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俱乐部及其莫斯科会议

一、罗马俱乐部及其莫斯科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夏承伯^[1]（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李景然^[2]（2017）在《巴以和谈与国际社会促谈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巴以和谈在传统的“零和思维”及其路径依赖下已陷入“以暴制暴”的安全困境,并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之一,但也是考验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全球影响力的“试金石”。本论文以巴以和谈为研究对象,在全球治理的理论视阈下从国际组织、主权国家两个层面来考察联合国、美欧、俄罗斯及中国等国际社会多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尤其致力于巴以冲突难题治理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比较了联合国的受制型促谈模式、美欧的主导型促谈模式、俄罗斯的务实型促谈模式等在政策立场、机制建设和项目运作方面之异同、评估了这三类促谈模式对巴以和谈进程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旨在彰显中国促谈模式之于国际社会合力促谈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并分析其在政策、制度与路径等方面的独特贡献,进而对进一步建设性地推动巴以和谈进程提出了对策建言,由此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逻辑关系。联合国受制型促谈模式是因为尽管关于巴以和谈进程出台了一系列决议、方案、政策,但因联合国促谈执行机制与决策力受制于美国的掣肘而实效低下、倍受牵制。美欧主导型促谈模式发挥的影响力不尽相同,欧盟倡导经济合作及提供援助,美国在立场、执行上对以色列的支持和援助明显具有倾向性。俄罗斯务实型促谈模式具有务实与灵活的“平衡器”特色,三类各自都对巴以和谈进程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却难以根治巴以冲突顽疾。因此,一个在政策理念、机制建设、行动方式上均有所创新与突破的全新促和模式的运用迫在眉睫。通过横向对比与纵向梳理,本文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安全经济人文并举的中东和解新模式,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中国贡献”尤为独特且意义深远。中国建设型促谈模式的内涵包括政治上坚持“劝和促谈”、经济上坚持“援助合作”、人文上坚持“民心相通”,以及坚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促谈新路径。这不仅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也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抓手,更为中国参与治理全球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魏婷^[3]（2017）在《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 ——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桎梏。当下的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克服的“短板”和“瓶颈”。作为“过来人”的西方发达国家如何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是值得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如何看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关系着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工业化及发展道路有正确认识,关系着中国共产党能否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这一认识历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要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实现这种发展”的认识过程,而1970年代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以1970-1979年即1970年代为研究阶段,以这一阶段《人民日报》所刊载的相关文章为文献依据,以"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对1970年代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如何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喉舌和舆论工具,其刊文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重大事件和世界重大事件的看法和观点。本文选取了 1970年代《人民日报》刊发的与国外环境相关的150篇报道,这是当时国人接受和了解西方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的主要信息渠道,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环境污染和治理的认识与态度,基本能够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外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除前言和结语外,正文为四章。前言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意义,概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明确了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的重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第一章从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危机和冷战格局下的东西方世界两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国外环境污染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了 1970年代《人民日报》国外环境报道的基本情况,并从四个方面全方位尽可能地还原报道的主要内容。第三章分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环境污染认识的主要特征,并从两个方面探究了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第四章客观分析了 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环境污染认识的意义,阐述了作者研究中的一些思考和启示,认为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代价,是一个大国崛起的代价之一。在认识环境污染问题上,要防止泛意识形态化。结语部分指出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西方发达工业国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泛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导致对环境污染根源的误读。

马朝林^[4]（2017）在《世界秩序学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秩序学派”是与“世界秩序模式工程”相联系的一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该工程创立于1968年,是由世界秩序研究所组织的一项跨国教育、思想和社会运动,持续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主要参与者包括门德洛维兹、福尔克、加尔通、马兹锐、科塔里、坂本义和、沃克尔、金淳基等人,目的是追求一个和平、富足、社会公正和生态平衡的世界,在国际教育界、学术界和公共生活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世界秩序模式工程既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又是一个有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取向的国际关系学派——世界秩序学派。世界秩序学派以和平、经济福利、社会正义和生态平衡四项价值为分析框架,以国家、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全球公民社会）为行为主体,以全球法治、体系变革和以人为本为理论内涵,力图通过改革联合国和跨国社会运动实现世界秩序的转型。该学派坚守传统研究方法,秉持世界主义规范取向,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世界秩序学派与我们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存在明显不同。该学派对现实主义理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它缺乏规范考虑,而新自由主义不过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变体。强烈的规范倾向、共同的学派特点使得世界秩序学派与英国学派成为最具可比性的两支理论,然而它们在思想取向上存在明显差异,分别是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代表。世界秩序学派与反思主义诸理论具有亲近性,特别是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世界秩序学派更重视建构,强调走向公正世界秩序的转型过程和依靠力量。世界秩序学派是对二战后和平研究的重要发展,它将和平与经济、正义、生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在当代背景下进行了不断与时俱进的革新和发展,推动“世界秩序”一词成为教育、学术研究和政策界的流行语。该学派是当代世界秩序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规范国际关系学科的先驱。该学派对主流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和科学行为主义方法的挑战、以《选择》杂志为代表的学派平台对众多非主流理论、包括第三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支持和推动,使得世界秩序学派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支理论。世界秩序学派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来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间的观点分歧是学派受到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学派缺乏历史意识、对科学方法强烈拒斥的研究路径也是其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不被主流学界充分重视和接纳的原因之一。最为重要的是,世界秩序学派过于激进和超前的转型主张、并不足够有说服力的转型战略使得它始终无法摆脱“空想”的指责。世界秩序学派需要在提供具体政策建议、展开理论比较和实证研究等方面实现突破,同时,人类需要突破自我,为一个和平、富足、公正和生态平衡的世界而努力。

杨敏^[5]（2016）在《从《2052》看罗马俱乐部发展观的转变》文中提出罗马俱乐部是较早关注和研究全球性问题的非官方的国际性学术研究团体,提出了“全球问题”,在唤醒人类生态意识、全球意识和整体意识,督促人们采取行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年）和最新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以下简称《2052》）（2012年）,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参与了两本书的编纂。本文以研究((2052》为主,《增长的极限》为辅,一方面,通过在“经典”与“最新”之间做比较,发现《增长的极限》的价值是在思想上敲响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警钟,“零增长”的解决办法是不现实的,《2052》给出了较为理性的回答,即正确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注意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研究范围更公平。第一章是引言,分析选题的研究背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列出研究方法和论文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是对《2052》创作的历史背景、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做简要分析；第三章则是通过和《增长的极限》相比得出《2052》书中具有的新特点及新思想；第四章是从发展模式、科技理性和实践维度三个方面分析《2052》发展观的转变；第五章分析《2052》的历史价值和作用。

曹伊^[6]（2014）在《俄罗斯与中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着世界各国的安全形势,传统的政治军事斗争手段已经不能确保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所有安全权益。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也面临着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诸多领域的新威胁和新挑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特点,决定了开展国际合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本文在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指导下,以俄罗斯和中亚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合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了对俄罗斯和中亚安全来说较为典型的四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三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能源安全）以及双方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多边和双边的跨国合作。本文共包括序言、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个部分。序言部分扼要说明了本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基本结构和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分析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背景。本章首先阐释了非传统安全的涵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必须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历史背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安全观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联系为双方开展非传统安安全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章主要探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反“三股势力”合作。本章首先阐述“三股势力.”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严重威胁以及双方打击“三股势力”的紧迫性,并在充分分析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必要性的基础上,研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开展反“三股势力”的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和举措。第三章主要论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禁毒合作。本章首先阐述毒品泛滥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在探讨双方国内禁毒措施及其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开展多边和双边跨国合作治理毒品走私问题。第四章主要研究俄罗斯和中亚在防控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合作。本章在分析非法移民问题产生及其对双方影响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俄罗斯和塔、吉、乌三个主要劳务移民输出国的移民政策,指出双方加强移民合作的必要性,并揭示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防控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第五章主要阐述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本章首先分析俄罗斯和中亚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然后分别从中亚能源在俄罗斯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俄罗斯在中亚能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两方面分析双方开展能源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论述双方在能源领域开展的多边和双边合作。结语部分在对前文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对俄罗斯与中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前景进行展望,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可回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虽然时有龃龉,但是合作仍是未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途径。

朱继东^[7]（2013）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研究指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吴雷钊^[8]（2011）在《“全球良知” ——罗马俱乐部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罗马俱乐部是于20世纪60年代为解救人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各类困境问题而成立的第一个国际性学术研究团体,它首创了对威胁当代人类生存的各类困境问题的研究,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全球意识、整体意识和合作意识,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方面,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在罗马俱乐部看来,新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全球时代,由此引起的问题也成为“人类困境”问题（即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罗马俱乐部在全球问题研究中所着力的是,促进对构成我们生活中的自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组成部分的认识,促使全世界的决策者、研究者和普通民众都来关注这种新的问题,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具有创新精神的新政策和行动的实施和开展,提出解决全球问题必须依仗全球性的普遍行动。罗马俱乐部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的学术性研究团体,聚集了一批世界着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他们围绕罗马俱乐部的的核心宗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提交了一系列专题报告,从1972年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至发表于2009年的最新报告《五倍级》,罗马俱乐部已经走过了40年的春秋。在这40多年的成长历程中,罗马俱乐部从未放弃过对困扰人类未来发展的“人类困境”问题进行研究并寻求“通解之道”的努力,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和称赞的荣耀。罗马俱乐部的研究视角不断进行着转换和升华,指涉政治、生态、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等多个领域和要素,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省、甚至是惊世骇俗的思想理论,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研究和解决“人类困境”问题的基础性理论参考,具有任何组织、个人和国家都无法替代的里程碑式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值得称赞的是罗马俱乐部向世人贡献了大量极具前瞻性眼光和人文道德关怀的宝贵知识价值和思想财富,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主义理念和提升人的素质等观点,并且产生了长远而深沉的世界影响。尽管在发展历程中,罗马俱乐部也经历了繁荣与低迷、前进与停滞、继续抑或转型的困惑,但值得人类庆幸的是,作为“人类困境”问题研究开创者和引领者的罗马俱乐部坚持了下来,并一路走到了现在,而且已愈发以朝气和积极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优秀国际声誉的着名国际智囊团队,对其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流变进行提炼、梳理和总结,并对其思想对当代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剖析,以更好地指引当代人类社会前行的轨迹,无疑是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的研究者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即试图对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并探寻其思想价值的当代意义。本文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提出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了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和创新之处,并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文献做了学术史回顾。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则在全面分析罗马俱乐部所有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分别对其发展观、科技观、人文观、生态观、社会文化观和全球观进行了阐述,详细总结了其思想指涉各个领域的主要观点、具体内容和演变历史,并对其中的某些重要思想观点进行了评析。第六章分析了罗马俱乐部思想体系的特征及其学理性贡献。第七章着重分析了罗马俱乐部思想的当代影响与现实意义,尤其注重分析了其孜孜推崇并倡导的全球主义、全球意识和全球伦理等价值观对当代国际关系进步与转型的影响,并论述了罗马俱乐部思想对与世界的联系日渐紧密、对世界的影响愈发增大的中国所具有的启示和意义。

孙凯^[9]（2010）在《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和谐世界”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潮流,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它经历了一个从“和谐的世界”理念到“和谐世界”理论的发展过程。从理论的定位来看,“和谐世界”理论与全球治理都是规范理论,都把整个世界作为解释范畴,都强调权威的作用；从理论的构成要素来看,“和谐世界”理论与全球治理在价值、规则、主体、客体、绩效方面既有相当的一致性,也有所差异。本文从全球治理理论与“和谐世界”理论两者的理论渊源、背景、内涵等方面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指出二者的共性与不同,并提出了实现“和谐世界”理论的一些措施与方法。本文除引言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包括：第一部分：本部分主要是对西方提出的全球治理理论基本问题进行论述,首先是治理与善治的问题。对这两个词的认识是对本文所要研究的最根本的前提。其次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以及内容进行论述,得出全球治理理论存在的局限性。第二部分：主要是从我国传统“和谐”思想的起源出发,结合西方的“和谐”思想,通过分析国内国际两个背景,在我国提出“和谐世界”理论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以及其基本内涵等三个方面对“和谐世界”理论进行阐释。第三部分：通过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和谐世界”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二者存在的共性,指出“和谐世界”理论在诸多方面较之全球治理理论存在的特点,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完善。第四部分：对“和谐世界”理论治理全球问题的应采取的具体措施进行论述。主要包括,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加强多边国际合作、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以及制定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等几个方面

魏宁^[10]（2009）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教育立法研究》文中提出“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最高级文明形态,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1]无论从人类文明结构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人类同环境的关系的角度来说,或是从现代人类环境教育来说,包含生态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育立法都是对传统环境教育观的继承与拓展。本文不仅在学术上对环境教育立法进行了理论创新型的研究,也在实践中将生态文明与当代环境教育立法,特别是中国具体国情下建立环境教育立法结合起来,预见了中国环境教育立法的发展前景,为中国环境教育立法回应生态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环境教育立法的方向。本文以生态文明观为核心,从理论、技术和实践层面,探索环境教育立法问题,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在具体分析我国的环境问题、环境教育、环境教育立法的前提下,介绍国外环境教育法制建设的现状,对我国环境教育立法提出合理建议。本文从以下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引言。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背景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简单的介绍了本文的创新点和采用的论述方法。第二部分是对我国在生态文明视野下进行环境教育立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总结。生态文明作为环境教育立法新的诉求,有其重要性和必然性。本部分介绍了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及其历史演绎,总结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了生态文明与环境教育法治建设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从环境问题、环境教育以及环境教育立法的角度,分别予以分析和总结。在健全环境教育立法体系的过程中,首先也是最为迫切的,是认清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其次,要立足现行环境问题,探究我国环境教育的重要意义。再次,要认清我国环境教育体系的现状,因地制宜,加强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教育立法,使我国的环境教育立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第四部分是对国外环境教育立法情况的概括。首先,本部分对国外环境教育立法进行了总体概述。其次,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环境教育立法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从而为我国环境教育立法提供经验和启示,为后文环境教育立法部分的撰写埋下了伏笔。第五部分通过建构切实有效的环境教育立法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支撑。具体来说,从环境教育的总则（概念、性质,立法依据,立法原因和目的）;环境教育的计划及工作开展;环境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利与职责;环境教育的保障规定;环境教育的法律责任五个主要方面进行实体内容的构设。同时,在环境教育立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程序正义”,在我国基本的立法模式基础上,规范与健全环境教育立法程序,弘扬环境民主,实现立法过程中充分的民众参与,使环境教育立法更加具体化、可操作化。第六部分是结论。在对全文进行总结之后,再次阐述了在生态文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加强环境教育立法的价值。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环境教育立法的制定不但影响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而且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因此,现实与理论结合,人文与法律联姻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然趋势。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环境教育立法的探讨,揭示环境教育立法的内在体系框架,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二、罗马俱乐部及其莫斯科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罗马俱乐部及其莫斯科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巴以和谈与国际社会促谈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 ——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世界秩序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从《2052》看罗马俱乐部发展观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6）俄罗斯与中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8）“全球良知” ——罗马俱乐部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和谐世界”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教育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罗马俱乐部及其莫斯科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2]巴以和谈与国际社会促谈模式比较研究[D]. 李景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1)
• [3]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外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 ——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例[D]. 魏婷. 武汉大学, 2017(06)
• [4]世界秩序学派研究[D]. 马朝林. 南京大学, 2017(04)
• [5]从《2052》看罗马俱乐部发展观的转变[D]. 杨敏. 内蒙古大学, 2016(02)
• [6]俄罗斯与中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D]. 曹伊.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9)
• [7]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 [8]“全球良知” ——罗马俱乐部思想研究[D]. 吴雷钊. 中国政法大学, 2011(09)
• [9]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和谐世界”理论研究[D]. 孙凯. 南昌大学, 2010(04)
• [10]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教育立法研究[D]. 魏宁. 山东师范大学,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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