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整经济结构的辩证思维(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伟[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李娜[2](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指出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田兆臣[3](2021)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原始社会开始,伴随人的劳动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原始社会不同种族、部落的习俗和约定等也逐渐形成,产生了最早的“制度”萌芽,规范着原始氏族成员之间的行为与交往。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更加完善与健全,制度的规范性也不断增强,并在对行为的指引与约束中推动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范围的分工与合作逐步形成,制度的范围与效力也更加凸显,制度发挥约束力的同时更强化了惩罚与警示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制度规范的提升,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制度在原有规范性和约束性功能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强的感召力和引领力,不断凸显制度的权威,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权威是制度内在功能的体现,是人对制度认同和信服的结果。从制度权威的形成与显现来看,制度权威是人对制度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内化,是制度功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外显,更是人们对制度敬畏和信服的必然结果。制度在规范和约束社会行为中展现着制度的功能和力量,并逐步内化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服与认可,成为人们外在行为与实践的客观标准和遵循,最终将制度权威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在马克思看来,制度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事物内在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制度权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制度权威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威严”。当社会秩序的平衡状态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外在因素打破时,制度作为一种客观约束机制就会启动规范、惩罚和救济机制,实现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或对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平衡和维护。伴随制度内在平衡功能的不断发挥,人们逐渐对制度形成一种力量的共识,将制度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和依据,彰显着制度权威的内在力量。马克思是制度理论的导师,更是制度权威思想的创始人。在马克思的所有思想中,制度权威思想是马克思关于制度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载体与武器。唯物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奠定了认知基础,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则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指明了发展方向。无论是原始社会的习俗约定还是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制度的载体与形式,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外在行为的逻辑认知结果。在这一逻辑演变过程中,制度功能不断增强,由最初的指引规范到硬性命令再到强制执行等,都展现着制度内在的、客观的规范性与约束性。在马克思看来,制度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会伴随人们认识的提升,而逐步内化为人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素养,并以制度权威的形式指引人们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主动遵循与践行。探寻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是全面认识和了解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前提与基础。从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大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失范和阶级矛盾对抗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和背景。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产权制度与分工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思想,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启发马克思进行制度权威研究的思想起点。马克思通过探索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由的追求,认识到了制度权威蕴含的人性诉求;通过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研究,认识到了制度权威的社会期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全面阐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基于这些认识,看到了制度权威的价值,进一步坚定了开展制度权威研究的信心和决心。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是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依据。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制度和制度权威的相关论述的文本梳理与研究,进一步系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及演变的看法和思考,以确保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起点、思想内涵和逻辑体系,从而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纵深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相关经典着作、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的查阅和梳理发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都蕴含着其关于制度及制度权威的分析和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等的认识与思考,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也是制度权威显现的力量源泉。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制度权威也会不断发展和演变,由人最初的被迫性接受逐渐转变为人的主动性遵循。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要探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内涵、特征及演变等,还要积极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及启示。制度权威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和体现,决定了制度权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保障功能,也对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有着基础性的助推作用。当前,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全球各国的国家治理相结合,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引领和指导各国的法治建设,将会不断凸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确保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发展。立足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相结合,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系统研究,既能让我们看到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制度权威思想,更能让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等理论品质,为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形式特征及演变等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能够不断推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同时,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更能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制度权威的力量。
马淑琴[4](2021)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外引起激烈的争论,造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的混乱,这无疑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考察了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各种争论及其自我辩护,剖析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实质,并结合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和列宁的革命辩证法,探讨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从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生命力。首先,本文考察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了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全面阐释了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各种争论及其自我辩护。伯恩施坦面临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特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折中主义和空想主义,混淆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关系,用新康德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贬低为庸俗唯物主义。伯恩施坦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主张“运动就是一切”,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崩溃论”,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人们围绕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这些主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伯恩施坦也对此进行了自我辩护。我们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立场,才能真正认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实质。其次,本文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依托实证主义、机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其理论实质是:用实证性取代辩证性,用局部性割裂整体性,用改良性抹杀革命性。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陷入黑格尔辩证法陷阱,他认为马克思对现实运动的辩证考察是对事物进行真正科学观察的障碍。伯恩施坦主张,对事实应采取直观的态度,他将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对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法权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判断当中,用实证性取代辩证性。伯恩施坦从新康德主义出发,在纯粹理论和应用理论之间进行划界——纯粹理论是从全部经验中推演出来的认识原理且具有不变性,应用理论所针对的是各个现象或各个实践事例且具有可变性——导致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伯恩施坦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整体性割裂为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局部性,导致唯物主义历史观庸俗化。伯恩施坦反对阶级斗争,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资本主义改良政策,强调对立面斗争外的相似力量的合作在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策略。他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策略已经过时,主张通过议会民主实现社会改良,最终导致用改良性抹杀革命性。最后,本文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实质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和列宁的革命辩证法,进一步探讨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从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卢卡奇揭露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证性,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总体性辩证法,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统一关系基础上的总体性辩证法。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既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又是历史过程中的客体,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才能实现这种总体性的辩证法,扬弃物化的社会关系,实现共产主义。列宁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改良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批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同时,导致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秦冰馥[5](2021)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含着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面对这样一份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宝藏,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以宏大的战略视野统筹谋划,先后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明确要求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并贯穿于国民教育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由此可见,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意义,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意,更是传承民族精神血脉,汲取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坚定文化自信,培育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支撑。因此,本文立足当今时代背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主题。本文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规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按照凝练研究主题、开展前提性分析、考察历史进程、归纳时代要求、探索创新实践路径模式的思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根铸魂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为二者相通相融的逻辑起点,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共生共进关系视角出发,分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脉络、思想精华与时代价值(第一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二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过程与经验启示(第三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诉求(第四章)、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第五章)五个方面展开讨论。引言部分。主要对本文选题的缘由进行分析,指明研究目的,并提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进行阐述。第一章主要提炼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育人资源。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入手,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与基本走向,总结归纳了其中包含的丰富历史遗产。进而着重深入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赓续延传中所展现出的生生不息的延续性、经世致用的务实性、革故鼎新的创新性、重人轻神的人文性、和崇德尚善的伦理性等突出特征,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民惟邦本”“天下大同”核心思想理念,以及注重整体、辩证、历史的思维品格。最后,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后续几个章节的讨论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出发,分析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品质与紧密关系使融入具有充分的可能性;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需要、自觉选择、使命追求使融入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维度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优秀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在总体上廓清了两者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第三章围绕历史维度,梳理总结了自党成立以来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折历程,通过考察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辩证态度和鲜明立场以及伴随这一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程,总结了历史实践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立足新时代背景的融入,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紧扣“生命线”定位,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化人的积极效能。第四章从现实维度出发,在分析已经取得的成绩与现实中存在的不足基础上,审视“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与历史机遇。进而,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分析提出了实现融入必须聚焦教育根本问题,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双创”原则为实践指南;立足主阵地、主渠道,科学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路的必然要求,从而明确了创新融入实践应把握和努力的前进方向。第五章主要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维度出发,结合当下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相关领域和主要内容,从理论武装、学科教学、日常教育、队伍建设等方面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依托“大思政”工作格局尝试构建了融入的创新实践模式。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简要总结。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思想精华、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和载道铸魂功能。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紧密结合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探索完善中华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的有效路径与模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增强当代青年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支撑。
毕然[6](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岳红玲[7](2021)在《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家大局出发,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底线思维方法论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其目标直指解决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面临的新问题和老问题,提高党运用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底线思维是集原则性、科学预见性、主观能动性、辩证性有机统一的思维方法。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底线思维的基本思想的继承发展,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底线思维智慧的创造性运用,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围绕如何防范化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性风险这一主题呈现出丰富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第一,在政治领域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关乎道路、方向的问题上要立场坚定。第二,在经济领域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采取积极措施守住“六稳”“六保”底线,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在重大风险面前守住经济基本盘。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建设、哲学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导,重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坚守道德底线。第四,在社会领域强调社会政策要兜底,守住社会稳定底线、安全生产红线、国家粮食安全底线、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这些底线事关人民利益和福祉、事关国家大局稳定,体现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第五,在生态领域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意义;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划定并守住三条控制线,保护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第六,在党的建设领域党员干部要守住思想底线、初心底线、廉洁自律底线等,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第七,在外交领域坚决守住我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底线;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社会的竞争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实现国际社会间的良性竞争。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论述包括:加强科学理论修养,坚持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灵活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化解矛盾、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练就过硬的防范风险的政治本领,科学研判风险,提高化解风险能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善于斗争,加强斗争历练,提高斗争本领。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表现为:在理论品质上其核心要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其本质特征是忧患意识,其重要抓手是两手准备;在理论立场上,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风险和挑战,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让人民群众满意;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问题就是矛盾,底线思维瞄着问题来、奔着问题去,充分估计最坏可能性、通过实际工作规避风险。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注重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中发现问题;在筛选问题时注重统筹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全局性和局部性、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的当前和长远、问题的内部与外部等关系;在研究问题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两点论和重要论的统一;在解决问题时坚持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以点带面开展改革试点、坚持从群众智慧中寻找应对问题的办法。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利于探索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针,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张起梁[8](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李新潮[9](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王秀芳[10](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二、调整经济结构的辩证思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调整经济结构的辩证思维(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1.3 理论基础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2.1.3 新时代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2.2.1 文化滋养 |
2.2.2 理论积淀 |
2.2.3 实践基础 |
2.2.4 个人条件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
2.1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
2.1.1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 |
2.1.2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变化 |
2.1.3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受到质疑 |
2.1.4 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 |
2.1.5 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困境的折射 |
2.2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2.2.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
2.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2.2.3 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 |
2.2.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 |
2.2.5 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
第3章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两阶段说的评判 |
3.1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 |
3.1.1 “科学—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还原为“理性—谬误”对立论 |
3.1.2 “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分析模式还原为“实践功能” |
3.1.3 “物化”分析模式还原为“科学与知识”维度 |
3.2 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 |
3.2.1 精英与公众的历史性分裂 |
3.2.2 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间脱节 |
3.2.3 个人主观意识形态与外部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对抗 |
3.2.4 主体真实表达与语言异化产生的压抑性对立 |
第4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 |
4.1 反思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 |
4.1.1 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 |
4.1.2 存在历史主义主客体的无限相对化 |
4.1.3 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内在矛盾 |
4.1.4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之名” |
4.2 论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 |
4.2.1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 |
4.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重新释义 |
4.2.3 文化与经济的联结 |
4.3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原则 |
4.3.1 总体性原则 |
4.3.2 辩证性原则 |
4.3.3 历史性原则 |
4.4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三重视域” |
4.4.1 政治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4.4.2 社会观的分析模式 |
4.4.3 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第5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自我运用 |
5.1 文化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解释学 |
5.1.1 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分期的符码转换 |
5.1.2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三阶段论 |
5.1.3 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内容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批判 |
5.2.1 资本的扩张逻辑 |
5.2.2 镜像化的统治逻辑 |
5.2.3 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 |
5.3 认知绘图策略: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
5.3.1 认知绘图的范围界定 |
5.3.2 认知绘图的功能 |
5.3.3 认知绘图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
第6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
6.1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 |
6.1.1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
6.1.2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 |
6.1.3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 |
6.2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局限 |
6.2.1 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 |
6.2.2 “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失偏颇 |
6.2.3 认知绘图策略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性 |
6.3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
6.3.1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6.3.2 有助于严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 |
6.3.3 有助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背景和理论渊源 |
一、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一)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生产过程规范性增强 |
(二)社会交往扩大引起的行为规范消解 |
(三)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的社会制度失范 |
二、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一)卢梭、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 |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制度与分工协作理论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思 |
三、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标志 |
(一)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时期 |
(二)制度权威思想的主要认识及代表作 |
第二章 制度权威的价值分析 |
一、启蒙运动中人的自由对制度权威的追求 |
(一)启蒙运动对人的自由的呼唤 |
(二)制度权威与人的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 |
(三)制度权威是人的自由的前提 |
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制度权威 |
(一)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使命 |
(二)无产阶级革命中制度权威与人的自由的统一 |
(三)制度权威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保障 |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的认识 |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根源的剖析 |
第三章 制度权威的内涵与本质 |
一、制度的内涵及作用 |
(一)制度的定义 |
(二)制度的内涵及本质 |
(三)制度的属性及功能 |
二、制度权威的内涵 |
(一)制度权威的要素 |
(二)制度权威的内容 |
(三)制度权威的特点 |
三、制度权威的本质 |
(一)制度权威的客观性 |
(二)制度权威的主观性 |
(三)制度权威的能动性 |
第四章 制度权威的表现形式 |
一、经济制度权威 |
(一)经济制度权威的内涵 |
(二)经济制度权威的表现 |
(三)经济制度权威的作用 |
二、政治制度权威 |
(一)政治制度权威的内涵 |
(二)政治制度权威的表现 |
(三)政治制度权威的作用 |
三、文化制度权威 |
(一)文化制度权威的内涵 |
(二)文化制度权威的表现 |
(三)文化制度权威的作用 |
第五章 制度权威的基本特征 |
一、制度权威的唯物性 |
(一)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的根源 |
(二)生产关系是制度权威演变的动力 |
(三)客观规律是制度权威的遵循 |
二、制度权威的阶级性 |
(一)阶级的产生及发展 |
(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不同制度诉求 |
(三)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与发展 |
第六章 制度权威的演变 |
一、人的自由对制度权威的呼唤与推动 |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认识 |
(二)人的自由与制度权威的相互依存关系 |
(三)制度权威是人的自由的基础 |
二、马克思对制度权威变迁的思考 |
(一)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整体性研究的方法认识 |
(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权威的构想 |
三、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演变的认识 |
(一)制度权威演变的动力 |
(二)制度权威演变的基本逻辑 |
(三)制度权威演变的方向 |
第七章 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制度权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 |
(二)制度权威思想对制度创新发展的推动 |
二、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实践价值 |
(一)制度权威思想对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助推作用 |
(二)制度权威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 |
(三)制度权威思想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引领 |
(四)制度权威思想对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4)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写作思路 |
第1 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问题缘起 |
1.1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
1.1.1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1.1.2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 |
1.2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
1.2.1 伯恩施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
1.2.2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布朗基主义”的理解 |
1.2.3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新康德主义基础 |
1.3 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各种争论及其自我辩护 |
1.3.1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
1.3.2 反对“崩溃论” |
1.3.3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
第2 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实质 |
2.1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用实证性取代辩证性 |
2.1.1 批判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 |
2.1.2 直观事实而歪曲现实运动 |
2.2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用局部性割裂整体性 |
2.2.1 纯粹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划界 |
2.2.2 唯物主义历史观庸俗化 |
2.3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用改良性抹杀革命性 |
2.3.1 提倡改良主义的策略 |
2.3.2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时论 |
第3 章 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
3.1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 |
3.1.1 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辩证统一关系 |
3.1.2 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
3.2 列宁的革命辩证法 |
3.2.1 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坚持——无产阶级斗争 |
3.2.2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
3.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第一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资源与时代价值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述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走向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一)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 |
(二)熔铸和培育时代精神的沃土 |
(三)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 |
第二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 |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属性和文化价值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兼具开放性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间的紧密关系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
(一)提升文化涵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需要 |
(二)推动文化传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选择 |
(三)增强文化自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追求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逻辑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逻辑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逻辑 |
第三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曲折发展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步深入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总结 |
(一)坚持党的领导延续中华民族千年文脉 |
(二)坚持马克主义指导地位厚植民族根基 |
(三)把握“生命线”释放文化培根铸魂效能 |
第四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诉求 |
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绩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
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机遇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挑战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机遇 |
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
(一)聚焦教育根本问题,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 |
(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双创”原则为实践指南 |
(三)立足思政阵地渠道,科学制定融入基本思路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 |
一、立足内在规律把握实践创新的基本原则 |
(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
(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三)显性融入与隐性融入相统一 |
二、围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创新融入路径 |
(一)融入理论武装夯实青年学生思想成长成熟的文化基石 |
(二)融入学科教学促进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统一 |
(三)融入日常教育丰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验与实践 |
(四)融入队伍建设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保障 |
三、依托“大思政”工作格局创新融入的实践模式 |
(一)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推进传统文化有效融入 |
(二)衔接主渠道与主阵地提高育人化人的实效性 |
(三)运用“互联网+”模式加强线上文化浸润与引领 |
(四)构建文化传承的学校、家庭、社会多维支撑 |
(五)建立动态反馈机制促进融入的质效不断优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6)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及重、难点 |
第一章 底线思维的内涵和特征 |
第一节 底线思维的内涵 |
一、底线的内涵 |
二、思维的内涵 |
三、底线思维的内涵 |
第二节 底线思维的特征 |
一、原则性 |
二、科学预见性 |
三、主观能动性 |
四、辩证性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底线思维的基本思想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底线思维的资源 |
三、毛泽东思想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现实依据 |
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要求 |
三、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的要求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基本形态的重要论述 |
第一节 关于政治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二、坚持党的领导 |
第二节 关于经济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
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 |
四、守住农业农村改革的“三条底线” |
第三节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
二、守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
三、重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
四、守住道德底线 |
第四节 关于社会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
二、坚守食品安全底线 |
三、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 |
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
第五节 关于生态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
二、守住“三条控制线” |
三、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
第六节 关于党的建设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牢守政治红线 |
二、牢守思想防线 |
三、牢守党的初心使命 |
四、牢守廉洁自律底线 |
第七节 关于外交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安全的底线 |
二、国与国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 |
三、坚守军事底线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论述 |
第一节 加强科学理论修养 |
一、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
二、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新思想 |
三、坚持科学思维方法 |
第二节 练就过硬的防范风险的政治本领 |
一、增强战略定力 |
二、警惕“灰犀牛”防范“黑天鹅” |
三、提高科学研判风险能力 |
四、提高化解风险能力 |
五、提高制度执行力 |
第三节 发扬斗争精神 |
一、发扬斗争精神是时代的需要 |
二、保持斗争精神并敢于善于斗争 |
三、加强斗争历练以增强斗争本领 |
第五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
第一节 理论品质 |
一、其核心要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
二、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 |
三、其本质特征是忧患意识 |
四、其重要抓手是两手准备 |
第二节 理论立场 |
一、坚守人民立场 |
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
三、让人民群众满意 |
第三节 问题导向 |
一、发现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起点 |
二、筛选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丰富 |
三、研究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关键 |
四、解决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归宿 |
第六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第一节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 |
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 |
第二节 有利于党探索和把握执政规律 |
一、牢守纪律底线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二、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底线以夯实执政基础 |
第三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针 |
一、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结晶 |
二、有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三、有利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
四、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
第四节 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
一、有利于清醒认识我国面临的形势 |
二、有利于抓住中心工作促进多条底线动态平衡 |
三、有利于补齐短板并筑牢底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 |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
第一章 从希腊到德国的演变: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 |
第一节 古代希腊哲学:辩证法的精神家园 |
一、探寻本源: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素朴直观的辩证法思想 |
二、化一为多:古希腊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中的辩证法思想 |
三、伦理转向:古希腊走向衰退期的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第二节 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思辩王国 |
一、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知识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三、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四、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规律到范畴的进展:唯物辩证法的深刻体现 |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联系与发展总特征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历史的联系与发展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阶级的联系与发展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逻辑的联系与发展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规律的运动与发展 |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的精髓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 |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范畴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范畴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原因与结果的辩证法范畴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范畴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现实与可能的辩证法范畴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变: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发展 |
第一节 科学抽象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实施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内涵澄明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具体实施 |
第二节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真实内涵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运用发展 |
第三节 从后思索法: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视角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内涵界定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具体运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宏观到微观的推进:作为辩证法的唯物史观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关系 |
一、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 |
二、关于这一问题的重新理解 |
三、理解中解释学方法的引入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基础的奠定 |
一、经济范畴人格化:破解人的存在之谜的钥匙 |
二、科学劳动范畴: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 |
三、经济的社会形态:走向历史深处的科学范畴 |
四、三形态学说:划分社会历史演进的科学形态 |
五、社会有机体: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范畴 |
六、资本逻辑:主宰现代社会运行的总体性原则 |
第三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表达的开创 |
一、实践观:人类社会在实践活动中辩证发展 |
二、自然观: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 |
三、动力观: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
四、结构观:人类社会三个维度形成三种结构 |
五、演化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 |
六、主体观:人民群众位居社会历史主体地位 |
七、价值观:人类文明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复归 |
第四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辩证原理的贯穿 |
一、唯物史观关于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辩证关系原理 |
二、唯物史观关于真理与价值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原理 |
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创造者原理即人民主体性原理 |
四、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推动力原理 |
五、唯物史观关于手段与目的内在结合辩证关系原理 |
六、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辩证统一原理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从文本到当代的开显: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品格 |
一、唯物辩证法是宏观的但也是微观的理论体系 |
二、唯物辩证法是历史的但也是开放的理论体系 |
三、唯物辩证法是具体的但也是发展的理论体系 |
四、唯物辩证法是当代的但也是民族的理论体系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启迪 |
一、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二、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 |
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关键举措 |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战略性抉择 |
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参考文献 |
一、经典着作 |
二、中文着作 |
三、中文译着 |
四、英文文献 |
五、期刊论文 |
六、学位论文 |
七、报纸网络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一、发表论文 |
二、参与课题 |
三、参加会议 |
致谢 |
(10)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调整经济结构的辩证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2]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3]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D]. 田兆臣.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考察[D]. 马淑琴.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秦冰馥.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7]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D]. 岳红玲.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8]《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9]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10]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