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实用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争的正确评价

一、论正确评价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争（论文文献综述）

刘素娟^[1]（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李娜^[2]（2020）在《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影响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对费尔巴哈哲学解读的重要性,直接造成且影响着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与定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出场需要真实的费尔巴哈哲学为根基,准确解读其哲学思想,对于论证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开启旧哲学的理论转向、实现哲学思维的根本性变革至关重要。目前,费尔巴哈哲学在国内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误区,也就是说,传统视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解读存在着多重误读,真正的费尔巴哈,不是我们所分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费尔巴哈,而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是其哲学革命视域中的费尔巴哈。本文将立足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阈对费尔巴哈问题进行研究,来重新认识费尔巴哈,澄清其哲学的本质所在,还原其真实面貌,同时厘清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首先,澄清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是作为宗教批判的哲学批判,而是作为哲学批判的宗教批判。通过对其双重面孔即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误读分析,阐明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本质性关联,即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目的是哲学批判,宗教批判服务于哲学批判,来说明影响马克思思想的是费尔巴哈的作为哲学批判的宗教批判;其次,澄清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唯物主义,通过对其自然唯物主义路向的误读分析,说明费尔巴哈哲学的意义不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原则,而是创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通过探究唯物主义历史谱系来还原费尔巴哈,说明这种人本学唯物主义是终结了整个近代哲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视阈中所看到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唯物主义;然后,紧接着要说明的是这种社会唯物主义哲学又是在何时真正影响了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脉络的把握来指明费尔巴哈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才真正影响到了马克思,影响的本质在于费尔巴哈的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进而,厘清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首先对传统的理解进行分析,然后提出质疑,并在质疑中澄清: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不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在《44年手稿》时期已经达成了对费尔巴哈的实质性超越。以此来论证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费尔巴哈是因为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定位产生了误判;那么,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到底何在,传统观点对其哲学缺陷的指证是直观唯物主义,但这种直观唯物主义却误解了费尔巴哈的根本缺陷,我们提出对这一理论缺陷的传统解释的质疑,进而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来重新解释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最后呈现的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本质性超越,分别在学术性向度与现实性向度中展开,最后综合起来,全面系统地厘清马克思自《手稿》到《形态》中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阐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性与超越性所在,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具有超越一切旧哲学的理论高度,即站在实践的高度上完成了主体与实体的统一。

董波^[3]（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汪书路^[4]（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认为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赵肖荣^[5]（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韩璐^[6]（2019）在《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基于对劳动这一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命题的深入研究和逻辑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性变革;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劳动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劳动解放前景的希冀,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从历史的审判、现实的批判,以及未来的研判中构成了一个在时空上贯连的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并由此成为了在当代依然具有理论阐释力和实践价值的思想武器。而当我们潜入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阐释时,就又会发现,对劳动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个议题的考察可以串联成一条清晰的主线,而顺着这条脉络,我们便有可能得以探寻到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整体性建构逻辑。也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劳动的本质和矛盾运动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而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和对于整个人类劳动境况和生存境遇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涵。只有看到人,看到使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劳动,我们才能看到劳动过程所必然依托和建立的人的社会和人的历史关系,由此也才能真正寻找到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了望到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为:理论溯源→文本解读→观点辨析→理解维度→当代价值。具体来说,一是以“广义”的理论来源为考察,即突破“三大来源”解读说,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人类思想史的灿烂星空中考察,通过立体的、整体的、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时空视野来研究。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为依据,通过对文本按时间顺序的考察和阐释,对劳动观进行一个孕育、萌芽、创立、发展、延伸的理论发展轨迹的追寻,以期在历史动态的文本视域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总体的劳动观加以梳理。三是注重劳动观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交锋”,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科学道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辨析与批判;并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关于“劳动观”理论内容表述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通过对每一个阶段主要代表着作的文本解读,辨析出理论的前后联系,进而展示出劳动观阶段性和总体性的统一。四是延伸和拓展对劳动观阐释的理解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内容与方法的具体联系中,深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劳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劳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认识,深化对劳动观本身的认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内核的认识。五是将理论研究关照于当代现实,在前述历史的、文本的、辨析的解读基础上,让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劳动观在理论、实践、价值的当代视域中发声,进一步阐发马克思恩格劳动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上述的内容,本文总体形成的观点或可能的创新点有如下几个:其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思想家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也必须在尊重思想承继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史”的历史语境,阐明理论与这些“思想酵素”的源流关系,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评价为依据,实事求是的把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机制呈现出来,由此才能真正“走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解释学处境。其二,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本身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去形成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科学依据。对劳动历史资料的充分考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以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占有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劳动史的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定义,也在现实经济活动各自具体化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哲学理论与社会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劳动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内在嵌合,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真正实现了反转抽象理性的哲学革命。其三,“劳动观”的理论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整体,单纯的割裂它们,谈论哪一个理论自身的演进,都是单薄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提法,就是强调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意境中去探寻劳动观的全部理论内容,坚持把劳动观视为是一种具有复合性、开放性、历史性的理论学说,进而在对劳动观的整体性把握中,更深刻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完成对自身丰富的、复杂的、完整的构建的。第四,对劳动的认识必须回归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这一哲学概念之中,由此,劳动观的理论张力才能真正凸显出来。“劳动观”是属于历史观范畴的,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才科学回答了劳动是人类从动物界超越出来的历史活动,也正是从对劳动、劳动力、劳动关系、劳动者、劳动解放的新的定位中,形成了解释历史的新的哲学派别,即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故此,马克思必然得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发展史必须用劳动发展史来解释这样的独特结论。第五,美好生活的希冀正与劳动者的劳动处境、劳动尊严、劳动权利、劳动价值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探寻的“劳动”问题,不仅是对人类解放未来思考的珍贵启迪,也是留给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探寻的意义生长点。物质财富越充沛,科技越发展,越需要去反思和审视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越需要去尊重和敬畏人的劳动创造和人的智慧成果。物质生产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必须要靠物质生产来超越,而人正是所有物质生产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掌控者,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才会进入文明的新境界,也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才能在这种最基本、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真正的、真实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吴雪^[7]（2019）在《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研究》文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在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这一理论不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得系统阐释,而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其他各派学者所重视,从而衍生出多种诠释路径。在此过程中,还掀起了一股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在这股思潮中,英国着名学者乔治·莱尔因于1986年推出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富有特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大量评论。一些人赞成他批判教条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并根据实践理论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些人则批评他的重构概念的含义充满歧义甚至互相冲突,还有一些人指出,他指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包含“思想困境”是由于其思维模式的形而上学性。这些评论自然有可取之处,但也有进一步展开的余地。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展开详细阐述并作出深入评析,这对于还原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在当今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深刻的客观思想背景,也具有多方面的主观思想动因。客观思想背景主要是: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抽象化和自动化,以致于无法解决欧洲工人阶级在实践中遇到的矛盾;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双重危机:一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历史学,二是历史决定论的出现复活了僵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主观思想动因主要有:第一,在批判前人对重构概念的含义所作理解的基础上,莱尔因试图对重构概念的含义作出全新的阐释,即把“摆脱马克思与恩格斯着作中的思想困境”当作重构的一种含义;第二,他认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着作中,在辩证法、意识、社会变革机制、历史观念四个方面都存在“思想困境”,这也是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预设;第三,他还试图超越哈贝马斯等人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莱尔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按照以下内容具体展开:首先,在正式重构之前,他不仅阐释了何谓正统解释,而且批判了基于正统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他主要阐述了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括辩证法、意识、社会变革机制和历史观念四个方面的内容,他对这些内容都作出了详细批判。其次,他提出了重构的主要观点:一是确定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即把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要素;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特征和适用范围;三是用实践论来摆脱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的四个“思想困境”。最后,他通过自己的重构而提供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版本,即关于社会、意识、历史和个人方面的三十二条原则。莱尔因对重构概念含义的理解和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预设是不成立的。当他把重构概念的实质含义理解为“摆脱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的思想困境”时,他实际上预设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确实存在“思想困境”。但我们只要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着作中并没有他所谓的四个“思想困境”。相反,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误解和歪曲,和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才导致他得出错误的结论。显然,这些“思想困境”是他人为制造的。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模式也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首先,在阐释和批判正统解释的过程中,他误认为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化和教条化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着作中的困境造成的,他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其次,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中,他既没有详细阐述实践的含义以及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也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作出详细而清晰的考察,而且在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论来摆脱他们着作中的“思想困境”的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最后,在他重构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版本中,一些重构原则也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应当承认,莱尔因的一些论述存在可取之处。他不仅对重构的必要性作了系统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意义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前人理解的重构概念的含义展开了批判研究;他既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具体概括和理性批判,也对当代扞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观点作出了积极回应,还对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作出了反驳;他不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和理论特征进行了合理说明,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实践——作出了比较恰当理解。但是,从他给出的重构概念的含义和理论预设来说,他的重构尝试是不成立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根本就不存在辩证法、意识、社会变革机制和历史观念的困境。从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模式中暴露出的诸多缺陷和不足来看,他的重构尝试也必定归于失败。面对莱尔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的整个重构思潮,我们应该正确而合理地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不能以重构为名随意改变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要依据实践发展、科学发展、时代变化来开展理论创新。

吴礼明^[8]（2019）在《斯大林群众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之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斯大林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带领苏联党和人民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进中,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本体、历史主体、历史运动的开展、历史发展的目的展开了深入的思考,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既为他赢得无上荣誉,也给他带来无尽流言!他带领人民群众奋进伟大事业中的理论和实践,在后世的批判中湮没不彰,乏人问津!今天,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镜,对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历史演进、理论结构、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透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镜,对遮蔽斯大林群众观的流言蜚语尽可能地做出符合历史的辩证分析,提炼其独特性特征,总结其经验教训。这不仅是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者——斯大林的需要,也是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艰辛辽远运动历程的需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全文由导论和正文六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人”、“人们”、“人民”、“群众”等概念的内涵界定、斯大林“群众”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综合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是溯源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把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的群众理论创制和实践开展,放眼近代人类世界化进程加速的大时代、人类世界对抗、融合和竞争的大时代下来审视;把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呈现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命者、俄国历史传统的附体者两维角度来观察;并从原生家庭、学校教育、新生家庭的小环境来体味。指出:在人类及其社会世界化进程加速推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对抗加剧,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及现实基础,承继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衣钵,原生家庭、早期教育的个性塑造以及新生家庭的动荡不安,成为斯大林在解释、改造世界的人生历程中,构建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是探析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演进。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生成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历史实践中,结合斯大林从革命的“学徒”、“帮工”而为革命的“师傅”进而“领袖”的成长历程,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艰辛辽远的历史运动角度,把斯大林的群众观当做一个有机的生命而非割裂的器官。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惊心动魄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为保持、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伟大实践开展中逐步形成、发展、丰富起来的。它经历了工人运动中的学习探索,革命斗争中的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巩固、发展中的日渐成熟,社会主义高歌猛进中的矛盾实践,它是事物辩证运动的历史呈现。第三章是透视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结构。从哲学基础、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等方面对斯大林群众观进行全面透视。指出:斯大林对其群众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把握及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开展而不断丰富调整的,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不断呼应中发展完善的,经历了一个抽象“反映”、本质“把握”和真正“拥有”的辩证过程。斯大林的一生,是学习、宣传、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无产阶级群众立场的统一便是斯大林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斯大林在解释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的本体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时,把人民群众与党、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群众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之源,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群众的政权,它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人民群众的信任,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在探索“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法时,把理论道路抉择、干部选拔监督培训、教育信任群众与党的坚强领导统一起来,认为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化还是实现党的真正领导,都需要真正而先进的理论;在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挑选干部、监督干部、培训干部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同时,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要同群众保持广泛而密切联系,相信群众,教育群众,向群众学习;最后,在党的争论、批评完成后,不管是统一的党还是铁的纪律,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必要条件。第四章是考察斯大林群众观的实践活动。把斯大林构建的群众理论放在无产阶级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践中来考察。指出:在政权建设上,斯大林在保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实践开展中,既有改善、改造国家机关的真实行动,也有无产阶级新贵族形成的历史事实;既有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被唤醒后积极管理国家的真实一面,也有无产阶级民主法制之外,政治警察的大行其道;既大量涌现出社会主义新人,也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苦恼。特别说明的是,大清洗的发动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出的,它是苏俄在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中,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长期敌视包围的环境下,党内路线之争、社会主义建设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它随着斯大林对苏联国内外矛盾、形势认识的变化而转换为不同的斗争方式。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运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能力不足而又无力摆脱落后的旧秩序梦魇纠缠的矛盾体现。这不是社会主义的错,但它却使社会主义蒙了羞!无产阶级政权需要历史的经验和过程。在经济建设上,斯大林高举列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伟大旗帜,构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出国家计划指导、发展生产力与改造生产关系并行、社会主义集体协作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的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然而,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实施过程中,由于党的领导经验缺乏,干部能力不足,社会在急于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建成社会主义的心理驱使下,农业改造中出现了正确理论原则与具体实践相脱节、甚至侵犯群众利益行为大量发生的波折,经过加强党的领导与政策调整,农业集体化目标最终完成。这为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打下了物质和社会基础。第五章是提炼斯大林群众观的基本特征。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特征提炼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史的历史视野下,进行历史的、整体的、辩证的动态考察,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继承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是在对人类历史、党的历史、苏维埃历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整体把握中发展的;是在对自我与历史、卓越人物或领袖与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辩证认识中升华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呈现的。它具有历史性、整体性、辩证性和矛盾性。它是有机的生命存在,而非孤立抽象的理论教条。第六章是总结斯大林群众观的经验教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和实践放在共产党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长河中来感悟,指出:探索规律、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是社会主义事业永恒发展的首要前提,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教条主义相斗争,在与人民群众心理无限逼近的历史运动中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事业平稳运行的坚强保障,其中,坚持并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开展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的内在动力,坚持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法治保障;“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要求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永恒价值追求中,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实现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解放。

马蒙^[9]（2019）在《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国家获得胜利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为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带领人民依据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了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苏联民主政治模式。从苏联模式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现实后果来看,总体上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苏联模式的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为关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人们提供了研究和批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问题的样本和对象。论文从逻辑与历史统一出发,在文本研究中历史梳理了各具代表性的国外新马克思主义中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托派最早作为党内反对派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批判党的官僚化和民主发展不平衡。指出苏联社会是过渡社会,国家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苏联社会性质上主要有官僚集体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种看法。第四国际正统派政治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发展和恢复工人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当代托派理论家曼德尔提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需要不断革命完成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三大任务以推动国家消亡。总之,托派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苏联官僚统治,否则苏联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西方马克思主义于20年代初在批判苏联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厂委员会的自治社会主义直接民主模式。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苏联与法西斯国家并列展开批判,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国家,分析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斯大林逝世及苏共二十大之后批判全面系统展开,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缺乏自由,苏联党的统治实质上是少数人的统治,在消灭私有制后产生了新的新的独裁,只有专政没有民主。还批评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一样都没有发展好社会主义民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批判的哲学依据,批判苏联专制,政治异化。70年代左右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是党专政,不是解放的社会。批评苏联强国家的政治异化以及苏维埃式的直接民主制会导致专制。除了少数流派反对人道主义批判外,总体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两种批判进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从诞生起就紧跟苏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了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民主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进行批判。批评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官僚化,不是工人民主国家。批判苏联官僚阶层凌驾于社会之上,认为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诞生的制度并没有开辟人类解放的道路。落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具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前提。根本摈弃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恢复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取代苏维埃模式的委员会民主制,实行多党制,继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指出苏联解体是因为民主发展的失败,致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优势未能发挥。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个国家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批判的吸收一切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在中国得以不断发挥。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新时代,对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比较,可以认识到,批判总体上是有问题意识的,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苏联模式在民主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一定借鉴价值。同时批判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分析,有极端化和片面化问题。在批判的批判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和规律:民主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常生活批判与民主习惯的养成;发展民主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的魅力在于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结合、理想和现实的统一;民主理论的价值要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论文紧扣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民主消亡理论主题,试图突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张力,从三个流派的批判研究入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展开比较研究和总体评价,以期从批判的批判中探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使理论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实践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

彭志恩^[10]（2019）在《物质 实践 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基础范畴的一种理解》文中认为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形成了诸多不同的理解和主张。纵观各派不同的主张,导致分歧的重要根源往往基于一些更为基础的理论问题。“物质”“实践”“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重要的基础性范畴,是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钥匙”,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不同认识主要源于对这些基础性范畴的不同理解。鉴于此,本选题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实践”“世界”三个范畴,重读经典着作,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三个范畴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尝试重新全面考察它们的内涵实质和相互关系,以期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第一章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物质”的论述。马克思主要是在批评旧唯物论直观性的过程中,以及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过程中,间接阐发自己的新物质观的。他强调从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视角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指出应将对象、现实和感性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虽然马克思在其着作中重点讨论的是与人的实践直接相关的自然界及其物质,但他却并没有将那些没有进入直接的实践领域的自然界及其物质理解为与人的实践完全无关的东西。因为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与局部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人与整体自然界的关系。实践对自然界某一局部的直接的影响,也可以看作是对整个自然界其它所有部分的间接影响。因此,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自然物质与社会物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都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鸿沟。恩格斯主要是在反对杜林等唯心论者的论调,以及反对近代自然科学家和旧唯物论者的形而上学性的过程中系统阐明自己的新物质观的。恩格斯的自然观研究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伟大成就基础上。不能因为恩格斯强调从自然界本身出发去说明自然界,从而就将恩格斯的自然观简单归结为直观唯物论。恩格斯研究自然界的客体视角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主体视角。他认为,世界的物质性并不是由魔术师三言两句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所证明的。另外,恩格斯对物质概念的抽象是基于科学实践之上的抽象,它既不同于唯心论者基于玄想的抽象,也不同于旧唯物论者基于机械或单纯直观的抽象。列宁主要是在同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论战中阐明物质观的。列宁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不可知论,强调了物质的客观实在属性及其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物质的论述各具特点,但他们都秉承实践的观点,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内在一致的。第二章探讨实践及其与物质的关系。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分化和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属性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人不仅生产了自己,同时还生产了他人,并且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人的思维活动。随着真正分工的开始,物质劳动、精神劳动、社会交往劳动相对独立出来。不能将实践仅仅理解为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实践包含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社会关系生产实践和意识生产实践。不能将实践原则简单等同于主体原则。实践原则是主体原则与客体原则的统一,实践的视角是主体视角与直观视角的统一。实践是自然界物质运动发展的最高形式。实践过程的物质运动,不是单纯的机械运动,而是包含从最简单的机械运动到最复杂的人脑运动即人的精神活动在内的自然界全部运动形式。因此实践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一系列物质运动及其内部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看,物质运动过程的辩证法与实践活动过程的辩证法是内在同一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也是同一的。第三章讨论世界及其与实践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看,世界是运动的物质世界。从人类角度上看,世界的特殊意义特指实践视域中的人类现存世界。人类的世界是物质世界发展的最高阶段。人对一切存在的认识本质上都是对人的存在的认识。既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纯粹的自然界”的唯物主义,也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等同于“纯粹的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必然是在自然史和人类史方面都坚持了“历史观点”的唯物主义,是自始至终具有实践观点的唯物主义。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内在相通的,它们并不是三个不同的“主义”。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实践的三个基本因素,即生产力因素、社会状况因素和意识因素,是现存世界图景形成和发展的秘密所在。现存世界是实践视阈下物质、社会、精神三维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也就是世界的三个维度向前动态平衡发展的过程。在实践视域下,既没有绝对的已知世界,也没有绝对的未知世界,现存感性世界的“已知”和“未知”都是相对而言的,外部自然界也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人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可看作是“世界内部的关系”。由于现存世界都是实践视域中的世界,因此“世界内部的关系”并不是抽象的和与人无关的东西,间接上它也可看作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由于实践是人与人共同的实践,因此现存“世界内部的关系”,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任何一门科学的背后都蕴含着人的解放的价值诉求与深层逻辑。因此,“世界何以可能”与“人的解放何以可能”是内在同一的。第四章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虽然一切哲学都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想,但形而上学哲学离开了整个现存世界,把世界的客观存在抽象为逻辑的“存在之存在”,所以它只能在头脑中抽象地“解释”和“改变”头脑中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回归整个现实世界,重新关注人的整个现实生存状况,它是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能够解释整个现存世界,而且能够改变整个现存世界。最后一部分是结语。文章认为,辩证思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唯物论之前就已经掌握的重要思维方式,是帮助他们实现哲学突破的重要思维工具。因此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必须始终坚持辩证思维,避免常识性思维的潜在影响。

二、论正确评价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正确评价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争（论文提纲范文）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5）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斯大林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物质 实践 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基础范畴的一种理解（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正确评价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争（论文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2]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D]. 李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3]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4]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5]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6]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D]. 韩璐. 兰州大学, 2019(02)
• [7]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研究[D]. 吴雪. 湖南大学, 2019(01)
• [8]斯大林群众观研究[D]. 吴礼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9]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D]. 马蒙.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物质 实践 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基础范畴的一种理解[D]. 彭志恩.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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