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记中国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认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张琳[3]（2019）在《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968-1980）》文中研究指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论文以1968-1980年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研究对象,在考察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历程的基础上,从知青下乡前的社会动员和政府的安置政策、知青下乡后生产生活情况及产生的适应与反差、知青返城后的就业安置与问题解决等几个方面,对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以期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泉州市知识青年的真实面貌,把握泉州知青运动的区域特色。通过对特定区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以微观的视角比较、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区域性差异,从区域研究角度切入,深化知青史研究的可能性。
郎杰燕[4]（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刘洁[5]（2019）在《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文中提出本文主要对1927年到1937年间民国乡村卫生建设进行研究。把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卫生状况的不同反应和应对策略相联系,促使人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选择人民卫生观的正确性和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建国后中共实行的卫生政策的重大意义,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文章以时间为主线,围绕乡村卫生问题展开论述,除绪论外,主体部分涵盖五章内容:第一章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乡村卫生建设开展的背景,从民国以前乡村卫生组织无相应制度、晚清以来卫生体制改革的渗透影响和民国初期对医药卫生存在巨大需求三方面展开。第二章探讨了民国时期乡村卫生组织的发展历程,主要从乡村卫生建设的开端、发展与中辍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三章阐述乡村卫生建设开展的具体活动。从推行医疗诊治、预防法定传染病、改进环境卫生、推行卫生教育、举办学校卫生、注重妇婴卫生与卫生宣传以及家庭卫生、节制生育、禁烟禁毒等方面分章节进行论述。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的成效及不足。首先从医疗环境有了改进、传染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预防、不良卫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等三方面介绍了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取得的成就。其次从乡村民众的认识水平、人才的短缺、凋敝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不健全、地域方面的差异以及国民政府狭隘的阶级立场等六方面解释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工作的不足。第五章介绍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的当代价值。从“公医”制度到合作医疗、巡回医疗送医下乡活动的拓展延伸、三级医疗保健制度从实验性质到全面推广、启蒙性卫生运动到全国卫生运动的开展等四个方面,论证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深刻理解共产党的卫生建设模式。立足当前,回望历史,本文尝试将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置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审视,梳理和挖掘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内在意蕴,通过建国前后国共两党乡村卫生建设成效的对比,进一步认识人民卫生观,从民国时期乡村医疗社会史发展历程中,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卫生建设模式的正确性和历史必然性,为当今的卫生事业尤其是乡村卫生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参考。
田孟[6]（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认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宁方景[7]（2016）在《中美医疗保障史研究 ——百年以来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作用》文中研究指明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政府所关注的领域,政府在此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中国于2009年开启的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总目标的新一轮的医疗改革;美国2010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平价医疗法案》,开启以实现“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疗改革。在相同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当欧洲福利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做“减法”之时,中美两国都力图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加法”改革。本论文从历史的维度、财政的角度,对两国的医疗保障发展历史进行细致的考察和研究,追根溯源,得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本论文截取中国和美国1912—2012年一百年的医疗保障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以财政学基本理论和社会保障学基本理论作为指导,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中国政府以及美国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发挥作用的历史进行追溯,总结两个国家一百年医疗保障历史的特征,然后对中美两国医疗保障进行异同比较,并通过构建差距模型进行差异化分析,最后得出本论文的结论,并提出政策性建议。论文内容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提出本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进行概述,明确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理论、现实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分别对国内外1912—1949年中国医疗保障研究现状、1949—2012年中国医疗保障研究现状、1912—2012美国医疗保障研究现状以及中美医疗改革比较分析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第三章至第七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三章分析1912—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的医疗保障;第四章分析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医疗保障;第五章分析1949—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保障;第六章分析美国1912—2012年医疗保障;第七章是对中美医疗保障的比较分析。第八章是论文的结论和政策性建议部分。通过比较1912—2012年中国和美国各自一百年医疗保障历史的特点,以及对中国和美国1912—2012年各自一百年的医疗保障历史进行异同比较后,论文得出以下五个结论:一、政府财力是提供良好医疗保障的必要条件1912—1949年中华民国主要因为财政能力的薄弱导致医疗保障法规与实践相悖的历史,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由于财力微弱只能依靠走群众路线的医疗保障历史,都说明了医疗保障的提供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水平的高低、覆盖范围的大小要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并与政府的强大财力支持密切相关。二、政府财力和政府责任兼备才能提供良好医疗保障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规模巨大的财政收入并不一定能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关键是要看政府能否把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作为政治责任和目标。政府的负担比例是政府责任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虽然财力微薄,但是政府却负担了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大部分,个人只需要负担20%多。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虽然财力变得相对雄厚,政府对医疗卫生总费用的负担比例却持续走低,在1978—2009年期间有17年政府的负担比例在20%以下。相对比的是,个人负担却持续走高,在1978—2009年期间有12年个人负担比例超过50%。直到2009年之后,政府再次承担起建立和谐社会的重担,国务院印发《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全民医疗保障的目标才逐步得以实现。美国的医疗保障历史也说明了同样一个问题。在美国,虽然政府提供了医疗照顾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两大公共医疗保障,并对雇主保险采取税收豁免的政策,但是在私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医疗保障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美的委托代理关系,国家的这些公共医疗福利项目的红利大部分被医疗供方所攫取。另外,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也造成了无保险人群的扩大。医疗保健所具有的独特的外部性和道德风险使得无保险人群的扩大成为美国医疗保障领域最难以忍受的顽疾。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过各种试图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和控制医疗费用的努力,但这条改革的道路历经曲折走了一百年。2010年奥巴马医疗改革是一百年来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全民医疗保险是美国政府一百年来对此领域的私人市场最重量级的一击。因此说,只有政府在明确了其责任,并拥有足够的财力的前提下,始终认清医疗保障对社会福利提高的重要作用,才能够把医疗保障作为准公共产品充分地提供给国民。三、中美两国政府在医疗保障百年历史中的作用是“殊途同归”中国于2009年开启的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总目标的新一轮的医疗改革,美国2010年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平价医疗法案》为标志的以实现“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疗改革,在相同的欧洲国家做福利减法的国际大背景下,两国政府对医疗保障进行加法改革,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中国所走的道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主导模式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市场主导模式,然后回归到2009年新医改后的政府主导模式。美国所走的道路则是市场力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扩大覆盖面以及降低成本的立法和改革去约束市场,再到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签署,政府终于在为向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不懈努力后取得百年来最大的成绩。四、中美医疗保障史证明了基本医疗保障必须作为准公共物品提供给所有公民的理论2009年实施中国新一轮的医疗卫生改革的最基本原则就是重塑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尤其是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作用,标志着结束了中国前20年来主要依靠市场的做法。美国2010年签署、2012年实施的《平价医疗法案》目标就是要为全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从而结束了美国从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倡导全民保险开始的一百年的曲折历史,也结束了美国医疗保障百年历史中私人市场一方称霸的局面。另外,要强调“基本”的医疗保障才是政府应该提供给全体公民的准公共产品,高层次的医疗保险待遇则应该交给市场。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所致力的医疗改革正是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五、中国的医疗改革具有制度上的优势中国作为强调权力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相比强调权力分散的联邦制的美国,在医疗保障改革中具有制度上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医疗改革虽然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步,但是在改革的推行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绝对不像在美国一百年的医疗改革历史中所受到的阻力那么大。即便在2009年触及利益面相对较广的新一轮改革中,政府所冲击的利益相关者也主要是行政垄断背景后的利益集团,所以实际上中国新医改要“革”的是政府自己的一部分“命”,因此中国的改革需要的是政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政府推行医疗改革的进程要缓慢的多,这从美国推行全民医疗保险一百年失败的历史就可见一斑。美国政府在推进改革的过程是政党之间、政府与国会之间、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国会与利益集团之间等各方混战的过程。因此说,中国的医疗改革具有制度上的优势。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财政收支的差距分析、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与医疗卫生费用的差距分析、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的差距分析以及婴儿死亡率和期望寿命差距分析,对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障改革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一、履行政府公共职能中国政府在认清医疗保障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后,需要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障资金投入力度,真正承担起政府的责任,履行政府的公共职能。二、增加政府医疗保障支出对医疗产品需求的影响政府应该设计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和直接增加医疗保障支出,使个人享受到较好医疗服务的同时,相应减轻个人医疗费用的负担。即:在保持医疗行业发展的同时,逐步培养人们对医疗产品的消费需求,当我国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增加对医疗产品消费的更大需求。三、加大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中对母婴健康的投入建议政府在广大农村的医疗保障中强制推行将生育保障与医疗保险合并,使母婴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二孩”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而进一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力保障,也是从根源上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重要举措。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研究范围的创新本论文对1912—2012年中国的医疗保障历史和1912—2012年美国的医疗保障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再现中国和美国各自一百年的医疗保障历史原貌。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论文在回溯中美两国一百年医疗保障历史的基础上,对两国医疗保障历史的特点进行比较。然后,分别对中美医疗保障在内容、医疗保险作用演变、中国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与美国的雇主保险、医疗费用以及医保覆盖面的异同进行比较。最后通过设计差距模型进行中美医疗保障差异化比较。三、研究视角的创新从财政的视角考察百年以来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作用,探寻医疗保障立法和医疗保障实践相悖的根源,并由一百年的历史史实进一步印证了“基本医疗保障是准公共产品”的理论。总结出中美两国“殊途同归”的医疗保障发展路径,进一步印证了政府应该在医疗保障领域肩负主要责任。
张海柱[8]（2014）在《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过程研究》文中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通过各种“作为”或“不作为”来处理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求的手段和工具。政策过程研究意在解释驱动政策选择与变迁的因果机制，生成有助于改善政策实践的有用知识。传统政策过程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各种语言、沟通、对话、修辞、象征等符号性、论辩性的因素，它们主要体现为围绕公共政策所进行的理由陈述、价值说明、观念传播、意识形态渲染等活动，其共同作用是对政策选择或变迁的“合理性”依据进行解释和论证。同时，传统政策过程研究多秉持实证主义范式，将作为政策选择之基础的各种社会“现实”或“问题”视为客观性事实，却忽视了公共政策构成要素本质上的“建构性”属性。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应用“话语建构论”来重新理解和解释公共政策以及政策过程的本质与内在逻辑。在建构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本文集中关注作为意义表述媒介的“话语”是如何对社会“问题”、相关群体的“身份”以及政策方案的“合理性”依据进行特定建构，从而对现实决策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在这种研究旨趣下，本文构建出了一个以政策话语为核心，以“场域—联盟—竞争”为基本内容的政策过程解释模型，然后选择国家合作医疗政策作为经验考察的对象，通过“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政策话语是如何产生、发展并在与其他话语的竞争中获得政策场域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政策选择或变迁的基本方向的。通过对生成了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过程的“解构”与呈现，本文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上述理论模型之于现实政策实践的解释效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话语建构行为或过程所具有的权力运作属性，以及政策过程所具有的“修辞”特征。
许三春[9]（2012）在《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文中指出乡村医者及乡村医疗制度的变迁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研究即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对中国乡村医疗自清代以来的变迁展开探讨。乡村疾病和医疗话语的建构与消解，乡村医者及其医疗行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这种变迁大致是从清代开始的，本文即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来考察清代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的曲折发展及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变动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清代前期，乡村存在一个自在的、多元化的医疗体系，充斥着以草泽铃医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弥散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若非发生重大疫病，国家很少对地方的医疗事务进行干预，地方精英基本上承担了乡村的疫病救治。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大量医学传教士的涌入也对乡村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传统医者形成了竞争关系。民国时期，在缺乏强大的统一政权的背景下，卫生制度化也取得了曲折发展。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与合作医疗制度。与草泽铃医不同的是，保健员是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但这种变革仅限于较小的范围内，多数的乡村仍然有赖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进一步改变了这一状况。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农村社会疾病流行的落后现状，构建新医学。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宗教医者与草泽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城市下乡的流动医疗队积极为农村治病防病，培训不脱产的农民卫生保健员、新法接生员。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在卫生工作大跃进时，吃药不要钱的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半途而废。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而上海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和湖北乐园合作医疗榜样的塑造则促成了两者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推广。赤脚医生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农村医疗的功能性需求，也是医学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作为农村卫生革命的实施者，其本身也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这种革命性的需求甚至超越了对医疗效果的追求。当国家的目标从文化革命转移到实现现代化，并对农村的组织化控制有所放松时，以革命为动力的、走群众路线的、运动式发展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就难以为继了。这种乡村医疗制度的建构以政治化的方式重塑了医者与医疗对象，因此，决不能无限夸大其对乡村医疗与卫生改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虚构了一个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的医疗神话和卫生奇迹。当尘埃落定，乡村医疗仍是无从破解的的难题。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不再依赖乡村医生，且又增加了国家的投入，但是其问题丛生仍体现出了乡村医疗制度创新的缺乏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清代以来乡村医疗变迁表明，国家日渐承担了为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的职责，这是卫生现代性的体现。但是，国家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中总是出现偏差与谬误，要么以卫生为工具赢得统治的合法性与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要么只为民众提供微不足道的医疗服务。如何在实现国家职能、发挥地方社会自主性与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崔霞[10]（2012）在《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策略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意识,建设一支高素质卫生技术人才队伍,确保卫生事业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健康服务,根据卫生部《中国2001-2015年卫生人力发展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及人口状况,以及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并详细阐述国际上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为制定《全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2009—2020年）》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通过文献研究系统梳理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理论,以及系统回顾医药卫生人才队伍的相关政策；通过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分析我国医药卫生人才的发展现状；运用趋势外推法预测我国卫生人员未来增长趋势；采用专家咨询法验证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策略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结果与结论：1.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进展：医药卫生人员总量持续增长,2010年,全国卫生人员总数为820万人,比2005年增加175万人；医药卫生人员结构得到改善,2010年与2005年相比,农村执业（助理）医师所占比例增加1.4个百分点,2010年与2005年相比,西部地区卫生人员和注册护士所占比例分别增加0.2个百分点,2010年与2005年相比,个人办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增加1.6个百分点；医药卫生人员素质能力不断提升,2010年与2005年相比,博士卫生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增加2.9个百分点,硕士所占比例增加12.7个百分点；医药卫生人才制度规范不断完善。2.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薄弱,2010年,卫生技术人员仍以中专和大专为主,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仅为24.9%,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仅占7.8%；配置不合理,人才短缺与人才过剩并存,2010年,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为7.62人和3.04人,城市是农村的2.5倍。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为5.22人、3.93人和3.76人。2010年,医疗机构拥有全国91.1%的卫生技术人员,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仅拥有2.5%。2010年,我国仅有全科医师5.6万人,仅占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3.5%,远低于国际30%-60%的平均水平。2010年,我国医护比为1：0.85,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比例（1：3.09）；同时,卫生人才难以满足社会快速增长的多层次卫生服务需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人才队伍管理滞后；人才队伍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亟待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与服务需求、学术发展、产业发展不相适应。3.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对医药卫生人才需求将进一步增强；健康需求的变化对医药卫生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变要求与之匹配的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到2020年,预计需要卫生人员1067.0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914.4万人。4.国际经验：我国医生密度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中国的医护比为1：0.8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2.9）；欧洲各国寻求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改善卫生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效果；其他国家构建了合理的高等医学教育学制体系；其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全科医学终生教育体系,包括全科医学的高等医学院校教育（主要是设立必修课和选修课）、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其他国家积极采取改善农村卫生人力不足的措施。建议：1.实施“2020人才强卫工程”2.分类建设六支核心医药卫生人才队伍；3.加强医药卫生人才的能力培养与开发；4.构筑医药卫生人才的研究和服务平台；5.加大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6.完善医药卫生人才管理的法律和机制；7.促进医药卫生人才的医德医风建设。
二、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记中国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记中国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968-198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史料来源、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四、研究视角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 |
| 第一节 动员情况概述 |
| 一、“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动员 |
| 二、1968—1969 年声势浩大的开始 |
| 三、1970—1972 年大潮中的低潮 |
| 四、1973—1978 年调整阶段 |
| 五、1979—1981 年落幕阶段 |
| 第二节 社会动员方式 |
| 一、宣传动员 |
| 二、组织动员 |
| 三、教育动员 |
| 四、强制性动员措施 |
| 第二章 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 |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 一、精简职工领导小组及“四面向”办 |
| 二、知青办 |
| 三、干部带队制度 |
| 第二节 基本去向和安置形式 |
| 一、基本去向 |
| 二、安置形式 |
| 第三节 安置措施 |
| 一、安置经费的使用 |
| 二、日用品与粮油供应 |
| 三、安置住房 |
| 四、医疗卫生和学习教育 |
| 第三章 泉州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情况 |
| 第一节 物质困难 |
| 一、住房问题 |
| 二、物资匮乏、食不果腹 |
| 三、医疗卫生条件差 |
| 四、交通闭塞 |
| 第二节 劳动问题 |
| 一、高强度的农业劳动 |
| 二、低收入与同工不同酬问题 |
| 三、同工不同酬引发知青与农民矛盾 |
| 第三节 婚姻问题 |
| 一、婚姻政策:提倡“晚婚”和“扎根农村” |
| 二、现实考量:“买卖婚姻”与回城问题 |
| 第四节 精神困顿 |
| 一、常规的文娱活动 |
| 二、非正统的娱乐活动 |
| 第五节 心态转变 |
| 一、从理想浪漫到现实功利 |
| 二、从集体从众到自我意识觉醒 |
| 三、从积极主动到消沉悲观 |
| 第四章 返城 |
| 第一节 1978 年以前的知青返城 |
| 一、知青返城的主要途径 |
| 二、知青倒流问题 |
| 第二节 1978-1981 年的知青返城 |
| 一、对老知青的返城安置 |
| 二、对已婚知青的返城安置 |
| 三、对部分特殊知青的返城安置 |
| 第五章 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析 |
| 第一节 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区域特色 |
| 一、知青群体中的华侨知识青年数量较多,以侨生为主 |
| 二、“老三届”知青数量较多 |
| 三、知青安置存在区域差异,安置条件相对优越 |
| 第二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析 |
|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性 |
|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 |
|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个人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口述访谈受访者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回顾与反思 |
| （一）学术回顾 |
| （二）学术反思 |
| 四、史料准备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开展乡村卫生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国以前乡村卫生无相应制度 |
| 一、清末以前地方卫生无相关制度 |
| 二、清末至1927年地方卫生机关的发展 |
| 第二节 晚清以来卫生体制改革的渗透影响 |
| 一、孙中山劝告中国人“诚中形外” |
| 二、毛泽东近代科学卫生思想萌芽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乡村对医药卫生有需求 |
| 一、民国时期乡村社会卫生状况差 |
| 二、社会力量积极反应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的开端 |
| 一、乡村卫生运动的发起 |
| 二、医学团体组织的涌现 |
| 三、国民政府的参与支持 |
| 四、中共边区卫生体系的创建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的发展 |
| 一、民国时期乡村卫生行政机关设立概况 |
| 二、民国乡村卫生机关总体情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开展的具体活动 |
| 第一节 推行医疗诊治 |
| 一、各实验区医疗诊治概况 |
| 二、实行免费看病制度 |
| 第二节 预防法定传染病 |
| 一、各实验区预防注射概况 |
| 二、法定传染病防控特征及效果 |
| 第三节 改进环境卫生 |
| 一、各试验区卫生改良概况 |
| 二、各试验区卫生调查工作概况 |
| 第四节 推行卫生教育 |
| 一、对实验区民众进行卫生教育 |
| 二、对卫生工作人员进行卫生教育 |
| 第五节 举办学校卫生与妇婴卫生 |
| 一、举办学校卫生 |
| 二、注重妇婴卫生 |
| 第六节 卫生宣传 |
| 第七节 其他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的成效与不足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取得的成效 |
| 一、医疗条件有了改进 |
| 二、传染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预防 |
| 三、民众不良卫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矫正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中的不足 |
| 一、乡村民众认识水平低下使宣传教育工作举步维艰 |
| 二、人才短缺导致卫生事业推行困难重重 |
| 三、凋敝的经济状况使卫生建设进展缓慢 |
| 四、政治制度不健全使卫生建设效率低下 |
| 五、地域方面的差异导致卫生建设中心标准缺乏 |
| 六、狭隘的阶级立场导致国民政府卫生政策的激进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从“公医制度”到“合作医疗” |
| 一、公医制度的提出 |
| 二、国民政府公医制度的实施 |
| 三、共产党对公医制度的继承改造 |
| 第二节 巡回医疗“送医下乡”的拓展延伸 |
| 一、民国时期巡回医疗制度实施概况 |
| 二、建国后对巡回医疗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
| 第三节 三级医疗保健制度从实验性质到全面推广 |
| 一、民国时期三级医疗保健制度的形成及实施概况 |
| 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 |
| 第四节 启蒙性卫生运动到全国卫生运动的开展 |
| 一、民国时期卫生运动的启蒙 |
| 二、新中国成立后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开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民国时期乡村卫生主要文章信息表 |
| 附录二：定县试验乡村卫生概况 |
| 附录三：各乡村卫生实验区医疗诊治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四：各乡村卫生实验区预防法定传染病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五：各乡村卫生实验区环境卫生开展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六：各乡村卫生实验区卫生教育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七：各乡村卫生实验区学校卫生举办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八：各乡村卫生实验区妇婴卫生开展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九：各乡村卫生实验区卫生宣传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十：内政部议决之县卫生事业推进办法及县立医院组织大纲 |
| 附录十一：民国二十四年全国登记医师助产士药剂生人数年累计统计表 |
| 附录十二：民国二十四年国内医校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
（6）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7）中美医疗保障史研究 ——百年以来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1912—1949 年中国医疗保障研究的现状 |
| 第二节 1949—2012 年中国医疗保障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1912—2012 年美国医疗保障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中美医疗改革比较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综合述评 |
| 第三章 1912—1949 年中华民国的医疗保障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概况 |
| 第二节 政府的医疗保障立法和行政 |
| 第三节 政府的医疗保障实践 |
| 第四节 立法与实践相悖的根源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医疗保障（1921—1949 年）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立法 |
| 第二节 医疗保障立法 |
| 第三节 医疗保障实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49—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保障 |
| 第一节 1949—1978 年医疗保障政策及实施 |
| 第二节 1978—2012 年医疗保障政策及实施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12—2012 年美国的医疗保障 |
| 第一节 1912—1965 年美国的医疗保障 |
| 第二节 1966—2012 年美国的医疗保障 |
| 第三节 政府医疗保障项目 |
| 第四节 医疗保障中的弊端及其根源 |
| 第五节 政府作用的扩大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美医疗保障比较 |
| 第一节 中美医疗保障特点 |
| 第二节 中美医疗保障的异同比较 |
| 第三节 中美医疗保障差异化比较 |
| 第八章 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性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问题与价值 |
| （一） 研究问题及缘由 |
| （二） 本文研究的价值 |
| 二、 既有文献述评 |
| （一） 公共政策的话语研究 |
| （二） 农村合作医疗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取向与方法 |
| （二） 经验研究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认真对待话语：话语建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 多样的“话语”：从语言学到社会政治理论 |
| （一） 语言学谱系中的话语分析 |
| （二） 社会政治研究中的话语理论 |
| （三） 批判话语分析：整合性研究策略 |
| 二、 重新认识“话语”：一个扩展性概念 |
| （一） “话语”的描述性定义 |
| （二） 话语的内容 |
| （三） 话语的性质 |
| （四） 话语的功能 |
| 三、 话语建构论：从哲学理论到社会科学研究途径 |
| （一）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话语建构论 |
| （二）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途径的话语建构论 |
| 第二章 话语与公共政策：一个政策过程解释模型 |
| 一、 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属性 |
| （一） 政策议题的话语建构性 |
| （二） 目标群体的话语建构性 |
| （三） 政策合理性的话语建构性 |
| 二、 理解政策过程：一个话语建构解释模型 |
| （一） 政策场域与话语联盟 |
| （二） 政策话语“生命周期” |
| （三） 政策选择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三、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经验对象与说明 |
| 第三章 “辉煌”到“解体”：传统合作医疗政策发展 |
| 一、 早期发展：“集体化”话语下的政策初创 |
| （一） 政策过程概述（50 年代中期—60 年代初） |
| （二） “集体化”话语与合作医疗 |
| （三）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的话语建构解析 |
| 二、 走向“辉煌”：“革命”话语下的政策推广 |
| （一） 政策过程概述（60 年代中期—70 年代中后期） |
| （二） “革命”话语与合作医疗 |
| （三）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的话语建构解析 |
| 三、 悄然解体：“现代化”话语下的“无决策” |
| （一） 政策过程概述（70 年代末—80 年代末） |
| （二） “现代化”话语与合作医疗 |
| （三）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的话语建构解析 |
| 第四章 “重建”到“转型”：“新农合”决策过程 |
| 一、 政策过程概述（90 年代初—新世纪初） |
| 二、 重建之困：“地方互助”话语下的政策接续 |
| （一） “地方互助”话语与合作医疗 |
| （二）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的话语建构解析 |
| 三、 卫生扶贫：“国家投入”话语下的政策转型 |
| （一） “国家投入”话语与合作医疗 |
| （二）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的话语建构解析 |
| 第五章 话语建构之解构：探寻政策过程的政治本质 |
| 一、 合作医疗：多重诠释与现实 |
| 二、 话语建构：隐蔽的权力运作 |
| 三、 政策过程：理性、政治与修辞 |
| 余论：政策话语研究的规范性意涵——一个初步探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的科研活动与成果 |
| 后记 |
（9）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回顾 |
| 一、 草泽铃医及乡村医疗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赤脚医生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一、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二、 研究资料 |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清代的乡村医疗及其近代变革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乡村医疗资源 |
| 第二节 晚清卫生行政改革 |
| 小结 |
| 第三章 保健员与民国时期乡村医疗建设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机制 |
| 第二节 保健员与乡村医疗建设 |
| 一、 培训保健员与合作医疗的起源 |
| 二、 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卫生建设 |
| 三、 边区政府的医药合作社及其医疗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1949 年后的农村医疗变革 |
| 第一节 四项卫生方针与爱国卫生运动 |
| 一、 反细菌战 |
| 二、 爱国卫生运动 |
| 第二节 1949 年后农村医疗市场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联合诊所、农业社保健站与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从医药合作社到联合诊所 |
| 二、 从联合诊所到保健站 |
| 三、 集体保健医疗或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
| 第五节 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典型 |
| 小结 |
| 第五章 赤脚医生政策的实施及影响 |
| 第一节 赤脚医生的兴起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一、 赤脚医生的前身：从卫生保健员到“小医生”的选拔与培训 |
| 二、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第三节 赤脚医生的培训 |
| 一、 培训方法 |
| 二、 培训内容 |
| 三、 培训效果 |
| 第四节 赤脚医生薪酬 |
| 一、 赤脚医生报酬的构成与分配 |
| 二、 赤脚医生报酬的变动 |
| 第五节 赤脚医生的职责 |
| 第六节 赤脚医生的医疗方式 |
| 一、 “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 |
| 二、 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 |
| 三、 “三土上马”、“四自创业” |
| 四、 西医疗法与新医疗法 |
| 五、 后合作医疗时期赤脚医生医疗方式的转变 |
| 第七节 赤脚医生时期的医病关系 |
| 一、 传统医病关系向现代医病关系的转变 |
| 二、 赤脚医生时期医病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主要任务 |
| 第一节 合作医疗的目标及任务 |
| 一、 1949 年至 1956 年过渡时期的卫生目标——消灭烈性传染病 |
| 二、 1957 年至 1965 年的卫生目标：“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 |
| 三、 1965 年至 1976 年的卫生目标——实现卫生革命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筹资 |
| 一、 早期合作医疗的经费筹集 |
| 二、 1969 年以后的合作医疗筹资 |
| 第三节 合作医疗的管理 |
| 第四节 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山东省合作医疗的发展概况 |
| 二、 山东省合作医疗快速发展的个案分析 |
| 三、 1977 年到 1985 年合作医疗的衰落 |
| 四、 合作医疗制度化失败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成效探析 |
| 第一节 两种传统观点：瑕不掩瑜与微不足道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实际效果 |
| 一、 实际医疗效果 |
| 二、 卫生成就与合作医疗的关系 |
| 第三节 社会政治效应 |
| 一、 从“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到“合作医疗好” |
| 二、 合作医疗所蕴含的价值和目标 |
| 小结 |
| 第八章 赤脚医生制度的尾声与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逆转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结语 政治化、制度化、廉价化的医疗资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10）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4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第一章 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理论 |
| 1.1 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理论 |
| 1.2 卫生资源配置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卫生人力政策回顾 |
| 1.1 卫生人力教育培养政策 |
| 1.2 卫生人力选拔使用考核政策 |
| 1.3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政策 |
| 1.4 分配报酬激励政策 |
| 1.5 卫生人力流动政策 |
| 1.6 农村卫生人力配置政策 |
| 1.7 全科医师政策 |
| 1.8 卫生人力规划与发展 |
| 第三章 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现状 |
| 1.1 新医改要求 |
| 1.2 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进展 |
| 1.3 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第四章 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趋势 |
| 1.1 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及医药卫生服务需要发展趋势 |
| 1.2 卫生人力发展趋势预测 |
| 第五章 国际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
| 1.1 各国卫生人力现状 |
| 1.2 欧洲各国医药卫生人才现状 |
| 1.3 其他各国高等医学教育现状 |
| 1.4 其他各国全科医师培养现状 |
| 1.5 其他各国改善农村卫生人力不足的措施 |
| 第六章 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战略举措 |
| 1.1 指导思想 |
| 1.2 基本原则 |
| 1.3 总体目标 |
| 1.4 重大举措 |
| 1.5 保障措施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发表论文 |
四、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记中国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968-1980）[D]. 张琳.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5]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D]. 刘洁. 信阳师范学院, 2019(08)
- [6]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7]中美医疗保障史研究 ——百年以来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作用[D]. 宁方景. 中央财经大学, 2016(11)
- [8]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 ——国家合作医疗政策过程研究[D]. 张海柱. 吉林大学, 2014(09)
- [9]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D]. 许三春. 南开大学, 2012(07)
- [10]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策略研究[D]. 崔霞. 中南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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