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贸运行情况与政策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林剑君[2](2021)在《跨境电商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文中提出近些年来,跨境电子商务不仅稳定了经济发展,而且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作出了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引导跨境电商良性发展,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大量电商政策。但当前学界少有人从对制造业影响的视角研究电商政策,也缺少对电商政策的评估,因此本文通过制造业企业的视角探电商政策的实施效果,定性、定量结合分析,更加科学地评估政策效果。本文通过评估跨境电商政策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来评估电商政策的实施效果。具体来说,本文以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政策实施城市的制造业公司财务指标为数据来源,构造企业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将各个指标综合测算得到样本城市2007-2015年的制造业综合绩效得分,并以此作为研究政策实施效果的被解释变量。然后以2013年8月在5个城市实施的电商政策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按照地理位置、经济规模等因素选取对照组城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跨境电商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各种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后,跨境电商政策在5个城市的试点实施对制造业绩效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交互项系数为0.2191,各项稳健性检验证明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此外异质性研究表明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会导致跨境电商政策对城市制造业绩效的作用不尽相同,相对于沿海地区,在非沿海地区实施跨境电商政策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当地制造业发展。最后分析模型,并就模型结论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建立配套政策,构建适应电商发展的政策体系;第二;协调职能部门,共同解决问题;第三、参与国际交流,借鉴先进经验;第四、加强政民沟通,政府制定政策时要与企业沟通互动;第五、因地制宜地发展电商行业;第六、处理好普惠和公平的发展问题;第七、推动特色企业品牌打造;第八、增强政策试点的效果,推广试点经验。
苏成之[3](2021)在《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以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的极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着制度变革,不断地融合新的元素并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世界贸易的成长,在“互联网+跨境贸易”的大背景下,跨境电商结合信息技术正在持续发展。我国为了与时代相接轨,积极发展跨境电商行业,创新跨境电商的管理和制度政策。本文基于国家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背景,以我国2015年成立的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研究样本,综合试验区内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为研究目的,综合采用了文献综述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作为研究基础,研究税收政策对综试区内企业的影响,展开深入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和创新点:首先,第一部分包含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和创新点及不足。目前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现行研究较少,大多倾向于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模式、人才培养和法律问题的研究。本文从税收政策的角度出发,结合杭州综试区的案例分析,尝试对现行的税收政策探究综试区发展。第二部分对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概念进行阐述,并说明本文运用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先分析我国目前整体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发展状况,结合当前经济背景下,分析现阶段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特点、发展层次。并梳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税收政策并分析政策成果。第四部分跨境电商综试区案例分析。介绍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目前的发展状况、内容等。通过数据分析,探究出税收政策的改革对跨境电商综试区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总结出税收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阻碍以及对企业的积极影响。第五部分收集综合试验区内企业的税收信息、财务数据等相关数据信息,分析综合试验区内相关税收政策对综试区内企业的影响,通过对比税收政策变化前后的出口数额、出口货值等指标,总结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政策的对企业积极和不利影响。最后,对上文的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进行总结,依据结论结合学者们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政策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对策。
聂世坤[4](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刘州[5](2021)在《关检改革背景下的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研究》文中提出原产地证书作为商品产地的证明文件,由贸易国以相应原产地规则为依据签发,在产品进出口贸易中作为区别征收进口关税、实施进出口产品数额统计等工作的重要凭证,体现了国与国间的贸易合作关系。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区域经济合作日渐紧密、自贸区建设提速的大趋势下,原产地证作为出口产品享受关税优惠的“通行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原产地签证业务处在蓬勃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海关作为原产地签证管理部门,研究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加深对各国、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优惠政策的理解,进一步完善、改进原产地签证管理,帮助广大出口贸易企业充分享受优惠政策带来的便利,对服务外经贸发展有现实意义。同时,原产地签证工作体现海关系统服务职能,探索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关检改革以来,海关在原检验检疫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建设性的探索,在企业备案管理、无纸化签证等方面的管理措施不断推陈出新,原产地签证管理工作趋向电子化智能化发展,效率逐步提升。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强劲势头带来的业务量增加及签证管理部门有限的资源之间、最大限度降低管理“耗能”与严控签证质量,维护官方签证信誉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2020年度全球新冠疫情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也对现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论文以惠州海关作为研究例证,按照背景介绍——文献引述——梳理概念及理论基础——描述现状——归纳问题——寻找问题成因—提出对策的思路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是使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惠州海关原产地签证管理作为个案,在关检改革背景下介绍目前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情况,剖析其管理现状,以交易成本理论结合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平衡计分法评价工具对原产地签证管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相关影响因素和解决方法,进而为改进原产地签证管理提出合理的建议。
张晨瑶[6](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邵冰[7](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楼双双[8](2020)在《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模式的研究 ——以义乌为例》文中指出义乌经过历史的洗礼,在资源贫瘠、四周环山的自然条件下,先是通过手摇拨浪鼓的门前交易,到义乌小商品之都的内贸市场最后演变为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国际商贸城,这中间的变化与义乌市政府一直以尊重市场自行发展再结合管理加以规范的开放政策有巨大联系。为了开发更大的义乌外贸市场,义乌针对本市的外贸业态建立了市场采购贸易的监管模式,并通过信息化这一新型的技术手段加以辅助监管。市场采购贸易联网信息平台正式在2014年上线。截止目前为止,市场采购贸易联网信息平台已覆盖所有的贸易主体及监管部门,形成了庞大的贸易数据流和长效合理的监管体系。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与传统监管模式相比不管在监管效能上还是制定决策依据上都有较大的优势。然而,由于网络环境复杂、政府数据保密管理规定等因素导致政府在信息化监管过程中依然存在信息安全问题、政府间数据共享受限等问题。本文结合创新驱动发展理论,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政府职能转型等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建立“三层面”管理模式、成立政府数据中心等建议,以强化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模式。
顾蔡卫[9](2020)在《产业转移趋势下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体系的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服装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及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国内的服装外贸行业受到较大的冲击,生产协作体系也面临新的挑战。红豆服装外贸作为国内知名的服装出口企业,在服装外贸行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面对日益严峻的外贸形势,如何保持市场竞争力,成为红豆服装外贸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对我国服装业的发展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我国服装业发展的宏观环境、竞争环境及内部环境进行分析,明确了我国当前服装业发展的优劣势与机会威胁,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服装业生产协作体系的调整势在必行;其次,对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体系现状进行分析,在对公司的季度战略评审主题进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统计出公司在生产协作体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论文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对公司的生产协作体系的主要内容对生产协作战略方向的调整、生产协作区位的调整、跟单管理模式调整、供应商管理模式调整、生产协作资源整合、质量管理模式调整、生产协作组织调整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论文研究中,应用协同理论、区位优势理论及供应链管理理论对相关调整研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各个方面的调整提出了具体的调整措施,使论文在更具现实意义,同时论文还对生产协作体系调整的风险管控与生产协作体系调整效果预评估进行了研究;最后,从领导应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生产协作体系的适应性进行定期评价及建立生产协作体系持续改进机制等角度对实施生产协作体系调整方案提出了保障措施,确保调整方案的有效实施。
单仕春[10](2020)在《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签证研究 ——以泰安海关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原产地证书是证明货物原产地的一种证明文件。按类型分为一般原产地证书(CO)、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证书以及专用原产地证证书。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区域间经济合作的更加紧密。原产地证书由于其具有减免税款的功能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外贸企业的关注和重视。在原产地证书签发数量快速上升的同时,签证机构的签证管理工作和签证模式也经受着巨大的考验,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无纸化签证模式提高签证效率成了必然选择。本文以海关签证管理现状和无纸化签证推进情况为研究对象,纵向对比“少纸化”签证、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原产地自主声明模式及“非接触”签发模式,横向对比美国、日本、新加坡、欧盟等国外原产地签证模式,结合原产地签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泰安海关等单位的实践为依据,梳理出原产地签证工作中存在的企业缺乏利用无纸化签证政策申领数字证书的主动性、企业申报员水平有待提升、签证机构承载能力不足、多机构共同管理“条块分隔”的体制缺乏统一规划造成“信息孤岛”、原产地证书审核管理系统不够完善、数字化原产地证书没有受到国外海关广泛认可等难题。通过综合运用电子政务理论、贸易便利化理论等理论知识并以此指引,设计了本文的研究方案;其次,作者探访了济南海关和泰安海关,对原产地管理部门领导、一线签证人员和签证企业分别进行了访谈;对泰安海关辖区外贸企业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探访的方式了解企业基本状况和对签证机构的意见建议。最后通过对签证管理模式的比较和访谈取得数据的分析,指出了原产地签证模式的问题,进行更深一层原因分析,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支撑、做好无纸化签证发展的统筹设计、创新企业管理模式实施差异化管理、改进原产地管理系统,以企业差异化管理为基础,实施“智慧签证”的对策,解决当前签证机构在守好国门和服务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问题。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签证模式的改进,在优化签证程序、提升签证效率的同时,保证签证质量,最大限度让外贸企业享受原产地优惠政策。
二、外贸运行情况与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贸运行情况与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跨境电商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1.3 研究的实践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1.2.3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贡献和不足 |
1.4.1 本文的贡献 |
1.4.2 本文的不足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跨境电商政策的定义 |
2.1.2 企业绩效的定义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产业集群理论 |
2.2.2 产业价值链理论 |
2.2.3 政策网络理论 |
2.2.4 协同学理论 |
2.2.5 交易成本理论 |
第3章 跨境电商政策的现状分析 |
3.1 跨境电商政策发展进程 |
3.1.1 跨境电商初创期 |
3.1.2 跨境电商生长期 |
3.1.3 跨境电商稳定期 |
3.2 跨境电商政策具体实施 |
第4章 基于GPCA模型的制造业企业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 |
4.1 指标体系的相关操作 |
4.1.1 选取原则 |
4.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 制造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数据来源 |
4.2.1 GPCA模型的测算原理 |
4.2.2 全局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步骤 |
4.2.3 数据的选取 |
4.2.4 实证分析 |
第5章 跨境电商政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DID模型的构建 |
5.1.1 实证模型的具体设定 |
5.1.2 实证模型变量的选取 |
5.2 双重差分结果及模型相关检验 |
5.2.1 平行趋势检验 |
5.2.2 基准回归结果 |
5.2.3 稳健性检验 |
5.2.4 异质性检验 |
第6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6.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6.2 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 |
6.2.1 关于完善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估方法改进的建议 |
6.2.2 关于政府完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的建议 |
6.2.3 关于地方跨境电商持续发展的建议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各城市制造业综合绩效得分 |
(3)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以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一、跨境电子商务 |
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二、交易成本理论 |
第二章 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政策及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立与分类 |
一、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立 |
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分类 |
第二节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政策梳理 |
一、出口退税政策 |
二、“无票免税”政策 |
三、出口企业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政策 |
第三节 跨境电商综试区税收政策的分析 |
一、跨境电商行业整体交易规模 |
二、跨境电商出口占比变化 |
三、网络零售出口的交易规模 |
第三章 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案例分析 |
第一节 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发展现状 |
一、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内容 |
二、杭州综试区的现状和成果 |
第二节 杭州综试区内跨境电商企业的数据分析 |
一、杭州综试区跨境电商的验放清单分析 |
二、杭州综试区跨境电商的出口额分析 |
三、杭州综试区跨境电商企业数量的数据分析 |
第四章 综试区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分析 |
第一节 综试区税收政策影响的积极方面 |
一、无票免税促进跨境电商行业发展 |
二、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使跨境电商行业走入正轨 |
第二节 综试区税收政策的不利影响 |
一、对国内传统出口企业的影响 |
二、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的弊端 |
三、“无票免税”风险 |
四、税收监管不完善 |
第五章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持续完善跨境电商税收体系 |
一、企业所得税的完善 |
二、“无票免税”政策 |
三、其他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完善 |
第二节 加强跨境电商税收监管和惩戒制度 |
一、强化税收监管制度 |
二、强化惩戒制度 |
第三节 建立健全跨境电商法律体系 |
第四节 积极应对数字经济挑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关检改革背景下的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关于原产地签证管理的研究 |
1.3.2 关于关检融合改革的研究 |
1.3.3 既有研究的贡献及其不足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 |
1.5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关检融合改革 |
2.1.2 出口货物原产地判定 |
2.1.3 原产地证书的分类及作用 |
2.1.4 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 |
2.2 理论基础及分析 |
2.2.1 交易成本理论 |
2.2.2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 |
2.2.3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三章 关检融合背景下的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管理现状 |
3.1 原产地管理工作内涵 |
3.1.1 原产地签证管理的内容要素 |
3.1.2 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职能 |
3.2 职能履行层面 |
3.2.1 关检改革落地后职能履行主体变化情况 |
3.2.2 惠州海关原产地证签证任务完成基本情况 |
3.3 海关内部管理层面 |
3.4 能力提升层面 |
3.4.1 推进原产地企业备案简化情况 |
3.4.2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工作推进情况 |
3.4.3 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工作运行情况 |
3.5 服务对象层面 |
3.5.1 服务对象类别 |
3.5.2 服务对象签证需求分析 |
3.5.3 优化服务开展各类宣传培训活动情况 |
第四章 惠州海关原产地签证管理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惠州海关辖区原产地签证管理企业问卷调查分析 |
4.2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相关人员访谈调查 |
4.2.1 访谈概要 |
4.2.2 对惠州海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内容及结果 |
4.2.3 对服务对象的访谈内容及结果 |
4.3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的存在问题 |
4.3.1 职能履行和内部管理方面的存在问题 |
4.3.2 能力提升方面存在的问题 |
4.3.3 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
4.4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存在问题的主要成因 |
4.4.1 海关方面的原因 |
4.4.2 企业方面的原因 |
第五章 推动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的措施及建议 |
5.1 探索适应职能履行需求的管理理念、作业模式 |
5.1.1 推动管证书到管企业的签证管理理念转变 |
5.1.2 探索构建集约型签证作业管理模式 |
5.2 优化海关原产地签证内部管理 |
5.2.1 明确隶属关签证管理部门职责范围 |
5.2.2 优化组织架构,实现资源运用合理化 |
5.3 促进原产地签证管理能力提升 |
5.3.1 按照岗位需求提升隶属关签证业务工作人员素质 |
5.3.2 推动专业型的原产地签证管理 |
5.3.3 提升管理技术、管理工具运用效能 |
5.3.4 全面实现原产地签证管理的“智能化” |
5.4 实现科学化企业管理,发挥原产地服务效能 |
5.4.1 依托海关信用管理、风险管理体系开展企业管理 |
5.4.2 改进企业宣传培训模式 |
5.4.3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促进协同管理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工作调查问卷 |
附录B 惠州海关原产地业务访谈主要内容 |
附录C 惠州海关原产地业务访谈对象情况表 |
致谢 |
(6)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摘要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3.3 沈阳经济区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3.4 哈长城市群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的不足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7.1.1 目标明确 |
7.1.2 重点突出 |
7.1.3 灵活运用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模式的研究 ——以义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市场采购贸易的研究 |
1.2.2 信息化监管的研究 |
1.3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1.3.1 市场采购贸易 |
1.3.2 信息化监管 |
1.3.3 创新驱动发展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第2章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模式的形成 |
2.1 市场采购贸易的形成与演变 |
2.1.1 义乌市场的发展历程 |
2.1.2 一般贸易出口与旅游购物商品贸易出口 |
2.1.3 市场采购贸易的确立与政府机构的设立 |
2.2 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
2.2.1 政府监管催生了信息化平台 |
2.2.2 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
2.2.3 信息化平台实现的监管功能 |
2.3 对外贸经营主体实施的信息化监管 |
2.3.1 对供货商的管控:备案制进行税收管控 |
2.3.2 对组货人的管控:管理创新抓住贸易枢纽 |
2.3.3 对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的管控:备案制落实奖罚机制 |
2.3.4 对结汇人管控:制度创新规范收结汇操作 |
2.4 信息化平台实现的政府职能 |
2.4.1 政务信息的发布:受众广、传播快 |
2.4.2 市场采购贸易认定:程序便捷、主体易监管 |
2.4.3 线上业务操作:便利高效、政民互动 |
2.4.4 政府部门间协同监管:一站式办理提升管理效能 |
2.4.5 平台数据监测分析:利于企业监测及外贸形势预判 |
第3章 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对比 |
3.1 监管效能的对比:更节能、高效 |
3.2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对比:凸显时效性和准确性 |
3.3 在政府公信力方面:增强政民互动、提高执行力、增加信任度 |
3.4 行政业务操作流程的对比:操作简便,创新管理流程 |
第4章 当前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模式面临的挑战 |
4.1 信息安全风险 |
4.1.1 网络安全隐患 |
4.1.2 人员信息使用管理问题 |
4.2 部门间数据全面共享的障碍 |
4.3 信息部分失真 |
4.4 无证经营的外贸主体监管问题 |
4.5 监管中的重监管轻服务问题 |
第5章 完善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模式的建议 |
5.1 通过管理创新,建立信息安全管理新模式 |
5.2 通过组织创新,建立政府数据中心来实现信息共享 |
5.3 通过技术创新,打造全链条数字化贸易和智慧商贸城市 |
5.4 开发服务项目,推进政府职能转型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研究局限 |
6.3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9)产业转移趋势下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体系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生产概念 |
2.1.2 生产协作概念 |
2.1.3 生产协作体系概念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协同理论 |
2.2.2 区位优势理论 |
2.2.3 供应链管理理论 |
2.3 环境分析方法 |
2.3.1 PEST分析法 |
2.3.2 五力模型分析法 |
2.3.3 SWOT分析法 |
第3章 红豆服装外贸发展环境分析 |
3.1 我国服装行业的宏观环境分析 |
3.1.1 政治与法律环境分析 |
3.1.2 经济环境分析 |
3.1.3 社会环境分析 |
3.1.4 技术环境分析 |
3.2 我国服装行业竞争环境分析 |
3.2.1 潜在的行业新进入者 |
3.2.2 替代品的威胁 |
3.2.3 买方议价的能力 |
3.2.4 供应商议价的能力 |
3.2.5 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 |
3.3 我国服装业的内部环境分析 |
3.3.1 资源 |
3.3.2 能力 |
3.4 服装行业SWOT分析 |
第4章 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体系现状分析 |
4.1 公司概况 |
4.1.1 红豆集团概况 |
4.1.2 红豆服装外贸概况 |
4.2 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体系现状 |
4.2.1 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目前的组织架构 |
4.2.2 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流程 |
4.2.3 红豆服装外贸供应商的合作情况 |
4.3 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体系面临的问题 |
4.4 导致问题的原因分析 |
4.5 生产协作体系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4.5.1 生产协作体系调整必要性分析 |
4.5.2 生产协作体系调整可行性分析 |
第5章 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体系调整策略研究 |
5.1 生产协作战略方向的调整研究 |
5.1.1 加快生产协作区位调整 |
5.1.2 以发展为中心全面布局 |
5.2 生产协作区位的调整研究 |
5.3 生产协作基地调整研究 |
5.3.1 打造海外生产基地 |
5.3.2 整合海外生产资源 |
5.3.3 国内生产协作基地调整 |
5.4 跟单管理模式调整研究 |
5.4.1 培养专业人才 |
5.4.2 建立健全服装外贸跟单流程管理机制 |
5.4.3 完善员工评价体系 |
5.5 供应商管理模式调整研究 |
5.5.1 供应商选择策略的调整 |
5.5.2 供应商管理策略的调整 |
5.6 生产协作资源整合研究 |
5.7 生产信息交流调整研究 |
5.7.1 企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目标与原则 |
5.7.2 企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基本架构 |
5.8 质量管理模式调整研究 |
5.8.1 外包方的选择和评价 |
5.8.2 识别外包产品质量关键控制点 |
5.8.3 与外包方签订质量协议 |
5.8.4 现场监督和验收 |
5.9 生产协作组织调整研究 |
5.9.1 建立专责机构的意义 |
5.9.2 组织架构调整方式 |
5.10 建立生产协作风险管控体系 |
5.10.1 风险的识别 |
5.10.2 风险的评估 |
5.10.3 风险的管理 |
5.11 生产协作体系调整效果的预评估 |
5.11.1 供应商的稳定性 |
5.11.2 产能的提升 |
5.11.3 订单交付的改善 |
5.11.4 生产柔性的提高 |
5.11.5 供应商的战略合作 |
5.11.6 运营成本的下降 |
第6章 生产协作体系实施的保障措施 |
6.1 公司领导应重视生产协作体系的调整 |
6.2 加强制度建设 |
6.3 注重人才培养 |
6.4 定期对生产协作体系的适应性进行评价 |
6.5 建立生产协作体系持续改进机制 |
6.6 注重企业文化建设 |
结论与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签证研究 ——以泰安海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原产地无纸化签证研究综述 |
1.2.2 国外原产地无纸化签证研究综述 |
1.3 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和不足 |
第2章 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签证相关知识及现状 |
2.1 原产地证概念 |
2.2 原产地证书的种类 |
2.2.1 非优惠原产地证书 |
2.2.2 优惠原产地证书 |
2.2.3 专用原产地证书 |
2.3 原产地证签证流程 |
2.3.1 签证备案申请 |
2.3.2 申请原产地证书 |
2.3.3 证书获取方式 |
2.4 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的概念界定 |
2.5 数字化原产地证书ECO的内涵与意义 |
2.5.1 无纸化原产地证书介绍 |
2.5.2 原产地证证书签证无纸化的作用 |
2.6 原产地证书签证采用无纸化模式的必要性 |
2.7 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的理论基础 |
2.7.1 电子政务理论 |
2.7.2 国际贸易便利化理论 |
2.7.3 无纸化贸易理论 |
2.8 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进程的现状和国外经验 |
2.8.1 国内原产地证书无纸化发展现状 |
2.8.2 国外原产地证书签证情况 |
2.8.3 可供我国参考的国外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经验 |
第3章 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过程中的困难和原因分析-基于问卷调查 |
3.1 关于泰安海关辖区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情况的调查 |
3.1.1 问卷调查 |
3.1.2 实地访谈 |
3.2 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原因分析 |
3.2.1 企业端遇到的问题 |
3.2.2 企业端遇到问题的原因分析 |
3.2.3 签证机构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4章 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的推动措施和建议 |
4.1 立法先行完善法律法规支撑 |
4.1.1 完善与之相匹配的政策法规确保无纸化安全立法先行 |
4.1.2 构建与无纸化签证相匹配的管理模式 |
4.2 做好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推广的统筹设计 |
4.2.1 大力推进协同政务 |
4.2.2 统一规划制定标准 |
4.2.3 制定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推广总体规划和分步推进步骤 |
4.3 创新管理模式对企业实施差异化管理 |
4.3.1 把好企业备案关 |
4.3.2 对信用等级低的外贸企业加强管理 |
4.3.3 对诚信等级高的企业给予便利 |
4.4 改进原产地管理系统以企业差异化管理为基础实施智慧签证 |
4.4.1 以企业分级管理为基础分级审单 |
4.4.2 探索实施智慧签证模式 |
4.4.3 强化技术支持提高系统运行水平 |
4.5 提高认识加强政策宣传 |
4.5.1 充分利用现有工具广泛宣传 |
4.5.2 创新宣传方式提高宣传效率 |
4.5.3 定期召开政策宣讲会精准宣传 |
4.5.4 促成行业协会搭建政企沟通桥梁 |
附录1: 泰安海关进出口企业原产地无纸化签证情况调查表 |
附录2: 走访泰安海关原产地主管科室工作人员访谈主要内容 |
附录3: 走访原产地证书申领企业访谈主要内容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外贸运行情况与政策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跨境电商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D]. 林剑君.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3]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以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例[D]. 苏成之.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5]关检改革背景下的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研究[D]. 刘州. 兰州大学, 2021(02)
- [6]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7]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8]市场采购贸易信息化监管模式的研究 ——以义乌为例[D]. 楼双双. 南昌大学, 2020(03)
- [9]产业转移趋势下红豆服装外贸生产协作体系的调整研究[D]. 顾蔡卫. 兰州理工大学, 2020(03)
- [10]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签证研究 ——以泰安海关为例[D]. 单仕春. 山东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