法共与社会民主党相区别的独立性等。论文试图构建一个西欧共产党组织变革与组织转型的立体化评价模型：既看西欧各国共产党选举表现,即短期行为水平；又看他们在议会外的斗争表现,这反映着他们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共产主义遗产,即长期目标的实现。按照此模型,首先以政策取向目标为向度,即从意识形态、继承共产主义组织遗产、议会外斗争情况,评介分析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组织变革与组织转型的成效。然后又站在选举政治向度,即从选举表现、以选举为目标的政党联盟、参与政府情况,衡量了它们的组织变革与组织转型成效。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希腊共产党是西欧共产党的激进左翼派,它的理论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强。与其类似的还有德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意重建共一直在反复摇摆,理论政策不定型,至今没有形成党的统一纲领。法共先是在苏东剧变后表现较为激进,后来出于迎合议会斗争需要,着意淡化意识形态特色和身份标识,进入21世纪后,有意识回归传统,更加重视共产党特立独行的立场、纲领和政策。总体上看,法共、意重建共均呈现出激进-温和-激进的变革路线,但意重建共继承了原意大利共产党善于革新的特点,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政党自居,对共产主义组织遗产的变革幅度更大,法共更像一个温和的后共产主义政党,一直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当然,由于国情党情不同,它们各自不尽相同的变革调整幅度和路径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每一个共产党来说,如何平衡好政策取向目标与选举取向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变革中不淹没自己的身份特征,保持独立自行的行动能力,又成为各国党难以逾越的鸿沟。2008年以来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为西欧共产党创造了有利的历史契机和发展环境。西欧各国共产党纷纷抓住机遇,努力克服其他替代左翼力量的政治挤压、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政党组织衰落、党内分裂痼疾助长下的政党碎片化趋势、缺乏务实管用的激进主义政治议程、变革与组织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等困难和挑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发展转型和力量整合。在理论体系上,适时调整自身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重视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主张唤醒工人阶级的抗争意识和阶级意识,以反对资本主义为核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践探索上,根据危机后的形势和国情重新确定了战略目标和近期任务,实施了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并在国际联合方面进行了积极调整。西欧共产党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的探索、调整和变革,为解答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沿着何种路径推进西欧共产党的变革与组织转型等历史性课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和现实启示。它们的斗争成就,也使人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期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希望。当前,西欧共产党变革与组织转型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如何根据时代和资本主义最新的发展变化,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策略和战略,依然是当前西欧共产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从长远看,西欧共产党变革与组织转型的得与失、正确与错误也只能依靠未来的实践来检验,来得出结论。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只遵循一个模式,效仿一个样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必须在发展中及时进行调整和改革。西欧共产党的变革与组织转型至少目前来看,还是不成功的,这也说明了西欧共产党还未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这一重大课题上始终没有破题。作为共产主义身份特征的政党,简单地以改革为借口而淡化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同样难以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这样不仅难以争取到中间社会阶层,连自己最忠诚的支持者也会纷纷离去。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拥有深厚文化积淀、光荣革命传统、善于理论创新的西欧共产党一定能够披荆斩棘、走出一条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

李媛媛^[9]（2015）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阶级问题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重要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对立物,而是从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延异”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就是对不同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阶层状况的总体的分析与判断。在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立足于西方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反思了阶级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实践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了针对阶级问题的构想与策略;在内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了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的生存状况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和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状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在阶级理论的形成期,即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主题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等人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在于资本主义对其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控制。他们对阶级意识的革命动力作用寄予了深厚的期望,认为阶级意识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命运。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将总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任务。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弗洛姆认为,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正在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围,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了革命和批判意识。因此,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和批判意识,就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在阶级理论的发展期,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点关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化,并积极探寻变革社会的新的阶级主体。这一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无法抵制资本主义强大的力量,已经被融合进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中只有少数的人没有被融合。结构主义者普兰查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阶级称为“新小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马勒和高兹,将社会中产生的新阶级称为“新工人阶级”,认为他们是变革社会的新兴力量。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问题的研究,随着时代条件的转换而调整了关注的主题。由于社会分层更加精细化和多元化,他们重点研究构成阶级的个体。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微观的视角研究阶级。这一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主张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缓和阶级冲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关切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试图探寻一条阶级解放的文明之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们,试图通过建构多元的、激进的民主来实现政治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从理论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者是对中国阶级阶层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当代适用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视角、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价值意蕴。其次,它为人们从整体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视角、彰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再次,它为中国阶级阶层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从实践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宏观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为客观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为正确处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提供了启示。

史为磊^[10]（2014）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形成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社会阶层结构，而中等收入阶层的发育和成熟则是建立现代阶层结构的关键所在。本文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梳理了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基础，并立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思路，在进行实际调查和跟踪访谈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演变考察——现状与问题分析——发展路径探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共分成六个部分，即绪论和后五章正文。整个篇章结构，根据学术论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一般要求进行有序排列，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绪论部分，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研究背景。分析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理论界关于中产阶层与社会和谐关系的研究现状，针对其研究不足，介绍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并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第一章，分析了中等收入阶层与和谐社会的内在关系。本章是全文的逻辑起点和立论之基。首先从界定“中等收入”的概念开始，比较了“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阶层”之间的异同，明确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认为“中等收入阶层”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提法。然后重点考察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等收入阶层之间的内在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形成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并为中等收入阶层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平台；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建设的生力军，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是先进文化的践行者；两者具有共生的内在关系和一致的实现过程。本章的创新：吸取了西方“中产阶级”概念和我国“中等收入者”概念的精华，既避免了西方“中产阶级”概念过于看重主观认同的缺陷，又突破了我国“中等收入者”概念仅从以经济尺度作为划分标准的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核心概念。第二章，在文本考察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阶层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理论进行了梳理研究。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中间阶级”思想进行了文本研究。其次，考察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理论和新韦伯主义中产阶级理论，分析了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再次，分析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间阶层”的思想认识。本文还尝试梳理和研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有关中等收入阶层的论述。第三章，考察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历史演变和现状特征。首先，将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演变历程分为萌生、消失和重生三个阶段,又将重生阶段分为重新成长与开始兴起、快速发展与基本定型、迅速增长和多元发展等三个发展时期。其次，分析了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生存状况、发展问题，并提炼出中等收入阶层的基本特征：数量规模偏小、来源构成广泛、地域分布不均、职业构成多样、文化观念多元、消费上的前卫性和发展性、政治上的依附性和建设性并存、自身发展的不稳定性。本章的创新：一是在问卷调查和跟踪访谈等形式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力求做到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数据，准确描述当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实境遇；二是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基本特征，既看到其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也指出了其自身劣根性的一面。第四章，揭示了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有萎缩的苗头、内部结构差异过大、阶层意识难以形成、社会功能发挥不足、阶层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包括收入差距拉大趋势仍未根本扭转、贫富分化开始从单纯的量变向阶层分割的质变转化、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正在和改革“赛跑”、劳资关系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群体性事件处于高位运行的态势、腐败现象在多个领域蔓延、社会组织建设发展比较滞后和混乱等。第五章，指明了和谐社会条件下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和培育。本章首先论述了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的理念和原则；提出了“稳中”与“扩中”并重、重视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后备军的发展策略，其中包括工人阶级主体、小微企业主、大学生就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先富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发展策略；考察了英国、美国、瑞典、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经验，以期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全文的落脚点放在了和谐社会条件下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机制上，从中等收入阶层与和谐社会的互动机制、内生动力、制度变迁、结构动因、社会力量和教育孵化等方面深入阐述了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路径。

二、如何看待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新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看待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新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意识形态引导论（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中间阶层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共产党宣言》的阶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阶层理论研究（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6）二战后日本阶级结构的变化及日共的调适与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7）西方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冷战后西欧共产党变革与组织转型研究 ——以法共、希共、意重建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如何看待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新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2]意识形态引导论[D]. 杨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中间阶层理论研究[D]. 王观杰. 扬州大学, 2019(02)
• [4]《共产党宣言》的阶级理论研究[D]. 贾云飞.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阶层理论研究（1978-2017）[D]. 张若云. 西南交通大学, 2018(10)
• [6]二战后日本阶级结构的变化及日共的调适与应对[D]. 吴立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7]西方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研究[D]. 鲁宁.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冷战后西欧共产党变革与组织转型研究 ——以法共、希共、意重建共为例[D]. 周明明. 山东大学, 2015
• [9]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李媛媛.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1)
• [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研究[D]. 史为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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