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现代作家评介(1)（论文文献综述）
连正[1]（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彭佳琪[2]（2021）在《电影单叙事、双叙事与多叙事 ——关于电影叙事效果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艺术叙事作为生活叙事的一种延续,是对生活叙事的“典型化”。生活中每个人都处于线性时间之中,时间性是叙事的必然本性。个人生活的线性化相互交织形成复杂、无限多重的社会叙事,只不过这种复杂的生活叙事并不能直接为艺术所用。社会生活的容量无限,但艺术叙事的容量却极为有限。另外,生活叙事的杂乱无序,很难让人去理解、把握,更遑论审美。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在此时得以体现,对生活叙事的筛选、提炼、典型化、想象乃至幻想,使艺术叙事产生了重要审美价值。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诞生于文学和戏剧之后。受前辈艺术影响,在电影发展历史过程中,对叙事方式的探讨始终存在,如严格按照时间和因果逻辑推进情节的线性叙事,因福斯特提出扁平人物进而引发探讨的扁平叙事,由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而推演出的复调叙事,以及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银幕的复合叙事等。近些年,学者们又根据故事对时间的态度进一步提出了单线线性叙事、复线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反线性叙事等,在非线性叙事中又细化出若干类型,如网状叙事、环形叙事、多段叙事、数据库叙事等。这些叙事方式的界定各不相同,没有明确分类。出于对电影叙事问题研究一致性考虑,本文将这些叙事分别归纳为单叙事、双叙事和多叙事。单叙事是具有单线叙事倾向的叙事模式,包括线性叙事;双叙事从属于多叙事,但因为其在多叙事中比重较大,因此单独列出讨论,包括双线索叙事、两段式叙事以及双视角叙事;多叙事则囊括了非线性叙事中三条或三条线索以上的叙事模式和反线性叙事模式。电影诞生至今有一百二十多年时间,在初创阶段,电影单纯地记录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当镜头单纯的记录无法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时,一些电影创作者尝试从经典文学作品或戏剧作品中取材,于是改编成为连接电影与前辈艺术的纽带。电影改编依附于文学作品,是将人物、人物关系、主要情节和其他保留因素,以声画组合的方式在影像媒体上进行的再创作。改编不是电影对文学作品的“直译”,在由文字转化为电影语言时,需要关注到由于文本叙事与电影叙事媒介属性的差异而给予读者和观众自我建构空间的不同。不可否认,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携有迷人的艺术基因。从单个镜头下的片段纪录,到无意中出现的剪辑,再到经由剪辑呈现在银幕上的长片,电影叙事伴随着电影的发展而多变,让人充满探索欲。在电影叙事的发展中,最先出现且至今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是单叙事,好莱坞的大多数影片都采用了这种叙事模式。单叙事并非绝对的单一叙事或线性叙事,而是一种单叙事倾向。随着电影的发展,电影创作者在叙事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不同倾向,电影内容的主导关系也由此发生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胶片的发展,电影的物理叙事容量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带来对于电影叙事模式的更多探索。双叙事倾向电影比单叙事倾向电影复杂,使得观众从接受相对单纯的叙事倾向作品提升到可以应对和欣赏情节相对复杂的双叙事电影的高度。在电影自身的发展中,电影创作者既需要把故事讲述清楚,同时还要注意把故事讲述丰满。在信息纵横交错传播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能体会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五十多年前所提出的预言式观点的正确:媒介即是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网状的、立体的,因此展现在受众面前的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不再是平面的、单一的,信道的多元使得受众眼中的世界变得饱满起来,电影叙事手法随之悄然改变。然而无论是单叙事倾向故事,还是多重线索故事,都无法单独负起电影的多样审美任务。在单叙事中强化人物和叙事节奏,在多重叙事中建构主题、展现心理及情感的复杂性,这本身即是电影叙事发展的“历史必然”。与单叙事相对清晰、稳定的情节结构倾向不同,双叙事与多叙事倾向电影在电影实践中充当了“破冰船”,用一次又一次的电影实验摸索电影叙事的边界,不断扩大电影叙事的空间,变文字叙事之不可能为镜头叙事之可能。但是,在多叙事的电影实践中需要注意把握好多叙事的“度”。一方面是因为,电影叙事是有边界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把握不好多叙事的“边界”,那么极易造成电影叙事的困难,甚至形成电影审美灾难。从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角度来说,娱乐消遣永远是人类必不可少的需求,从这一级需求来看,电影观众的审美边界是模糊的。从较高一级来看观众对电影的喜爱,则是更高的精神需求——艺术美感享受。在自我实现的审美需要下,电影观众的审美边界由于欣赏主体先在感知结构的不同而逐渐清晰明确。采用了多叙事模式、带有实验性质的电影在推动电影发展时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但这种探索往往意味着高淘汰率。电影中表现性叙事与纪实性叙事的比重、影片包含的隐喻性符号与导演风格化倾向的体现,往往会帮助电影创作者在单叙事、双叙事或多叙事模式中做出相应选择。根据创作目的、作品主题与受众特征选择合适的叙事模式,将赋予电影作品更多内涵和价值。对电影单叙事、双叙事与多叙事模式的探究,实则是对不同电影叙事模式阈值的探究,它既是电影审美与接受的“安全范围”,也意味着叙事破界的可能性。总而言之,电影有类型之分,有叙事方式之分,有逻辑是否自洽之分,有能否引发共鸣唤起思考之分,但或许永远不会、不应有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评价之分。无论选择单叙事、双叙事还是多叙事模式,在电影故事吸引人的前提下去探索叙事边界,让观众持续保持期待,或许更有意义。
霍虹[3]（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姜文莉[4]（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蒋永国[5]（2020）在《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日本译介的肇始——“文学革命”的视野》文中提出20世纪20年代鲁迅及其作品被译介到日本,青木正儿、清水安三和《北京周报》是其中重要的媒介。为对抗日本近代的官学性质的支那学,在大正民主革命的时代背景下,青木正儿率先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此后,清水安三也在"文学革命"的视野下向日本文化界介绍鲁迅及其作品。《北京周报》的主编和记者的激进倾向,也促使他们以这个报刊为阵地把鲁迅各方面的文学成就译介到日本。日本译介鲁迅及其作品的肇始表现出为日本近代化寻找文化资源的倾向,这成为后来日本借鲁迅反思其近代化的方法论基础。
赵苓岑[6]（2020）在《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本土的“先驱”作家、批评家,针对其作品、公共参与的批评及“历史现场”的还原却明显地滞后,但这一错位却恰逢法国社会运动及理论走向外的热潮,积极影响了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进程:宏大叙事的形而上的传统被后现代所质疑、清算。后现代思潮中的两股主流后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同属否定性批判,却在批判后是否建制的问题上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近来的研究却揭示了另一种可能:解构主义中“书写”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实践”这一概念有所对话,而且能够继续对话,以回应后现代的现实。深刻影响了解构主义“书写”概念的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实际上已经预示了这一异质性对话,或者说铺垫了这一对话的可能。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如何借由否定性批判作用于后现代思潮,这一问题又具体地分为以下几个问题:中性何时又如何走向否定性批判,在批判的理论坐标上留下“中性批判”的轨迹,中性批判又如何以非连续性、匿名、复多性等特征实现“书写”与实践、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的对话,中性批判如何又是否能够建立“文学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又是否为另一种建制,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及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布朗肖研究、理解后现代思潮的互动,并探索进一步深化对话的可能,但在国内布朗肖研究中却属于缺位的状态。本论文以“布朗肖中性批判”为研究对象,旨在文化、社会、历史的典型现象中还原“中性批判”的生成,并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中性批判的生成关键在于与他者的异质性对话,集中展现了上世纪思想史“非连续性”的转向、尊重他异性的伦理转向以及回归日常的走向。论文将结合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再现布朗肖中性思想与法国典型文学、文化符号、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德国早期浪漫派、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对话,试图阐明中性如何借由否定性批判逐步地走向文学的共通体,实现一种新的共通体与生活方式。论文分绪论、正文与结论三部分,正文共有五章。绪论部分在阐明选题动机及意义的基础上,分析布朗肖中性思想如何与法兰克福学派及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对话,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史三段论、日常的三层公开性、三种关系,以构建中性批判的话语。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针对中性批判的实践研究较为缺乏的现状,选择在正文部分提供较为详实的史料,综合分析中性批判的来龙去脉。论文第一章将聚焦中性批判生成的土壤。二十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批评史避不开布朗肖与萨特,因为他们,法国“话语”因而可能。布朗肖、法国、二十世纪是相互成就的。法国的首都、文学之都、布朗肖文学生涯的起点及场域——巴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文学空间:既为布朗肖所描述,又为其提供中性的条件,也构成中性的接受。本章将分析布朗肖为何批判以科学与进步为标准的现代性:首先享受科学与进步成果的巴黎充斥着以新闻为代表的专制语言,以街垒运动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暴力,反犹现象所表现出的对他者的排斥,促使布朗肖反思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享有过大权力的启蒙以及启蒙所过度推崇的理性。具化了现代性的现代化城市巴黎,作为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互动最为频繁与最为集中的场域,为中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及恰当的喻体。后续章节则回应中性批判的两个关注:生存与审美,也就是如何与他者共存的伦理与如何合乎尺度的表达。同时,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也对应着布朗肖不同的创作阶段,按时序呈现中性批判的发展。首先,以政论式写作开启文学生涯的30年代,布朗肖如何以中性意识突破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重围,不仅刺破了两次世界大战间“和平欧洲”的假象,而且借德占区巴黎与巴黎人无以识别的民族面貌强调了中性的必要性:以批判实现自知,但这一阶段的写作更多地倾向于文化自觉,属于中性走向否定性批判的探索初期。第三章则通过与具体的他者——巴特——的比较（对中性的不同态度、定义及定位）,以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期反戴高乐威权、反对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及这一社会活动高潮期的宣言与自治组织为观察对象,分析二者的不同反应及表述,凸显布朗肖中性批判基于日常的现实粘度与“实践性”,中性批判也正是因为作用于自发性意识的可能,具有实践性。60年代社会运动热潮渐冷,包括布朗肖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移到对语言的思考上来,认为权力的讨论不能仅限于国家机构、政治的视域,应回溯至语言,对语言进行反思。第四章以布朗肖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为切入点,布朗肖批判其“反思自我”的极端主义的可能,提出并实践以断裂、复多性语言为特征的断片书写。但也正因为断片书写,中性批判走向了不同于哲学与传统文学的道路:以写作而非建制作用于意识,而非推翻制度,打造不断生成的文学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或许过于理想,但中性批判对新小说、80年代城市日常书写乃至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影响至今可见,这样一种跨时空的差异性互动或许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共通体的生成性,因此,论文最后一章将具体地以布朗肖代表性虚构作品《死刑判决》为例,辅以新小说理论旗手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代表性虚构作品《窥视者》,分析中性批判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如何调动图文互动,实现一种基于日常又与文学艺术共谋的新的生活方式。论文结论部分就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路径、考察重点与核心观点进行了简要总结,最后指出,通过考察布朗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性批判的流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与思想碰撞,其实践的价值、精神的内涵、思想的前瞻性与独特性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充分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布朗肖中性批判的定义、阶段的划分、特征的梳理、历史定位与思想溯源的追溯,更在于将其当做已经实践过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例,帮助我们探索新时期的批判路径。
陈龙[7]（2020）在《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文中研究指明于右任（1879—1964）既是晚清民国重要诗家,也是此期诗坛风云人物,享有很高诗学声望。把于右任放在晚清民国诗坛中来考察,可以加强于右任诗人身份的体认,使之立体化、鲜活化。而通过于右任及其诗学活动问途晚清民国时期诗坛,也可以反映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诗坛的风云变化。于右任对其时诗坛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诗学观念上,体现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更可以体现在于右任活跃而丰富的诗歌活动上。本文绪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的风云际会:于右任早年以一部《半哭半笑楼诗草》进军晚清诗坛,成为诗界革命骁将;辛亥前后创办四份革命报刊为推动南社发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于右任因此跻身资深社员行列;1918—1922年又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带领军中诗人吟唱,形成陕西近现代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群落——陕西靖国军诗群;抗战时期于右任领衔发起民族诗坛,实际成为国民党文坛盟主,也是扭转抗战诗风的关键人物;晚年寓居台湾发起诗体解放运动,影响了台湾当代诗坛的走向,这可以视作其在民国诗坛活动之余波。第二部分为近百年于右任诗歌研究述评,将百年于诗研究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总结各期主要成就和不足。正文凡四章:第一章在辑录于右任早年诗话文献的基础上（见附录一、二、三）,考察《骚心丛谈》《独树斋诗话》这两部成体系的诗话。这些诗话既是研究于右任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晚清报刊诗话兴盛的个案呈现。其中,《骚心丛谈》是一部革命诗话,重点评介了晚近革命诗人,是20世纪初革命诗学兴起的体现。这部诗话提倡诗歌创作要出入古今、反映时代,这是于右任早年诗学观的主要内容。《独树斋诗话》具有传统诗话的特点,它主张“贵博崇实”,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考据特点的诗话,在民国诗话中别具一格。第二章是于右任的诗歌创作论,凡两节。在辑录于右任集外诗作基础上,第二章第一节结合于右任的人生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诗歌倡言革命、反清反帝,中期诗歌抒写山河沦落、民瘼之痛及革命的残酷漫长,后期诗歌写晚年的生活与心境,以闲情唱和、回顾革命人生为主,最具价值的是“望大陆”系列哀歌。第二节论于氏诗风演变,大体与其主题取向一致,前期诗歌慷慨悲愤,既而转向沉郁顿挫,至晚年寓居台湾后诗风又以悲凉感伤为主。第三章详论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的因缘际会,实质是对绪论第一部分的深入解读,也是论文的重点所在。第一节论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关系,考述了于氏四报为南社发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四报都是南社人聚首交流的园地,《神州日报》《民呼日报》记录了神交社诞生与南社筹备期的联谊吟唱活动,《民吁日报》记录了南社的诞生,而《民立报》更成为南社人的大本营之一,《南社丛刻》总发行所就设于该报馆中。第二节中,笔者提出“陕西靖国军诗群”的概念,并论诗群之崛起、诗人谱系之构建与诗群活动史。第三节考实民国文学史上一个语焉不详的诗社——民族诗坛,讨论它的“民国诗运动”。余论谈于右任走上台湾诗坛盟主之位的大致史程,和于氏晚年诗学观及台湾诗体解放运动。第四章共两节:首节论晚清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阶段特征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第二节论于右任对民国旧体诗现代化的贡献,及其旧新诗体共存发展的启示。因笔者学力不足,此章论证不充分,需待日后继续思考。
李小刚[8]（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提出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张天馨[9]（2020）在《《京华烟云》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林语堂的英文小说处女作Moment in Peking自1939年出版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对《京华烟云》的评价伴随着时代主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Moment in Peking于1939年12月由美国约翰·黛公司出版,短短半年之内就行销五万册,位居当年畅销书排行榜之首,后被译为日、韩、西、葡等外语引发海外广泛好评。但中国读者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却不甚高,1940年6月,上海春秋出版社出版了由郑陀、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这是Moment in Peking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也是“京华烟云”这个名字与中国读者的首次见面。然而这部书从出版伊始就受到了包括林语堂本人在内的纷至沓来的批评与质疑,虽然偶有褒奖,但总体上终未引起较大的波澜,形成了一种“外热内冷”的局面。1944年林语堂赴台湾之后,大陆对林语堂的研究几乎停滞,林语堂的名字被文学史有意识的忽略,即使偶有提及也被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他的作品也不再被刊行,《京华烟云》便被“冷藏”起来,但这部小说在海外及台港地区热议不断,甚至出现了新的译本流传至今,“外热”与“内冷”的对比更加强烈。改革开放后,林语堂研究逐渐由海外波及国内,走向学术界的话语中心,但当时的研究者只是较多谈及林语堂的思想,较少有人关注林语堂的小说创作,直到1987年张振玉翻译的《京华烟云》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及1988年台湾电视剧《京华烟云》在海峡两岸的播出,这部小说才重新回到了人们（包括学者在内）的视野。90年代后,林语堂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得到进一步确认,《京华烟云》作为林语堂小说处女作也被学者重视起来,不仅将其作为一部英文小说进行研究,还将其汉译本《京华烟云》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与其他中外文学经典进行比较研究。《京华烟云》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研究者是将《京华烟云》作为研究林语堂思想的辅助工具,还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其汉译本进行剖析探索,还是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其他中外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发掘它自身的独特性,都是紧密依附于林语堂声名和文学地位的逐渐提高而评论态度有所不同,后来甚至由于爱屋及乌的心态有意忽视作品中存在的缺点,批评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少。影视化改编作为《京华烟云》接受的重要一环,为促进了小说《京华烟云》在大众社会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1988年台湾版《京华烟云》以原着为基础进行了适合影视表达方式的增删,赢得了普通观众和专家学者的双重肯定。2005年央视版《京华烟云》采用了取材式手法对小说进行影视化改编,对原着的人物和情节进行大规模腾挪删减,虽然这样的改编手法受到了艺术评论家的广泛批判,但这部电视剧以华丽的画面和精湛的表演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大大提高了张译本《京华烟云》的知名度。2015年云视版《新京华烟云》则完全抛开原着,进行了几乎是“重写”的改编,成了青春爱情剧、家庭伦理剧、爱国抗日剧的大杂烩,虽因明星的粉丝效应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但也被学者诟病最深。
许丽萍[10]（2020）在《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困惑”（1955-1970） ——以崑南、王无邪、李英豪的逐“梦”历程为视点》文中研究指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一直都备受重视与研究,然而仍遗留下许多未被解决的问题。香港本土青年作家崑南、王无邪、李英豪一开始便对现代主义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在《文艺新潮》上大量发表创作,后又创办“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创刊《新思潮》与《好望角》,并通过大量的翻译、介绍和创作不遗余力地进行现代主义文学的宣传与实践,将之作为自己极力追逐和实现的文学之“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三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的热情坚定,逐渐变为怀疑退却,甚至最终“背弃”现代主义文学转而走上另外一条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路,这种现象背后似乎隐含着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场域中的“困惑”。因而,本研究以“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主要成员崑南、李英豪、王无邪在追逐现代主义文学之“梦”历程中的态度及创作变化为切入点,去探究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困惑”的原因,从而理解香港严肃文学在发展中所遭遇的困境,进而感知其价值所在。本文由七个部分构成:绪论、正文四章、结语以及附录。绪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述及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及意义,从宏观上明确了研究的切入点和重点所在;其次是对“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以及崑南、王无邪、李英豪三人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明确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价值;最后通过对研究思路的阐述,交代论文的结构由来及原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香港五十年代的文坛状况,重点爬梳《诗朵》和《文艺新潮》的创刊经过,以了解崑南、王无邪、李英豪所追逐的文学之“梦”是如何萌芽、成长的。本章重点述及五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条件和背景,并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崑南、王无邪的创作情况感知其二人在逐“梦”的初始阶段对现代主义文学抱有的热情。第二章论述了“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与《新思潮》创立的过程。通过探析崑南、王无邪选择“文学”和“美术”两种形式的原因,进而理解“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取道现代主义发起“文化再造运动”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识及二人的文学报负。其次述及为了实现这一文学报负,“现代文学美术协会”所要走的理论路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主义”的反思。最后通过举例分析此一时期崑南、王无邪发表在《新思潮》和《香港时报·浅水湾》上的作品,从而得出结论:在“现代文学美术协会”成立不久,崑南和王无邪便对文学和自我力量产生了怀疑。第三章经由“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暂停与重组揭示了《好望角》创刊背后崑南文学之“梦”的动摇,并从经济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及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自身的局限性等多个角度探寻了“梦”动摇的原因。另外,对此时加入“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李英豪在现代主义批评上的热情、建树与思想进行论述,以与此时崑南、王无邪的动摇后退形成对比。第四章通过对“现代文学美术协会”解散之后崑南、王无邪、李英豪的创作转变进行论证梳理,明确此阶段其三人文学之“梦”的坠落及表现,并结合三人文学转向上的时间共性,探究六十年代的经济社会背景及个人的反思对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影响。结语对全篇加以总结,从“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主要成员崑南、王无邪、李英豪追逐现代主义文学之“梦”历程中的态度变化洞悉严肃文学在香港生存与发展的困境,进而感知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所作的坚持与价值。
二、日本现代作家评介(1)（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现代作家评介(1)（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关于“简介概述日本茅盾研究概况”的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的研究现状 |
| 1.3.3 前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茅盾小说日译单行本的滥觞之作——《蚀》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史论 |
| 2.1 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翻译和研究 |
| 2.1.1 《幻灭》的译介: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接受的滥觞 |
| 2.1.2 《大过渡期》:茅盾作品日译单行本的先河 |
| 2.1.3 《大过渡期》发表后日本学界的多种评价 |
| 2.1.4 昭和前期日本接受和研究《蚀》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2 昭和中期(1945-1966)《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概况综述 |
| 2.2.1 “审美”的突破与回旋:佐藤一郎与高田昭二对《蚀》的研究 |
| 2.2.2 特殊历史语境下中日对《蚀》研究的异同 |
| 2.3 东瀛学界的多部声:1970 年代至今《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2.3.1 茅盾作为“作家”的起点:《幻灭》文学价值在日本的重估 |
| 2.3.2 对《蚀》的“女性解放”、“性描写”及版本流变的研究 |
| 2.3.3 21 世纪《蚀》在日本研究的新坐标:白井重范的“《蚀》论” |
| 2.3.4 异文化语境下中日对《蚀》接受与研究的异同 |
| 第三章 永不磨灭的经典—《子夜》各日译本的问世、流变与研究考论 |
| 3.1 “恶文”评价与完整译本的缺席:《子夜》在二战前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3.1.1 增田涉的评价与未实现的约定 |
| 3.1.2 到底是“恶文”还是“杰作”?——对竹内好《茅盾论》的再解读 |
| 3.2 二战后(1945-2013)多个《子夜》日译版本的问世、流变与评介 |
| 3.2.1 首部《子夜》日译单行本的诞生及其意义和价值 |
| 3.2.2 1960 年代的再译:小野忍与高田昭二的合译单行本 |
| 3.2.3 作为“杰作说”的铁证:竹内好的译介与评价 |
| 3.3 《子夜》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3.3.1 译者的再度评介:尾坂德司与高田昭二的《子夜》研究 |
| 3.3.2 昭和后期(1966-1989)是永骏、中野美代子、筱田一士的《子夜》研究 |
| 3.3.3 平成时期(1989-2019)桑岛由美子、白井重范的《子夜》研究 |
| 3.3.4 《子夜》在日本接受研究的多元化与递进性 |
| 第四章 “梅女士”于日本之再现—《虹》日译单行本的生成与接受 |
| 4.1 《虹》日译单行本的问世及其前后学界的解读评价 |
| 4.1.1 一部未完成的译着:武田泰淳对《虹》的翻译和解读 |
| 4.1.2 对“梅女士”的人物形象分析:藤井冠次与武田泰淳的对话 |
| 4.2 《虹》与武田泰淳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互文性 |
| 4.2.1 中国式侠义的精神符号:“梅女士”于二战后日本之再现 |
| 4.2.2 追求女性解放的使者:关于玛利亚的原型室伏克拉拉 |
| 4.3 二战后《虹》在日本的研究综述 |
| 4.3.1 搁笔缘由的探究:三宝政美对《虹》的研究 |
| 4.3.3 《虹》中的“虚”与“实”:是永骏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
| 第五章 茅盾40 年代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以《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为例 |
| 5.1 国民党政治黑幕小说的特殊意义:《腐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5.1.1 《腐蚀》各日译版本的生成及评介 |
| 5.1.2 《腐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5.1.3 “自我迷失”与“身份焦虑”:《腐蚀》对堀田善卫短篇小说《齿轮》的创作影响 |
| 5.2 《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梳考 |
| 5.2.1 一部现代版的《红楼梦》:《霜叶红似二月花》三个日译本的生成与评价 |
| 5.2.2 对“母性式包容”及“男性式无能”的解读:中日学者界的对话与争鸣 |
| 第六章 中国乡村景观的觅寻—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述论 |
| 6.1 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的一座桥梁:《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及研究述评 |
| 6.1.1 《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 |
| 6.1.2 《水藻行》发表前后日本报刊评论综述 |
| 6.2 茅盾其他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
| 6.2.1 《春蚕》《林家铺子》《小巫》等日译情况综述 |
| 6.2.2 《春蚕》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电影单叙事、双叙事与多叙事 ——关于电影叙事效果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叙事概念溯源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成果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文本叙事与镜头叙事 |
| 第一节 叙事理论发展概述 |
| 一、古典叙事理论 |
| 二、经典叙事学 |
| 三、后经典叙事理论 |
| 第二节 电影叙事实践与发展 |
| 一、欧美小说对电影叙事的影响 |
| 二、电影作为一种语言 |
| 三、电影叙事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的关系 |
| 一、自我建构空间差异 |
| 二、依附与反哺 |
| 三、改编:忠于原着,再现精髓 |
| 四、叙事与交流 |
| 第二章 作为电影故事基本架构的单叙事 |
| 第一节 电影单叙事历史地位的形成 |
| 一、电影单叙事概念界定 |
| 二、电影单叙事的经典性 |
| 第二节 电影叙事节奏与隐性叙事元素 |
| 一、剧本的叙事节奏 |
| 二、色彩的叙事节奏 |
| 三、音乐的叙事节奏 |
| 第三节 单叙事并不绝对 |
| 一、单叙事是一种叙事倾向 |
| 二、单叙事不意味着单一 |
| 第三章 双叙事给电影叙述带来的改变 |
| 第一节 叙事观念与方式的嬗变 |
| 一、跨学科视野下的电影叙事观 |
| 二、电影双叙事的界定 |
| 第二节 电影双叙事分析 |
| 一、双线交替叙事 |
| 二、两段式叙事 |
| 三、双视角叙事 |
| 第三节 双叙事对电影欣赏的影响 |
| 第四章 多叙事,电影故事的另一种可能 |
| 第一节 电影多叙事出现的必然 |
| 一、社会变革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
| 二、电影艺术重心的漂移 |
| 第二节 电影多叙事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电影多叙事模式 |
| 一、多角度叙事 |
| 二、拼图式叙事 |
| 三、多线程起点重置式叙事 |
| 第四节 电影多叙事的实验性特征 |
| 一、叙事的实验性 |
| 二、导演意识的实验性 |
| 第五节 电影多叙事的审美边界 |
| 一、电影观众的审美边界 |
| 二、电影故事的叙事边界 |
| 三、从单叙事到多叙事:电影叙事探索的殊途同归 |
| 第五章 叙事与选择 |
| 第一节 电影镜头的两种叙事倾向 |
| 一、表现性叙事 |
| 二、纪实性叙事 |
| 三、只是倾向而已 |
| 第二节 叙事符号的隐喻性与风格化:导演意识与导演选择 |
| 一、隐喻性 |
| 二、风格化 |
| 第三节 电影叙事选择与影片效果 |
| 一、单叙事:故事至上 |
| 二、多叙事:电影审美接受的两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本文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与问题求索 |
| 1.3 本文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1.4 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
| 2.1 发生期(1917—1927 年)——从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 |
| 2.1.1 第一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1.2 以冰心批评为主的稚嫩果实 |
| 2.2 发展期(1928—1937 年)——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全面爆发 |
| 2.2.1 第二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2.2 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硕果累累 |
| 2.3 延续期(1937—1949 年)——从抗战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
| 2.3.1 第三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3.2 三大政治区域内批评的不同成果 |
| 第3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 |
| 3.1 “传统”与“现代”之间: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 |
| 3.1.1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形成 |
| 3.1.2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 |
| 3.1.3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弱化 |
| 3.2 “隐含的权威”与“身份的焦虑”: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 |
| 3.2.1 男性批评主体的“催生” |
| 3.2.2 男性批评主体的“建构” |
| 3.2.3 女性批评主体的“焦虑” |
| 第4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 |
| 4.1 第一个十年:理论的“喧哗”与“缺失” |
| 4.1.1 现实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问题小说”的聚焦 |
| 4.1.2 浪漫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自我”及“表现”的提倡 |
| 4.1.3 性别理论的缺失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初探 |
| 4.2 第二个十年:理论的“多元化”与“酝酿” |
| 4.2.1 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阶级性”的强调 |
| 4.2.2 自由主义批评观与对作品“人性”及“审美”的关注 |
| 4.2.3 性别理论的酝酿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深入 |
| 4.3 第三个十年:理论的“政治化”与“萌芽” |
| 4.3.1 国统区“宣传抗战”批评观与对作品“抗战主题”的倡导 |
| 4.3.2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对女作家“政治立场”的要求 |
| 4.3.3 沦陷区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 |
| 第5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基本模式与方法 |
| 5.1 两大类批评模式 |
| 5.1.1 语境论批评模式 |
| 5.1.2 体验性批评模式 |
| 5.2 常用的批评方法 |
| 5.2.1 “知人论世”批评法 |
| 5.2.2 感悟式“诗化”批评法 |
| 5.2.3 “比较分析”批评法 |
| 第6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
| 6.1 “主体精神”的介入与“在场”的批评 |
| 6.2 “实践性”与“体验性”批评的当代启示 |
| 6.3 “理论基点”的价值与“本土理论”的建构 |
| 6.4 “男权”的幽灵与“性别体验”的局限 |
| 结语 |
| 附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文章、着述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福克纳研究综述 |
| 三、大江健三郎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怀乡想象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
| 第一节 从“故乡传统”到“异乡体验” |
| 一、灵感之源:密西西比传说与四国森林峡谷村庄神话 |
| 二、转折点:异乡体验激发的创作转向与崛起 |
| 第二节 从“边缘文学”到“世界文学的中心” |
| 一、“爱恨交织”的美国南方与“暧昧”的日本 |
| 二、从“个人体验”到“人类共相” |
| 第二章 殊途同归的现代性主题 |
| 第一节 身份主题——以《八月之光》和《个人的体验》的比较为例 |
| 一、身份主题的历史语境 |
| 二、意象书写中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
| 三、精神危机与道德困境引发的身份逃离 |
| 四、绝望中人性的闪光——身份觉醒与身份重建 |
| 第二节 女性创伤主题——历史记忆下悲观与乐观的两极 |
| 一、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创伤与复仇 |
| 二、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女性创伤与复原 |
| 第三节 反战主题——异质文化背景下共通的反战宣言 |
| 一、战争创伤书写折射出的反战思想——以《士兵的报酬》和《迟到的青年》的比较为例 |
| 二、异质文化文本中的和平意识——以《寓言》和《广岛札记》的比较为中心 |
| 第三章 历史记忆与现代主义想象力 |
| 第一节 意识流构筑的作品迷宫 |
| 一、绝望中的内心独白:穿越心灵地狱向死而生 |
| 二、自由联想:潜意识底层的“本我” |
| 第二节 融合“记忆”与“启示”的叙事时间 |
| 一、在“闪回”的记忆中洞见历史 |
| 二、在“时光交错”中警示未来 |
| 第四章 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 |
| 第一节 作品群内的自我指涉 |
| 一、互文性书写中空间意象的构建 |
| 二、蛛网式创作中人物的穿梭与再现 |
| 三、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重复中凸显出隐喻的力量 |
|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文学记忆与互文性创作 |
| 一、与《圣经》互文中折射出的拯救意识 |
| 二、与《金枝》互文中凸显出的社会与政治意蕴 |
| 三、“语言诗化”的互文性创作:小说家与诗人跨时空的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大江健三郎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 附录2 福克纳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日本译介的肇始——“文学革命”的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6）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法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性批判的土壤——文学与革命 |
| 1.1 新闻与死亡的权利 |
| 1.1.1 新闻的景观与文学的自知 |
| 1.1.2 捧杀、棒杀与回归日常 |
| 1.1.3 照片、疾病与日常的过渡及匿名 |
| 1.2 暴力与日常 |
| 1.2.1 暴力与日常三难 |
| 1.2.2 四百多年街垒史与中性批判的调性 |
| 1.2.3 精神街垒与知识分子的拒绝 |
| 1.3 批判与日常 |
| 1.3.1 《国际杂志》与跨界的“世界” |
| 1.3.2 批判的根基与尺度——语言栅栏 |
| 1.4 写作与日常 |
| 1.4.1 中间人以及跨界的中性关系 |
| 1.4.2 反犹与为了纪念及警示的批判 |
| 1.4.3 奥斯维辛之后共通体的写作 |
| 1.4.4 流亡、外边与写作的受难、救赎 |
| 小结:拱廊街、拱廊街计划 |
| 第二章 中性批判的萌芽——文化自觉与理论探索 |
| 2.1 象征或者象征性 |
| 2.1.1 “不设防”与象征的逃逸 |
| 2.1.2 象征的“理性组织”与政治激情 |
| 2.1.3 分裂式政论写作 |
| 2.1.3.1 异见者的呼唤——中性的身份 |
| 2.1.3.2 游击、断裂的批判与时代病的诊断 |
| 2.1.3.3 疾病的隐喻、纳粹与虚假的联盟 |
| 2.1.3.4 非暴力不合作的批判与“和平欧洲”的假象 |
| 2.2 虚构与象征 |
| 2.2.1 虚设的门与无形的门 |
| 2.2.2 落空的手与中性的“念头” |
| 2.3 同时代的颜色 |
| 2.3.1 德占区巴黎与无法识别的民族面貌 |
| 2.3.2 不可能者的思想:他异的关系 |
| 2.3.3 拉斯科的野兽与文学的起源 |
| 小结:以文学扞卫象征 |
| 第三章 中性批判的发展——布朗肖与巴特的中性 |
| 3.1 模糊的中性与中性的不同态度、定义及定位 |
| 3.1.1 “服务的中性”与“为中性服务” |
| 3.1.2 巴特的中性与符号结构 |
| 3.2 中性的不同实践——白板书写与白色书写 |
| 3.2.1 “意识”的自由而非“功效”的自由 |
| 3.2.2 中性的不同程度:意识的缺席或者行动的自杀 |
| 3.3 写作的生成与想象的变形 |
| 3.3.1 作家应有的属性:反复自杀的耐心 |
| 3.3.2 先知之言——神性的受难 |
| 3.4 中性批判的“我” |
| 3.4.1 “我可以是谁”的疑问与文学的开端 |
| 3.4.2 反复接近原初的白板书写 |
| 3.5 走出文本的行动:宣言及自治组织 |
| 3.5.1 “走出”、“别处”与文学的本质、作家身份及写作的需求 |
| 3.5.2 拒绝直接而急迫的行动与文学的娱乐性、匿名性 |
| 3.5.3 词与物的中性或者行动的中性 |
| 3.5.3.1 结构主义与政治冷感的原因 |
| 3.5.3.2 无法匿名的戴高乐与知识分子纳粹化的可能 |
| 3.5.4 巴特与词语的“象牙塔” |
| 3.5.5 为了玫瑰的战役——签名与自治组织 |
| 3.5.5.1 与宣言合一及签名的集体性 |
| 3.5.5.2 启蒙、批判与自治组织 |
| 小结:文本的欢愉与共通体的狂欢 |
| 第四章 中性批判的成熟——布朗肖与德国浪漫派 |
| 4.1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危机与文学的良机 |
| 4.1.1 “反思”与写作的镜子 |
| 4.1.2 “无动于衷”的布朗肖与“脱轨”的浪漫派 |
| 4.2 “反思语言”对“反思自我”的批判 |
| 4.2.1 “反思自我”的弊端与语言的自治 |
| 4.2.2 断片的60 年代与布朗肖的断片 |
| 4.2.2.1 独白的交流——断片的花环 |
| 4.2.2.2 言语的群岛与断裂的必然 |
| 4.3 中性语言的特征:“欧几里得几何到黎曼几何” |
| 4.3.1 中性——言语关系 |
| 4.3.2 等待,遗忘——无尽的谈话 |
| 4.3.2.1 等待匿名与复多的言语 |
| 4.3.2.2 “遗忘的回忆”——断片的起点 |
| 4.3.3 作为第三类关系的断片 |
| 4.3.3.1 玩弄切分的解构 |
| 4.3.3.2 断片的三种距离 |
| 小结:如果批判成为一种起源 |
| 第五章 中性批判的装置艺术——布朗肖与罗伯-格里耶的日常 |
| 5.1 日常与现实 |
| 5.1.1 结构主义模型与中性批判 |
| 5.1.2 日常、批判及闲暇 |
| 5.1.3 “闲暇”的品格与约减的翻译 |
| 5.1.4 “远”和“空”的旅行 |
| 5.2 中性的图文互动与作为开关的玛德莱娜蛋糕 |
| 5.2.1 “重现的镜子”以及小说之光 |
| 5.2.2 死亡作为文学的权利 |
| 5.2.3 死亡之眼与作品的诞生 |
| 5.2.4 《死刑判决》的核心意象:都灵裹尸布 |
| 5.2.4.1 《死刑判决》与叙事的叠层 |
| 5.2.4.2 《窥视者》与移动摄影机 |
| 5.3 窥视内外 |
| 5.3.1 内部窥视 |
| 5.3.2 蒙太奇的外部窥视 |
| 5.4 牧神的迷宫——《窥视者》与《死刑判决》的装置艺术 |
| 5.4.1 牧神与现代性 |
| 5.4.2 《窥视者》与造浪的人工海岸 |
| 5.4.3 《死刑判决》与拱廊街 |
| 小结:创造一种日常 |
| 结论:成为我们自己的传承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布朗肖发表文章、序言、后记、集体宣言、公开信、手册总览（按时间顺序排列） |
| 附录B:布朗肖私人书信（按时间顺序排列） |
| 致谢 |
（7）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于右任的诗话着述及其早期诗学观念 |
| 第一节 《骚心丛谈》的文献价值及其诗学观念 |
| 一、傅辑本《骚心丛谈》补遗勘误 |
| 二、《骚心丛谈》的文献价值 |
| 三、《骚心丛谈》的诗学观念 |
| 第二节 《独树斋诗话》的文献价值及其诗学观念 |
| 一、《独树斋诗话》的文献价值 |
| 二、《独树斋诗话》的诗学观念 |
| 第二章 于右任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与诗风演变 |
| 第一节 于右任的人生轨迹与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 |
| 一、倡言革命,反帝反清 |
| 二、山河沦落,革命艰难 |
| 三、落叶归根,遥望大陆 |
| 第二节 于右任的人生历程与诗风演变 |
| 一、早期诗歌(1906年以前):慷慨悲愤 |
| 二、中期诗歌(1906—1949年):沉郁顿挫 |
| 三、后期诗歌(1950—1964年):悲凉感伤 |
| 第三章 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 |
| 第一节 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发生发展 |
| 一、《神州日报》《民呼日报》与前南社时代 |
| 二、《民吁日报》与南社的崛起 |
| 三、《民立报》与南社的兴盛 |
| 第二节 陕西靖国军诗群及其诗歌活动考论 |
| 一、陕西靖国军诗群的崛起 |
| 二、陕西靖国军诗群谱系述略 |
| 三、陕西靖国军诗群发展的三个阶段 |
| 第三节 民族诗坛及其“民国诗运动”考论 |
| 一、民族诗坛考述 |
| 二、民族诗坛的“民国诗运动” |
| 三、民族诗坛在抗战诗史上的影响 |
| 余论 于右任主盟台湾诗坛及其诗学改革 |
| 一、“朝野齐推为诗魁”:于右任主盟台湾诗坛 |
| 二、“诗体解放说”与台湾诗学改革 |
| 第四章 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歌的近现代化 |
| 第一节 晚清诗歌近代化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 |
| 一、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鸦片战争爱国诗潮 |
| 二、中国诗歌近代化的阶段特征 |
| 三、《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 |
| 第二节 于右任对民国诗歌现代化的贡献及其当代启示 |
| 一、于右任对民国诗歌现代化的贡献 |
| 二、旧新诗体共同发展的启示 |
| 附录一 《半哭半笑楼》辑录 |
| 附录二 《骚心丛谈》辑录 |
| 附录三 《独树斋诗话》辑录 |
| 附录四 《晚清民国报载于右任佚诗辑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8）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 (二)梦幻性段落 |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多角色命运 |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京华烟云》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文学史中的林语堂及其着述 |
| 1.别具一格的散文作家——林语堂形象的最初定位 |
| 2.反动的“帮闲文人”——政治标准下的特殊形象 |
| 3.林语堂散文家身份的重新确认 |
| 4.贯通中西的文化学者——林语堂21世纪的新形象 |
| 第1章 外热内冷——Moment in Peking的初期接受状态 |
| 1.1 洛阳纸贵:Moment in Peking的海外发行与传播 |
| 1.2 差强人意的汉译本:《瞬息京华》与《京华烟云》 |
| 1.3 外热内冷的加剧:新中国成立后《京华烟云》的传播 |
| 第2章 爱屋及乌——林语堂魅力下《京华烟云》的接受 |
| 2.1 作为文化小说:林语堂研究中的《京华烟云》 |
| 2.2 作为外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汉译本研究 |
| 2.3 作为现代文学经典:比较视野中的《京华烟云》 |
| 第3章 多重演绎——《京华烟云》的影视化改编 |
| 3.1 回肠荡气的时代悲歌:台湾版的增删式改编 |
| 3.2 繁华尽现的京俗长卷:央视版的取材式改编 |
| 3.3 不伦不类的情感闹剧:云视版的重写式改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困惑”（1955-1970） ——以崑南、王无邪、李英豪的逐“梦”历程为视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梦”的萌芽与成长—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萌芽:《诗朵》与五十年代香港文坛 |
| 第二节 成长:《文艺新潮》的试炼 |
| 第三节 热情的火花:崑南与王无邪的现代主义创作 |
| 一、崑南:梦想“不减价” |
| 二、王无邪:“火焰”的力量 |
| 第二章 “梦”的成形:“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与《新思潮》的创立 |
| 第一节 如何成形—背景溯源 |
| 一、“文学”与“美术”思路之由来 |
| 二、“文化再造”背后—“梦”的政治意识 |
| 第二节 成形路线:反思“五四”与“现代” |
| 第三节 成形之后—“梦”动摇的预兆 |
| 一、对文学与自我力量的怀疑 |
| 二、《香港时报·浅水湾》上的拉锯 |
| 第三章 “梦”的动摇:“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暂停与重组 |
| 第一节 《好望角》创刊的背后 |
| 一、“梦”的隐喻及其表现 |
| 二、“梦”动摇的原因:多向度 |
| 第二节 批评家李英豪的热情与建树 |
| 第四章 “梦”的坠落:“现代文学美术协会”解散及以后 |
| 第一节 “梦”坠落的表现 |
| 一、崑南:向“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学”的转向 |
| 二、李英豪:寄情生活与传统 |
| 三、王无邪:弃诗文而从画 |
| 第二节 “梦”坠落的原因 |
| 一、经济与社会对文学的影响 |
| 二、关于现代主义“实用”价值的个人之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崑南发表作品情况统计 |
| 附录2: 王无邪发表作品情况统计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日本现代作家评介(1)（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2]电影单叙事、双叙事与多叙事 ——关于电影叙事效果的分析[D]. 彭佳琪. 吉林大学, 2021(02)
- [3]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4]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5]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日本译介的肇始——“文学革命”的视野[J]. 蒋永国.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0(06)
- [6]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D]. 赵苓岑. 南京大学, 2020(12)
- [7]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D]. 陈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8]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9]《京华烟云》接受史研究[D]. 张天馨. 吉林大学, 2020(08)
- [10]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困惑”（1955-1970） ——以崑南、王无邪、李英豪的逐“梦”历程为视点[D]. 许丽萍. 山东大学, 2020(10)