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

一、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论文文献综述）

吴晓明^[1]（2021）在《论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哲学定向》文中研究指明为了能够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实体性内容以及它同其他哲学的实体性差别,就需要一个超越"哲学一般"的具体化行程。在世界历史的主题上,黑格尔特别通过"民族精神"来展开普遍者的具体化。思辨观念论虽然在此范围内维护了诸文明的独特性和具体性,并摧毁了抽象普遍性的外在统治,但绝对的体系最终又成为对"最抽象者"的哲学辩护。伴随着"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出现了特殊主义和多元主义意识的广泛复活;而在这种划时代意识基础上的哲学-理论进展,使我们能够在积极占有"思辨具体化"遗产的同时,把不同的文化、文明、社会把握为"实在主体",把反映其整体精神特性的"哲学"理解为它的本质定向,从而为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基地。

王禹耕^[2]（2020）在《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文中研究表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是20世纪英国着名的历史学家,是继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之后文明形态史观集大成者。其鸿篇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剧烈反响,曾在欧美掀起汤因比思想高潮。汤因比因此成为美国《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在欧美掀起“汤因比热”的同时,汤因比学术思想也遭受到西方史学界的猛烈批判。20世纪50年代,他在欧美的热度逐步退潮。但与此同时,日本却对汤因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者越走越近、频繁互动。大量汤因比着作被引入日本,日本也出现了许多宣传汤因比思想的学者。日本还成立了世界上唯一以汤因比名字命名的民间组织“汤因比市民会”（トインビー市民の会）,旨在宣传和发展汤因比思想。在日本人眼中,汤因比已经成为指导二战后日本文明走向的智者。本文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主要利用历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从历史角度解读日本文化心理。这一过程中,不仅探究和考证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各自动因,阐述和分析了互动过程及汤因比与日本知名人士的谈话内容,力求从两者多角度互动的史实和影响上阐明汤因比思想在日本学界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历次引入外来文明进行分析研究,试图透视出日本引进外来文明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因素。为日本文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本文大体分为引言、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从研究缘起着手,就国内外学术界对汤因比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性梳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学术价值。正文部分由第一至四章构成。第一章为汤因比及其史学思想。本章着重考察了汤因比的生平经历、家庭环境和主要史学思想。着重阐述了汤因比文明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力求从个人经历和家庭环境两个角度透视出对其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同时,在分析汤因比与日本相互关系之前,系统展现出汤因比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后文分析日本引入汤因比思想奠定学理基础。第二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的记述和访问,由两节构成。第一节为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印象,第二节为汤因比三次访日经历,试图通过史学考证透视出双方在二战前后对彼此都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对汤因比日本印象的分析着重于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形象。因为彼时汤因比对日本文明缺乏直观认识,更多受西方日本观影响。对于汤因比在1929年、1956年及1967年三次访日经历的分析透视出汤因比在二战前后对日本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曾在1929年斥责日本重蹈迦太基的覆辙;又在1956年称赞日本是亚洲的先驱。一贬一褒的区别,其内涵值得深思。同时,二战之后日本对汤因比也展现出截然不同于战前的欢迎,在引进汤因比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迫切性。这种态度的反转也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渴求的客观实际。第三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本章旨在从汤因比与日本人士的谈话中透视两者的互动过程。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互动《展望二十一世纪: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谈集》（二十一世纪への対话）早已被国人熟知。然而,在池田大作之外,汤因比还与包括松下幸之助（Matsushita Konosuke）、若泉敬（Wakaizumi Kei）等多名日本社会人士开展过谈话。相比于汤因比的学术理论与访日报道,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对日本社会民众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达到了扩大影响、形成日本“汤因比热”的效果。第四章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接纳与诠释。通过前两章的考证,笔者分析出日本引进和传播汤因比思想的两条主线。即:第一是汤因比着作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第二是汤因比三次访日之旅对日本社会大众的影响。两条主线虽然形式不同,但均以1956年为分界线前后形成巨大差异。在此过程之中,日本涌现出如松本重治（Matumoto Shigeharu）、山本新（Yamamoto Shin）、秀村欣二（Hidemura Shinji）、吉泽五郎（Yoshisawa Goro）等一批富有战后时代性的本土汤因比思想推动者。他们不仅在学术界力主引进汤因比思想,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的面向普通民众的汤因比思想通俗读物。同时,通过分析也可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并非全盘吸收,其吸收内容存在着吸收对日本的褒扬而舍弃对日本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势必存在对汤因比言论的刻意误读。第三部分由第五章及结语构成。第五章为日本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文化心理的影响。本章通过阐述心理史学与文化心理内涵,分析日本在吸收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时存在的文化心理影响因素,透视出日本对外来文明抱有的特殊观点,以及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存在的“自卑-学习-超越-排斥”及“较量-失败-学习-模仿”两个文化心理公式。结语部分从文明交往角度回溯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并从两个文化心理公式角度分析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模式,明晰了日本基本文化心理态度,透视出汤因比思想作为日本战后吸收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一直沿用其文化心理公式,为日本未来国际关系和文明处理行为带来预判性思考。

陶诚^[3]（2020）在《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与现代性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斯宾格勒是着名的历史哲学家。“形式”正是他的历史理论之中的核心观念。斯宾格勒将历史之中的要件称作“形式”。斯宾格勒把他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形态学”,其意思就是“对于历史之形式的研究”。在斯宾格勒的描述之下,历史就是形式的诞生、发展直至死亡的历程。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是文化。斯宾格勒又把历史描述为文化的命运历程。本文的研究基于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探讨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斯宾格勒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具体而言,本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追溯“形式”在各个哲学理论之中的含义,并综合得出斯宾格勒的历史理论中的形式观念的含义。其中,本章重点揭示形式的有界性、内在性、有机性和历史性的意义。本章得出:斯宾格勒理论中的形式首要地是心灵中的感性要件所结合起来的内在形式,这种内在形式外在地表现为有机的历史。第二部分针对形式观念所蕴含的理论内涵进行分析,并导出历史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哲学这三条理论进路。简而言之,斯宾格勒笔下形式的自发生成和自行发展,就是历史主义中的“历史是个体性的发展”的观念,也就是演化论自由主义视角之下的“自由是自发自生、自行演化的权利规则和秩序”的观念,也就是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文化是社会要件通过个体心灵所形成的有机整体”的观念。而这三种理论共同导向了对于现代性之主体性理性的唯理主义倾向的批判。第三部分在斯宾格勒的对历史的描述中提取他的现代性批判。笔者发现,他把现代性进程描述为“无形式化”的进程。它的根源在于心灵中内在形式感的解体,内在地表现为主体性理性对于心灵的宰制,外在地表现为社会的原子化和失序状态。在精神上,理性的无形式化导向怀疑主义,信仰的无形式化导向对权力的崇拜。第四部分探讨基于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的政治。他笔下的政治形式表现为权利之间界限的明确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现代政治以集权破坏了形式之保存所需要的分权与法治的原则,从而导致了政治形式的解体。它的最终结果是由人造的形式取代天然的形式,造成了“凯撒主义”式的极权状况。第五部分探讨基于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的艺术和审美。其中,他把艺术形式描述为在根本上是对于文化的内在原初形式,即“原始象征”的实现。而在完成了这一内在的原初形式之后,艺术就开始进入“无形式化”的进程中。他指出,现代艺术在本质上是死去的艺术,而现代审美是偏好于无形式之物的审美。

吕文菁^[4]（2019）在《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在对世界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进行综合了解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有着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习近平世界文明观是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根源于马克思的世界文明思想。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他从生产的性质以及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演变与革命来理解和论证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业与资本、商业与贸易、战争与征服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视野,吸收了新中国以来外交理念关于文明交往的相关思想,对马克思的文明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和阐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的世界文明观。新时代以来,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应答“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高屋建瓴地预测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强调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扩大的基础上,以持续推进中华优秀文明的创新发展;是立足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的需要,以实现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是基于人类文明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以推进全球治理秩序的更新。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在现实推进中体现了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丛林法则”的艰难过程,走过了世界文明冲突的极端形式,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依然笼罩着世界文明格局。中国承诺打破“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启示和认知中寻求世界文明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平等互尊是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多样性平等、发展权利平等。因此,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交融互鉴,是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文明平等的前提下,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是文明的相互交融。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当前,世界文明交流仍然困扰在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陈腐观念的泥沼之中,必然要以新的世界文明观取而代之。开放包容,这是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下,世界文明正能量与负能量同比增长,局部地区因文明冲突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要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必然需要新的引领力量。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践行互尊互鉴的新文明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增进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精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纵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共生共存、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等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从时代主题、开放包容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等方面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蒋萍^[5]（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王向远^[6]（2018）在《比较文明论四大形态与“东方-西方”的消解整合》文中研究说明从西方的东方学与东方学思想史的角度看,现代欧美的比较文明论可分为四大形态,包括汤因比的多元文明论、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文明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化论。对此加以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他们都要面对如何界定"东方文明"、如何处理"东方"这一概念、如何看待"东方-西方"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虽然立场不同、主张各异,但共同取向都是奉持多元文明观,解构"东方-西方"二元观,逐渐否定和消解"东方"这一概念而以"非西方"代之,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世界文明的格局与走向做出预断。

杜逸萍^[7]（2017）在《斯宾格勒形态学技术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斯宾格勒是德国着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其着作《西方的没落》影响深远,“文化形态史观”、“宿命论”以及“西方的没落”等预断更是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但学界对其哲学思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往往忽略其着作中所蕴涵的独特的技术哲学思想。斯宾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与其形态学思想密切相关。本文以《西方的没落》、《人与技术》为文本依据,聚焦并深入探讨其形态学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容与特征,探究其思想理论的独特意义和现实价值。文章在绪论部分首先探讨了斯宾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就目前国内外对其思想的研究现状做了梳理;第二章追溯了斯宾格勒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以期从时代的历史语境出发理解斯宾格勒的技术哲学;第三章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分别对形态学概念、形态学技术哲学、技术的形态学本质、技术的形态学关系以及技术的形态学研究方法做了详细论述和论证。斯宾格勒是在哲学的意义上界定形态学的,作为哲学的形态学包含着有机的必然性及命运的必然性。斯宾格勒将“形态学”视角引入对技术的研究中,为技术注入了生命的内涵。技术在斯宾格勒那里成为一个有机体,技术的发展因而具备了类似于生命有机体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兴衰演化。由此出发,斯宾格勒认为,技术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技术现象的研究只能采用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即观相,包括整体的俯瞰和同源的类比两种方法;第四章主要是对斯宾格勒形态学技术哲学思想的评价:首先是对其基于生命哲学立场和技术宿命论基调的思想特点的总结在肯定其思想的积极意义——包括技术研究视角的拓宽和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的基础上,指出了斯宾格勒思想的局限性。通过对比斯宾格勒与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不同角度,批判了斯宾格勒悲观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发展的无意义无目的性思想。最后,指出斯宾格勒形态学技术哲学思想对当下中国技术与文化发展的启示。

邵鹏^[8]（2016）在《“文化形态史学”论略》文中认为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等,是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重要原因。文化形态史学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在提出问题的角度、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是超越了"科学主义"史学,赋予历史研究新的意义,推动了西方史学的理论转型。

倪凯^[9]（2016）在《汤因比的城市观》文中认为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其一生笔耕不辍、着作颇丰,尤以12卷本的《历史研究》享誉世界。汤因比是一位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智者,其一生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其思考的领域包括历史、哲学、国际政治、宗教、城市等社会存在。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历史研究可理解的最小研究单位,但事实上“文明”并不是汤因比研究的唯一文化形态,“城市”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进入了汤因比的研究视野,且是汤因比晚年着重思考的一种文化形态。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汤因比的城市观,主要从变动性和形态性两个角度入手,对汤因比的城市观进行剖析。研究汤因比的城市观对我们正确理解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城市与农村、城市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把握城市未来发展的脉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首先来看汤因比的城市变动观念,主要包括“处于变化中的城市”、“城市的物质性变化”、“处于动态中的城市”、“近代城市环境的变化”以及“近代城市人口的双向流动”五部分。处于变化中的城市,主要陈述了汤因比的城市演进思想,即“人类的聚居点（乡村）→城邦→行省城市（包括首都）→机械化城市（包括大都市区）→世界城市”的城市演进路线,当然这一演进路线并不具有普遍性,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而已,而且世界城市并不是一种已存的城市形态,是汤因比基于城市发展趋势的一种预言。城市的物质性变化主要阐述城市输入与输出的不对等关系以及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倒转。城墙的存废是机械化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重要标志,在其物质性变迁过程中见证了城市与农村关系的倒转。城墙的消逝是城市体量迅速膨胀的结果,这种膨胀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物质属性,还改变了城市中人们的心灵体验。处于动态中的城市着重强调城市的流动性,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内部的流动性,一是城与城之间的流动性。近代城市的环境变化主要阐述了汤因比所触及的城市环境的污染以及城市环境变化造成的城市心灵的缺失。近代城市人口的双向流动主要讲了乡村往城市的人口迁移和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的两种对流现象。汤因比的城市观并没有离开他文化形态的视角,汤因比从城市的政治、宗教以及动力属性出发,将城市划分为城邦、行省城市（首都）、圣城以及机械化城市四种类型,并且在对机械化城市发展趋势观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城市的理念。汤因比认为城邦是一种邦国一体的城市形态,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城邦的形成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这并不是精确的。城邦与其它的政治组织形式相比要更加的暴力。首都城市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所在地,并没有形成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城市社会,首都城市一般没有地方自治,且首都城市的地位并不是稳定的。“威望”、“战略”以及“便利”是影响首都城市的三个主要因素。圣城是汤因比依据城市的精神属性划分出来的城市,是汤因比城市类型中唯一一种具有永恒气质的城市。机械力的大规模使用是机械化城市脱胎于传统城市的根本动力,机械化城市打破了传统城市的一些固有特征,传统城市与机械化城市相比存在等级的差异。世界城市是汤因比的未来城市理念,汤因比根据现有大都市带的扩张趋势预测了未来世界城市的组成,并提出了世界城市联邦政府的理念。

高楠^[10]（2016）在《历史规律的“隐”与“显”:从实证主义史学到辩证唯物史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千秋兴衰,似乎相隔一段时间,历史就会"重演",难道历史背后真存在那只"无形之手"——历史规律。历史哲学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深化发展,本文以历史哲学中实证主义史学、历史非决定论、辩证唯物史观发展历程为轴,梳理历史规律的由隐转显,由显至隐,再由隐变显的动态脉络。历史规律的显现过程是能动的、辩证的。

二、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论文提纲范文）

（1）论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哲学定向（论文提纲范文）

（2）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论文提纲范文）

（3）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与现代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比较文明论四大形态与“东方-西方”的消解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7）斯宾格勒形态学技术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形态史学”论略（论文提纲范文）

（9）汤因比的城市观（论文提纲范文）

（10）历史规律的“隐”与“显”:从实证主义史学到辩证唯物史观（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哲学定向[J]. 吴晓明. 天津社会科学, 2021(05)
• [2]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D]. 王禹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与现代性问题[D]. 陶诚. 浙江大学, 2020(07)
• [4]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D]. 吕文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5]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6]比较文明论四大形态与“东方-西方”的消解整合[J]. 王向远.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18(01)
• [7]斯宾格勒形态学技术哲学思想研究[D]. 杜逸萍. 大连理工大学, 2017(06)
• [8]“文化形态史学”论略[J]. 邵鹏. 改革与开放, 2016(13)
• [9]汤因比的城市观[D]. 倪凯. 上海师范大学, 2016(12)
• [10]历史规律的“隐”与“显”:从实证主义史学到辩证唯物史观[J]. 高楠. 青春岁月,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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