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的女真与清学

一、朝鲜时代的女真学与清学（论文文献综述）

刘波^[1]（2021）在《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文中研究说明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朝鲜国家机构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学界前贤考察议政府和备边司等机关的职能与沿革运作,又阐述朝鲜政治体制与中国典制之间存在关联,但并未从整体上考察这些机构的组织方式和权力运行的基本特征,且选择的对象仅局限在各职事机关。此外,研究者往往将朝鲜国家机关的研究局限在政治制度史框架内,未曾放置于更宏大的明清时代中朝政治秩序结构内进行探讨。本文旨在梳理朝鲜政治组织架构和权力支配结构的总体面貌,并以“藩封体制”视角审视中朝政治秩序对朝鲜国家机构建置和权力运行产生的影响。学界通常以“华夷秩序”“朝贡关系”“朝贡体制”“朝贡贸易关系”或“朝贡贸易体制”等作为诠释明清时代对外交往性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明清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不同侧面,固然有其学术价值,然惜在过分强调的是明清中朝关系框架下的行为活动,既未指明朝贡行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未界定朝贡主体的范围界限,因而使用模糊的或统摄性的概念去考察中朝关系的基本属性时,反而会冲淡所得结论的严谨性,甚至会将明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混为一谈。鉴于“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等概念削弱了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关系性质的独特性,故本文提出和采用藩封体制概念。本文认为,明清中国与朝鲜通过政治和军事活动确立了君臣名分,二者共同构筑了较为稳定的带有权力秩序性质的藩封体制。在此种政治体制框架下,朝鲜遵循以明清中国为权威中心的政治秩序,有藩屏天子和事大中国之任,而明清中国视朝鲜为藩属国,积极履行“字小”和怀柔远人之责。本文运用藩封体制视角对朝鲜国家机构进行系统考察后,认为朝鲜不在明清中国管辖的行政范围内,可以“自为声教”,其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与运作却深受藩封体制下“上国”典制文化的影响,权力结构间也渗透着藩封体制的政治秩序。朝鲜国王的统治名义主要通过明清皇帝颁赐王爵、赐金印、赐舆服和赐谥号等途径获取,其又充分利用在藩封体制攫取的名分,以诸侯名义确立多项礼制法规,由此确立域内的统治合法性。王储权力与王权强弱紧密相关,国王通过请求明清皇帝册封王储爵位、自行制定和颁布王储的礼仪制度等方式,确立王储在藩封体制权力秩序中的礼制名分,以提高和强化王储在境内的权威。国王和王储以下的诸司百官并不受爵于明清皇帝,国家庶务和官员任免自理,这使得朝鲜政治制度建设和运作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诸司百官的设置与权力运作保持本国“土俗”特征之余,作为国王的“陪臣”,也深受藩封体制的影响。朝鲜政务统领机关经历了都评议使司—议政府—备边司的转变。都评议使司被改置成议政府,是李芳远在藩封体制恢复后,为进一步伸张王权,仿照明朝废黜宰相之法对国政运营格局进行改制的结果。16世纪中叶,明朝和朝鲜同时陷入“南倭北虏”困境。在藩封体制边疆危机背景下,议政府署理和审议国政形同虚设,而备边司作为临时统筹边地军务的机关崛起,并最终在“壬辰倭乱”后确立统领国政之权。朝鲜中央政务执行机关围绕“六曹”展开,即“六曹”及分率的各属司具体执行庶务,承政院等阙内机关协助国王掌控和调整“六曹”施政,监察和谏诤机关纠察“六曹”政务过失,军政分离的军事机关独立于“六曹”之外,宗亲府等机关优礼宗亲勋贵,汉城府专管王京事务。“壬辰倭乱”后添设“六曹”行政体系之外收支“大同法”米谷的宣惠厅等机关,但目的是解决此前六曹分理政事时权力运行不畅和效率低下的困境。以上机关的总体布局,是太宗至成宗时期君主加强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朝鲜认同和效仿明朝制度,进而改造国初承袭高丽旧制的结果。朱元璋赐朝鲜国号,郑道传等人把明朝与朝鲜比作成周与箕子,这造就了朝鲜君臣模仿周代六官和明代六部之制编纂国家政典,并按“六典”体例运营国政的政治思维。朝鲜地方政务分理机关分作行政和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和土官衙。它们的职能是为国王代行守土,在朝鲜制定的在藩封体制官爵序列中有其名分,但因处于外方而不直接参与事大活动,受藩封体制的直接影响要弱得多。朝鲜国家机构的体系布局固然与王权伸张或收缩、权力支配结构、政务运作方式等因素相关,但它亦受藩封体制的影响而进行调整,且权力支配结构间渗透着藩封体制的层级性政治秩序。明清中国并不直接干涉域外藩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和运作,这使得朝鲜设计、组织和变革国家机构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通过梳理,朝鲜国家机构的变革损益与周边局势的变动存在密切关联,权力结构总体呈现出完整的金字塔式特点,但其组织方式过于繁冗,政务运作不时出现“统而失序”,而且还存在两班职官阶层固化和“贵族政治”等基本特征。

张晓波^[2]（2020）在《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兼具人才培养与官吏选拔两大职能,对古代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封贡制度及儒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在公元958年模仿中国创建了自己的科举制度,至14世纪末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又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涉及科举制度的渊源与发展,科举制度的科目分类与考试运行,科举制度的弊端及代表性改革主张,科举制度的特点等,并从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的双重维度,探讨了中朝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朝鲜王朝在承袭前朝和师法中国的基础上,完成了科举制度的“本朝化”和“在地化”。就科目分类的横向角度而言,本文将朝鲜王朝的科举考试科目概括为“两类四科”,在考察式年试与特别试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小科、文科、武科、杂科的科场规制与考试流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而言,本文对朝鲜王朝503年的科举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完成了定型与发展,在壬辰战争前后经历了冲击与调整,在17-18世纪进行了改革与调适,及至19世纪遭遇了来自外部的新危机,最终在“甲午更张”时被废除。除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外,科举制度还具有传播儒学、教化民众等功能,客观上有利于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但法久弊自生,科举制度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既有科举种类繁多、录取人数过滥,科举考试中轻讲经、重制述等科场规制等不足,也有考官与应试举子联合舞弊等问题,这些弊端严重弱化了科举制度作为国家伦才大典的权威性与公平性。为此,朝鲜王朝从国王到士绅皆曾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其中,18-19世纪的科举改革主张最具代表性:正祖李祘从“君师一体”的理念出发,发布科举变通纶音;丁若镛主张以中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本国的科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尹愭提出革除科举弊端的上中下三策。其他士人还从精心遴选考官、压缩录取名额、增加面试环节、宽限阅卷时间、严格考试纪律等五个方面,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但在朝鲜王朝传统的两班体制下,科举逐渐沦为两班维系自身阶层利益的工具,上述科举改革主张有的未曾实施,有的在实施过程中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在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下,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积极因素日渐衰微,消极因素不断放大,最终积重难返。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朝鲜王朝下令废除科举制度。从朝鲜王朝内部讨论其科举制度,固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放在东亚视域下观察中国、朝鲜、越南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对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进行比较,探讨东亚世界科举制度的多样性,当更有意义。与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科举制度相比,朝鲜王朝科举考试种类繁多且特别试多于式年试,重文轻武的倾向更加明显,形成了“进士”“壮元”等特有的科举术语体系和白牌、红牌制度。从开放性和封闭性的角度来看,朝鲜王朝既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同时又对庶孽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进行严格限制,体现了科举制度在两班阶层内部的封闭性。就效率和公平而言,朝鲜王朝既通过科举直赴法和特别试鼓励优秀士子脱颖而出,同时又为权贵阶层绕开正常的式年试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看似矛盾而又符合朝鲜王朝实情的环境中,科举制度呈现出极大的韧性与张力。在封贡体制下,中国和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增加了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和了解。除了这种单向的认识外,1766年朝鲜人洪大容与中国人严诚、潘庭筠通过你来我往、相互问答的笔谈形式,亦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两国的科举制度。在这种比较与认识中,中国人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异域科举制度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至多是一种潜意识的简单类比,少有反观自我之意;而朝鲜人除了对异域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外,更多的是对儒家文明与中华制度的寻根与溯源,以及在认识他者基础上的揽镜自鉴。

张述娟,李凡^[3]（2020）在《《译语类解》在李朝时期的文献传承及影响》文中提出《译语类解》成书于肃宗大王年间,是现存最早的"类解书"。此书的编撰体例由之前的《译语指南》传承而来,同时,它也对后世的《蒙语类解》《方言类释》等"类解书"的体制特点产生了深刻影响。此书所记语音、词汇对李朝学人研究音韵、考证名物等提供了重要例证,对汉字传播史及中韩文化交流等研究亦具有参考价值。

朱贤文,解建秀,赵经纬^[4]（2019）在《满语文的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浅析》文中研究说明满语文从创制至今,经历了民族（满族）语文、国语和学术语文三个阶段,考察其国际传播过程可为国内外满语文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借鉴。梳理总结满语文国际传播与人才培养历史背景,对我国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张凌霄^[5]（2019）在《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文中指出近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如何看待清帝国早期的历史,已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朝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依靠汉人精英支持,借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造成中国全面衰败的元凶——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族群以及复杂而有效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统治技术,使得清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面临众多挑战的画面。但是如何看待19世纪以降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关于清帝国的“国语”（gurunigisun）——满语,长期以来都将其看作是处于一个不断衰落并最终丧失“国语”地位的历史过程。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1821—1911年间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在帝国晚期的政治地位,借此观察两种“国语”（满语和汉语）观念和实际上在帝国晚期政治中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本文认为,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作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而“国语”的满语以及“国书”满文,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从未丧失自己的尊贵地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八旗官员,始终都将维护帝国“国语”视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但体现于清代周密的制度当中,亦表现于复杂多变的帝国政治现实之中。对内而言,当皇帝和旗员拥有强烈的“国语”意识之时,满语、满文自然而然地被广泛地运用于帝国行政。首先是在教育层面,统治者与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满语教育,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某些地区旗人的满语教育受到重大冲击,但直至帝国覆灭,满语教育在八旗社会中都延续下来,甚至在最后十余年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其次在政务处理方面,今天遗留的许多满文奏折、咨文、上谕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满文在帝国政治中的参与程度,而笔帖式这一官僚群体的活动,则像我们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国语”整个清帝国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对外而言,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不但被国内的官僚系统所坚持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清帝国以外众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在理藩院、礼部处理的传统交涉国以及海洋领域国家之中,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帝国晚期与清朝交往时,对满文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但是在订立外交条约、公文往来、刺探情报、笼络他国等众多场合中,满语、满文仍然充分发挥着“国语”、“国书”。此刻,清帝国的语言统治策略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清末、民国以来有关清朝“国语”的衰亡论又该如何解释?透过“国粹”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旗人、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党,在对“国语”的不同认知中,实际反映地是他们在当时对“国”的边界和定义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导致清帝国灭亡后,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透过种种手段,编织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关于清帝国“国语”早已衰落的叙事,以此来消解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最终,两种“国语”间的历史关联彻底断裂,被摧毁的不仅是作为“国语”的满语,也包括其背后历经上百年确立起来的合璧式语言统治策略。自此,中国在近代开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的面貌,逐步实现其“现代转型”。

江霄^[6]（2019）在《《老乞大》谚解特色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收录于汪维辉点校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的《老乞大》谚解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谚解的注音、注释特点,从对外汉语教材角度分析考察谚解这一独特体例在对韩汉语教育中的作用。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研究方法和意义及研究现状。第二章为朝鲜时期译学与《老乞大》各版本概说。此章介绍朝鲜时期的韵书资料及论述训民正音与中国音韵学的关系,同时说明谚文读本里的正俗音、左右音问题。第三章主要是从汉、朝对音角度对比分析三个版本注音变化,从三个谚解版本的声调、声母、韵母变化中分析近代汉语语音演化过程及汉、朝对音发展。第四章探究谚解注释特色,将谚解注释分为注解语音、字词、短语、句子等四种类型,主要以《老朴集览》中的谚解词条注释为中心对比分析了原本及四个重刊版本的词汇演变过程。第五章提出了谚解特色的《老乞大》作为历史上成功的对外汉语教科书对当代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的编写带来的启示和借鉴。综上所述,本文基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从多维角度对《老乞大》谚解版本进行了微观方面的分析。希望本文能给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庄声^[7]（2018）在《清朝人关前文书体裁的演变》文中提出16世纪末,女真文字被摒弃多年之后,女真人依回鹘式蒙古文字又一次创制了新的文字——满文,由此开始用满文记录自己的历史。但是,在国际关系交往中依然使用汉文或蒙古文文书,女真文化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皇太极即位以后,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强调文化上的平等以及对异文化的尊重。国际关系上坚持推崇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文书也逐渐趋向于文言,文辞也显得典雅流丽,由此促进了入关前辽东社会中多元文化的平等发展。

姚晓娟,赵阳^[8]（2018）在《18世纪东西方使行文献对满洲语的观感与认知差异》文中提出有清一代,满洲语被称为"国语",成为清代重要的交际工具。但由于满族人口相对较少,在民族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满洲语的使用逐渐衰落,直至今天满洲语已成为世界濒危语言之一,因此不同时期满洲语的发展、演变及兴衰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以18世纪英国使华文献巴罗《中国行纪》和朝鲜燕行文献为中心,分析东西方使行文献中对满洲语的观感与认知差异,从域外多文化视角考察18世纪的满洲语。

袁成^[9]（2018）在《朝鲜时代汉字教材《训蒙字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朝鲜语文学家崔世珍所着《训蒙字会》是一部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的汉字初学教材,也是中韩语言学重要的文献资料。虽然《训蒙字会》在韩国长期受到关注,但是中国学者对此关心不多,本文从“汉字教材”的角度切入对《训蒙字会》展开较为系统的考察。朝鲜半岛悠久的汉字传统是《训蒙字会》诞生的必要条件,崔世珍优秀的汉语水平与独到的汉字教育观在《训蒙字会》中得以体现。我们大致梳理了《训蒙字会》的现存版本并对本文选取的底本——叡山文库本进行校勘。《训蒙字会》采用“字头·训·音”的注解形式并创造性地添加了补充注释。补充注释部分收录的俗语词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珍贵材料,而补充注释部分引用的内容反映了各类文献十六世纪初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情况。《训蒙字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代汉字初学教材《千字文》与《类合》的缺陷。与其他汉字教材相比,其侧重实字的特点非常鲜明。《训蒙字会》的收字规模和编纂理念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时至今日《训蒙字会》对于汉字教材的编纂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汪晶石^[10]（2016）在《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朝鲜与清的私贸易是在公贸易的驱动下产生的,因此在其产生之初多在使行贸易的框架之下进行,随后逐渐形成规模可观的后市贸易,如北京会同馆后市、辽东地区的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等。因此私贸易与使行贸易、会同馆后市、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论题的研究对象为朝鲜与清私贸易,致力于梳理朝鲜与清私贸易的产生、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朝鲜与清多种贸易形式中的私贸易成分。本论题分为六个主要部分,分别对私贸易的主要形式——后市贸易的产生、北京会同馆后市、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以及民间私商的私贸易等若干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研究目的和意义、介绍当前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以及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点。第一章论述了使行贸易与后市贸易的产生。首先简要介绍了清（女真、后金）入关前的时代背景和双方关系与贸易的演变。然后叙述了使行贸易的性质、使行团的组织与行使路线以及两国贸易中的主要交易品,进而分析使行贸易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推理出后市贸易产生的必然性。本章还重点阐述了使行贸易与后市贸易的关系。分析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影响,如出使朝贡需要庞大的花费,而有些花费往往需要使行人员自行筹措,这就驱使了使行人员在出使之余进行一些私贸易,用以支应使行的花销或实现少量盈利。又如有些商品并不在公贸易的交易范围之内,而这部分商品又是两国有所需求的物品,因此也会出现朝鲜行使在公贸易之外进行私贸易的行为。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后市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带动。第二章重点论述了两国在北京的后市贸易。主要阐述朝鲜与清北京后市私贸易的形式与兴衰。首先提及了“八包”贸易问题,八包是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本金来源,以八包为本金产生的八包贸易是北京会同馆后市市场的主要贸易形式,本节从八包贸易的产生、发展、乱象到八包贸易的本金与利润以及八包贸易中所谓的“别包”或伪八包三个方面对八包贸易加以分析。其次具体阐述朝鲜使行团在北京会同馆后市贸易中的私贸易活动,如清朝礼部对会同馆朝鲜馆的管理和馆禁制度的变迁、会同馆后市的主要经营者以及朝鲜使臣在购书过程中与会同馆序班的博弈。最后是关于北京后市贸易的衰落情况。从两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的调整、变化对于北京后市贸易的影响分析北京后市私贸易衰落的原因。第三章是两国在辽东地区进行的后市贸易内容。这一章内容较多,因朝鲜与清的边疆贸易在辽宁境内进行,赴北京之前朝鲜使团的大多路途亦在辽宁省境内,本章首先论述了团练使后市。朝鲜使行团入清后即分为两路,一部分前往国都北京,另一部分前往清的发源地陪都沈阳,这支队伍的首领名为团练使,故这支队伍在沈阳进行的后市贸易活动被称为“团练使后市”,而团练使后市即为后金入关前两国贸易的一种延续。本节主要阐述团练使后市的发展过程与如何获得朝鲜政府的承认、团练使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以及团练使后市废止的问题。其次论述了栅门后市。栅门是两国进行边境贸易的主要场所,栅门后市也几乎可以称为两国边境私贸易的代表。栅门后市由余马贸易和延卜贸易组成,本节首先介绍分析余马贸易的产生与发展,然后介绍延卜贸易,最后对两国使行贸易框架下的多种贸易形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第三节为朝鲜与清辽东私贸易的主要参与者,除被两国政府赋予权力或承认的商人外,在朝鲜与清贸易交往中还活跃着大量不被政府认可或政府被迫默许的民间私商,这部分商人的活动往往为人忽略,但其也是两国贸易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本节对朝鲜私商与清朝揽头都做了介绍和分析。本章最后简述私贸易中有关违禁品的交易和走私活动。第四章为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梳理和界定了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及影响。本章首先主要阐述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首先对朝鲜与清贸易中的含有私贸易因素的主要贸易形式进行了整理,其后对朝鲜与清的公、私贸易属性做出辨析,最后再探讨这些含有私贸易成分的贸易形式的合法性。之后从两个方面分析朝鲜与清私贸易对两国的影响。本文的最后部分为结论。对正文中论述、分析、考证的观点及重点内容加以概述,同时强调笔者的核心论点及宏观性结论。

二、朝鲜时代的女真学与清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朝鲜时代的女真学与清学（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论文提纲范文）

（2）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译语类解》在李朝时期的文献传承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5）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论文提纲范文）

（6）《老乞大》谚解特色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8）18世纪东西方使行文献对满洲语的观感与认知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9）朝鲜时代汉字教材《训蒙字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朝鲜时代的女真学与清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D]. 刘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D]. 张晓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3]《译语类解》在李朝时期的文献传承及影响[J]. 张述娟,李凡. 现代语文, 2020(04)
• [4]满语文的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浅析[J]. 朱贤文,解建秀,赵经纬. 满族研究, 2019(04)
• [5]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D]. 张凌霄. 山东大学, 2019(09)
• [6]《老乞大》谚解特色探究[D]. 江霄. 厦门大学, 2019(08)
• [7]清朝人关前文书体裁的演变[J]. 庄声.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2018(01)
• [8]18世纪东西方使行文献对满洲语的观感与认知差异[J]. 姚晓娟,赵阳. 满族研究, 2018(02)
• [9]朝鲜时代汉字教材《训蒙字会》研究[D]. 袁成. 苏州大学, 2018(01)
• [10]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D]. 汪晶石. 延边大学, 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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