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罗宁[1](2021)在《职业本科试点高校办学模式研究 ——以广西城市职业大学为个案》文中指出
武智[2](2021)在《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是当代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联结教育、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规范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指针,而且是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成为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职业教育政策置于理论分析的中轴,从历史制度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和制度观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阐释政策文本的丰富意涵,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演变进行合理归因,并揭示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演进的可能路向。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学术史梳理,辨析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研究主要方法等。简要介绍了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由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第一至二章)对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分阶段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分析长时段的教育政策变迁。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历经七十年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学模式持续变革。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分为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包括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五个方面。这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从政策环境分析、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小结。研究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因素出发,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及其影响,试图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论文援引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将关键节点、序列、事件等引入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的追溯之中,具体从纵向线性历史序列和横向的点状历史节点两个层面出发,强调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考虑制度内生机制的影响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鲜明的渐进性和时序性,力求生动地呈现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第三部分(第三章)是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历史既是过去的时间性存在又决定着当下的现实性存在。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特征,政策的演变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受偶然变量的影响,行动与制度互动的同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导致意外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和八个“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集中探讨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变量等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从政府理性选择、学校理性选择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合理归因,并分析了投入效能和产出效能,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第四部分(第四章)是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整体上呈现出“断裂均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方向、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和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新中国成立后,现有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迫切需要变革,梳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得到发展、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文革”时期导致职业教育停滞的过程。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总体来看,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和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势在必行。先前的职业教育政策对后续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同时,后来发生的政策演变对此前的历史实践也具有经验总结和规则承续的意义。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以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提升,并且中职教育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以发挥其服务“三农”、助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功能,突出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包容性,从战略高度推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方向持续发展。
于鹤[3](2021)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研究(1978-2020)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人才培养是大学出现的最早的且最根本的职能,“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提出,既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第一要务,也是高职院校的根本目标。从高职教育建立至今,高职的人才培养应经济结构的转型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不断革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些都主要得益于党和国家制定的高职人才培养政策。政策的不断调整与更新,不仅为高职人才培养的工作指明了改革方向,也为高职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与实施提供了基本保证。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改革开放至今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对一手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文本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全面分析,探寻改革开放至今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的主要内容,全面分析影响其变迁的因素,归纳其演变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反思目前高职人才培养政策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完善建议。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涵盖教育史学、教育政策学、职业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职业人才培养政策的发展进行了宏观层面的考察和微观层面的分析。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和价值,界定了相关的核心概念,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二部分,按照改革开放至今的时间顺序,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生探索时期(1978年-1998年)、成型调试时期(1999年-2011年)、深化发展时期(2012年-2020年),总结了各时期政策颁布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政策关注点。第三部分,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高职人才培养政策的演变始终与经济转型提供的依据、政府行为提供的支持、文化理念的影响以及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的内在动力密不可分。第四部分,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发展的特点,即:政策目标以升学为导向转向以就业为导向;政策价值取向由单一功利转向多元取向;政策实施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参与;保障政策逐渐规范化、完善化。第五部分,总结了目前高职人才培养政策中尚存在的问题,反思其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政策制定与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方桐清[4](2020)在《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我国高职院校大都脱胎于职业大学、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办学历史只有四十年。高职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仍存在大学文化缺失、职业文化不强的客观现实,高等性、职业性都不够使得“类型”和“重要”双不显。文化育人弱化导致立德树人虚化,价值取向不明导致文化育人泛化。而现有研究成果零散,总体缺少基础框架,不足以指导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实践活动。课题通过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以江苏省15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为主要样本,对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进行了研究。高职教育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必须实施文化育人,明确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高职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给予“5B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基层职业性”;我国对高职给予“复姓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高等职业性”。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高等”文化共性,同时具有“职业性”个性价值追求。文化育人定位决定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性质,文化育人特性反映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面貌,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对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具有反作用。因此,文化育人定位和特性价值追求的向度即为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应然目标。从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的维度分析,其价值取向均有四个向度。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应然路径是:以“职业性”特质人才为培养目标,走校企“双主体”文化育人之路,在合作中正视育人文化与企业文化价值目标的现实不融,规避企业文化中不利于人的道德、理性、真善美形成的文化因子,有效耦合育人文化与企业先进文化,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追求。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自此至改革开放前,我国职业教育及其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随经济建设中心的确立应运而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对技术精神的双压制、社会文化对育人文化的深融合、外来文化对高职文化的反思间性等影响,形成了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特质文化形态。以发展需要、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为评判标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具有递进式发展特征和递进式文化育人价值目标。从对文化育人的认识高度、重视程度和实践效度分析,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随递进式发展任务划分为随性、工具性、理性、特性四个发展阶段。四个阶段以经济与高职互动为演进动力,是“适应—调整—再适应”的演进过程。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虽然仍存在不少现实矛盾,但是从宏观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存在向度摇摆阻碍类型彰显之囧。从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实践情况看,弱化并制约其彰显深度、广度和效度的主要问题包括:融入工业文化因素比较泛化、注入企业文化要素比较主观、培养优秀企业精神重视不够、关注文化间性存在盲目性碎片化。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多维因素复合的结果。影响其彰显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育人自觉性不强、职业文化理解得不深、校企文化交融性不足、文化传播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机制不健全。彰显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需要从内容、载体、路径、传播方式、文化环境等方面系统化推进。
李薪茹[5](2020)在《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新一轮智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以及技术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基于云计算、区块链以及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产业在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同时,驱动基础产业链条向应用高级链条转变,对传统产业结构引起重大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整体飞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面对智能产业的新需求,我国高职院校在专业结构调整中开展了系列行动及措施,但为何仍出现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之间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那么,我国高职院校对专业结构应如何进行调整?这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职业教育发展中永恒和经典问题。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以产业需求为背景和前提,探讨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中适配性不足的问题。笔者围绕要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为若干子问题:(1)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是什么?(2)高职院校开展专业结构调整包括哪几个层面?主要表现形式有几种及具体内容包括什么?(3)高职院校开展专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是什么?(4)如何形成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模型及院校规则?行进中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何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发展和超越?如何实现其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围绕上述问题,基于概念分析和研究设计,解释和剖析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适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适配理论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运用历史文献法、案例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开展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分为总-分-总三个部分,第三章为第一大部分(总),从宏观整体上分析了我国整个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适配关系及程度,从高职院校内部、内外部、外部三个层面出发,深入分析“专业-职业岗位群”“专业类-行业”“专业大类-产业”三种适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适配性不足的根源。第四章到第七章为第二大部分(分),为研究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选取了人工智能(类)专业作为案例,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大数据统计分析等方式,分别从“专业-职业岗位群”“专业类-行业”“专业大类-产业”三个层面探讨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理念、方式及特征。第八章为第三大部分(总),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总结规律性经验及原则,构建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模型,以及专业结构调整中应遵循的逻辑、采取的措施。本研究致力于对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行为如何同时产生经济和教育绩效的问题作出解释,推动专业结构调整研究在解决产教适配问题上做出应有的贡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整体调整来看,其宏观政策为产业需求发展以及专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支持。第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现实之殇的根源是临界的失衡。具体表现在政府、市场及高职院校三个层面。第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行动呈现专业结构调整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专业结构调整正在向中高职衔接与普职融通多轨并行转变以及专业结构调整中采取“非均衡”的调整方式的特征。第四,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动态来看,未来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呈现以下几种趋势和走向,一是学科交叉融合和专业空间的多维拓展将成为今后专业结构调整的主流趋势;二是从产业发展方式来看,继续加强我国高职院校专产学研合作促进知识应用与转化的力度;三是中小城市和职业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在未来几年职业教育将迎来较好的发展趋势。
张丽杰[6](2020)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进展:1998-2018 ——基于CNKI和CSSCI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文中指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经过20多年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规模发展向质量提升的转变。无论是从学校机构数还是在校生数来看,高等职业教育都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必须认真梳理、分析总结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历程,凝练不同时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特点,这对引导、促进未来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价值和基础作用。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知识图谱分析,以CNKI和C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19982018年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38166篇期刊论文和11455篇被引文献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总体样本办法,根据研究文献的数量和相关重要政策文件,梳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历程,探索划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阶段。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查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发展阶段状况,总结凝练各阶段性特征和总体发展特点,提出相关的建议与展望。研究发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可划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19982005年是研究初步兴起时期;20062011年是研究迅猛发展时期;20122018年是研究质量提升时期。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特征,并总结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进展的五大总体特征:一是从载文量看进展,经历“增-减-稳”三阶段。二是从核心期刊的形成看进展,经历了从少到多的历程,期刊来源趋于稳定,主要集中于四种高职教育的核心期刊,但是其质量有待提高。三是从研究主体看进展,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核心发文作者群还未形成,但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核心发文机构群已经形成。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大,主体之间联系较少,大多是独立研究,但主体合作有明显逐渐加强的趋势。四是从研究主题看进展,研究主题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从规模发展到质量提升。其中“人才培养模式”“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专业设置”“教学改革”等一直是研究的主题,彰显出人才培养一直是时代命题,校企合作研究逐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意识显着增强。五是从知识基础看进展,知识基础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参考,知识基础研究内容逐渐趋于具体化。通过系统梳理21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进展,本文探索尝试将研究进程划分为初步兴起、迅猛发展和质量提升三个时期。同时,将知识图谱运用到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丰富和创新了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方法。本文受时间、篇幅等限制,只收集CNKI和CSSCI数据库数据,未来还需拓展到多种数据库,进一步丰富研究数据,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文献全面覆盖,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
于晨[7](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陈沛酉[8](2019)在《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严峻。这一情形使得“转型”成为各类组织解决危机、谋求生存的不二法则。高等职业院校组织亦是如此。但转型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建构,须是站在已有积淀上的优化与完善。因此,亟待从组织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来高职院校转型的过程、要素及逻辑。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考察法、历史研究法以及延伸个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和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伯顿·克拉克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围绕着高职院校组织的诞生与转型所形成的场域关系、转型要素及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家(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等多方行动体的核心利益考量,本研究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发生、变化及解决作为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核心议题”,从而确立了高职院校组织从升本导向到就业导向再到生涯导向的转型历程:(1)升本导向阶段(1980年~2003年)。1980年,“收费、走读、短学期、不包分配”的短期职业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蹒跚起步。而后经由1996年“三改一补”、1997年规范命名、1998年“三教统筹”、1999年高校扩招以及2000年管理权下放等等正式制度供给,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科为组织形式的高职院校组织种群获得了数量上的跨越式发展。(2)就业导向阶段(2003年~2010年)。2003年,在扩招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就业之际,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爆发。基于此,中央政府部门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转型目标,并综合运用择优项目引领示范与人才培养评估等举措,引导建立“地方政府主责、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实施”的组织转型场域关系。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对“高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高职应该如何办”达成多项规范性共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顶岗实习等等办学观念深入人心。(3)生涯导向阶段(2010年至今)。就业导向组织转型带来了就业率显着提升,但以数字为单一表征方式的一次就业率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反映各高校的就业情况。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发展等指标上的表现却不尽如意。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新危机引起高职院校组织场域中的行动体围绕着“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式转型策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顶层设计推动下,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制度化,高职院校组织亦与四年制大学重新建立起合作交流。同时,高职院校组织自身开始强调职业素养教育。其次,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在升本导向阶段,受国家政策分层歧视与升格诱导、市场生源选择偏好以及大学理性神话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力量等多重逻辑制约下的高职院校选择了模仿本科院校学科教育,即把升为本科院校当做规划目标,把大学课程进行“压缩饼干式”删减、把毕业生“专升本”率高低当做招生噱头的“漂移性”组织生存策略。在就业导向阶段,支配组织场域行动体实现就业导向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有:“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国家逻辑,“项目驱动”的科层制逻辑,“生源充盈”、“满足企业需求”的市场逻辑以及“职业主义”的教育逻辑。在生涯导向阶段,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受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国家逻辑、“国家推动、地方创新”的科层制逻辑以及“生源危机”、“产业转型升级下的企业新需求”的市场逻辑和教育“成人”逻辑的共同支配。
张航[9](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口红利使其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浙江高等职业教育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高职教育不仅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逐渐得到了肯定,也为构建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一方面能够以史为鉴,为未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还能为国家其他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优越的浙江实践、浙江经验和浙江样板。为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以每个阶段的重点发展领域为立脚点力图客观、准确、全面的分析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梳理出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脉络,展现高等职业教育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波澜壮阔的画面,并结合发展现状探索新时期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因素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标志性重大教育政策为分段依据,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初步发展期(1978-1997)、跨越突破期(1998-2005)、转型升级期(2006-2013)、创新发展期(2014-2018)四个阶段,以每个阶段影响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着重考察该时段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此外,在查阅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策变迁及相关经济社会背景,概括总结出四十年来浙江高职教育经历了从初露锋芒到渐成规模、从注重数量到优质提升的历史性转变,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推动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据此本文还提炼凝结了浙江高职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与经验,包括依靠政策落实高职战略地位、多元融合健全院校管理体制、搭建中高职教育“直通车”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以及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等五个方面。但在当前国际国内人才竞争对高职教育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发现浙江高等职业教育依然存在高职院校间质量发展不平衡、高职教育与浙江产业转型发展匹配度不高、经费投入问题依然严峻、师资水平有待提高、国际化外向型人才培养不够重视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宏观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服务力、保证经费投入提升办学条件、推进“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拓宽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等方面提出了未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
曾宏燕[10](2019)在《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研究 ——以招生环节为切入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教育,都具有职业性特征,承担着为我国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职责。实现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不仅是职业教育健康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趋势。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包括培养目标、生源、专业、课程等诸多方面,以招生环节为切入点分析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问题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首先分析高职招生与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关系及高职招生的历史发展阶段,再分析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的现状,重点分析了春季高考、单独考试、五年一贯制、技能高考、注册入学、免试入学等招生方式的具体实施情况。研究发现,中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生源衔接不对口,中等职业教育生源招生比例小,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方式单一,招考内容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紧接着,研究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上海市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如何实现生源衔接,运用比较法分析美国、德国、日本如何实现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三个国家的共同点主要是依靠开放式招生录取政策实现生源衔接。最后,针对目前我国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改善分类考试、扩大对口招生,畅通高职院校多种入学途径,完善高职招生服务设施,健全高职招生保障等方面来提升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质量,促进中高等职业教育的顺畅衔接,推动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二、《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存在不足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49-1977)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78—2019)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五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一、外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二、内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三、行动者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 |
一、政府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二、学校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第三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能分析 |
一、投入效能分析 |
二、产出效能分析 |
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考察 |
第四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
一、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方向 |
二、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 |
三、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 |
一、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
二、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 |
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新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一览(1949—2019)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研究(1978-2020)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1.研究背景 |
2.研究问题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1.高等职业教育 |
2.人才培养 |
3.政策与教育政策 |
4.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 |
(三)文献综述 |
1.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 |
2.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 |
3.关于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 |
4.关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 |
5.关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的相关研究 |
(四)研究价值 |
1.理论价值 |
2.现实意义 |
(五)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法 |
2.历史研究法 |
3.比较研究法 |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的发展历程 |
(一)萌生探索时期(1978 年—1998 年) |
1.确立高职法律地位,培养目标层次不断提高 |
2.修订部分专业目录,扩大急需专业培养规模 |
3.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企业开始参与人才培养 |
4.开展办学水平评估,奠定人才评估政策基础 |
(二)成型调试时期(1999 年—2011 年) |
1.拓宽人才培养方向,提高人才综合素质 |
2.对接专业与产业,坚持就业导向 |
3.深化教学质量改革,确立“工学结合”培养模式 |
4.试点人才培养工作评估,规范高职人才培养标准 |
(三)深化发展时期(2012 年—2020 年) |
1.坚持立德树人,增加“教育性”培养目标 |
2.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发挥专业群的聚合效应 |
3.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产教深度融合 |
4.发布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年报,完善质量监测体系 |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
(一)经济转型为高职人才培养政策提供基本依据 |
1.经济发展水平对人才培养政策提出新要求 |
2.产业结构转型影响人才培养政策具体内容 |
(二)政府行为给高职人才培养政策提供支持 |
1.人才强国战略的部署指引人才培养政策方向 |
2.政府职能转变给高职人才培养政策更多自主性 |
(三)文化理念影响高职人才培养政策的价值判断 |
1.“重学轻术”“重普轻职”观念逐渐转变 |
2.终身教育思想对高职的影响逐渐加深 |
(四)高职教育体系完善是高职人才培养政策内在动力 |
1.高职人才培养政策是高职教育内涵化建设的要求 |
2.高职人才培养政策受高职实践发展的制约 |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演变特征 |
(一)政策目标以升学为导向转向以就业为导向 |
(二)政策价值取向由单一功利转向多元取向 |
(三)政策实施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参与 |
(四)保障政策逐渐规范化、完善化 |
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的反思 |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存在的问题 |
1.高职人才培养政策定位有待明晰 |
2.高职人才培养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3.高职人才培养政策主体参与性有待提高 |
4.高职人才培养政策公平性有待增强 |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的改进建议 |
1.明确高职人才培养定位,构建中国特色高职教育体系 |
2.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立法,使高职人才培养有法可依 |
3.深化高职校企合作政策,发挥高职人才培养特色 |
4.兼顾高职人才培养政策公平,提升高职人才培养整体水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2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理论分析 |
2.1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要义诠释 |
2.2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 |
2.3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类型定位 |
2.4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向度目标 |
2.5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应然路径 |
3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历史回顾 |
3.1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渊源 |
3.2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发展阶段 |
3.3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宏观成就和向度之囧 |
4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现状考察 |
4.1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 |
4.2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 |
4.3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主要问题 |
5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问题归因 |
5.1 文化育人自觉性不强 |
5.2 职业文化理解得不深 |
5.3 校企文化交融性不足 |
5.4 文化传播机制不完善 |
5.5 法律法规机制不健全 |
6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彰显策略 |
6.1 凝练职业精神标签彰显文化育人价值取向核心精神 |
6.2 打造职业文化载体增强文化育人价值取向显示度 |
6.3 促进校企文化有效交流打通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彰显路径 |
6.4 建立职业文化高效传播机制推进文化育人价值取向深化 |
6.5 优化文化育人环境浓厚文化育人价值取向氛围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问题提出 |
一、研究缘起 |
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高职院校 |
二、专业结构调整 |
三、产业需求 |
四、人工智能(类)专业 |
第三节 已有研究梳理与述评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述评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一、研究意义 |
二、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图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第一节 适配理论 |
一、适配理论的缘起 |
二、适配理论模型的构建 |
第二节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理论的学理分析 |
一、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理论的学理引入 |
二、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层次分析 |
第三节 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现实审思 |
第一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的调整 |
一、我国职业岗位群变化分析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的调整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与职业岗位群适配性分析 |
第二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的调整 |
一、我国行业分布变化分析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的调整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类与行业需求适配性分析 |
第三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的调整 |
一、我国三次产业规模发展的变化 |
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的调整 |
三、我国高职院校专业大类与三次产业需求适配性分析 |
第四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现实之殇 |
一、专业结构调整与市场需求脱节、对口率不髙 |
二、专业结构调整机制不健全,盲目跟风缺乏品牌特色 |
三、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宏观有序与局部失序 |
第五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现实之殇的根源探寻 |
一、专业结构调整中市场临界机制的失衡 |
二、专业结构调整中政府临界弹性的失调 |
三、专业结构调整中院校临界依赖关系的僭越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案例选取分析——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二、案例选择 |
三、资料收集与研究信效度 |
第三节 案例描述 |
一、案例背景 |
二、产业需求与专业结构调整适配层次分析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 |
第一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理念 |
一、学生职业能力诉求—掌握职业性创新能力 |
二、高职院校及教师诉求—学科交叉思维培养“AI+复合型人才” |
三、企业职业能力诉求—高技能型、智慧型人才链的形成 |
第二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方式 |
一、专业规模扩建与控制并行发展,满足市场弹性需求 |
二、人工智能专业分布于不同院系,满足职业岗位群差异化需求 |
三、拓展“异功同构”与“同功异构”的专业功能,满足消费者偏好转移性需求 |
第三节 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调整的基本特征 |
一、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正在向中高职衔接与普职融通多轨并行转变 |
二、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逐步趋于理性化和客观化 |
三、人工智能专业的调整逐步从学科交叉融合走向专业空间的多维拓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的调整 |
第一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理念 |
一、新技术理念驱动AI行业层次结构变革 |
二、新就业理念驱动AI行业技术迭代 |
三、新职业理念驱动“AI+行业”与“行业+AI”形成涟漪效应 |
第二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方式 |
一、非替代性选择和扩建人工智能“新兴行业-专业类” |
二、非竞争性补贴和扶持人工智能“潜能行业-专业类” |
三、非均衡性以优带劣方式布局人工智能“优势行业-专业类” |
第三节 面向行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的基本特征 |
一、人工智能专业类布局集中趋势明显,分布于少数专业类别 |
二、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更加重视“非协同”模块化发展方式 |
三、人工智能专业类调整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多样化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的调整 |
第一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理念 |
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业态赋能产业全链条应用场景落地实施 |
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策助力产业技术革命 |
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驱动产业集聚效应最大化 |
第二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方式 |
一、增设人工智能专业大类办学点,扩大产业规模效应 |
二、增加人工智能专业大类类别,扩大产业多元效应 |
三、布局人工智能专业大类梯形空间,扩大产业联动效应 |
第三节 面向三次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大类调整的基本特征 |
一、依靠增设专业大类和专业点数量的方式扩建规模 |
二、调整理念逐步从规模效应向层次效应转变 |
三、开设院校增量向中小城市和职业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延伸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动态模型构建及对策 |
第一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基本原则 |
一、调整理念:坚持多学科、多领域“融通、跨界”的原则 |
二、调整目标:坚持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原则 |
三、调整过程:坚持产业需求与人力资源诉求协同发展的原则 |
四、调整行动:坚持政策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原则 |
第二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动态模型构建 |
第三节 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
一、设定专业结构调整目标流程 |
二、完善专业结构调整外部需求环境调研机制 |
三、制定专业结构调整内部要素衔接计划 |
四、建立专业结构调整质量评价反馈与诊改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学科负责人、团队建设人员及专业教师访谈提纲 |
附录2 我国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学科负责人、团队建设人员及 、专业教师访谈提纲 |
附录3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生版) |
附录4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院版) |
附录5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学校版) |
附录6 高职院校人工智能(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企业版)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致谢 |
(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进展:1998-2018 ——基于CNKI和CSSCI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 |
1.1.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需要科学的回顾与反思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外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发展的研究现状 |
1.3.2 国内外关于知识图谱的研究现状 |
1.4 研究设计与方法 |
1.4.1 数据来源 |
1.4.2 研究工具 |
1.4.3 数据处理 |
1.4.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高等职业教育 |
2.1.2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
2.1.3 知识图谱 |
2.1.4 研究主体 |
2.1.5 研究主题 |
2.1.6 知识基础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元教育学 |
2.2.2 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
2.2.3 文献计量学 |
2.2.4 社会网络分析理论 |
2.2.5 信息可视化 |
第3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发展概况:1998~2018 |
3.1 文献时间分布特征 |
3.2 来源期刊分布 |
3.3 研究主体分析 |
3.3.1 研究作者分析 |
3.3.2 研究机构分析 |
3.4 研究主题分析 |
3.4.1 突出人才培养 |
3.4.2 关注专业、课程和教学改革 |
3.4.3 强调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 |
3.4.4 重视思政工作和文化建设 |
3.4.5 以学生为中心 |
3.5 知识基础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初步兴起:1998~2005 |
4.1 《教育与职业》载文量一枝独秀 |
4.2 研究主体数量较少,缺乏主体合作 |
4.2.1 研究作者分析 |
4.2.2 研究机构分析 |
4.3 研究主题分析 |
4.3.1 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热点 |
4.3.2 探索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
4.3.3 开始探索校企合作理论和实践 |
4.3.4 重视毕业生就业 |
4.4 知识基础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迅猛发展:2006~2011 |
5.1 五大期刊载文量过千 |
5.2 研究主体数量增长明显,合作网络有所增大 |
5.2.1 研究作者分析 |
5.2.2 研究机构分析 |
5.3 研究主题分析 |
5.3.1 课程和教学改革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得到重视 |
5.3.2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多样化的育人途径 |
5.3.3 重视文化育人与思想政治教育 |
5.4 知识基础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质量提升:2012~2018 |
6.1 四大高等职教核心期刊形成 |
6.2 研究主体较为稳定,日益重视合作 |
6.2.1 研究作者分析 |
6.2.2 研究机构分析 |
6.3 研究主题分析 |
6.3.1 人才培养研究备受关注 |
6.3.2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
6.3.3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6.3.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受到更多重视 |
6.4 知识基础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1.1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三阶段划分 |
7.1.2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阶段性特征 |
7.1.3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进展:1998~2018 |
7.2 研究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1:部分高职教育政策 |
附录2:科研成果 |
(7)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二、政策变迁 |
三、政策场域 |
四、政策学习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一、方法论层面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一、政策场域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二、理论预设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8)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内“高校组织转型”相关研究 |
二、国外“高校组织转型”相关研究 |
三、“高职转型”相关研究 |
四、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高等职业院校 |
二、组织转型 |
三、就业导向与生涯导向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 |
一、文献考察法 |
二、历史研究法 |
三、延伸个案法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建立 |
一、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场域互动与要素变化 |
二、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 |
第四节 篇章结构的安排 |
一、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关键节点”:就业问题的变化 |
二、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阶段划分:从升本到就业再到生涯 |
第三章 升本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漂移性”诞生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校与环境矛盾 |
一、数量供给不足造成的人才浪费 |
二、结构供给矛盾造成的人才缺失 |
第二节 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混乱“前世” |
一、高职院校的雏形:职业大学的兴起、扩散与分流 |
二、“三教统筹”: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形成与缓慢发展 |
三、1999 年扩招后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激增 |
第三节 案例院校“升本导向”组织要素的建构 |
一、“专升本”目标的形成 |
二、领导管理理念与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运行 |
三、学科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 |
四、组织文化整合 |
第四节 “漂移性诞生”的制度逻辑 |
一、高职院校组织诞生与扩散的逻辑 |
二、高职院校组织漂移的逻辑 |
第四章 就业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规范化”转型 |
第一节 “就业难”与“技工荒”的吊诡 |
一、“难中之难”: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
二、悖论:“中国制造”下的“技工荒” |
第二节 国家引导下的高职院校转型历程分析 |
一、转型目标的生成:“以就业为导向” |
二、转型项目的启动:“示范校”建设 |
三、转型成果的扩散 |
第三节 案例院校“就业导向”组织要素的转型 |
一、目标使命调整:安心做职教 |
二、领导“职教”办学理念形成与组织结构调整 |
三、“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
四、组织文化:新公共管理主义盛行与企业文化融入 |
第四节 “规范化转型”的制度逻辑 |
一、国家的逻辑 |
二、科层制的逻辑 |
三、市场的逻辑 |
四、教育的逻辑 |
第五章 生涯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内涵式”转型 |
第一节 “好就业”与“就好业”的新矛盾 |
一、目标替代:就业导向异化为就业率导向 |
二、就业率导向形成的根源 |
第二节 质量观变化与高职院校转型分析 |
一、“服务社会需求”的高职院校质量提升运动 |
二、“服务学生需求”的精英高职院校实践探索 |
三、后示范期组织场域行动体满足双需求的举措 |
第三节 案例院校“生涯导向”组织要素的转型 |
一、目标使命调整:从“示范”到“优质” |
二、领导办学理念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 |
三、“促进学生生涯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
四、组织文化:自主发展的开放型文化模式 |
第四节 “内涵式转型”的制度逻辑 |
一、国家的逻辑 |
二、科层制的逻辑 |
三、市场的逻辑 |
四、教育的逻辑 |
第六章 结语与展望 |
第一节 总结 |
一、场域互动关系: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脉络” |
二、自主发展探索: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特色” |
三、多重制度逻辑: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指南” |
第二节 研究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一、研究创新点 |
二、研究不足 |
三、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9)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价值 |
1.理论价值 |
2.实践价值 |
(三)核心概念 |
1.职业教育 |
2.高等职业教育 |
3.发展 |
(四)研究综述 |
1.有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回顾的研究 |
(1)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研究 |
(2)关于区域性高职教育发展历程回顾研究 |
(3)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回顾研究 |
2.有关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 |
(1)关于浙江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研究 |
(2)关于浙江高职教育历史回顾性研究 |
(3)关于浙江高职教育政策的研究 |
3.文献述评 |
(1)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2)本研究的不足 |
(五)研究思路 |
(六)研究方法 |
1.文献法 |
2.因素分析法 |
3.案例分析法 |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 |
(一)恢复重建期(1978-1997):浙江高职教育“起步探索” |
1.发展背景 |
(1)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 |
(2)国家“三教统筹”和“三改一补”政策的推动 |
(3)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2.发展实践 |
(1)恢复专科学校招生 |
(2)创办短期职业大学 |
(3)试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
(二)跨越突破期(1998-2005):浙江高职教育“渐成规模” |
1.发展背景 |
(1)产业调整强力驱动高职发展 |
(2)素质提升高职资源需求强烈 |
(3)政策出台引导推动高职改革 |
2.发展实践 |
(1)成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
(2)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
(3)批办民办职业学校 |
(三)转型升级期(2006-2013):浙江高职教育“‘质’‘量’兼顾” |
1.发展背景 |
(1)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向 |
(2)政策突破优化发展环境 |
(3)办学质量问题亟待解决 |
2.发展实践 |
(1)建设示范院校 |
(2)加强专业建设 |
(3)改革培养模式 |
(4)推进课程改革 |
(5)强化队伍建设 |
(四)创新发展期(2014-至今):浙江高职教育“优质提升” |
1.发展背景 |
(1)战略推进急需新型高技能人才 |
(2)政策引导建设优质高职院校 |
(3)基础雄厚转向实力提升 |
2.发展实践 |
(1)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
(2)开展现代学徒制度 |
(3)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
(4)多元探索国际交流与合作 |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
(一)形成较为完备的发展政策 |
(二)着力内涵建设的发展战略 |
(三)形成多方联动的管理体制 |
(四)构建中高职衔接的教育体系 |
(五)制定合理的财政投入标准 |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的问题与不足 |
(一)教育质量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
(二)高职教育与浙江产业转型匹配度不高 |
(三)经费投入不足问题亟待解决 |
(四)师资水平不能有效适应教育质量发展需要 |
(五)国际化外向型人才培养相对滞后 |
四、新时代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
(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高职均衡发展 |
(二)加强内涵建设满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三)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全面提升办学实力 |
(四)深入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 |
(五)提升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研究 ——以招生环节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内容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概念界定 |
1.4.1 中等职业教育 |
1.4.2 高等职业教育 |
1.4.3 招生 |
1.5 研究现状 |
1.5.1 国内研究现状 |
1.5.2 国外研究现状 |
1.6 理论基础 |
1.6.1 教育内外关系规律理论 |
1.6.2 终身教育理论 |
第2章 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与高职招生 |
2.1 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问题 |
2.1.1 生源衔接与其他衔接的关系 |
2.1.2 高职招生实现生源对口衔接 |
2.2 高职招生的历史发展阶段 |
2.2.1 萌芽起步阶段 |
2.2.2 优化发展阶段 |
2.2.3 跨越发展阶段 |
第3章 中高等职业教育中的生源衔接 |
3.1 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现状 |
3.1.1 分类高考 |
3.1.2 技能高考、注册入学及免试入学 |
3.1.3 春季高考、单独考试、中高职贯通培养招生 |
3.2 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存在的问题 |
3.2.1 生源衔接不对口、中等职业教育生源招生占比小 |
3.2.2 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方式单一 |
3.2.3 招考内容针对性不强 |
3.3 新一轮高考改革中上海市的生源衔接 |
3.3.1 三校生高考 |
3.3.2 中高职贯通培养 |
3.3.3 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 |
3.3.4 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模式 |
第4章 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的国际比较 |
4.1 美国的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 |
4.1.1 美国中高等职业教育概览 |
4.1.2 美国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开放性的招生方式 |
4.1.3 中美国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招生保障机制 |
4.2 德国的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 |
4.2.1 德国中高等职业教育概览 |
4.2.2 德国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招生特色 |
4.2.3 德国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招生保障机制 |
4.3 日本的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 |
4.3.1 日本中高等职业教育概览 |
4.3.2 日本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对口招生 |
4.3.3 日本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招生保障机制 |
第5章 中高等职业教育生源衔接的改革建议 |
5.1 改进分类考试,扩大对口招生 |
5.2 畅通高等职业院校多种入学途径 |
5.3 完善高职招生服务设施 |
5.4 健全生源衔接的保障机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本科试点高校办学模式研究 ——以广西城市职业大学为个案[D]. 罗宁. 广西大学, 2021
- [2]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武智. 扬州大学, 2021(02)
- [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研究(1978-2020)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D]. 于鹤.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4]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D]. 方桐清.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5]面向产业需求的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以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例[D]. 李薪茹. 天津大学, 2020(02)
- [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进展:1998-2018 ——基于CNKI和CSSCI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D]. 张丽杰. 湖北工业大学, 2020(10)
- [7]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8]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D]. 陈沛酉. 天津大学, 2019(01)
- [9]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D]. 张航.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10]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研究 ——以招生环节为切入点[D]. 曾宏燕. 南昌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