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诚的“笔记小说”

一、论阿成的“笔记小说”（论文文献综述）

侯德云,桫椤^[1]（2021）在《当代笔记小说与传统审美趣味》文中研究表明侯德云:笔记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分支,流脉非常清晰,直到今日,它也还是耀眼的存在。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显得过于笼统。我们最好再细化一下,把这一词组剖为两半,一半是"笔记",一半是"小说",拿显微镜看看,它们在源头上的含义是什么。先谈"笔记"。先贤认为,笔记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是随笔记录的野史,形式随便,诸如见闻杂录、考订辩证之类,都可归入。显然,这跟汉朝设立的官职"掌故"有关。

冯译萱^[2]（2021）在《阿城论》文中研究表明谈及“寻根”,阿城似乎成为一枚标志符号,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却一叶障目般消弭了其多元的意义。众所周知,阿城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伴随着《棋王》的横空出世而渐入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除杨肖着有一本《阿城论》的专着外,大部分均为评论文章、硕士论文,至今未有以阿城为对象的博士研究论文。通过对此前的研究文论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觉,学者们对阿城的创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例如,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多集中于早期的小说,而忽视了后期影视剧本、艺术对谈、学术着作等,如古代造型学研究《洛书河图》《昙曜五窟》。还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阿城发表于期刊杂志的零散文字的考察,如本人认为对其创作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篇影视评论《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创作者观念的部分误读,为此,本文也将担当起对阿城进一步完整而立体化研究的使命。本文以阿城至今发表的文本作品、访谈演讲为基础,补充以阿城于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部分零散文字,对以往研究打捞梳理,在其经历、思想、文字间,勾连环环相扣的趋同内涵,构造出作家本身创造性、传承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质。通过阿城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间的互渗交融,观照其文本丰富的艺术素养,并通过对其文论思想的考察,说明他对传统的执着,根源意图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守卫,是对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开拓,为了尽可能对阿城做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了四大章节。第一章意在探究阿城的文化观念,对其创作做纵向的历史梳理。通过梳理阿城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从家庭背景、到成长中汲取的知识结构、从知青经验到美国生活,展现阿城文化思想的形成,理解他始终以文化为母题的创作。同时通过辨析阿城与“寻根文学”的纠葛,说明阿城创作的心理机制:他所主张的文化“寻根”,在历史语境中实则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带有守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与其他寻根作家予以对比,更可挖掘他内在文化精神的“底气”。从阿城映照现实的文化观,我们可有理由引申至否定《棋王》是一部道家文化之作;思考其创作观,更可明确小说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主义”创作特质。第二章主要阐明其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之艺术方式间的勾连转化,遵循着不同艺术的某些共同规律,阿城在小说中将美术的感知、笔法、审美蕴化为语言的表现工具;通过四字组合、标点符号、休止等手法构建强烈的节奏,通过重复、叠音、对仗的手法显现诗歌般的旋律;并将电影的蒙太奇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声画合一的手法融会贯通到文字的书写,使其文字练就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质。第三章内容,主要对阿城小说的艺术特征做以提纲挈领的分析,从新笔记文体、“古”化的语言风格、诗意的叙事表现予以深入研究,在重顾传统文学范式的同时,说明其创作是对深化“中国特色”文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有益尝试。第四章则对阿城迄今为止的文论话语深入分析,探讨其始终秉持的“自由观”——是制约的自由与同情的自由,即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仁者”的自由。同时理解阿城对“巫”文化的热忱,乃至成为他对艺术、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谱系认知理论的一脉重要来源。试图说明阿城对多样性文化的“自觉内化”:对传统的追根溯源,对知识结构的差异强调,甚至对渐近失落的原儒文化、萨满文化的打捞,无一不证明着对渐近消逝的文化的寻回,贯穿其思想的内在理路。

蔡娅雯^[3]（2020）在《阿成作品中的哈尔滨意象》文中研究说明在阿成建构的哈尔滨城市意象里,人物意象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阿成结合自身的经验与体验,或想象,或记忆,构建出乐观知足的小市民、漂泊思乡的流浪者和需关爱与尊重的知识分子等丰富的人物意象群,记录他们在哈尔滨的生存状态,并将其放置在城市文学中,呈现出每一类人物意象特有的哈尔滨地域属性的精神世界。哈尔滨的久居生活经历,促成了阿成对哈尔滨城市文化的融入与关切。作家聚焦于哈尔滨的建筑、商业、宗教和休闲等多元的文化意象,阐释了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哈尔滨城市意象形态以及显现出的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阿成作品中的哈尔滨意象具有独特的言说策略,他运用俚俗粗鄙化的语言塑造出具有哈尔滨文化品格的豪放粗犷的人物意象;诗化的语言讲述出具有哈尔滨文化特色的诗性故事,而诙谐幽默的语言渗入也消解了历史生活的沉重感;亦实亦虚的“阿成”叙述者与“无我之境”的叙述者的转换,强化了哈尔滨人物意象与文化意象的意象能指。

张学昕^[4]（2020）在《短篇小说的“上帝之手”——阿成的短篇小说》文中认为文学圈内的人都知道,当代小说家中有一位"阿城",本名钟阿城;还有一位"阿成",本名王阿成。"阿城"是北京人,"阿成"是黑龙江人。两位年龄相近,两位又都擅长中、短篇小说,又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走上文坛。黑龙江的阿成,生长、生活在素有"教堂之都"的哈尔滨,业余读过职工大学中文班,曾经有数种职业身份,当过临时工、司机、"夜大"教员、工会干事、俱乐部主任、编辑、副主编。始终蛰居哈尔滨,偏安一隅,生活从容不迫。

徐俐文^[5]（2019）在《阿城笔记小说文体探析》文中认为1984年,阿城凭《棋王》一文登上文学舞台,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阿城的阐释几为“寻根”话语所垄断。《棋王》被视为寻根文学代表作,与寻根文学相互阐释。正如文学史的“寻根”书写绕不开阿城的先行意义,对阿城的研究也始终离不开“三王”,而阿城的笔记文体小说创作却始终未能引起评论界足够关注。另一方面,对于时称“新笔记小说”的研究,则侧重于孙犁、汪曾祺、高晓声、林斤澜、贾平凹等人,还尚未有对阿城笔记小说的系统性个案研究,这不免是一种遗憾。诚如阿城所言,笔记小说这一文类同时具有诗、散文、随笔和小说的特征,可以通过它把许多遗产传之后世,同时可以在描写中超前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例如句子的节奏、句调、结构、视角等等。这一文类作为新时期“现代性”追求与“寻根”语境下作家对综合古典资源与现代性的尝试,却只在当时引起了热议,而后期的研究总结则显得较为不足。本文从文体角度对阿城的笔记小说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正是为弥补阿城研究的不足,同时对新笔记小说这一“有意味的形式”的分析,也是基于当代如何整合文学资源进行创作的思考。本文试图在历史考据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阿城的笔记小说创作还原于80年代历史语境,利用叙事学理论,结合中国古代传统文论和美学、哲学着作,并通过阿城与其他作家如汪曾祺、何立伟、贾平凹的同时期笔记体创作进行共时性比较,深层分析阿城笔记小说的文体特色及其根源。另外,本文从叙事特点和语言体式两个方面,将阿城笔记小说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及废名、鲁迅等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历时性比较分析,试图对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传统文学资源的利用问题和短篇小说创作技巧问题作出解析。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理清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和源流问题,对笔记小说进行释名。同时该部分还还原历史现场,对新笔记小说的历史语境、发生发展、推动因与理论建设进行详细梳理,指出新笔记小说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同构性。另外,该部分对阿城在80年代关于笔记小说、寻根文学的理论发表和创作参与做简单概述,为下文的展开奠定宏观背景。第二部分从叙事特点角度对阿城笔记小说展开分析,从文本的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叙事风度、叙事时间、叙事节奏角度归纳总结出其笔记小说存在的两大特点:弱化叙事与双构性叙事,并指出这两大叙事特点的形成既与个人经历造成的审美取向有关,也与刻意为之的心理动机有关。在叙事结构方面,阿城的笔记小说呈现出背景淡化、因果和戏剧性因素削弱的反高潮特征,虽看上去自由散漫随性,实质上则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在叙事角度及风度方面,阿城的笔记小说运用散点透视法来处理素材,不受时空限制,从各个视点进行立体刻画叙述。同时,阿城常以冷静客观的叙事风度叙述世俗生活和百态人生,如王德威所言“冷眼旁观”,这与他的时代边缘人的身份不无关系。另外,阿城的限知视角是一个有趣命题,在这一视角下进行的叙事,叙述者的主体精神被隐藏,使得小说呈现出冷静客观的面貌。从叙述时间与叙述节奏的角度来看,阿城笔记小说的叙事时间是远小于故事时间的,并且常用写意化的手法进行故事压缩,用几个时间片段作一生的缩写。而从整体来看,阿城的笔记小说是一种双构性叙事,即在表层的淡化叙事背后蕴含深层诗性结构。虽然阿城的笔记小说看起来是拒绝隐喻式的平铺直叙,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精雕细琢的寓言性、比喻性、象征性的写作。第三部分从继承和解构两方面分析阿城笔记小说的语言体式。阿城笔记小说语言体式特征十分明显,即简淡枯瘦,这一方面与传统白描炼字、文言句法、修辞策略的习得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以节制、口语化表述反抗主流话语模式的时代风尚有关。阿城笔记小说的节制首先体现在白描炼字方面。他用词极为准确传神,不加渲染、铺陈,这来源于他细致的观察力和精确的概括力。除此之外,阿城融合了传统的白话和文言的文法结构,表现为短句多、无主语、关联词极少等等,使其笔记小说语言呈现出既能俗白自然又能文雅含蓄且极为简劲的特点。同时,阿城在语言体式上的回归也是一种策反的修辞策略。另一方面,阿城以短句构成文本的言说形式和对日常语的亲善,本身即为一种对抗激进共性话语的解构力量,这使得阿城笔记小说天然带有反抗和现代主义色彩。

陈佳玲^[6]（2019）在《地域·民生·民间：阿成乡土文学研究》文中认为从周作人、鲁迅、梁实秋、丰子恺、老舍到沈从文、汪曾祺,乡土文学一直是文学界研究的关注点。而阿成和沈从文、汪曾祺等乡土作家一样,都是以个人生活地域为限,“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土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阿成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当代延续。因此,本论文意从地域、民生、民间三个角度研究阿成的乡土文学创作,以探寻阿成乡土文学创作的特色以及其乡土文学创作在中国乡土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及意义。阿成扎根黑土,用一生的笔墨讲述“胡地”“胡人”“胡骚”,呈现出显着的地域特色。本文第一章主要从自然地域空间以及地域文化空间方面切入分析阿成笔下北国的边地色彩与异域色彩。其笔下北国的边地色彩主要体现在其荒寒雄浑的边地自然环境与英勇阳刚、坚韧乐观等边地民风上,而异域色彩主要体现在北国江南哈尔滨的异域风情之上。阿成作为一个“平民作家”,他对民生极其关注。而其对民生的关注透过食之书写有深刻的体现。阿成的食之书写关联着北国大地,更关联着民生。本文第二章主要以饮食书写角度入手,从饮食之味、味中之味以及生活现象的美食家三个方面入手分析阿成对北国边地子民饮食之品味。由饮食到生活再到审美,由表及里的反映出阿成对北国地域和民间百姓的真挚关注以及对其的审美态度,而透过阿成对民生的书写也可看出阿成对民间的亲近、欣赏、认同的审美姿态。阿成关注民生,更关注着那个承载着芸芸众生的广阔的民间。本文第三章即主要从书写者阿成的民间视角、对民间品格的书写以及浪漫的民间艺术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阿成对民间世界的书写,并通过纵观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发展来界定阿成在中国乡土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及意义。

李云侠^[7]（2019）在《1980年代“新笔记小说”的兴起及其文学史意义》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1980年代兴起的“新笔记小说”为考察对象,首先梳理其兴起的背景、命名由来及随后开创的批评空间;然后再在重返文学史现场的期刊策划、选本编纂、作家创作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新笔记小说的文学史意义。本文认为,以往研究受限于“新笔记小说”概念范畴的笼统认识,忽视了新笔记小说既受制于新时期文学意识,又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在主题与文体方面都有所拓展的复杂性。而只有在对这一复杂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总结新笔记小说的具体创作实践经验,才能更深入地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和研究方面关于古典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换等重要问题。绪论部分说明选题缘由与研究综述,指出目前学界对新笔记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艺术特征的研究上,忽略了新笔记小说命名背后被遮蔽的相关文学史问题。另外对论文涉及的相关重要概念——“笔记”、“笔记小说”、“新笔记小说”做出涵义辨析与界定。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新笔记小说兴起的过程。首先溯源新笔记小说的兴起背景,即老一代作家自觉的创作意识、“寻根热”与“向内转”在1980年代文学场中的持续升温与发酵,在此基础上,由青年批评家林焱和李庆西在1986年明确发明了“新笔记小说”这一概念。然后,本章尝试分析批评界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热烈讨论,进而指出对新笔记小说理论层面的探讨如何推进了新时期文学在相关问题上的思考,讨论中的共识与分歧又如何折射出这一概念命名背后有待进一步明晰的问题。第二章以南京《雨花》杂志1987年开始推出的“新世说”专栏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新笔记小说命名后出现的“新世说”对新时期文学发展作出了怎样的回应。首先,由叶至诚对专栏的策划着手,指出笔记小说范围内的“新世说”在1980年代中后期产生重大影响更多是由于主题题材与文学思潮紧密关联,然后在专栏篇目整理的基础上,以“伤痕文学”为参照说明作家作品如何化用古典文体形式,在题材上持续推进与突破“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主题,并以《世说新语》为参照,分析“新世说”独特的讽刺艺术。第三章以八九十年代之交相继出现的几本新笔记小说选本为研究对象,从编者都聚焦“文体意识”的编选依据中,发现选本如何延着“文体创新”的批评理论视角持续以“形式革命”的方式推进新时期文学发展;而选篇中广泛驳杂的题材及其与1980年代各文学思潮间的紧密联系,又如何体现了“新笔记小说”并不局限于文体层面的文学史意义。本章将结合选本中的具体作家作品,探讨新笔记小说如何对“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乡土风俗文学、寻根文学思潮与流派创作做出了拓展与推进。第四章聚焦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家林斤澜,通过分析其对古典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探讨1980年代“新笔记小说”批评范畴在阐释具体创作实践时的局限性。首先在对林斤澜“矮凳桥风情”系列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现他对“笔记体”、“传奇体”等多种古典传统资源的借鉴与转化;然后再在与相关理论批评的对话中指出,如要继续彰显新笔记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应当从作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艺术体系着手激活“新笔记小说”这一批评范畴对于创作的具体经验启示。结语部分概括新笔记小说对新时期文学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对论文所关涉的古典资源承续问题作出扩展性探讨。

张希鑫^[8]（2019）在《阿成小说的北疆流寓者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阿成是北疆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迟子建一起并称为“寒地文学”的双子星。阿成从事文学创作蜚声文坛已临中年,他的作品自觉接续了东北作家关注底层人民的传统。阿成甘愿做北疆大地上的行脚人和记录者,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书写北疆的凡人俗事,生活北疆地区的芸芸众生始终是阿成观照的对象。在阿成构筑的“俗人”世界中,北疆流寓者形象是其中重要的人物序列之一。阿成文学园地中的北疆流寓者形象包罗多种类型,包括历史记载的那些被遣戍至北疆的流人、也包括十月革命和二战期间流亡到哈尔滨的外国流亡者以及二代混血儿、还包括闯关东及之后陆续到东北谋生的关内流民。本文将以阿成小说中的北疆流寓者形象作为切入点,对北疆流寓者生成的现实语境、阿成塑造北疆流寓者形象的内在动因、北疆流寓者形象的类型与精神特质、北疆流寓者形象的文化内涵、北疆流寓者形象的价值与意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北疆”及“流寓者”概念进行界定,并与本论文中涉及的“流亡”“流人”“流民”“移民”等相关概念进行了区别;其次,综述阿成小说的研究现状;最后阐释本选题的现实意义。第一章主要分析北疆流寓者生成的现实语境。现实生活中北疆流寓者的总体面貌为文学中北疆流寓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本文首先探讨北疆流寓者生成的现实语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北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物候特征成为容纳流寓者的先决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稀少的人口分布使东北成为淘金者的乐园,大量的中原流民选择到东北谋生。其次,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荒寒的气候使得该地成为古代历朝犯人的流放地。最后,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站接纳了大量的外国流亡者。第二章主要从作家自身出发,分析阿成塑造北疆流寓者形象的内在动因。阿成出身于闯关东移民的家庭,童年便拥有与外国侨民共处的经历,家庭出身及童年经验共同影响了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其次,自觉站在平民立场书写社会中的小人物是阿成的创作基点。阿成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人生之路,平民身份以及底层立场也决定了阿成在作品中塑造的并非社会中的“王侯将相”,而是社会底层的乞丐、街头艺人、商贩、无职业者,以及游走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小人物。最后,阿成的创作始终建立在对“在地经验”的深入挖掘之上,对北疆历史的深度挖掘是阿成自觉的创作诉求,同时也成为阿成聚焦北疆塑造流寓者形象的内在动力。第三章将结合阿成的作品,从内外两个方面对阿成小说中的北疆流寓者类型和精神特质进行归纳及分类。根据流寓者的身份、流寓的原因、流寓的时代可以将阿成小说中的北疆流寓者形象划分为:历史上的遣戍流人、哈尔滨的异国流亡者、流亡地的二代混血儿、流寓北疆的中原流民四大类。而深入到人物的内在精神层面,北疆流寓者的精神特质首先可以表现为浓浓的乡愁,而荒寒偏僻的物候更强化了流寓者的怀乡情愫;其次对于异国流亡者来说,种族、文化的疏离更使精神时刻处于流亡之中,宗教信仰就是异国流亡者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最后通过流寓者尤其是异国流亡者之间温馨的情爱故事,发掘其悲凉人生底色中所展现的人性中的善意与温情。第四章将致力于寻找人物形象与地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分析北疆流寓者形象隐藏的文化内涵。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流寓文化首先给哈尔滨带来了深刻影响,阿成笔下的哈尔滨是一座摇曳多姿的、充满异国风情的“流亡者之城”。而流寓者形象正承载了哈尔滨过去的“文化记忆”,具体表现为城市意象的异国情调以及哈尔滨人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城市建筑风格和人的生活样式是哈尔滨受流寓者影响的重要方面。其次通过流寓者形象的塑造,阿成意在集中展示北疆地域文化。流寓者逐渐适应北疆的自然环境,并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流寓者身上的动态转变显示了北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同化力量。同时东北本土文化的文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自身边缘化的特征,使东北文化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可塑性。流寓者的不断涌入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从而重塑了北疆文化的新质:即包容精神。第五章主要阐释北疆流寓者形象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将从现实意义、文化价值、文学审美三个方面重点分析阿成小说北疆流寓者形象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在现实意义上,流寓者形象的塑造是对哈尔滨城市历史的一种想象性再现。城市经验的在场性表达是阿成与同时代作家相比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这不仅有助于人物形象的本真化塑造,也有益于文学中哈尔滨城市形象的建构。在文化价值层面,阿成小说“引经据典”为我们构建了一部形象的北疆流人史,通过古与今的对比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照反思,提出了引人深思的现实命题。最后在文学审美层面,北疆流寓者形象是对当代文学形象画廊的拓展,那些被文学史甚至历史所忽视的人物得以在阿成的小说中呈现给读者。结语,对阿成小说中北疆流寓者形象的书写价值和研究意义进行概括和总结:阿成的北疆流寓者形象不仅体现了阿成对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更传达了时代剧变之中地域文化记忆的剥落、地域文化精神的褪色的忧虑,以及对消逝的北疆民风和东北精神的深切呼唤,进而表达了作家了对地域文化的热切关怀。

陈军^[9]（2016）在《浅析阿成小说的文体和语言风格》文中研究表明阿成可以说是深得笔记小说创作的真谛,特别是在小说叙事的风度、风格和人物描写的旨趣与方法上。总结起来,在叙事态度上客观、冷峻、不动声色,以达到意味深远或让人震惊的艺术效果,使用白描笔法,用极少的笔墨,对人物特点做准确生动的刻画。为了表现冷峻、含蓄、超脱的传统文化精神,在句式选择上,阿成频繁运用简单句超短句这也形成了他的言语风格。德国文学理论家威克纳克先生曾就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做出评价:"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

段崇轩^[10]（2016）在《“新字号”小说的潮起潮落——新时期小说中期的考察》文中指出综述1977—1989年的新时期小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段,1985年的小说变革是为"分界线"。前一时段以"伤痕""反思""改革"小说构成一个强大的文学主潮,是短篇小说的一个鼎盛时期。后一时段的"寻根"、"现代"、"先锋"以及新写实小说等平分天下,已经没有主潮,文学进入一个多样化时代;在这样一种文学格局中,又出现了众多的"新字号"小说类型,给盛极而衰的文学平添了一种热闹和生机。其

二、论阿成的“笔记小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阿成的“笔记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2）阿城论（论文提纲范文）

（3）阿成作品中的哈尔滨意象（论文提纲范文）

（4）短篇小说的“上帝之手”——阿成的短篇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5）阿城笔记小说文体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地域·民生·民间：阿成乡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980年代“新笔记小说”的兴起及其文学史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8）阿成小说的北疆流寓者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浅析阿成小说的文体和语言风格（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阿成的“笔记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笔记小说与传统审美趣味[J]. 侯德云,桫椤. 当代人, 2021(12)
• [2]阿城论[D]. 冯译萱. 吉林大学, 2021(01)
• [3]阿成作品中的哈尔滨意象[D]. 蔡娅雯.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0(02)
• [4]短篇小说的“上帝之手”——阿成的短篇小说[J]. 张学昕. 长城, 2020(02)
• [5]阿城笔记小说文体探析[D]. 徐俐文.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6]地域·民生·民间：阿成乡土文学研究[D]. 陈佳玲. 长沙理工大学, 2019(07)
• [7]1980年代“新笔记小说”的兴起及其文学史意义[D]. 李云侠.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阿成小说的北疆流寓者形象研究[D]. 张希鑫. 辽宁大学, 2019(01)
• [9]浅析阿成小说的文体和语言风格[J]. 陈军. 明日风尚, 2016(13)
• [10]“新字号”小说的潮起潮落——新时期小说中期的考察[J]. 段崇轩. 五台山,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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